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再读鲁迅先生

老童

<p class="ql-block">突然想起再去绍兴看看鲁迅先生。</p><p class="ql-block">可是与过往不同,进口处却设在鲁迅祖居。这是鲁迅祖父居住的大房子,规模宏大,精巧雅致,是周家发达时的产业。但在鲁迅祖父犯案后,为了减轻刑罚,上下施用银两就出售给朱姓人家,所以这处房子同鲁迅已经没有关系。</p> <p class="ql-block">在大房子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到达真正的鲁迅故居。这是一处四进狭长的台门建筑,鲁迅在此度过了童年。</p> <p class="ql-block">鲁迅先生1910年至1912年在绍兴任教时的卧房。</p> <p class="ql-block">鲁迅母亲的卧房。</p> <p class="ql-block">最后面就是鲁迅小时候最喜欢的荒芜菜地一一百草园,面积不大,却给童年的鲁迅带来不少乐趣。</p> <p class="ql-block">实际上这里才是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的正门。大门楹联:文章捭阖承先哲,笔墨纵横启后昆。</p><p class="ql-block">大门紧闭,据门上公告称是正在装修整理。</p> <p class="ql-block">大门对面的照壁上写着民族脊梁四个大字。</p> <p class="ql-block">几十年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对鲁迅先生的事迹评价和解读已作过多次调整,为了与当前的新时代相适应,纪念馆内容进行调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对我们个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不断加深的。</p> <p class="ql-block">我小时候曾在工厂当学徒,师傅们都是抗战时逃难到我老家兰溪的绍兴人。我从小同绍兴人生活在一起,熟悉绍兴人的生活习俗,所以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感到十分亲切。特别是看到鲁迅小说中绍兴农村的故事,三言两言就把水乡风情呈现出来,对话中不时冒出来几句绍兴土话,如骂一个人笨:“死尸(读作xi si)”,骂一个人坏:“贱(读作Xian)胎”,就会发出会心一笑。尽管开始不大了解其思想深度和哲理,但觉得鲁迅小说幽默、有趣、真实,引人入胜。</p> <p class="ql-block">到六十年代,鲁迅的地位高涨到神化的地步,他被定位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无产阶级文艺旗手,“骨头最硬”的人……。甚至把拥护或反对鲁迅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p> <p class="ql-block">当时在我的印象中,鲁迅先生好象是一个脾气不大好的小老头,被他骂过的人确实不少,官僚、军阀、诗人、作家,甚至原来的同道人也骂,骂郭沫若是狗,“才子加流氓”,骂上海左翼文联地下党领导人是“四条汉子”……。</p><p class="ql-block">现在回过头来看,鲁迅当时所处的环境可能非常艰难,加上确实有偏激的倾向,所以骂人比较多。而六十年代将鲁迅神化,无非是将鲁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利用鲁迅精神来“痛打落水狗”。</p> <p class="ql-block">经过后来的拨乱反正,鲁迅先生逐步走下神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他是有血有肉的战士,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p> <p class="ql-block">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以他的冷睃目光最早看透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比如麻木不仁、愚昧无知、自私贪婪、奴性深重、逆来顺受……。为了唤醒国人,他在日本“弃医从文”,认为医生只能医治病人的肉体,而文学则要拯救民族精神,于是从事文学创作,开始创作《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等作品,塑造了一批体现民族劣根性的人物。直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且一生都为唤醒民众,提高民族素质而呐喊。</p> <p class="ql-block">《阿Q正传》是体现劣根性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阿Q的Q字是有意为之,一个脑袋一片空白,愚昧无知,后面还留着一根小辫子。他怯弱懒惰,欺软怕硬,甘于卑贱而不自知,被人欺负就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取得心理平衡。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如吴妈、小尼姑,又以另一种面孔去欺负他人。</p> <p class="ql-block">鲁迅先生批判民族劣根性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个问题至今却仍未得到解决。鲁迅晚年受阶级斗争学说影响,曾经倾向于苏俄方式提高民族素质。但后来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和专政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性的丑陋暴露得更加淋漓。后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五讲四美、八荣八耻、二十四个字……等等,收效甚微。拍马奉迎仍然十分盛行,说起贪腐人人喊打,待到有贪腐机会又很少有人罢手,结果贪腐案越反越多,金额越来越大。</p> <p class="ql-block">与鲁迅先生同时代的胡适先生也是最早提出民族劣根性的学者。他们看出了同一种毛病,但对病根的判断却不相同。胡适认为,世界上人类的人性都是差不多的,既有性善的一面,也有性恶的一面。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两千多年帝皇专制制度统治所形成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民众实行愚民、贫民、弱民、疲民、辱民的统治术。只有改变专制制度,让民众取得平等、自由的地位,才能逐渐走向现代文明。无独有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办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很难办坏事。他们的话说得对不对,只能让以后的实践来证明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