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剃头、理发到美发

一盅清茶

文字：一盅清茶

美篇号：38590311

图片：网络

音乐：徐霞《往日时光》

带着小外孙步入理发店，那宽敞明亮的大堂、舒适松软的靠椅，还有那及时端上来的饮水与小点心，让小孩子立刻融入了安静的等待。

我们那个时代，很少有男孩儿愿意“剃头”的，大都是母亲连哄带压才能让理发师围上白布。母亲不能体会那个理发时的别扭劲：绞索一样的围脖、批斗一样的按压、手动推剪连剪带拔的疼痛，都是逃脱“剃头”的原因。至于她所骂的“像个囚犯了”，也不能使男孩束手就范。

不过，囚犯好像是剃光头的，这点母子双方都不知道。

南京虽说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一直到1950年代也没有几家像样的理发店。记得在最繁华的新街口，也仅有“新新”、“沪光”、“曙光”等几家像样的理发店。那个大玻璃窗内日光灯一条条的晃眼，三色灯柱在门外转个不停。刚进厂的小青工咬咬牙走进去吹个大包头，油亮亮的，哪是小孩子消费的？

居民区的孩子剃头另有安排。“剃头”这个词是从顺治年间几百年传下来的，现在听不到了吧？

在菜市附近有个夏爷爷，头发白了，胳膊下夹着一个布包，穿门入户替孩子“剃头”，偶尔也有不方便的老人接受服务。椅子上摞个小凳子，把孩子提上去一墩，白布一围，开始。

有一天，夏爷爷带他儿子过来与各位客户见面，于是以后的理发师就成了“小夏”了。

与他佝偻慢步的父亲不同，小夏是另一代人。他的话很多，一边和大人说话和小顾客逗趣，一边手还不停干活。他嘴里镶着一颗金牙，说话时一闪一闪的。与他父亲完全不同，梳一个摩登的大背头，油光发亮，不知道有没有小青工光顾小夏的生意。再后来“公私合营”运动后，个体户全部被收编，看不见小夏走街串巷了，有人说他在绒庄街的一处小理发店。

1959年，我进入高小，学校临时借居在建业路一处公房，还有操场，但没有门卫，于是我们经常可以溜出去，有时我也拿着母亲给的零钱去“剃头”。

一进门，没想到理发师就是“小夏”，他也认出我了，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天很热，店面不算小，居然还有一个小力巴扫地倒热水洗头，还兼顾拉风扇降温。

屋顶上装了一个大厚帘子，用绳子牵拉着扇风，风不小，效果不错。只不过看着那个比我还小的小力巴在吃力地拉风扇，很可怜他。去过几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小夏那里了。

上了中学，传达室后面一间房子开设了一家理发店，老板一个人又理发又洗头又扫地。这天，洗头的换成了他的女儿，是对面女中的学生。我第一次被陌生的女生洗头，那么柔软的手让我觉得又舒服又尴尬，交钱后立即逃跑。

在青少年阶段，异性初次接触时，好像男生总是比女生更腼腆、更尴尬吧？

插队到了农村，理发又成剃头了，而且是送服务到田头、村头、家门口。

我们几个生产队的男人合起来“包头”给一个名叫“怀yi”的人，三块钱一年，一律在工分里代扣，不限次数，随时可以。yi是发音，字不知怎么写，他夹个白布包出现在田间时，总是给磨洋工的社员们带来话题与欢乐。当一个个客户在他的手里低下头时，也就成了观众们语言戏弄的对象。观众们欢笑，客户只有傻笑，怀yi则是“捧哏”。

多年后下乡，席间陪客的正是怀yi，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提起当年的“特殊工种”，我才知道他竟然是富农成份。为什么这个肥缺没有给贫下中农、反而落到他的头上？他也不知道，或者不肯说。

七十年代末在北京最出名的理发店非“四联美发”莫属。这是五十年代从中国最时尚的上海迁来支援首都的，同时而来的还有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红都服装店等等。刚刚恢复了烫发业务的“四联”即使一次花掉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也还是人满为患。

暑假妻子来北京探亲，隔壁来了一对厦门老夫妇二人，是王工的父母。我们白天上班，他们与妻子就成了好朋友。那天我从办公室回宿舍，发现妻子的头发已经被卷成了螺蛳壳一样的卷子，怪怪的模样让午睡刚醒的女儿都不认识妈妈了，直推。原来那位老者是个技艺高超的发型师，解放后多年烫头发被视为异端，今天来到开放先行的北京才敢露一手。那是妻子第一次烫发，洗净吹干后得到了宿舍众女生的羡慕。

我今天还怀念着年轻时为我理过发的同学朋友：那个在大学宿舍里到处拉人献艺的梁尚鸿同学，那个刚刚认识还叫不出我的名字就为我理发的实验室老廖……，我怀念他们为我理发的日子，在边理发边聊天中度过了多少值得回味的时光。今天各种“美发”、“美容”店大街小巷，就是不肯叫“X X理发店”。个个自封“高级发型师”、“设计总监”，都是在盯着你办卡充值，如果你没有一点杀伐决断，就难免会遭到突然关店卷逃的损失。

听说在朝天宫文津桥还有旧时的那种剃头挑子，老式的一套手艺五块钱一次，掏耳捏指拍肩刮脸揪眼皮一样不缺。哪天约上三俩老伙伴，来一次复古之旅。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