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一九九零

墨村明杰

上篇

那年冬天，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我捏着那张去墨尔本的单程机票，一夜没合眼。

车窗外面黑漆漆的，偶尔闪过一个小站的灯光，昏黄昏黄的，像瞌睡人的眼。我把机票翻过来看了好几遍——CA173，广州—墨尔本，17:30起飞。票是借来的。父母凑了五千，亲戚凑了三千，加上刘小芸她妈退回来的彩礼钱，总算换了两千澳元。交完学费只剩一百八。我妈送站的时候说：“出去了，就别想着回来。”我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只顾着把那只人造革箱子往行李架上塞。箱子是借二舅的，角上磨破了皮，他用黑鞋油涂过，看着还像新的。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对面坐着一个中年人，裹着大衣睡觉，嘴微微张着。过道里有人抽烟，烟味飘过来，混着泡面的味道。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很凉，外面的黑夜更深了。

车过石家庄的时候，我想起刘小芸。

纺织厂挡车工，我们谈了两年，她妈一直嫌我是临时工。后来听说我要出国，她妈态度软了，说可以先把亲定了。彩礼八千，我家凑了五千送过去。再后来签证下来，她妈又把彩礼退回来，说：“出了国的人，心就野了，我们小芸等不起。”

刘小芸那天躲在里屋没出来。我站在院子里等了半个钟头，她窗帘都没掀一下。她家的石榴树叶子落了一地，红红黄黄的，踩上去沙沙响。我等得脚都麻了，她还是没出来。

我想，她是在怪我走。

可我不走，又能怎样？接我爸的班？厂里三年没招工了。我爸说，他退休的时候要是能让我顶替，他立马就退。可政策不让，说是要搞什么改革，不再搞顶替了。我爸那阵子天天看报纸，想找到一点政策松动的消息，找了半年，没找到。

不走，我就得一直当临时工。扛大包，卸货，一天五块钱，干一天算一天。刘小芸她妈说得对，临时工，拿什么娶媳妇？

火车继续往南开。天亮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变了，山多了，水多了，房子也变成那种尖顶的。广州快到了。

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厅里，到处是跟我一样的年轻人，穿着借来的西装，拎着人造革箱子。有个戴眼镜的蹲在地上，把箱子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咔嗒咔嗒响。他旁边站着他妈，一直在抹眼泪。他头也不抬，就说：“妈，你回去吧，别送了。”

他妈不走，就那么站着，手攥着衣角。

广播喊航班的时候，有人哭了。是个女的，瘦瘦小小，哭得蹲下去，她同伴拽她，拽不起来。我没哭。我只是想起报纸上说，1985年国家彻底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完全打开。那一年，出国留学生总人数已达三万八千人，其中自费的有七千。到了今年，一九九〇，光是自费出国的就有五万六千人。

我只是这五万六千人里的一个。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也跟我一样，兜里只剩一百多块？

登机了。我排在队伍里，一步一步往前挪。回头看了一眼，候机厅里还有很多人，有人冲这边挥手，有人拿着手绢擦眼睛。我扭过头，走进那条通往飞机的通道。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的耳朵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舷窗外面，广州越来越小，房子变成火柴盒，马路变成细线，然后云遮过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把座椅靠背调直，闭上眼睛。

这一闭，就是一万多公里。

飞机落地墨尔本，十一月，正是夏天。

Tullamarine机场出来，热风扑脸，像有人拿热毛巾捂上来。我站在到达大厅，等人来接。旁边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蹲在地上翻通讯录，翻着翻着突然抬头问我：“哥们儿，你住哪儿？有工介绍吗？”

他叫李卫东，上海人，复旦毕业的，分到研究所，一个月工资八十九块。他不想一辈子画图纸。兜里比我还干净，只剩一百二十澳元。

“没有。”我说。

他点点头，继续翻通讯录。

接我的是老周，八八年来的一批。他开一辆破福特，右前门得从里面开，外面拉不开。后排已经挤着三个人，都是刚下飞机的。我挤进去，膝盖顶着前座，一路没说话。

车往东南开。车窗外的景色，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象中的澳洲应该是高楼大厦，遍地黄金。可眼前净是一片片平房，矮矮的，灰扑扑的，还不如我们县城。路边偶尔闪过一块广告牌，英文的，一个也看不懂。

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云很低，一团一团的，像是挂在天上的棉花。阳光白花花的，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靠在座椅上，汗顺着后背往下淌。车窗摇不下来，车厢里又闷又热。旁边那个人睡着了，头歪到我肩膀上，我没动。

最后车停在一个安静的街上——Glen Waverley，Springvale Road旁边一条岔路。一幢灰砖的旧House，门廊上堆着纸箱和自行车。门口有棵大树，叶子落了一半，另一半还绿着。

“下来吧，”老周说，“记住这个门牌，这是你们今后打仗的根据地。”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着油烟、汗味和方便面的热气涌出来。客厅里摆着四张上下铺，过道只够侧身走。有个人躺在下铺看书，脚伸在外面，脚趾甲很长。厨房水槽里泡着碗，水面上漂着一层油花。墙上贴着一张排班表——洗澡时间、做饭时间、打电话时间，精确到分钟。电话是投币的，打中国一块八一分钟，谁打都得在表上记时长。

“新来的睡客厅，一人一周二十五，两周房租押金，现在交。”一个光膀子的大汉从厨房探出头，叼着烟，手里攥着一沓澳元。他叫老刁，东北人，House里的“老资格”，帮人介绍工，抽头那种。

我把仅剩的一百八十澳元数出五十给他。他看了一眼：“就这些？”

“就这些。”

他哼了一声，把钱揣进兜里。

我把剩下的钱塞回内裤口袋——出国前我妈缝的，她说那边贼多，钱要贴肉放。她在我内裤上缝了个小口袋，用白布，针脚很密。缝的时候她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扎得很慢。她说不放心，怕我在外面被人欺负。我说不会的。她说，不会就好，可钱还是得放好。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客厅的沙发床太软，人陷进去起不来。头顶风扇呼呼转着，吹下来的风是热的。远处有火车经过Springvale Road的声音，轰隆轰隆，隔几分钟一趟。那声音低沉沉的，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

我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黄黄的，形状像一张地图。

我想起北京，想起我家那间九平米的小屋。冬天早上我妈生炉子，烟从门缝里钻进来，也是这样的光，灰灰的，照在我脸上。我想起刘小芸，想起她站在纺织厂门口，穿着那件蓝工作服，脸被风吹得红红的。我骑自行车去找她，她从厂里出来，看见我，笑了。

她笑起来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

可是后来她没出来送我。她躲在里屋，窗帘都没掀一下。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她也在怪我。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

风扇还在转，火车还在响。我闭上眼睛，想睡，睡不着。

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踩了我的脚。他也没道歉，迷糊着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老刁把我摇醒：“起来，带你去见工。”

他骑一辆破自行车，我跟在后面跑。跑了四十分钟，到一条叫Burwood Hwy的工业区。一路上全是工厂，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扬起一阵灰。

一家制衣厂。铁皮棚子里全是缝纫机的声音，嗡嗡嗡，像一万只苍蝇。空气里飘着碎布毛，吸进去嗓子痒。阳光从铁皮缝里漏进来，一道道斜斜的光柱，里面飘着细细的灰尘。

老板是香港人，五十多岁，瘦，穿着背心，胳膊上刺了一条龙。他上下打量我，从头发看到鞋：“做过什么？”

“什么都能做。”

“熨衣服，时薪四块，试工三天，没工资。”他指了指角落的蒸汽熨斗，“开始吧。”

熨斗是铁的，很沉。第一件衬衫熨完，我后背就湿透了。第二件，手开始抖。第三件，熨斗差点掉地上。蒸汽呼呼地喷出来，烫得手背发红。

到下午，我已经分不清是汗还是蒸汽，眼前一片白雾。旁边有个女的，三十来岁，烫着卷发，一直偷偷看我。后来她递给我一杯水，用广东话说：“慢滴啦，唔使急。”我没听懂，但接过水喝了。水是凉的，顺着喉咙下去，像一道细细的冰线。

第一天熨了八十件衬衫。收工的时候，手抖得端不住杯子。走出工厂，外面天已经黑了。工业区的路灯稀稀拉拉的，照得路面昏黄昏黄的。我站在路口，辨了辨方向，往House走去。

四十分钟的路，我歇了三回。腿发软，手发颤，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回到House，老周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没吭声，递给我一碗白饭，上头浇了点酱油。我接过来，坐在客厅地上，一口一口吃。饭很香，酱油很咸。吃完，我把碗放回厨房水槽，然后坐在地上翻报纸找工。

报纸是从超市拿的免费中文报，翻开来一股油墨味。全是招工广告：餐馆洗碗、清洁打扫、工地小工，留的全是电话号码。我拿笔圈了几个，准备明天去打公用电话。

电话响了。是打回国的长途，没人接。一分钟一块八，得在表上登记。我看了看表，上一个打电话的人是老刁，打了二十分钟，三块六。他的名字写在表上，字写得很大，很用力。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想想还是算了。我妈接了只会哭，我爸接了只会说“好好干”，刘小芸接了也不会接。

我把报纸翻到第三遍，圈出的电话号码有七八个了。

躺下的时候，我想，这才第一天。

一周后，我找到了第二份工——周六晚上在Kew一家中餐馆洗碗。加上周一到周五的制衣厂，每周能挣两百出头。房租二十五，吃饭尽量控制在十块以内，剩下的全寄回去还债。

寄钱那天，我站在邮局，填汇款单。填到收款人姓名，我写了“王德明”，我爸的名字。想了想，又撕了，重写了一张，还是写我爸。其实我想写刘小芸，可我不知道她收不收。她要是收了，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显摆？会不会直接撕了？

我不知道。

邮局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澳洲老太太，胖胖的，头发花白，笑眯眯地问我寄去哪里。我说China，Beijing。她点点头，在单子上盖了个戳，撕下那一联递给我。

我拿着那张收据，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放进口袋。

走出邮局，外面阳光很亮。Springvale Road上车来车往，有人匆匆走过，有人站在路边等公交。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往回走。

House里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住过十六个。

广州的阿强睡我上铺，他在Richmond一家家具厂钉沙发。有一天他回来，左手缠着纱布，血渗出来，红红的。他说被枪钉打穿了，钉子从手掌这头进去，那头出来。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麻了。后来纱布拆了，他左手食指少了一截指甲盖，黑紫黑紫的，像一块瘀青。

武汉的小芳睡里屋，女的只有她一个，白天在City咖啡店打工，晚上回来躲在帘子后面换衣服。有一次她出来倒水，穿一件背心，胳膊上全是瘀青，青一块紫一块的。没人问，她也不说。第二天早上，她照常出门，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工作服，头发扎起来，脸上还带着笑。

还有老孙，四十多了，当过中学语文老师。他教过《背影》，教过《荷塘月色》，教过《故都的秋》。在这边只能干清洁，凌晨三点出门，开一辆破车去扫写字楼。他说他以前教学生“背影”，现在每天对着垃圾桶，也算背影。

“就是味道不太一样。”他说，咧开嘴笑了。

每个周六晚上，客厅里最热闹。

大家凑钱买两打VB啤酒，租几盘香港录像带，坐到半夜。周润发的、刘德华的，枪战片、喜剧片，什么都看。有人坐在地上，有人靠在床上，有人蹲在门口。啤酒一瓶接一瓶，笑声一阵接一阵。

老刁总爱吹他在国内当干部的事，说他管过多少人，现在管着制衣厂的流水线。他说他以前出门有人给开车门，现在得自己骑自行车带人去见工。他说的时候，眼睛眯着，烟叼在嘴角，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李卫东不爱听，躲到厨房写信，给他上海的女朋友，每周一封，雷打不动。厨房里只有一盏小灯，昏黄昏黄的，照在信纸上。他低着头，写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偶尔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再写。

有一天他拿照片给我们看。那姑娘梳着两条辫子，站在外滩，笑得安静。照片是黑白的，边角有点发白，大概是洗了很多张。阿强盯着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要是娶不来，你亏大了。”

李卫东没接话，把照片小心地收进信封，压到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刘小芸。

她站在纺织厂门口，穿着那件蓝工作服，冲我招手。我跑过去，跑啊跑，怎么也跑不到她跟前。她的脸越来越模糊，像是隔着一层雾。我拼命跑，可腿迈不动，像是陷在泥里。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块。窗外还是黑的，远处还有火车的声音，轰隆轰隆。

那年冬天，墨尔本下了几场雨。

不是北京那种冷雨，是温的，打在脸上像眼泪。雨下起来就没完，一连好几天，天灰蒙蒙的，云压得低低的。树叶被打落一地，贴在湿漉漉的地上，红的黄的，踩上去软软的。

制衣厂的活少了，老板说订单少，让一部分人先回去，等通知。我没被通知回去，但也减了工时，一周只能干三天。

我开始跟着老孙去扫写字楼。

凌晨三点起床，外面还黑着，路灯照得街上昏黄昏黄的。老孙的车是一辆破丰田面包，后座拆了，堆着吸尘器、拖把、水桶。车门关上时哐当一声响，像是随时会散架。

老孙开车，我坐副驾，一路谁也不说话。车里有一股清洁剂的味儿，混着旧布的味道。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橘黄色的光，把路面照得亮亮的。

到了写字楼，我们把机器卸下来，开始干活。吸尘器嗡嗡响，拖把在地上擦出沙沙的声音。老孙干得快，我干得慢，他干完自己的就来帮我。他不多话，只是闷头干。

有几次在车上睡着，醒来发现车停在Springvale Road的路肩上，天已经亮了。阳光从前挡风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照在脸上。老孙还在开车，眼睛盯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周找到了一份正式工，在Chadstone商场当保安，一周能有四百。他搬家走了。

走之前他请我喝酒，在Kingsway那家马来餐，一人一瓶VB。餐馆很小，几张桌子，墙上贴着马来文的菜单。老板娘是个华人，胖胖的，说话带着广东口音。

老周喝了一口酒，说：“熬吧，熬过五年，你就有身份了。有了身份，你就能把老婆接过来。把老婆接过来，你才算个人。”

我说我没老婆了，来之前分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酒：“那你就熬个新老婆。”

“你熬出来了吗？”我问。

他没回答，看着窗外。Kingsway的街上没什么人，只有一辆车开过去，尾灯红红的。街对面有一家鱼薯店，招牌亮着，里面坐着一个老头，一个人吃着什么。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老周的话。

五年，一千八百多天。我已经熬了三个月，还剩一千七百多天。我想，我能熬过去吗？熬过去之后呢？真的就能变成一个人吗？

Springvale Road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夜风吹进来，凉凉的，带着草的味道。

我开着那辆破丰田，慢慢地往回走。

中篇

三年过去，我还住在那条街上，只是换了一间房。

House拆了，改成了townhouse。我跟阿强合租其中一间，还是在Glen Waverley，离火车站近了些。房租涨到八十，但不用跟十几个人抢厕所了。房间不大，十平米左右，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满了。窗户朝北，早上有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一九九四年的墨尔本，经济还没缓过来，但华人圈子里开始有点动静。有人买了车，有人换了工，有人拿到了PR。老刁最风光，他在Springvale Road上开了家小超市，专卖中国货。门口摆着从国内海运来的酱油和方便面，生意红火。见到我，他不再吆喝了，只点点头。

我还在制衣厂，不过从熨衣服升到剪线头，时薪涨到六块。熨了三年衣服，我右手虎口长了一层茧，硬硬的，像树皮。老板说，你手稳，剪线头合适。其实我知道，是来了新人，他们愿意拿四块五干熨衣服的活。

剪线头的活轻松些，不用一直站着，可以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剪子，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地剪，剪下来的线头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机器嗡嗡响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线头上，五颜六色的。

晚上去Richmond一家餐馆端盘子，周末在Box Hill菜摊帮工。三份工加一起，一周能挣四百。还清了债，存下点钱，买了一辆八三年的丰田Corolla，花了九百块。

车是蓝色的，左前灯有点歪，但能开。拿到车那天，我在Springvale Road上开了一个来回，窗户摇下来，风吹进来，吹在脸上，我突然想哭。

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开着开着，眼眶就湿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坐了很久。

李卫东结婚了。

他女朋友等了他四年，终于办出来，在上海飞墨尔本的飞机上哭了一路。我们去机场接，那姑娘站在到达大厅，比照片上瘦了些，眼睛里还有泪痕。李卫东冲上去抱住她，我们几个在旁边鼓掌。

老刁说：“行，这小子没白写信。”

他们搬到我们隔壁那条街，租一间卧室，月租四百。女的叫陶晓雯，在國內读师范的，出来一时找不到工，先在家里待着。

李卫东换了工，不再写信了——人就在旁边，还写什么信。他白天在City一家电脑公司装机器，晚上去TAFE学编程，说要改行。

“这行有前途，”他说，“以后电脑会进每家每户。”

我不懂电脑。我的熨斗一天不握，那天就没饭吃。但我信他。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机场见过——刚下飞机的人眼里都有那种光，亮亮的，像是什么东西在燃烧。

那年冬天一个周六下午，我难得休息，开车去Kingsway买菜。路过火车站，看见陶晓雯站在路边，提着两个购物袋，有点吃力。袋子里装着米和油，很沉的样子。

我停下车，摇下窗：“晓雯，上车，送你回去。”

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辆破车。车门得从外面开，我下车给她开门，她把袋子放后座，坐进副驾。

路上我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还好，就是闷，李卫东太忙，早出晚归，周末也去学校。她说她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她说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我问她想不想做工，她说想，但没技术，英语也不好。

我说Box Hill有个菜摊招人，卖菜，不用英语，我帮你去问问。

她说好，又说谢谢。然后沉默了很久，看着窗外。车开过Springvale Road，两边是老房子和空地。有一块空地长满了野草，草穗子黄黄的，在风里摇。

车停在她家门口，她没急着下车。

“王哥，”她忽然问我，“你来这几年，后悔过吗？”

我愣了一下。三年了，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问过。

我想了想，说：“没想过。没空想。”

她点点头，下了车。我看着她的背影走进院子，那扇门关上，街上又安静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那个问题。

后悔吗？后悔什么？后悔出来？不出来，我在北京能干什么？临时工，打一辈子？还是回老家种地？

我不知道。

但我确实想过刘小芸。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想起她站在纺织厂门口的样子。那是秋天，她穿着蓝工作服，头发扎起来，脸被风吹得红红的。我骑自行车去找她，她从厂里出来，看见我，笑了。

后来她嫁给谁了？生没生孩子？她还会想起我吗？

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

之后陶晓雯去了菜摊做工，每天早出晚归，跟李卫东一样忙。周末偶尔在街上碰见，打个招呼，说几句话，都是关于天气、工钱、房租这些。

她不再穿那件白外套了，换成灰扑扑的工作服，头发剪短了，手上缠着胶布——菜摊上搬箱子磨的。脸上也晒黑了些，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了细细的纹。

有一次，我看见她坐在院子里抽烟。

天快黑了，她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烟头一明一灭。那光很弱，像是夜里的一颗小星星。我从门口经过，她看见我，冲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学会的。也许来了以后，也许以前就会。我没问。

只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那个画面。台阶上，她一个人，烟头一明一灭。

阿强结婚了，对象是广东老乡，在一家养老院做工。婚礼在Kingsway一家中餐馆办，摆了五桌，都是我们这些人。

老刁来了，开着新买的宝马，胸前挂着金链子。敬酒的时候，他搂着阿强的肩膀说：“哥几个，熬出来了，以后回国别忘了我。”

我端杯跟他碰了一下，没说话。

他说的“熬出来了”，是阿强结了婚，还是他自己买了宝马？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还没熬出来。

回去的路上，阿强问我：“你什么时候找？”

我说：“找什么？”

他说：“老婆啊，你都三十二了。”

我说：“没工夫想这个。”

其实不是没工夫，是不敢想。拿什么娶？拿什么养？住哪儿？这些问题，一个都答不上来。

一九九六年，我拿到了PR。

那天下午，移民局的信寄到家里，薄薄一个信封。我拆开看了三遍，才确定是真的。永久居民，允许在澳大利亚无限期居住。

我一个人开车到Port Melbourne海边，坐了很久。

海水拍着堤坝，哗啦哗啦，一阵一阵的。远处city的灯光亮成一片，星星点点的，倒映在水里。天还没有全黑，西边还有一抹橘红色的光，慢慢地暗下去。

我想起七年前在北京站排队买火车票的样子。想起下飞机时兜里那一百八十块。想起熨第一件衬衫时烫红的手。想起凌晨三点跟着老孙去扫写字楼的日子。

七年，两千五百多天。我真的熬过来了。

可然后呢？我拿着这封信，能干什么？

我想给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爸。又一想，我爸不知道PR是什么，他只知道我还没回去。我妈接了电话，肯定又要哭，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刘小芸呢？她知道了，会怎么想？也许她早就忘了我。

我把PR信折好，放回口袋，开车回家。第二天照常去制衣厂。

同年，中国留学生开始变了一拨。

新来的人不再穿借来的西装，手里拎的是新秀丽的箱子，下飞机第一句话问的是“哪里办手机卡”。老刁的超市开始卖澳洲奶粉和保健品，说是国内亲戚朋友托带的。Springvale Road上新开了两家留学中介，门口贴着广告：零中介费，一条龙服务。

街上走的留学生，脸上的表情也不一样了。以前的人眼里都有那种光，亮亮的，但又带着点茫然。现在的人眼里没有那种光了，他们看起来更轻松，像是来旅游的，不是来打仗的。

有一天，我在制衣厂看见一个新来的留学生。男孩，二十出头，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城里长大的。他站在熨衣台前，笨手笨脚，熨斗拿不稳。老板骂他，他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想起自己刚来时的样子，走过去教他怎么熨。他说谢谢，问我来了多久。我说七年了。他愣了一下，眼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是同情？是庆幸？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跟我不一样。他家里有钱，他只是出来体验生活。而我，是为了活。

李卫东的生意做大了，在City租了办公室，雇了人，周末飞去悉尼谈业务。陶晓雯还在菜摊，但李卫东让她别做了，她说闲着也是闲着。

有一次我在Box Hill碰见她，她正在教一个新来的女孩认菜。那个女孩刚从上海来，穿着时髦，问菜价时用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王哥，”陶晓雯突然问我，“你觉得像她们这样的，跟我们是一回事吗？”

我没回答。我知道她说的“我们”是谁——那些兜里只剩一两百、下了飞机就要找工的人。而“她们”，是带着钱来的人。

“不一样。”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一九九八年，阿强有了女儿。

满月酒那天请我们去，在一家中餐馆包了个房间。那孩子躺在襁褓里，闭着眼睛，头发软软的，小手指攥成拳头。阿强抱着她，手都在抖。

他端着一杯酒，眼眶红着说：“我闺女以后，不能再吃我吃过的苦。”

我们都站起来，跟他碰杯。我抱起那孩子，她轻得不像真的，像一团棉花。她还在睡，小小的鼻翼轻轻动着，呼吸均匀。窗外Springvale Road车流不息，阳光落在她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粉。

我想，她这一代，确实不用吃苦了。可她会知道她爸吃过什么苦吗？

喝完酒出来，李卫东开车送我。他换了一辆奔驰，车里真皮座椅，闻着有股新车的味道。路上他接了几个电话，都是生意上的事，语气很冲，说一不二。

挂了电话，他问我：“你还干那个？”

“哪个？”

“清洁。”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要来我公司？缺个管仓库的。”

我说不用了，现在挺好。

他没再劝。

我知道他是好意。可我不想给他打工。不是面子，是觉得，我们不一样了。

车开到我家门口，我下车，他摇下车窗说：“有事打电话。”

我说好。

他开着那辆奔驰走了，尾灯红红的，消失在Springvale Road的夜色里。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走远。

下篇

二〇〇二年，我来澳洲十二年。

制衣厂倒闭了。老板把机器卖了，铁皮棚子拆了，盖起了仓库。那天我路过Burwood Hwy，找不到那地方了。原来的位置现在是一排崭新的仓库，蓝色铁皮，红色大门，门口停着几辆大卡车。

我换到一家清洁公司当主管，手下管着十几个人，都是新来的留学生。每次带他们去见工，教他们怎么用机器、怎么报税、怎么跟雇主说话，我就想起当年老刁带我去见工的样子。可我不抽头。

Glen Waverley变了。Springvale Road两边盖满了新房子，Kingsway开了星巴克，火车站旁边建起新的商业楼。华人超市多了三家，卖的东西跟国内没区别——老干妈、王致和、康师傅，什么都有。

街上走的留学生不再神色匆匆，他们背着书包，手里拿着奶茶，讨论的是哪个专业的移民分高、哪款车性价比好。他们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发音很准。

有时候我看着他们，会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穿着借来的西装、拎着人造革箱子的人，还在吗？

老刁的超市卖给了别人。他回国了，据说在深圳开了工厂。走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说回去聚聚。我没去。不是记恨他，是觉得没什么好聚的。

阿强还在Richmond，但他不做家具了，改开家具店，雇了三个留学生。他的店我去过，专卖中国运来的家具，便宜，样子好看，生意不错。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净，门口摆着几盆绿植，长得挺好。

李卫东的公司被收购，套现一笔钱，买了Toorak的房子，搬走了。Toorak是富人区，一栋房子几百万。他没请我们去暖房，我也没问。

陶晓雯呢？听说离了。

那天我在Kingsway喝咖啡，偶然碰见她。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玻璃打在她肩膀上。十二年过去，她老了些，眼角有了纹，头发染成栗色，穿一件米色风衣，坐在那里，手里捧着杯子，看着窗外。

“晓雯。”我走过去。

她转过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王哥。”

我们聊了一个下午。她说李卫东太忙，越走越远，后来有别人了。她说她没哭没闹，签了字，拿了钱，在Mount Waverley买了个小Unit，一个人住。她说她现在在一家地产公司做，卖房子，这几年华人买家多，生意不错。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晓雯，”我犹豫着问，“你后悔吗？”

她笑了笑，没正面回答，只说：“王哥，你还记得那年你开车送我回家吗？你那辆破丰田，空调都是坏的。”

我说记得。

“那时候我觉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现在回头看，倒也过来了。”

她说着，把杯子转了个方向，看着里面的咖啡。阳光落在她的手指上，那里还有淡淡的茧——搬箱子磨的，十几年前留下的，一直没消掉。

“其实也没什么后悔的。”她说，“后悔有什么用？日子还不是一天天过。”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问：“王哥，你有孩子吗？”

我说没，没结婚。

她轻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窗外，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经过。车里的小孩白白胖胖，戴着小帽子。妈妈停下来接电话，说的是普通话，语速很快，像是在谈工作。

“现在这些孩子，”陶晓雯看着窗外说，“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我说：“他们是第二代了。”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喝完咖啡，我们站在门口告别。她问我：“还住那儿？”

“还在Glen。”

“有空来坐。”

“好。”

她转身走了，风衣的下摆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阳光落在那件米色风衣上，很亮。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看了很久。

二〇〇五年，我受朋友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在Glen Waverley一所中学的礼堂里，上百个华人家庭聚在一起，庆祝孩子们考上大学。

台上领奖的孩子里，有阿强的女儿，十岁了，跳芭蕾舞得了奖。她穿着粉色的裙子，站在台上，冲台下的阿强挥手。阿强举着相机，拍个不停，眼眶红红的。

有老刁的儿子，比他爸长得斯文，拿到了墨尔本大学的奖学金。他上台的时候，我看见老刁坐在前排，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鼓掌鼓得很用力。旁边坐着一个女的，应该是他后来的老婆。

还有一个女孩，瘦瘦的，戴着眼镜，上台时有些紧张。主持人介绍，她叫李想，考上了莫纳什大学医学系，是全校第一。

我愣了一下，想起来——李卫东和陶晓雯的女儿，那年去机场接她妈妈的时候，她还在肚子里。

散场后，我在人群里看见陶晓雯。她站在礼堂门口，笑着跟人说话，身边站着那个女孩。女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高高的，瘦瘦的，戴着眼镜，文文静静。

看见我，陶晓雯招招手，叫那女孩过来：“叫王叔叔，爸爸的老朋友。”

女孩礼貌地叫了一声，然后跑开去找同学。

陶晓雯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轻声说：“王哥，你说她们这一代，还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吗？”

我没回答。

阳光落在那群孩子身上，他们笑着，闹着，说着流利的英语，偶尔夹杂几句生硬的普通话。有人拿着手机拍照，有人塞着耳机听歌，有人凑在一起看什么东西，笑成一团。

我想起那年机场到达大厅里那些穿借来的西装、拎人造革箱子的人。想起蹲在地上翻通讯录的李卫东。想起哭得蹲下去的那个女的。想起我自己，兜里揣着一百八十澳元，眼里装着茫然和那一点不甘心。

那些人都去哪儿了？

尾声

二〇一九年，建国七十周年。

电视里在播新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八百多万人，其中六百多万人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完成人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曾经出国留学。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现任校长里，百分之八十具有留学经历。

我关掉电视，站在窗前。

窗外还是那条Springvale Road，车流不息。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

阿强早就回国了，在广州开了三家家具厂，生意做得很大。他女儿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在一家外企做市场。老刁也在国内，听说在深圳又开了连锁超市，前几年还在同学群里发过照片，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好。

李卫东呢？听说公司卖掉以后，他去了美国，后来又回来，在北京搞投资。陶晓雯还在墨尔本，偶尔能在Kingsway碰见，还是一个人，还是喝咖啡。

老孙没了。前年的事，心脏病，走得很突然。他儿子在悉尼当律师，把骨灰撒在了Port Melbourne的海里。老孙说过，他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海，太咸，太苦。

我还在Glen Waverley，还是那条街，换了间公寓。Springvale Road上那幢灰砖的旧House，早就拆得没影了。每次开车路过，我都想不起来它原来在哪个位置。有时候我会放慢车速，多看几眼，可怎么也认不出来了。

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物，翻出那张一九九〇年的飞机票。

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点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广州—-墨尔本，单程。CA173，17:30起飞。

我把机票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小字，是我妈写的：“一路平安。”

她没念过几年书，字写得歪歪扭扭的。那四个字，我当年没看见，后来也忘了。现在才发现，原来她写在了这里。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墨水的颜色已经淡了，但笔划还在，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

我想起她送站时说的话：“出去了，就别想着回来。”

我当时不懂。现在我懂了。

她不是让我别回来。她是知道，我回不来了。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来了。二十九年的日子，都在这里了。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路口，每一棵树，都比北京更熟悉。北京早就变了，那个我离开的北京，一九九〇年的北京，已经没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还年轻，还站在北京站的月台上，我妈还在身边，刘小芸还在等我，那只人造革箱子还在脚边。火车还没开，一切还来得及。

可我站在那儿，就是迈不动步。

醒来的时候，窗外有火车经过Springvale Road的声音，轰隆轰隆，隔几分钟一趟。跟二十九年前一模一样。

我躺在那儿，听着那声音，忽然想起老周说过的话。

“熬吧，熬过五年，你就有身份了。有了身份，你就能把老婆接过来。把老婆接过来，你才算个人。”

我熬了二十九年了。

老婆没接过来。孩子没有。但我也算个人吧？应该算吧？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Springvale Road上的车开始多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二〇二四年，有人给我发来一条新闻链接。标题写着：《一九七八年至二〇二四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八百八十八万人》。

八百八十八万。

我算了算，一九九〇年我出国那年，总数才十七万。三十四年过去，翻了五十多倍。

新闻里还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五百六十三万人回国服务，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七。

八十七个人里，有八十七个回去了。

我呢？还在。

我不后悔。但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年没走，会是什么样？

也许跟刘小芸结了婚，生个孩子，现在该当爷爷了。也许还在厂里，也许下岗了，也许做点小生意，也许什么都没做成。

不知道。

没有如果。

那天下午，我又开车去了Port Melbourne海边。坐在堤坝上，看海水拍过来，退回去，拍过来，退回去。哗啦，哗啦，一声接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在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

远处city的灯光还没亮起来，天灰灰的，海灰灰的。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咸的味道，凉凉的。

我想起老孙撒在这片海里的骨灰。想起阿强抱着女儿红着眼眶的样子。想起李卫东蹲在机场翻通讯录的声音。想起陶晓雯坐在台阶上抽烟的背影。想起老周请我喝的那瓶VB，他说，熬吧，熬过五年，你就有身份了。

我熬了三十四年了。

天快黑了。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沙子，走回车上。

发动车子的时候，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八几年的，忘了叫什么。歌手唱的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关掉收音机，汇入Springvale Road的车流。

前方，夕阳正落在Glen Waverley的天际线上，把那些新建的高楼镀成金色。

那些没写进故事里的人

——《墨尔本一九九〇》后记

写完这个故事，我又读了一遍。读到老孙说“我教过《背影》，现在每天对着垃圾桶，也算背影”时，眼眶还是湿了。

老孙是真的。他是朋友的朋友，八十年代末去澳洲，教了二十多年中学语文，到了墨尔本只能干清洁。凌晨三点出门，扫了十几年写字楼。后来心脏病，走得突然。他儿子把骨灰撒在Port Melbourne海里——老孙说过，他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海，太咸，太苦。

这些我写进了故事里。但有些事，我没写。

比如老孙其实有一个女儿，留在国内没出来。他扫写字楼那些年，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寄了十几年。后来女儿考上大学，打电话告诉他，他在清洁车上哭了。那天他把车停在Springvale Road的路肩上，哭了很久，然后继续去扫下一栋楼。

比如他最后一次回国，是女儿结婚。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站在婚礼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女儿后来跟人说，我爸那天一直在抖。

比如他走之前那半年，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想回墨尔本看看，问我有没有空陪他去Port Melbourne海边坐坐。我说好，等你来。他没来。

老周也不全是故事里那样。

故事里的老周，请我喝过酒，说过那句“熬过五年，你就算个人”。我没写的是，他后来真的把老婆接过来了。他老婆比他小六岁，四川人，来了以后在Box Hill一家餐馆打工。老周那阵子特别高兴，天天跟我们说，这回总算是个家了。

后来他老婆跟餐馆的大厨跑了。大厨也是四川人，比她大十岁，但有身份，有房子，有存款。老周什么都没说，签了字，一个人搬去了Footscray。再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在老家开了个小饭馆。前几年有人在国内见过他，说他胖了，话少了，问起澳洲的事，摆摆手，不接话。

阿强的故事，我写的都是真的——钉沙发，被打穿手指，女儿满月那天红着眼眶说“不能再吃我吃过的苦”。但有些事我没写。

比如他女儿五岁那年，有一天问他：“爸爸，你的手怎么了？”他看着自己那截没指甲盖的手指，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跟我说，那一刻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这是为了供你出国打工打的？还是说没事，爸爸不疼？

比如他开家具店那几年，有一次被人骗了二十万货。他没报警，也没告诉任何人，一个人扛了三年才把债还清。我是后来听他老婆说的。那三年他瘦了二十斤，每天晚上睡不着，但不让任何人知道。

比如他回国那天，在机场抱着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我闺女。”我说你供她读完墨尔本大学，有什么对不住的？他说：“她小时候问我手怎么了，我没说实话。等她长大了，我也没告诉她。”

小芳的故事，我没怎么写。

不是不想写，是不知道怎么写。她住里屋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回来躲在帘子后面换衣服。有一次我看见她胳膊上全是瘀青，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没问，她也没说。后来她搬走了，去了悉尼还是布里斯班，没人知道。

很多年以后，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小芳，站在悉尼歌剧院门口，旁边站着一个澳洲男人，还有一个七八岁的混血男孩。她胖了些，头发剪短了，穿着碎花裙子，笑得挺开心。群里有人问，这是小芳吗？没人回答。发照片的人也没再说话。

我想，那可能是她。也可能不是。

还有那个在制衣厂递给我一杯水的广东女人。她不叫阿珍，也不叫阿芳，叫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她烫着卷发，三十来岁，说话轻声细语的。她递水给我的时候说：“慢滴啦，唔使急。”我听不懂，但记住了那个语气。

后来有一天，她没再来上班。老板说，她老公找到了，接她走了。她老公是早年来的，在悉尼开了个修车厂，一直说要接她，一直没接。那天终于来了，开着一辆白色的丰田，把她接走了。

她走的时候，冲我们几个摆了摆手。我站在熨衣台旁边，手里还拿着那个熨斗，看着她上了那辆车。车开走的时候，扬起一阵灰，很快就看不见了。

还有那个在机场哭得蹲下去的女孩。我不认识她，只记得她瘦瘦小小，蹲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她旁边站着一个男的，应该是她男朋友，一直在拽她，拽不起来。

后来我在Kingsway的一家餐馆见过她。她穿着围裙，端着盘子，脸上带着职业的笑。我认出了她，她没认出我。我想跟她打个招呼，又不知道说什么。后来她从我旁边走过去，我就那么看着她走远了。

还有老刁。

故事里的老刁，是那个叼着烟、抽头、后来开超市、回国发财的人。我没写的是，他走之前来过一趟我的公寓。他站在门口，没进来，说：“老王，我明天走了。”我说哦。他说：“以前的事，别往心里去。”我说不会。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忽然想起来，他比我大十五岁，今年该七十大几了。

还活着吗？不知道。

李卫东没回我消息，陶晓雯回了四个字：“谢谢王哥。”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是在Kingsway那家咖啡馆。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她肩膀上。她说起离婚的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她说李卫东太忙，越走越远，后来有别人了。她说她没哭没闹，签了字，拿了钱，一个人住。

那天送她回家，车里很安静。她手指摩挲着购物袋，目光飘向窗外。月光落在她发梢上，亮亮的。

我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老周说过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熬吧，熬过五年，你就有身份了。有了身份，你就能把老婆接过来。把老婆接过来，你才算个人。”

我熬了三十四年了。

老婆没接过来。孩子没有。

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都还在。在记忆里，在梦里，在这篇故事里——也在故事之外。

老孙最后想去的那个海边，我一直没去。阿强那句没告诉女儿的话，我一直记得。小芳的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广东女人的那杯水，我一直没忘。机场女孩的背影，老刁转身的瞬间，陶晓雯发梢上的月光——它们都在。

这些没写进故事的人和事，我替你们记下了。

感谢所有活过那段日子的人。感谢所有没被写进历史的人。感谢那条Springvale Road，和那幢不在了的灰砖房子。

你们都在。

二〇二四年，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