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贱民时代（文章）

油田女工写历史

九儒十丐：坠入尘埃的知识分子贱民时代

有元一代，是中国文人命运的至暗时刻，是华夏文明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百年屈辱史。当蒙古铁骑踏碎临安的宫墙，当崖山海浪吞没南宋最后的衣冠，曾经位居社会脊梁、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阶层，一夜之间从庙堂之高跌落至江湖之远，从万民敬仰的读书人，沦为连娼妓都不如的底层贱民，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骇人听闻的文化劫，更是刻在每一位汉族文人骨血里的终身烙印。

元代统治者以最赤裸、最冰冷的制度，将天下人划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曾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无上荣耀，在这道等级铁律面前碎成齑粉；曾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毕生理想，沦为乱世中苟全性命的奢望。儒生，这群以知识、道义、文脉为生命的人，被牢牢钉在社会底层的耻辱柱上，位居娼妓之后、乞丐之前，这不是简单的社会排序，而是对知识的蔑视、对文明的践踏。罗贯中便生长在这样窒息的空气里，从咿呀学语、执笔识字的孩童时代起，他每一次呼吸，吸进去的都是文化屈辱的尘埃，每一次抬眼，看到的都是文人凋零的惨状，他的生命底色，从一开始就被绝望与悲愤浸染。

制度性的歧视，从文人唯一的上升通道——科举便已埋下祸根。1313年，元仁宗为粉饰太平，勉强恢复科举取士，却刻意设置种族壁垒，将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考试、分别录取，名额分配悬殊到令人发指，汉族文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难登仕途分毫，这不过是统治者安抚人心的虚假仁慈，是赤裸裸的制度性歧视开端。1335年，元顺帝一纸诏令，悍然罢黜科举，这道禁令一直延续到1340年才勉强解除，五年光阴，正是罗贯中启蒙求知、树立三观的关键岁月，他人生学到的第一课，便是读书无用、报国无门，寒窗苦读十年，不如市井谋生一日，天下文人的上升通道被彻底封死，文脉传承的根基摇摇欲坠。

空间的割裂，更让文人陷入无处容身的绝境。大都国子监，这座天下学子心向往之的最高学府，早已沦为蒙古贵族子弟的私家园囿，汉人学子寥寥无几，即便有幸入内，也备受歧视、难有作为；杭州书院，聚满了南宋遗民文人，他们终日空谈华夷之辨、追思故国风雅，却只能在文字间徒叹奈何，无人敢以行动反抗强权；即便是苏州张士诚王府，这座乱世中短暂庇护文人的港湾，最终也被证明是幻灭的温床，军阀的短视与自私，终究给不了读书人半分安身立命的归宿。1351年，红巾军揭竿而起，元朝统治摇摇欲坠，可天下大乱之际，各方势力渴求的是横戈立马的武夫，是攻城略地的枭雄，而非谈孔孟、论仁义的文弱书生，文人成了乱世的多余者、权力的牺牲品，满腹经纶换不来一餐饱饭，一腔赤诚换不来一席立足之地。

这是整个士阶层的集体沉沦，是文明的失语与脊梁的折断。罗贯中亲眼看着同代文人或屈身事贼、丧失风骨，或流落江湖、饥寒交迫，或死于兵燹、尸骨无存，曾经璀璨的华夏文脉，在蒙古铁骑与乱世战火的双重摧残下，如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当知识分子被制度性贬为社会最底层，当读书成为一种耻辱，当文化成为一种累赘，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便彻底坠入了无边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