梦回青春话汾中之三

曾经沧海

梦回青春话汾中之三

郑子文

清贫生活苦亦甜

那时候，正值国家极度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十分缺乏，就连我们日常学习用的抄本和作业本，也大都是“再生纸”印的，十分粗糙。最严重的是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这的确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这哪里可能？那时，城市人口月供成品粮27斤，农民年均原粮360斤；这是经过科学计算，能保证人基本生存的标准，哪里会饿死了人？医学计算，一个人不吃不喝要七天才能饿死，每天九两粮，是不可能饿死人的。只是因为那时食用油、肉蛋、蔬菜等也比较缺乏，才使人遭受了饥饿的煎熬，这却也是实情。这才产生了吃不饱的问题，导致一部份人出现了营养不良，肢体浮肿等问题。

那时，国家对学生特别重视，初中生月供33斤（其中包括1斤豆类），高中是34斤，给予了特别照顾。即使如此，年轻人受饿是免不了的。

应当说明的是，那时全国标准一致，即使是中央领导，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遭受着同样的煎熬，同甘共苦，全民一致；就是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未比别人少吃了一斤粮。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人民理解中央在困难条件下的艰难决择，知道困难终能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所以才能勒紧裤带，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时期。

回到正题，我们那时上学吃的是大灶，每人每月伙食费7元，吃的是份儿饭。每个班分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每天有一人轮值，每天饭时由值日生用梢桶将饭打回教室，再将饭分发给大家。天气热时，我们就在食堂外的场地上分食。那时的饭，日常两餐，分别为馒头、窝子头、和子饭、汤面、小米焖饭，五六种饭轮换着吃；倘是节日，就会有蒸饼、花卷、肉菜汤吃。那时肉蛋供应很少，寻常见不到荤腥，除非节日才有此口福。人在有饥饿感的时候，什么饭都感觉好吃，现在想起来，初中在汾阳，高中在平遥，两个学校的饭都很好吃，而且饭菜的品类和滋味都全无二致。饭菜中做的最好的是小米焖饭，分干的和稀的两种。干的焖米饭，小米粒金黄，一颗是一颗，既好看又好吃；稀的叫“二难粥”，别是一种滋味；米饭就着萝卜腌制的老咸菜丝或现腌的萝卜丝，又好吃又有营养。饭虽好吃，但饭里缺乏油脂荤腥，人的肚里没有营养积蓄，就很容易饿，生活虽然愉快，但常不免遭受饥饿困扰。那时人们的食量都很大，很能吃，用的都是大海碗，吃一大海碗饭还没有饱的感觉，每天到最后一节课时就饿得发慌，没心思上课了；不停地转头向教室外张望，看日影移到什么地方了，快不快下课了？有时饿的不行了，饭量大的人布兜里总是裝些盐，饥了就从兜里摸出盐粒放到嘴里抿，或啃几口咸菜，用以减轻饥饿的感觉。

对于家在城里的学生来说，每到周日，就能饱饱地享受一天；因为那时学校有个不合理的规定，就是周日回家的学生不许退饭；这样，每周日我们就可以代回家的农村同学打饭。我们把馒头、窝窝留给他们回校后吃；和子饭、汤面、米饭等就代他们吃了，敞开肚子饕餮一天。那时我最多一顿能吃6碗和子饭，足足够半梢桶，食量大得惊人。

那时，农村的景况比城市好一些，农村的同学每周一回校，总要带一些炒面、油茶；山区的同学还会带核桃、秋果、果子片等零食。农村的同学厚道大方，每周回来后，总要将这些东西分给我们吃。我们班的靳福茂、左孝智、邓生甫、李世英、陈智良、张富智、王恩仁等同学，我不知吃过他们多少东西。他们把家里省下来让他们日常垫补的贵重食物分给我们，这是什么恩情？在那个年代，太难能可贵了，这恩情让我记了一辈子。

那时候，忍饥挨饿虽是一种常态，是一种煎熬，但前进中的困难总是可以被人接受和理解，而光明的前景又常给人以希望和期盼，人们期待着“困难时期”的过去，勒紧裤带坚持了下来。随着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落实，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起来，我们终于熬过了那个“困难时期”，靠着勒紧裤带过日子的“穷过度”精神，我们实现了健全的工业体系，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之后又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才取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夏收大忙季节

频繁的生产劳动生活

说汾中是注重全面发展的学校，还因为汾中安排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较多。那个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从1958年起，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兴起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热。学校劳动之外，师生还要经常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夏收、秋收、大炼钢铁、深翻土地、修水库、挖水渠等。像修文水县的“文峪河水库”，汾中师生就出了不少力。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比较正规了一些，参加社会劳动比较少了；没有赶上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兴修水利工程那样的大型运动，但每年的夏秋大忙季节都要参加夏收、秋收工作，尤其是秋收时节，每年至少一个多月甚至四五十天都在农村参加劳动。有时，春种期间也会突击几天下乡劳动。

社会劳动之外，学校参加农场劳动则各班每周一天成为定例。记得学校那时在城郊的冯家庄有菜地，在较远的栗家庄有玉米、高粱等大秋庄稼地。这些劳动都比较轻松，苦不重，就像郊游踏青一般，心情愉快。比较重的就是给农场送大糞，又脏又臭，从学校厕所的粪坑里把大粪掏出来，两人抬一桶，抬到冯家庄菜地边的粪窖里，往返一趟最少八里，每天至少三趟，是最脏最累的活了，好在学校班级多，轻易轮不上一次。

在各种劳动之中，下乡秋收是最愉快的了。秋收劳动天气凉爽，劳动也不太累，不用像夏收“龙口夺食”时在太阳暴晒下弯腰抢割麦子那样艰苦。像掰玉米、割高粱、割谷子、摘棉花之类的农活，劳动强度都没有割麦子那样苦重。而且农村人憨厚，见学生来帮助劳动非常欢迎，每天招待我们的饭食都比较丰厚，窝头面食之外，还有焖红薯、煮玉米等新鲜食品；窝头也是新玉米面蒸的，比我们在学校吃的陈粮食品好吃多了，给的量也不用像在学校那样斤斤计较，可以吃得饱腾腾的。在农村劳动，既不用天天背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也不用计算xy方程，轻松愉快，又能吃饱，所以同学们大多都喜欢下乡劳动。

在田野里吃饭别有兴味

当然也有例外，1962年秋，我们到肖家庄村秋收。肖家庄是一个很特殊的村子，是困难时期汾阳有名的“讨吃村”；很多人都到城里或别的村舍讨吃，讨来的食物回家后又晾干了，再推成炒面拿到城里来偷偷地卖，这成了肖家庄一部分人讨生活的“生计”。

那年秋，我们到肖家庄秋收，住在肖家庄的学校里，吃饭也是借用学校的灶房。不知什么原因，带队老师宣布说，“我们到村里来劳动，应当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只能按27斤的标准来安排生活。”因此，吃的饭就比在别的村劳动时少的多。那时吃的饭主要有窝头和红薯蔓子蒸的“饹垒”（汾阳人用菜或土豆丝拌了面粉蒸出来的一种食品；太原人叫“拨烂子”）。因为饹垒量大，我那时饭量大，就不吃窝头而吃饹垒。即使如此，到地里劳动时间不长肚里就饿了。那时，我们学生们都很自觉，凡是地里能生吃的东西都不敢吃。比如胡萝卜、萝卜、西红柿，都不敢吃；就在地里吃生谷子、高粱、玉米等。见地里有很多农民偷烧吃玉米留下的灰烬，我们就在灰烬中寻找有无漏下的熟玉米，有时还真能找到农民吃剩的半个烧玉米来，那就如获至宝，十分高兴。肖家庄的村民很奇怪，上地时很多人都带着搪瓷小盆，到了地里就煮菜、烧玉米吃，所以地里留下的灰烬很多。晚上收工时就会有民兵守在村口，对下工回村的社员挨个搜查，看有无偷粮食的。这种情况，我们只在肖家庄见过，别的地方从来没有。也不知肖家庄是管理教育不好，还是村风就是如此。

在肖家庄劳动还遇到过一件尴尬事。一天下午收工回村时，路边有一块红薯地，有一半已经起完了红薯。有几个同学看到了，就下到地里在起完红薯的地方翻找地里残留的小红薯吃。其他同学看到了，也纷纷进地翻找。带队的赵良枢老师没敢下去，站在路边等同学们出来。闫日普同学见赵老师没有下来，就拿了一个他找到的小红薯跑到赵老师身边说，“赵老师，你也尝尝吧，很甜。”

赵老师接过红薯擦了擦，还未放到嘴里，路上突然过来几个民兵，把赵老师围起来，凶巴巴地训斥道，“谁让你让学生们偷刨红薯的，走！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完，不由分说，把赵老师拥回村里。到村里训斥一顿后，还逼迫赵老师写了检查。我为此对肖家庄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肖家庄在民风淳朴的古汾州，那真是一个另类。

参加农村劳动虽然侵占了学生的学习时问，但却培养了学生爱劳动的优良品德。尤其是我们城里的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年年参加农村劳动，不仅增长了农业生产知识，而且有机会了解体验农民生活，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不过这种频繁的下乡劳动也影响了学习，汾阳中学那些年的升学率总是上不去，远远地落在了周围平遥、孝义、文水、交城的后边；起先是因为孝义、文水、交城等县没有高中，后来这些县有了高中，但在汾中上高中的外县学生还是占了一多半。也因如此，汾阳籍的大学生少之又少。

（未完，待续。）

工 间 休 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