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木的悲剧人生

心声

陈小木的悲剧人生

在郑州郊区侯寨公社三李大队梨园河村，老辈人至今还会叹着气说起陈小木——那个一米八高、力大无穷的汉子，最后却在饥饿与苦难里，把自己的命，埋进了故乡的河水里。

陈小木生在贫农家，打小没了爹，和白发老娘相依为命。他长了一副好身板，肩宽背厚，力气能顶两个壮小伙，本该是当兵扛枪、种地养家的好料子，可因为是孤儿，国民党的兵丁从不来征他，他便只能守着几亩薄田，农闲时推着土簸箕车，往郑州城里送煤换钱。

有一回，他推着满车煤走到尖岗村贾鲁河东坡，偏逢天降大雨，路滑得像抹了油，车轮死死卡在泥里，怎么也推不上坡。陈小木咬咬牙，把布鞋往裤腰里一塞，蹲下身，连车带煤往背上一扛，闷着头一步步往上挪。雨水顺着他的脊梁往下淌，他却哼都没哼一声，硬是把上千斤的煤车背到了坡顶。乡邻们见了，都夸他是“铁打的汉子”，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身力气，要吃的也多——定量的粮食，总填不满他的肚子。好在他没妻小，只和老娘两个人熬着，日子虽清苦，倒也能过下去。

1953年，粮、棉、油、布都成了凭票供应的东西，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原粮，每年三尺布票，像陈小木这样饭量大的汉子，根本得不到半点特殊照顾。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口粮更是减到了每天4.83两，连半饱都算不上。保管站的人叹着气说：“国家按每人每天半斤分，神仙也分不够啊！”就这样，陈小木成了被饥饿盯上的人，骨头上的肉，一点点被熬干。

1959年9月，郑州郊区组织全区民工去修尖岗水库。一开始，指挥部还管红薯和玉米面吃，规定每人每天挖两方土，大伙咬咬牙都能完成。可第二天就改成了三方，第三天又喊着“放卫星”，要每人每天挖四方土，把人往死里逼。民工们起早贪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四方土，还是成了每天完不成也得完成的死任务。

工地上的饭越来越稀，后来连白菜帮子都捞不着了，大伙只能去酒精厂池子里捞酒稀糊，蒸成黑黢黢的馍，难吃也要往肚子里塞——不吃饭，就扛不动镐头。夜里，民工们挤在张寨村仓库的麦秸大铺上，只有陈小木，孤零零睡在“麦秸孤岛”上。他吃得多，饿得快，早已瘦得皮包骨头，夜里又总尿床，水泥地不渗水，他身边的麦秸和被子，永远像从水里捞出来的，没人愿意挨着他睡。

有天清晨，天还没亮，领工就吹起了哨子，催着大伙上工。陈小木端着半碗稀粥，嘟囔了一句：“再紧，也得让我把这碗饭吃了！”就这一句话，惹恼了领工。他立刻喊停队伍，挑出五个壮小伙，把陈小木按倒在地，抓着他的头和四肢，像叠马合一样往上抛，再狠狠摔在地上。一次、两次、三次……陈小木被摔得撕心裂肺地喊，最后再也爬不起来了。

工地上嫌他是累赘，用架子车把他送回了梨园河村，推到他白发老娘的怀里。没过几天，队里的医生悄悄说：“他是饿死的。”

可苦难还没结束。陈小木被送回家后，成了废人，连翻身都要老娘伺候。1961年六七月的一天，有人听见他老娘在河边哭喊“救人”——原来，陈小木看着自己拖累老娘，又想起父亲当年也是在这跳河自尽的，便拖着病体，爬进了梨园河水电站的水潭里。他正闹肚子，裤子上沾着污秽，爬满了绿头苍蝇，就这么没了气息。没过多久，他老娘也跟着去了，派出所的户籍册上，“陈小木”三个字，从此成了历史。

后来老人们说，陈小木的死，哪里是“自然灾害”？分明是“人祸”啊！那年头，有人为了邀功，把一亩地的产量报成十亩，上边就按虚报的数字征粮，逼得百姓没饭吃；有人瞎指挥，把快成熟的高粱犁掉改种玉米，结果汛期一来，颗粒无收；还有人把好好的红薯烂在地里，也不让百姓吃饱。

再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梨园河，人们终于能吃饱穿暖了。可每当有人路过贾鲁河，总会想起那个背着煤车上坡的汉子，想起他在工地上被摔得惨叫的声音，想起他最后沉进水里的背影。

陈小木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里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他用一身力气，没换来一口饱饭；他用一条性命，换来了后人对历史的警醒——只有把百姓的温饱放在心上，才能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作者 张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