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于漪老师（一）

任彦钧

【写在前面】

去冬便听说于漪老师病危，昨天上午噩耗传来，3月14日22时18分，老人家在医院逝世，享年97岁。夜不能寐，于是苦心孤诣拟了一幅挽联：“教文育人情为重，入圣觉世道不孤。”内容源于2019年本人所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该文由我社《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首发，民进中央机关刊物《民主》转发。全文较长，现分两次刊布，谨此沉痛悼念于漪老师。愿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

于漪老师生平

于漪，女，汉族，1929年2月7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起先后任教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上海市杨浦中学，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起历任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名誉校长，1997年任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兼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等。

她被誉为“育人一代师表，教改一面旗帜”。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构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教育为重点的民族精神教育实施体系。主张德性滴灌与智性提升有机融合、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七百万字教育著述。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教师学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主持撰写《现代教师学概论》《基础教育教师学》等著作，主编“现代教师发展丛书”，系统完整研究中国教师学。

曾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上）

——写在“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研讨会”之后

任彦钧

教育家常有，女教育家则不常有，能引领时代之风骚的女教育家更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基础教育界，论起女教育家，业已仙逝的，一个当属有“小学教育界的梅兰芳”之称，以童心为经线、以母爱为纬线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斯霞，另一个当属曾参加开国大典、被周恩来誉为“国宝”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的霍懋征；依然健在的，理应首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年届九旬领奖时却依然“雄赳赳，气昂昂”的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于漪。无巧不成书的是，她们都姓“语”又姓“育”，在语文教育界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界，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2018年12月28日，在上海参加“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研讨会”期间，作为语文媒体人的代表，我曾以“于漪老师的‘夫子之道’浅说”为题，在第三分论坛作了10分钟发言。当时我提出，于老师是我心目中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但因时间仓促，事先未及深入思索，临场也就没能充分展开，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嫌疑，尤其是在从圣人本位转型为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于漪老师与我所在的语文报社有着不解之缘。自语文报社1978年创办伊始，于老师便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关爱和支持，她的许多重量级文献，也是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或中华语文网刊发的。基于此，我1985年工作后，常借到上海出差的便利，登门拜谒她老人家，每次都有朝圣的感觉。

起草发言稿时，我最初本想将于漪老师定位为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先生”，一如冰心、杨绛、叶嘉莹被人尊称“先生”那样。后来经过对“圣人”一词进行悉心考量，发现这个词在中国经过长期演变，早就越来越由“承天道”走向“尽人伦”，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圣人，我将于老师奉为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在学理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圣人”一词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承天道”的圣人是指那些参天地而赞化育的上古帝王，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尽人伦”的圣人是指那些人格完善、道德完美的典范人物，包括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孔子、孟子，以及汉代开始引入中国的佛陀和菩萨。之后，大众还进一步扩展了“圣人”的义项，用以尊称那些各行各业建有不世之功的人，比如关羽被誉为“武圣”，王羲之被誉为“书圣”，杜甫被誉为“诗圣”，张仲景被誉为“医圣”，吴道子被誉为“画圣”，陆羽被誉为“茶圣”，杜康被誉为“酒圣”……到了现代社会，毛泽东1937年曾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胡适也曾荣膺圣人的称号，而在他看来，“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比如早年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周诒春、南开的张伯苓，数学家姜蒋佐（姜立夫），地质学家李四光，政治家吴稚晖、翁文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均有这样的资格。套用他的观点，就中国现代教育史来看，男教育家除了蔡元培、周诒春、张伯苓，其他像梅贻琦、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钱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周有光等同样堪称圣人，若将斯霞、霍懋征和于漪三位女教育家奉为“穿裙子的圣人”，自然并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希圣、成圣的思想源于儒家，儒家对“圣人”一词的界定，其实也是宽严相济的。一方面，“圣人”在大多儒生眼里有特定对象，“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以下，颜回是“复圣”，曾参是“宗圣”，子思是“述圣”，孟子是“亚圣”，王阳明可以算一个圣人，曾国藩则只能算半个圣人。而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又嘉勉弟子们通过治学修道，向着“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境界不懈冲刺。孔子便曾提出“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倡议“即凡而圣”。孟子认为，此处的“圣人”即“人伦之至也”，是人格评价和人格成就的最高位阶，但又可分为不同类型：“治则进，乱则退”的伯夷，是“圣之清者也”；“治亦进，乱亦进”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不羞污君，不辞小官”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孔子，则是“圣之时者也”，又是“金声而玉振”之“集大成也者”（《孟子·万章篇）》。后世的儒家发展了他的“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主张人人皆可成圣。朱熹强调：“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朱子语类》）王阳明也说：“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以为圣人。”（《传习录》）民国时期，冯友兰又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八章“人生的境界”一节进而阐发道：“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人生的境界，因了觉解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功利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道德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其中，“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

于漪老师无疑是有“天地境界”之觉解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通过“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体悟到“内心的深度觉醒”和“强烈的内驱动力”。在研讨会发言中，我曾从以下两个方面透视她的这种觉解：

第一个是作为语文人的使命感。

众所周知，于漪老师一贯倡导让生命与使命同行。她曾多次强调说：“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今天，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对教育使命的觉解；教师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他是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转化者，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转化者”，又体现在“教师的工作是铸造国民素质之魂，所以，今日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这是对教师使命的觉解。

除了上述共同的使命外，语文教师较之其他学科的教师，还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使命。新世纪以来，于漪老师曾超越学科和课程的层面，将语文教育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挂起钩来。她说：“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根，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具体来看：“语文课堂当然是传播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场所，但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语言文字是民族之根基，对传播民族情感、滋润学生心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语文课堂营造的应该是学生语文素养成长的精神家园。”“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母语教育在促使学生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它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始终是指向人的，与人的思维、情感、品质、能力密切相关。可以说，语文就是人生，它伴随人一辈子。”——这是对语文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觉解。而按照她的觉解，语文教师的独特使命，就是通过祖国语言文化的滋养，将学生培育成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这显然是一种自觉的使命体认。

第二个是作为语文人的目标感。

于漪老师介绍过哈佛大学一项调研结果：有一届毕业生，无目标的占27%，目标比较模糊的占60%，有近期目标的占10%，有远期目标的占3%。25年之后，这些3%有远期目标的成了美国的精英。为此她说：“人生的道路上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而树立目标的能力是综合素质的反映。”“语文教师要构建语文教学人生，我热切地期望我们中青年教师能够人才辈出。”

中国古代有经师、人师之分，《礼记》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于漪老师向来看重德才兼备的“人师”，并把汉代韩婴《韩诗外传》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她解释说：“‘智如泉涌’，就是你的智慧要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行可以为表仪者’，就是你思想言行能够当别人的榜样。”——这是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觉解。

“人师”的目标定位，首先应以课堂教学为安身立命之本。1980年代，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于漪老师，便以立体化、多功能的语文教学观，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炉，坚持“教文育人”，被公认为“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之后又担任过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市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但晚年的她，并未在鲜花盛开的风景区留步，而是一方面通过教育研究、教师培养、著书立说，提倡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另一方面又勇于向教育主管部门建言献策，主导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推动将“人文性”写入国家的《语文课程标准》，朝着自己的人生巅峰奋力攀登，很快便转型、升格为具有全面建树的一代宗师。

记得于漪老师撰写《现代教师学概论》、创建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之际，曾设定一个让人登高望远、血脉偾张的目标：“我们是想让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我们要有中国教师自己的教师学”。记得她首创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组成三级培养网络——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1980年代起，她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其中陈军、程红兵、谭轶斌、黄荣华等已在语文教育界大放光彩；受过她的指导、扶持，比如参会的程翔、李震、李卫东、李华平、郑桂华等，也都成了语文课改的中坚人物。记得她近年屡屡鼓励语文教师要好学、深思、力行，提醒大家不要为教参、教学时尚、评价标准、一课一练左右，反对教育行政部门把教师标准化，强调“胸中有数、目中有人”，彰显教师自信和教学个性，期待“我们的语文教学能出现很多流派，百花齐放”。还记得她大声疾呼：“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大师级的人出现，这样的人，是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因为是通才，所以他视野开阔；因为是专才，所以他研究深入。这样的大师能够在纷纭众说中提出正见，在一片迷茫中探寻到正途，引领学科健康发展。”……

综上可见，对于漪老师来说，神圣的使命感给了她“内心的深度觉醒”，崇高的目标感又给了她“强烈的内驱动力”，这就决定着她大写的流光溢彩的语文人生，最终超越了冯友兰所说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从而企及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