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头赶麻雀

琍爾

《田头赶麻雀》

文／琍爾

我是1965年5月13日插队落户到杭州近郊康桥公社金星大队的，那一年我16虚岁，辍学而去。一去十年。这十年里的事，虽历时半个世纪，却历历在目，连田头赶麻雀也记得清清楚楚。

生产队长叫倪生泉，他见我人太小，只能分配做“鸡啄工”的活。“鸡啄工”是当地人给还没成年出来挣工分的小孩分配的农活。落户到倪家门生产队的第二天，他让我和另一个叫大卫的男知青去秧板田赶麻雀。大卫只比我大了半年，却高我一个头，他父亲去了台湾，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在队长的眼里，我们只是“罪过相相的伢儿”。日后的劳作中，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和大卫都是“僵伯伯儿”。“僵伯伯儿”是代名词，指不会干活、干活能力很差的人。

五月的江南细雨蒙蒙，是布谷鸟欢叫的季节。过了立夏，秧田里撒下的种谷已鼓出白色的芽头。没几日，秧板田就蒙上一层绿纱，郁郁葱葱。这期间，麻雀成群结队地朝秧板田飞下来，争相啄食。所经之处，稍稍一息，嫩绿的稻秧便被剃头般地削去一块，又一块，成了癞痢头。那时，还没有用尼龙布遮盖的措施。

队长带我俩去秧板田，他儿子早已站在田头，挥舞着细长的竹梢，从这头赶到那头，嘴里大声地“嗷……嘘……嗷……嘘……”地喊着。飞落的麻雀，啄一口，迫于竹梢和吆喝，便展翅高飞远去。

队长说：“你俩一人管一田头，不要让麻雀来吃。明天，天一亮就上工，今天，天黑收工。”他对大卫说：“麻雀天一亮就来，天黑才去。赶麻雀是起早落夜的生活。”他把手中的刮子给了儿子，让儿子下到水田里去削田坎上的草。那些冬季里被种上草籽的田，正被男劳力一块一块地翻垦，将盛开着紫色小花的草籽翻压到泥里，灌上水。而沿田坎四周的青草得除去，就像裁缝做成衣，小工钉扣子。队长的儿子那天就是干这个农活。他叫阿富，比我小二岁，但削的田坎却是“崭刀施齐”。刮子在手中一上一下，人往后退，连泥带草一块一块削落在水田里。现在细想，那天一定是队长不放心我和大卫赶麻雀，让他儿子在不远处看着。要知道，被麻雀吃去一粒谷，田里将少去一株苗，那是个吃不饱的年月。

记得那天，我站在田头，戴着大草帽，穿着崭新的天蓝色衬衫，脚蹬新的白色塑料鞋。那是我妈为我下乡去才缝的新衣服，妈说：“出去，要穿得像样点。”我就这一件新衬衫，读书时没有新衬衫，也没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是姐姐穿旧的衣服。这身衣服，在头一年的日子里，被妇女们常讽刺挖苦，甚至看不起，说是：“做田庄，穿得嘎鲜刮，还在田塍上穿风凉皮鞋走来走去呢！”不会干活，不像干活的样子，这身衣服便是铁证，也是话柄。早知如此，我妈还会漏夜赶制吗？知青一来，与当地人的隔阂就初显端倪，而被说三道四的话柄，总是在自己不经意间落下的。

队长走了，我和大卫一人站一田头，谁也不说话。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只是搭伙在队长家一起吃过一餐晚饭而已。

麻雀来了，大卫像一只赤膊鸡，弓着背，过去，“嗷嘘”一声，把麻雀赶到我这头。我便也“嗷嘘嗷嘘”地赶小鸡似地赶。几只麻雀，高傲地站在秧田中央，根本不把我俩放在眼里，使劲地啄已有二厘米长的谷秧。我捡起阿富留下的竹梢，挥舞着，就是不肯大声吆喝“嗷，嗷……嘘……”。大卫也好不了多少，也喊不出口，只会“嗷嘘”短促几声，但他会用石头扔，一粒石头过去，飞走一只麻雀。终于，麻雀群像网一样撒了下来。

“僵伯伯儿，快赶啊！要吃光了！”阿富拄着刮子朝我和大卫狂吼！

我羞得面红耳赤。从小好强，却半个月下来，始终吆喝不起来拖长声调的“嗷，嗷，嗷嘘——”。大卫也好不了多少，还被阿富教训：“石头好往田里丢的？你们这帮僵伯伯儿！”

我和大卫日后被叫做“僵伯伯儿”，就是不会放大声吆喝赶麻雀儿叫出来的。

2026年3月15日修改於桃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