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少年郎遇到休克的羊 ----五十年前高中生活记忆

蔡胜

1975年秋季，我入读银川一中高中高一四班。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入学后，全国上下正在开展着一场所谓批判右倾犯案风的政治运动。为了反对小平复出后对各行业进行的整顿，坚定不移地执行最高领袖关于“教育要革命”，以及“开门办学”的指示精神，学校组织我们在高一年级第二学期（1976年春季）到学校农场开展为期一学期的边进行农业劳动边上课（印象中只有语文课和数学课）的教育与农业劳动相结合的“开门办学”活动。

银川一中农场，位于现银川市西夏区宁夏警察学校的东侧一代，那时这一片都是农田。我们到达农场是1976年的3月，距今整整50年了。

宁夏的3月，春寒料峭。相比女生宿舍还有连在一起的架空床板，男生们就比较可怜了，只能在土坯房的土地地面上铺一层稻草，然后再铺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就算是安营扎寨了。
春播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劳动内容是平田整地（印象中，当时冬季的农活无外就两样：一是挖渠，美其名曰：“兴修水利”；二是平田整地，美其名曰：“农田基本建设”，就是通过削高填低的办法把农田修平。难以理解的是：怎么年复一年地都在做这两样？）。劳动中同学们分为三部分，有负责挖土并将土装上手推车的，有负责拉车的将土运送到低处的，有负责卸车并将卸下的土摊平的。尽管很累，不过对于一帮处于青春期拥有无限活力的青少年而言，苦中作乐，居然能把这份在今天中学生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艰苦劳动干的热火朝天。

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仍然有着极其富余的精力，二十多个男生躺在稻草铺上，听着我和周虹刚同学给大家讲一个叫做“巴特尔”的破案系列故事。其实，这个系列故事完全是我和周虹刚同学现场杜撰的。神奇之处在于我们没有事先串通，全凭临场发挥，俩人轮流讲，后面的人还得把前面的人讲的故事中的悬疑接得住。现在想来，我俩应该是有悬疑小说创作的“天赋”，可惜，后来我俩分别学了物理和体育，属于分别被物理和体育耽误了的侦探类小说作家😊。
当时与我们四班一同到农场劳动的还有六班，我们是半天劳动半天上课。我们四班的班主任董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他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但大家公认他的语文课也讲的十分精彩，不得不说，水平高就是水平高👍！六班班主任姚老师的专业本是教政治课，但在农场期间他还给我们上数学课。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给我们讲相似三角形，为了符合那时对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治要求，他讲了利用直尺立在地面，通过量出直尺和房屋阴影长度，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计算房屋的高度的办法，并将其归结为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其实，这种办法充其量只能说是估算，不能称之为计算，因为如何保证直尺所处的地面与房屋所处的地面平行且直尺和房屋均与地面垂直？如何判断房屋阴影最远处就是房屋顶端的阴影？这些前提条件都没有涉及，是很不严谨的。
在农场的劳动和学习生活期间，发生了一件至今仍难以忘怀的趣事，我姑且将其称之为：当少年郎遇到休克的羊。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傍晚，六班的一群男同学从外面抬回一只咽了气的羊，把它扔在路边的土堆上面（后来才知道，当时这只羊可能还没有咽气，只是处于休克状态），大家都跑去围观。晚上回到男生宿舍，大家还在议论这事。这时有人提出：这羊死了，扔在那里会变质腐烂掉，太可惜了，不如我们砍下一块肉炖着吃了吧？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于是，有人到食堂借来了刀、锅、酱油和盐（当时的物质匮乏，以至于食堂里没有什么香料，印象中连生姜和大葱也没有），一帮人浩浩荡荡地去砍羊腿，可是隔着羊皮根本砍不动。食堂的师傅觉得把羊皮弄破太可惜，就动手完整地把羊皮地剥下收藏了。随后我们便顺利地砍下一条后腿。宿舍里有取暖的炉子，早有同学已经把炉火烧旺。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把羊腿放进锅中，加入水和酱油、盐，开始炖煮羊腿。
可以想象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年郎们围在炖煮羊腿的火炉旁的兴奋情形，大家一边讲着砍羊腿的过程，一边有人不时地揭开锅盖用筷子戳一下羊腿，看看羊腿是否可以享用。当有同学认为肉已炖烂可以开吃时，大家便蜂拥而上，羊腿瞬间便被瓜分一光。只有后来成为宁夏知名传染病专家的张栩同学在外围没有参与这场“掠食”，他只是要求：“就给我留一碗汤吧”！
其实，由于没有佐以生姜、大葱等基本佐料，这羊腿的味道肯定不好，但那是一个凭票才能购买极少猪羊肉的贫穷计划经济时代，能够在每月半斤肉的计划外吃到肉，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不知是由于味道终归不好的原因，还是这种自己亲手炖肉的新鲜感已体验过，不再具有刺激性的原因，大家没有提出继续吃肉的建议。
望着仍“躺”在土堆里的大半只羊，又有同学提议：与其放在这里让它腐烂变质，不如我们把它拉到自由市场卖了吧？收入作为班费买个排球，大家在劳动之余可以玩一玩。不出意料，这个提议又是再次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说干就干！我和郑昕、白万福三人，接受同学们的委托，承担起这次卖羊肉的任务。出售地点选择了距离农场不远的位于新市区（现在叫做西夏区）的一个自由市场，常有附近乡下农民在那里卖一些鸡蛋以及自留地里生产的蔬菜。为了装扮成农民的样子，我们几个找了些旧衣服、旧帽子装扮了一番，印象最深的是白万福同学不知在哪里找到一件旧军大衣，还找了一截绳子捆在腰上，加上我们经过风吹日晒磨练出的黑色脸庞，活脱脱地就是一帮乡下青年。我们清理了羊肉上的土，用架子车把羊肉拉到了自由市场，我们三人分工明确：切肉、称称、收钱，有条不紊。可能是我们没有做好市场调查所以价格定的偏低，抑或是肉类品的稀缺程度太高的缘故，我们的羊肉很快就告售罄。
卖羊过程极为顺利，收入也颇丰（具体金额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按照那时的价格可以如愿买到一个排球还有些许剩余）。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告诉我一个道理：但凡一件事进行的太顺利，极有可能未必就是好事。还没等到我们按计划利用周末去买排球，我就得到一个通知，学校让我回学校把这事讲清楚。原来，在我们三人以英雄姿态拉着空车回到农场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的同时，六班的班主任姚老师得知了这事，姚老师以其敏锐的政治觉悟，认为事态严重。于是，他当即在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上骑行20多公里回到学校，非常及时地向领导报告了这一“事件”。
我是班长，又是这次卖羊肉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自然是要被“追责”的。不过，我面对年级领导和姚老师，起初还是觉得我们没有错误，辩解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把羊肉卖掉，羊肉就会腐烂变质浪费。面对我的理由，年级领导倒是没有提出反驳，但是，姚老师提出了一个政策依据，他说根据国家的规定：干部和学生是不准进入自由市场出售东西（那时好像已经没有商品的概念）。听到这个理由，我霎时就没了争辩的勇气了，那就检查吧，争取“宽大处理”。在本文的写作时，我突然想查找一下当时国家对自由市场的管理是否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没有找到。不过，查到的资料表明当时的对于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东西的人的限制的确很严格，甚至要求持有“自产自销证明”。
这学期的开门办学活动结束回到学校后，在全年级的大会上，我代表全班做了检讨。40多年以后，已经是知名教授的张栩同学还回忆起当年他在银川一中的中院陪我做检讨的情景，颇为感慨。

特别说明：我对姚老师当年的“举报”行为没有意见，作为一名政治老师，他确有责任及时发现并消灭学生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商品经济意识的苗头，即使学生们还没有意识到商品经济的概念。特别是姚老师的爱人戴老师，她是我和我爱人就读银川市第二小学时的老师，还担任过我爱人的班主任。戴老师为人正派，口碑极好。
顺便说一下，后来，放羊的人找到了农场。原来，他当时放有一群羊，其中一只羊突然卧地不起，他分身乏术，无奈只能将这只休克了的羊暂时存放在一个土坑中，打算待把其它羊只赶回羊圈后再来带回这只羊。没想到，这只羊被路过的六班同学当作“无主物”捡拾抬回了农场。放羊人发现这只羊不翼而飞，就向周围的人们打听，结果还真有人看到一群学生抬着一只羊向一中农场的方向走去。于是，他找到了这里。最后的解决结果是：食堂的师傅退回了羊皮，我们把出售羊肉的全部所得还给羊主人（那时的羊群应该是村集体的），农场另外补贴给对方一些黄豆。我在想：如果我们没有卖掉这大半只羊，又会怎样呢？羊主人会不会损失更多一些？多年后，学习了《民法通则》，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卖羊肉的行为，在法律上叫做“无因管理”。我们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按照法律规定还可以要求羊主人承担我们卖羊肉过程的必要支出。
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后，我们四班同学形成一个叫做“每年一小聚，五年一中聚，十年一大聚”的规则。每年的同学聚会大家几乎都会津津乐道地讲起当年那群少年郎遇到一只休克羊所发生的有趣而难忘的故事。

1997年，高中毕业20周年部分同学在银川一中门前合影。只是，此时的学校已经拆建，当年的学校大门以及极具特色的中院已不复存在。

2017年，高中毕业40周年部分同学聚会合影。9年后再看这张合影，其中一位同学已经离我们而去😭，人生苦短，令人唏嘘不已。

去年，我们同学聚会时，相约到银川西部影视城游览拍照，恰遇一拍摄电影的道具----一个羊肉售卖摊档。我和郑昕两人立刻满血，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当年卖羊肉的角色，随行的同学为我们抓拍了一张表情到位的照片。

49年后，我和郑昕在西部影视城再次体验了一回当羊肉商贩的感觉。扮演顾客的是宁夏知名羊肉面连锁店“老木瓜”的创始人慕宁香同学。她来买羊肉，很是应景。

正是：
五十年前少年郎，
拉着羊肉上市场。
吆喝声里筹班费，
切割称重收钱忙。

忽遭举报风波起，
收入充公空一场。
还需当众作检讨，
无奈扮作忏悔样。

今朝影城重扮相，
举刀提羊笑满堂。
旧事再现添趣味，
风霜过后友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