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文《枪痕与案牍——忆吴代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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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文，四川省南充市人，法院退休干部，喜欢诗歌与散文。曾发表《退休吟》《夕阳吟》《咏高院荣誉日》《情融襄垣》《情归故里》《春意渐浓》《羽毛球·我的最爱》《思想工作效果好、法院工作起色大》《强化八个意识、促进班子团结》《浅谈人民法官如何正确运用审判权力》等作品。作品发表于知名文学微刊《作家》、法院队伍建设杂志等。

作品

枪痕与案牍——忆吴代荣同志

王学文

2026年3月3日早上九时许，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我在法院退休工作群里看到了一则讣告，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的寂静——“我院退休干部吴代荣同志因病于昨晚不幸逝世，享年78岁。根据家属安排，将于明天（3月4日）上午在嘉陵区火化。”

窗外嘉陵江的风穿城而过，吹得窗框轻轻作响。我放下手机，不竟想起了这位赤诚稳重的老人，想起了退休群里那些断断续续表示哀悼的文字。它们像散落的拼图，每一片都带着温度：巴山蜀水间的一颗星，戎装换作法袍的身影，案牍上磨出的三千锐气，还有那道穿越近百年风尘的枪痕。

明天，这位老人的肉身将化作轻烟。而在那之前，我想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让一个军人和法官的一生，重新站立在这个春天的黎明。

　　一、巴山星陨

1948年，吴代荣同志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吴立兴，安徽金寨人，那一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了。

金寨，大别山的腹地，红色的摇篮。1928年，十四岁的吴立兴加入了少先队和反帝大同盟，第二年四月，他成了一名红军战士。那是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少年的肩上扛起的不是书包，而是枪。1935年，他跟着队伍开始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抗日战争，他在八路军129师当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他参加了中原突围、孟良崮、临汾、晋中，一路打到大西南。两次负伤，两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1953年，吴立兴调任南充军分区司令员，把家安在了这座嘉陵江边的城市。十二年后，他以副军级待遇离休。而就在他离休的这一年，十七岁的吴代荣穿上了军装。

父子两代人，一支接力枪。父亲的枪膛里装的是战场上的硝烟，儿子的枪膛里装的，将是和平年代的另一种使命。

我试图想象那个画面：1965年的某个清晨，南充军分区大院里，一个清瘦的少年穿上没有领章的新军装，对着镜子整理帽檐。他的父亲站在门口，沉默地看着。这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兵，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点了点头。那一眼里，有千山万水。

吴代荣同志在部队里待了十三年。十三年，从一个新兵成长为一名军人。军人的印记是刻在骨头里的：时间观念、纪律意识、严肃的表情、一丝不苟的作风。这些东西，后来陪伴了他整整一生。

1978年，他脱下军装，转业到南充市人民法院。从军营到法院，从枪杆到法槌，三十岁的吴代荣开始了他人生的下半场。

那一年，他三十岁。父亲吴立兴三十岁的时候，正在中原突围的枪林弹雨中穿行。而他的战场，换成了堆满卷宗的案头。

二、戎装换作法袍

我是1995年转业到嘉陵区人民法院的。那一年，第一次见到吴代荣同志。

“当时他在刑事审判庭任副庭长，我被临时安排到司法警察大队担任法警。”我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他的文字很朴素，没有什么修饰，但隔着三十年的时光，我依然能感受到一个转业军人对另一个转业军人的那种天然的亲近。

建区伊始，嘉陵区的刑事案件多得像秋天的落叶。几乎天天都有开庭，天天都要提押人犯。我和法警队的战友们每天往返于法院和市看守所之间，提押、值庭、看守，日复一日。而吴代荣同志就坐在刑庭的办公室里，面对着一摞又一摞的卷宗。

“他体态肥胖，行走吃力，每次去看守所或去被告家了解相关情况时，都非常难受，特别是夏天，时常中暑。”

我试着想象那个画面：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顶着四川盆地闷热的暑气，一步步走进看守所的大门。汗水把他的衬衫浸透，贴在后背上，他的呼吸有些急促，但脚步依然坚定。他要去见一个被告人，一个或许已经等待了很久的人。他要听那个人说话，要了解他的家庭、他的过往、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些细节，卷宗里没有，只有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吴代荣同志办案，是出了名的“严”。审判纪律、审判程序、适用法律，每一个环节都严格对标。开庭的时间，分秒不差；坐在审判席上的表情，永远是那种军人特有的严肃认真。他的法庭里没有嬉笑，没有随意，只有法律的庄严和军人的不苟。

但他又是有温度的。那些冒着酷暑去看守所、去被告人家里的日子，那些在卷宗堆里一坐就是半天的时光，那些对一个又一个案件细节的反复推敲，背后是一个法官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也是一个军人对“责任”二字的理解。

在部队里，责任意味着完成任务；在法院里，责任意味着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十三年的军旅生涯，教会他的正是这一点：无论穿什么衣服，肩上的担子都是一样的。

三、案牍三千

诗里有一句：“曾磨案牍三千锐”。三千，当然是个虚数。吴代荣同志在法院工作了三十年，办理的案件何止三千。每一个案件，都是一堆卷宗；每一堆卷宗，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那些年，他磨去的不仅是案牍，而是自己的光阴和心血。

我见过吴代荣同志办案的样子，也见过很多像他一样的基层法官。他们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了泛黄的卷宗，窗外的嘈杂与他们无关，他们低着头，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有时候，他们会停下来，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抬起头，望着窗外发呆——那是在思考，是在推敲，是在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为一个陌生人的命运做出判断。

吴代荣同志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只是他的卷宗旁边，可能放着一个大号的茶杯，里面泡着浓茶。他的身体不好，肥胖让他的行动越来越吃力，但坐到办公桌前，他就成了一尊雕像。

“他的时间观念特强，或许是军人养成的性格，分秒不差就开庭。”分秒不差，这四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怎样的自律。开庭前，他要看完所有的卷宗，理清所有的头绪，准备好所有的法律依据。这些工作，没有人替他做，全靠自己一点一点地磨。磨案牍，也是磨自己。

三十年，他从一个三十岁的壮年人，变成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的头发白了，身体更胖了，走路的步伐也越来越慢了。但他的眼神，依然是军人的眼神——坚定、锐利、不容置疑。

那些被他“磨”过的案卷，如今大多已经进了档案室，落满了灰尘。但每一个案件背后的那些人，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改变命运的人，或许会在某个时刻想起：曾经有一个胖胖的法官，坐在审判席上，认真地听完了他们的话。

四、枪痕百岁

诗里还有一句：“犹带枪痕百岁尘。”

这道枪痕，有两层意思。一层属于父亲吴立兴。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次负伤，那些枪痕，是他用身体为新中国的诞生铺路的证明。另一层，属于吴代荣同志自己。他没有上过战场，但他的生命里，同样有一道看不见的枪痕——那是父亲的传承，是军人的烙印，是一辈子都洗不掉的精神胎记。

吴立兴从金寨的山沟里走出来，走过了长征路，走过了抗日战场，走过了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他在孟良崮的炮火中冲锋，在中原突围的绝境中求生，在晋中的山沟里与敌人周旋。两次负伤，两次差点把命丢掉。但他活了下来，活到了解放，活到了南充，活到了儿孙绕膝的晚年。

他的故事，吴代荣同志从小听到大。那些关于红军、关于长征、关于打仗的故事，像种子一样种在一个少年的心里。后来他参军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他转业了，父亲也没有说什么。但吴代荣知道，父亲一直在看着他。

父亲的那道枪痕，就这样传到了儿子身上。它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里。它让吴代荣同志在法院工作的三十年里，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严格、自律、认真、负责。它让他在面对诱惑时能够坚守底线，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咬牙坚持，在面对当事人时能够保持公正。

“同袍泪尽军魂老，来祭乾坤正气新。”这两句写得最好。军魂会老，人会走，但那道枪痕留下的正气，会在天地间长存。

1988年，吴立兴离休十五年后，以一个老红军的身份离开了人世。他活了将近八十岁，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三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吴代荣也走了。父子俩相隔三十多年参军，相隔近四十年离世，却用同一种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忠诚、干净、担当。

五、减肥的故事

在所有关于吴代荣同志的记忆里，我记得最生动的一个细节，是关于减肥的事情。

吴代荣同志曾经很胖，最重的时候有二百三十多斤。对于一个法官来说，这不仅是健康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开庭要坐，出门要跑，二百多斤的身体，做什么都吃力。于是，他下决心减肥。

“他为了减肥，每天超负荷训练，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硬是从二百三十多斤减至一百六十多斤。”半年，七十斤，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更惊人的是他减肥的方式：除了控制饮食，就是科学健身，日复一日地坚持。

有一次工作间隙，我和他聊起减肥的事。吴代荣说了一段话，我记了下来:“减肥让我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也让我感受到了工作的轻松，更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健康是我们革命的本钱，也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段话平平无奇，但仔细想想，却很能说明吴代荣同志这个人。他是一个能把任何事情都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人。减肥，在他眼里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快乐；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幸福。因为他用军人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只要目标明确，只要方法得当，只要坚持到底，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这种思维方式，大概是从部队里带来的。在部队里，每一个任务都是具体的、可执行的、必须完成的。转业之后，他把这种方式带到了生活中。办案子是这样，减肥也是这样。认准了，就去干；开始了，就不停；做成了，就继续往前走。

半年减掉七十斤，需要怎样的毅力？那些清晨和黄昏，他一个人穿着汗湿的运动服，在法院的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走。没有人监督，没有人考核，全凭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这种自律，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品质。

六、风号雨垂

诗里有两句写景的：“风号嘉陵江上雨，云垂充国入中春。”

嘉陵江，是南充的母亲河。多少年来，它就这样静静地流过这座城市，看惯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充国，是南充市地名的一个雅称，吴代荣同志生前工作的地方。入中春，是农历的二月，正是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节。

就在这个春天的中季，吴代荣同志走了。讣告是3月3日上午发出的。按照家属的安排，第二天上午，他的遗体将在嘉陵区火化。没有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一切都简简单单，像他生前那样不去张扬。

我想象那个画面：春天的早晨，嘉陵江上飘着薄雾。一辆灵车静静地驶过吴代荣同志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从法院到看守所，从办公室到家，从年轻到老去。然后，火焰升腾，一具承载了七十八年风雨的肉身，化作一缕轻烟，飘向嘉陵江的上空。

风在江面上犹如洪亮的号声，那是三月的春风，本该是柔和的，此刻却带着几分呜咽。云在天边垂，那是春天的云，本该是轻盈的，此刻却显得有些沉重。大自然也在为一个普通人的离去，做着无言的告别。

我和吴代荣同志的战友们，那些和他一样穿过军装、又脱下军装穿上法袍的老兵们，默默地站在某个地方，向着嘉陵江的方向，行了一个军礼。这个军礼，不是给法官吴代荣同志的，而是给战友吴代荣同志的。那个曾经和他们一起，从军营走到法院的人，如今先走一步了。

“同袍泪尽军魂老”，诗里这样写。泪尽了，不是因为不悲伤，而是因为悲伤太深，流不出来了。军魂老了，不是因为岁月流逝，而是因为一代人正在老去、正在离开。但军魂不会真的消失，它会通过某种方式，传承给下一代人。

　　七、来祭乾坤

最后一句：“来祭乾坤正气新。”吴代荣同志走了，但他留下的正气，不会走。这道正气，来自他的父亲吴立兴，来自那代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人；也来自他自己，来自那代脱下军装穿上法袍的人；还会继续传下去，传给后来的法官，传给后来的军人，传给所有愿意认真做事、干净做人的人。

什么是正气？是父亲身上的枪痕，是儿子案头的卷宗；是长征路上的脚印，是开庭时分秒不差的准点；是对法律的敬畏，是对责任的坚守；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

吴代荣同志这辈子，做了两件事：当兵，当法官。但其实他做的是一件事：用军人的方式，当好一个法官。他把部队里的纪律带到了法庭上，把军人的责任感带到了办案中，把父辈的枪痕，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底色。

嘉陵江的水还在流，法院的办公楼还在，新的案件还在不断产生，新的法官还在不断成长。吴代荣同志坐过的审判席，早就换了好几个人；他用过的办公桌，也早就被搬到了别处。但有一些东西，是搬不走的。

那间办公室里，仿佛还坐着一个胖胖的法官，低着头看卷宗。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偶尔他会抬起头，喝一口浓茶，然后继续低下头去。他的身后，嘉陵江在静静地流；他的面前，案卷像山一样堆积。而他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用军人的耐心和法官的良知，磨着那三千案牍，磨着自己的余生。

这道光，这道从枪痕里透出来的正气，不会被磨灭。它会穿过时间，穿过嘉陵江上的风雨，穿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永远新鲜，永远明亮。

八、尾声

写完这些文字，窗外已经天光大亮。今天是3月4日，吴代荣遗体火化的日子。嘉陵江上的雾大概散了，春天的阳光正照着这座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

我在滇西旅居，只能在微信里说，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这位老战友、老同志送去最后一程。这篇散文，将是我对他最沉、也是最好的哀思。

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走了。他的父亲是老红军，他是老兵、老法官。他们父子俩，一个用枪为新中国奠基，一个用法为新中国护航。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但精神的底色是一样的：忠诚、干净、担当。

这样的人，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只是两颗小小的水珠。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水珠，汇成了我们民族的江河。

愿嘉陵江的风，送他一程。

愿春天的云，为他垂首。

愿那道枪痕，在天地间长存。

愿乾坤正气，永远新鲜。

吴代荣同志，一路走好！

【吴代荣同志遗照】



编辑按语

　　《枪痕与案牍——忆吴代荣同志》一文，远非一篇简单的悼念文章。它是一幅用细腻笔触与深沉情感勾勒的精神肖像，更是一次对平凡与伟大、传承与使命的深刻文学勘探。其写作风格与技法，精妙地服务于其超越个人追思的更高目的意义，使得文本在真挚缅怀之外，具备了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与发人深省的思想重量。

一、风格与技法：时空交织的抒情性叙事

文章最显著的风格特征是抒情性叙事。作者并未采用编年史般的冰冷笔法，而是以“我”的当下听闻（讣告）为触发点，让记忆与思绪如嘉陵江水般自然流淌。这种叙事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在“父亲的烽火岁月”、“儿子的案牍生涯”与“作者的此刻追怀”三者间自由穿梭，形成一种三重时空的共鸣结构。父亲的“枪痕”与儿子的“案牍”不仅是人生经历的象征，更被编织成一条贯穿近百年历史的精神线索，使得个人命运与家国历程紧密相连，极大地拓展了文章的时空格局与历史纵深感。

在技法上，文章展现了高超的意象营造与细节把控能力。“枪痕”与“案牍”作为核心意象，贯穿始终，从具体的伤疤与卷宗，升华为军人纪律与法官责任的象征，最终凝聚为“正气”这一抽象精神品质的具象载体。文中诸如“汗水浸透衬衫的背影”、“大号茶杯里的浓茶”、“清晨减肥时汗湿的运动服”等细节，看似平淡，却如素描笔触，精准地刻画出一个质朴、坚韧、尽职的生动形象，避免了人物塑造的概念化与扁平化。

尤为出色的是其诗化语言与互文技巧的运用。文中引用的诗句“曾磨案牍三千锐，犹带枪痕百岁尘”不仅作为文眼提挈全篇，更与作者自身的散文叙述形成互文。散文部分是对诗句的具象化诠释与情感铺陈，诗句则是对散文精神的凝练与升华。这种文白互映、诗情与叙事交融的写法，赋予了文章一种庄重而典雅的审美气质，将个人哀思提升到了对一种人格境界与时代精神的礼赞高度。

二、目的与意义：超越缅怀的价值建构

这篇文章的写作，显然怀抱着多重且深远的目的意义。

首先，它完成了一次对平凡奉献者的郑重“立传”。吴代荣同志并非历史名人，只是一位普通的转业军人、基层法官。然而，作者通过对其人生轨迹的深情回望，有力地论证了：正是无数这样“忠诚、干净、担当”的个体，在各自的岗位上“磨案牍”、“守准点”，才共同支撑起社会公正与时代运行的基座。文章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赋予其平凡一生以不凡的光辉，体现了文学记录时代、关怀个体的根本价值。

其次，它进行了一次关于精神传承的深刻探讨。“父子两代人，一支接力枪”的比喻，精妙地揭示了文章的核心命题：精神血脉的赓续。从父亲吴立兴战场上的“枪痕”（革命年代的牺牲奉献），到儿子吴代荣法院中的“案牍”（和平时期的恪尽职守），外在形式虽变，但内核中的“军魂”——纪律、责任、正气——却一脉相承。文章试图回答，在硝烟散去的和平年代，那种诞生于艰难困苦中的宝贵精神品质，如何能在日常工作中得以保存、转化与发扬。这超越了简单的家族记忆，触及了代际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核心价值观如何传承与转化的普遍性命题。

最后，它达成了一种对抗遗忘的情感与精神抚慰。在节奏匆促的当下，个体的离世容易悄无声息。作者以文字为容器，精心收集、拼接那些关于逝者的“带着温度的碎片”，不仅是为了安放自己的哀思，更是为了抵抗遗忘，为逝者的精神存在建立一个可被后人感知、触摸的“记忆场域”。“愿乾坤正气，永远新鲜”的结语，既是对逝者的最高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深切期许，希望那种由具体人物所承载的美好品质，能成为一种不随时光湮灭的永恒滋养。

总之，王学文先生这篇《枪痕与案牍》的成功，在于它完美地融合了文学的“术”与思想的“道”。其交织的叙事、精妙的意象、诗化的语言，是承载其深刻内涵的优美形式；而对平凡者的铭记、对奉献的礼赞、对精神传承的追问，则是其文字背后灼热的核心。这篇文章如同一艘精心打造的舟楫，载着读者渡过嘉陵江的薄雾，不仅遇见了一位可敬的老人，更触及了关于责任、传承与永恒价值的深沉思考。它告诉我们，最好的纪念，不仅是泪水的挥洒，更是让一种“正气”，通过文字的力量，在更多人的心田里焕发新生。

【编辑简介】韩会勇，笔名韩墨，山东青州人。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老干部诗词学会等多个文学组织的会员。在文学创作领域涉猎广泛，包括诗歌、散文、辞赋、楹联和评论等多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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