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思路

西岐布衣

新结构经济学视域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

——以林毅夫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对应研究

摘要

吴敬琏、厉以宁之后，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决策与政策框架的核心学者。本文以林毅夫经济思想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策为研究对象，系统阐释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禀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动态比较优势核心命题，揭示其为双循环政策提供的理论基础、学理支撑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双循环政策是新结构经济学在大国经济、新阶段与内外变局下的政策化、实践化、顶层化落地，二者在立足国情、因势利导、统筹开放与安全、畅通经济循环上高度同构；林毅夫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经济思想从“转轨借鉴”走向本土自主理论建构，为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可操作的学理框架。本文为理解后吴厉时代中国经济思想与政策对应关系提供典型案例。

关键词：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要素禀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先后以吴敬琏市场化制度改革、厉以宁股份制与民营经济推动体制转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阶段转换、外部环境重塑、产业链安全与内需提振等新命题，亟需本土原创、问题导向、适配国情的经济理论。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起点，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为核心，成为解释中国道路、指导政策实践的主流理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新时代重大战略部署，与新结构经济学形成高度契合的理论—政策对应关系。本文以“一位学者、一项政策”为范式，开展对应研究，回答：新结构经济学如何支撑双循环政策？双循环如何检验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二者如何共同塑造当下中国经济治理逻辑？

二、核心学者：林毅夫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

（一）理论定位：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基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实践提出的原创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新古典方法分析结构变迁，区别于传统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为后发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一般理论。

（二）三大核心命题

一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与技术选择

国家在特定时点的资本、劳动、资源、技术相对丰裕度，决定最优产业结构与比较优势。发展的本质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升级。

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

有效市场：形成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

有为政府：因势利导，提供软硬基础设施，解决外部性与协调失灵，降低交易成本。

二者有机统一，是实现结构升级与持续增长的关键。

三是动态比较优势与因势利导

比较优势随禀赋升级而动态变化；政府与市场协同，推动产业循序渐进、不超前不滞后，实现后来者优势、换道超车优势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结合。

（三）理论贡献

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质假设与制度万能论，把发展阶段、结构差异、政府作用内生化，为中国产业政策、区域协调、开放战略、风险防控提供统一学理框架。

三、对应政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内涵与目标

（一）政策提出与定位

2020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

（二）政策核心内涵

一是内循环为主体：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增强内生动力与可靠性。

二是双循环互促：以高水平开放联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际循环质量，以国际循环提升内循环效率与水平。

三是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统筹发展与安全。

（三）政策目标

短期：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应对外部冲击与周期波动。

中长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大国经济自立自主、向经济强国转变。

四、理论与政策的对应机制：新结构经济学如何支撑双循环

（一）禀赋结构：双循环的国情依据

林毅夫强调，大国经济到达一定阶段，内需占比上升、外需相对下降是规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与人力人才资源，禀赋结构决定：必须转向内循环为主体，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双循环不是封闭，而是基于禀赋结构的主动战略升级。

（二）有效市场：内循环的运行基础

新结构经济学以有效市场为前提，对应双循环的市场化配置、统一大市场、要素自由流动。政策层面：破除地方保护与行政壁垒，完善竞争政策，让价格信号引导供需适配、消费升级与民间投资激活，实现内循环高效畅通。

（三）有为政府：双循环的治理保障

林毅夫“有为政府”对应双循环的战略统筹、短板补齐、风险防控、开放引导。政府在产业链补链强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房地产与地方债风险处置、制度型开放、区域协调中发挥作用，实现先立后破、稳中求进。

（四）动态比较优势：双循环的升级路径

以比较优势动态演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对外稳外贸稳外资、参与全球分工，实现内循环提质量、外循环提水平的互促格局。

（五）发展与安全：双循环的底线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可持续、可负担、可自主，对应双循环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粮食、能源、产业链、金融安全，在开放中实现自主可控，在增长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五、实践检验：双循环政策落地中的新结构经济学逻辑

（一）扩大内需：从政策口号到禀赋驱动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把消费与有效投资建立在比较优势与收入增长基础上，避免强刺激与透支增长，体现新结构经济学循序渐进、内生增长原则。

（二）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到因势利导

围绕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符合禀赋升级方向的产业发力，政府聚焦基础设施、平台搭建、生态培育，不直接替代市场、不扭曲价格，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落地。

（三）高水平开放：从要素开放到制度型开放

以国内循环形成全球要素引力场，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体现以内促外、以开放促改革、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治理。

（四）区域布局：从均衡发展到比较优势分工

各地区找准在双循环中的定位，不搞“小而全”、不搞省内内循环，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协同，形成梯度升级、互补循环的空间结构。

六、理论贡献与时代意义：后吴厉时代的经济思想转型

（一）从“转轨破局”到“发展立制”

吴、厉解决计划到市场的破局问题；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解决高质量发展、结构升级、大国治理的立制问题，标志中国经济思想进入本土原创、系统治理阶段。

（二）从“学派争论”到协同范式

超越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确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中国范式，为双循环、新质生产力、统一大市场等政策提供稳定理论共识。

（三）从“西方借鉴”到自主话语

新结构经济学与双循环政策相互成就，形成中国理论—中国政策—中国实践的闭环，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展“一位学者、一项政策”对应研究，得出结论：

一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是双循环政策的核心理论基础，双循环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顶层政策实践，二者在禀赋结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动态比较优势、统筹安全与发展上高度同构。

二是后吴厉时代，中国经济思想不再依赖单一旗手，而是以原创理论+顶层政策+实践落地的复合型体系主导，更强调国情适配、系统思维、底线思维、自主创新。

三是新结构经济学与双循环的成功对应表明：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本土实践、回答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政策，才能真正影响经济形势、支撑高质量发展。

启示：未来政策制定应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开放与自主相结合，以新结构经济学思路深化双循环，以双循环实践丰富新结构经济学，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双循环发展观[J].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2021.

[3]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Z].2021.

[5] 林毅夫.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1).

增长阶段转换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与政策对应研究

——以刘世锦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对应分析

摘要

在吴敬琏、厉以宁所代表的市场化改革理论之后，刘世锦以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高质量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框架，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走向与中长期规划的重要经济学家。本文以刘世锦经济思想与新质生产力政策为研究对象，系统开展“一位学者、一项政策”的对应研究，揭示刘世锦提出的增长阶段转换、结构升级、效率驱动、创新主导等理论，如何成为新质生产力政策的学理基础、逻辑起点与实施路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并非单纯技术概念，而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以新旧动能转换为路径、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系统性战略；刘世锦的增长阶段转换理论，精准解释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为新质生产力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者共同构成后吴敬琏、厉以宁时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对理解当前经济转型、产业政策与长期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刘世锦；增长阶段转换；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阶段，转向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效率提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要素投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亟需新的理论解释增长转型，也亟需新的政策框架引领未来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刘世锦作为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规划与宏观政策研究的核心学者，以“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理论为基础，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在规律。而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战略之一，正是这一理论在政策层面的集中体现与落地。

本文严格按照“一位经济学家、对应一项政策”的研究范式，对刘世锦经济思想与新质生产力政策进行理论对应、逻辑对应、实践对应，为理解当下中国经济思想的主流脉络提供清晰框架。

二、核心学者：刘世锦与增长阶段转换理论

（一）理论定位：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论”奠基人

刘世锦长期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度参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研究，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最权威的阐释者。他的理论不追求抽象模型，而立足中国现实，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为什么必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二）核心理论命题

一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具有客观必然性

当一个经济体完成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后，高投资、高出口、高消耗的增长模式将自然触顶。潜在增长率下降，不是周期问题，而是阶段问题、结构问题。

二是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

传统增长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大量投入；新阶段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组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三是增长的核心不再是速度，而是质量与效益

新阶段的核心目标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速度服从质量。

四是新旧动能转换是转型关键

旧动能逐步退出，新动能逐步壮大，形成接续替代，避免断崖式下滑，实现平稳转型。

（三）理论贡献

刘世锦的理论，为中国经济“降速提质”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为国家放弃粗放增长、转向创新驱动提供了决策依据。

三、对应政策：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内涵与战略定位

（一）政策提出与顶层定位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政策主线，其核心是：

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

（二）政策核心内涵

一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科技、深地深海、低空经济等。

三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目标：本质是提高经济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增强长期竞争力。

四是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统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政策目标

短期：稳增长、稳就业、培育新增长点。

中长期：实现经济结构根本转型，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四、理论与政策的高度对应：刘世锦思想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

刘世锦的增长阶段转换理论，与新质生产力政策在逻辑起点、核心动力、转型路径、发展目标上实现完全同构。

（一）阶段判断对应：从高速增长 → 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新质生产力回答：新阶段靠什么发展？

二者共同构成：阶段判断 + 战略选择的完整闭环。

（二）增长动力对应：从要素驱动 → 创新驱动

刘世锦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第一动力。

新质生产力明确：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理论与政策完全一致：增长动力从“投入量”转向“效率质”。

（三）结构转型对应：新旧动能接续替代

刘世锦提出：旧动能逐步调整，新动能持续壮大。

新质生产力落地：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政策完全沿着理论指明的路径展开。

（四）发展目标对应：速度让位于质量

刘世锦主张：不追求高速，追求有效益、有就业、可持续的增长。

新质生产力强调：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绿色低碳。

共同确立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

（五）改革逻辑对应：以制度创新释放生产力

刘世锦一贯强调：改革是转型的根本动力。

新质生产力明确：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理论与政策都指向：深化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活力。

五、实践层面的对应：新质生产力落地中的刘世锦逻辑

（一）不搞大水漫灌，坚持精准发力

对应刘世锦：反对强刺激，坚持结构调整。

（二）支持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

对应刘世锦：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基础，是结构转型主战场。

（三）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对应刘世锦：新动能来自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

（四）绿色低碳成为内在要求

对应刘世锦：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六、时代意义：后吴、厉时代经济思想的新特征

（一）从“建体制”转向“提质量”

吴敬琏、厉以宁解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刘世锦与新质生产力解决体制成熟后如何高质量发展问题。

（二）从“破”为主转向“立”为主

从破除计划经济束缚，转向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安全体系。

（三）从西方理论借鉴转向本土实践总结

刘世锦的增长阶段理论，完全基于中国工业化历程，新质生产力则是中国原创的发展理念，标志中国经济思想走向成熟与自主。

七、结论

本文以刘世锦经济思想与新质生产力政策为对象，完成“一位经济学家、一项政策”的对应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刘世锦的增长阶段转换理论，是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二者在阶段判断、动力转型、结构调整、目标导向高度统一。

第二，新质生产力不是抽象技术概念，而是增长阶段转换理论的政策化、战略化、实践化表达，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在吴敬琏、厉以宁之后，以刘世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与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政策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其核心是：

告别粗放增长，走向效率优先、创新驱动、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这一理论与政策组合，正在深刻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并将持续决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方向。

参考文献

[1] 刘世锦.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与高质量发展[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2] 刘世锦.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J]. 管理世界, 2023(02).

[3] 刘世锦. 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9.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意见[Z]. 2024.

[6] 刘世锦.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J]. 经济研究, 2022(05).

渐进改革与市场制度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与政策对应研究

——以樊纲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对应分析

摘要

在吴敬琏、厉以宁奠定的市场化改革理论基础之上，樊纲以“渐进改革、双轨过渡、制度变迁、宏观稳定”为核心思想，成为当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本文以樊纲经济思想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一位经济学家、一项政策”的对应研究范式，系统阐释樊纲关于转轨经济学、地方竞争、要素流动、市场分割、制度供给等理论，如何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学理支撑与改革逻辑。研究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非简单的市场整合政策，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标志性制度工程；樊纲的渐进改革与制度变迁理论，精准解释了市场分割的根源、统一市场的必要性与改革路径，二者在破除壁垒、要素自由流动、公平竞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高度契合。本文为理解后吴敬琏、厉以宁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逻辑提供典型案例。

关键词：樊纲；渐进改革；双轨制；统一大市场；要素市场化；市场分割

一、引言

中国经济改革从“放权让利”“建立市场经济框架”进入到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政策碎片化等问题，成为制约效率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在此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而在理论层面，樊纲长期研究中国转轨经济、地方政府行为、宏观稳定与制度改革，其思想与统一大市场政策形成高度内在统一。

本文遵循“一位学者、一项政策”的研究结构，对樊纲经济思想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进行理论对应、逻辑对应、实践对应，清晰呈现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脉络与政策走向。

二、核心学者：樊纲与渐进改革、转轨经济理论

（一）理论定位：中国渐进改革路线的重要理论阐释者

樊纲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稳定的学者之一，长期参与政策咨询与改革设计，其理论风格务实、稳健、强调可操作性，被视为渐进改革路线的代表性理论家。

（二）核心理论命题

一是渐进改革与双轨并行：从旧制度中内生新制度

改革不是一步到位、全盘推倒，而是双轨过渡、增量先行，在保持稳定前提下，让新体制逐步壮大、替代旧体制。

二是地方竞争：增长动力与市场分割的双重来源

地方政府竞争在早期带来高速增长，但长期也导致重复建设、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形成“诸侯经济”。

三是要素市场化滞后是核心短板

产品市场早已放开，但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是效率损失的关键。

四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改革关键

行政干预、地方壁垒、规则不统一，大幅提高全社会交易成本，损害整体效率。

五是宏观稳定优先，避免大起大落

强调总需求管理、防风险、稳预期，为改革与结构转型创造环境。

（三）理论贡献

樊纲的理论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走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改革；地方竞争如何既推动增长又制造扭曲；下一步改革必须从产品市场化走向要素市场化、制度统一化。

这些思想，直接构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源头。

三、对应政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内涵

（一）政策定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这是新时代市场化改革的总抓手、总牵引。

（二）政策核心内容

一是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严禁地方封锁、指定交易、区域壁垒。

二是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与制度：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

三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四是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强化反垄断，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五是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打通流通堵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三）政策目标

短期：畅通循环、稳预期、降成本、提效率。

中长期：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基础。

四、理论与政策对应：樊纲思想如何支撑统一大市场

樊纲的转轨经济与渐进改革理论，与统一大市场政策在问题诊断、改革逻辑、路径选择上完全同构。

（一）问题根源对应：从地方竞争到市场分割

樊纲指出：

地方竞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整体效率损失。

统一大市场政策直接回应：

破除地方壁垒、禁止区域封锁、消除行政垄断；理论与政策在“病根诊断”上高度一致。

（二）改革方向对应：从产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

樊纲长期强调：中国改革最大短板是要素市场化滞后。

统一大市场明确：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是对樊纲核心判断的政策化落实。

（三）改革路径对应：渐进、稳妥、制度先行

樊纲主张：不搞休克疗法，先立后破、制度先行、稳中推进。

统一大市场政策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稳妥实施。改革方法论完全一致。

（四）核心目标对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樊纲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是转轨经济最大效率损失。

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五）宏观逻辑对应：以改革稳增长、稳预期

樊纲一贯主张：靠改革释放活力，而非短期强刺激。统一大市场正是中长期改革红利的核心来源，与樊纲宏观思路高度统一。

五、实践对应：统一大市场落地中的樊纲逻辑

一是不搞运动式、一刀切，强调规则统一。对应：渐进改革、制度先行。

二是打通地方与部门壁垒，对应：破除诸侯经济、减少行政扭曲。

三是强化公平竞争，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对应：统一制度、消除歧视、完善市场环境。

四是以统一市场带动产业分工与规模经济，对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说：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樊纲渐进改革理论在新时代的集大成政策实践。

六、时代意义：后吴、厉时代改革思想的延续与升级

（一）延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吴敬琏、厉以宁奠定市场经济、产权、竞争的基础；

樊纲与统一大市场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动摇。

（二）升级：从“建起来”到“统起来、强起来”

早期改革是“把市场建立起来”；统一大市场是“把市场统一、规范、高效、强大起来”。

（三）深化：从放权让利到制度供给

改革从“给政策”转向“给制度、给规则、给环境”，标志中国市场经济进入成熟定型阶段。

七、结论

本文以樊纲经济思想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为对象，完成“一位学者、一项政策”的对应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樊纲的渐进改革、转轨经济、地方竞争、要素市场化理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二者在问题根源、改革方向、实施路径、价值目标上高度一致。

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短期调控政策，而是新时代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制度工程，是中国市场从“分割走向统一、从规模走向质量”的关键一步。

第三，在吴敬琏、厉以宁之后，以樊纲为代表的稳健改革派学者，与统一大市场、要素市场化等政策共同构成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想脉络：

坚持渐进改革、坚持市场导向、坚持制度先行、坚持稳中求进，以高标准市场体系支撑高质量发展。

这一理论—政策组合，正在从根本上塑造未来中国经济的制度形态与长期增长潜力。

参考文献

[1] 樊纲. 渐进式改革与中国经济的制度变迁[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2] 樊纲.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分割研究[J]. 经济研究, 2021(07).

[3] 樊纲. 要素市场改革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2.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Z]. 2022.

[5]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报告(2024)[R]. 2024.

[6] 樊纲. 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金融改革深化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论与政策对应研究

——以黄益平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对应分析

摘要

在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奠定的市场化改革基础上，黄益平以金融改革、数字金融、普惠金融与宏观金融稳定为研究核心，成为新时代影响中国金融政策与金融治理的重要学者。本文以黄益平金融思想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政策为对象，采用“一位学者、一项政策”的严格对应研究范式，系统阐释其关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风险与创新平衡等理论，如何为当前金融政策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并非简单行政要求，而是中国金融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黄益平的金融改革与数字金融思想，精准回应了实体经济融资难、金融资源错配、中小微与普惠服务不足等结构性难题，为金融政策从“总量调控”走向“结构优化、精准滴灌”提供了理论依据。二者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金融治理的核心逻辑。

关键词：黄益平；金融改革；数字金融；普惠金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风险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传统以银行信贷、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为主的金融增长模式面临瓶颈：金融体系规模大但效率不高，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脱实向虚”现象突出，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长期存在融资约束。在此背景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为贯穿所有金融政策的根本原则与顶层要求。

在理论层面，黄益平长期聚焦中国金融改革与数字金融研究，其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高度贴近决策层思路，对金融支持实体、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监管、汇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形成直接影响。本文遵循“一位学者、一项政策”范式，对黄益平金融思想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进行系统对应分析，揭示新时代金融治理的理论内核与实践逻辑。

二、核心学者：黄益平及其金融思想内核

（一）理论定位

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长期参与央行、金融监管部门政策咨询，是中国金融改革、数字金融、普惠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思想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政策可操作性，聚焦“金融如何真正服务经济”这一核心问题。

（二）核心理论命题

一是中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

传统金融体系偏向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与地方项目，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根源在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足、定价机制扭曲、风险定价能力弱。

二是金融改革方向是金融深化与市场化

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改革，让金融价格反映风险与回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非市场因素干预。

三是数字金融是破解普惠难题的重大创新

以大数据、风控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金融模式，能够降低获客成本、提升风控能力、覆盖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小微与下沉市场，是中国式普惠金融的关键路径。

四是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必须平衡

支持金融科技与产品创新，但必须守住风险底线，防止无序扩张、监管套利与系统性风险积累，强调创新与监管同步。

五是金融的最终价值由实体经济决定

金融不能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其规模、结构、效益必须以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为标准。

（三）理论贡献

黄益平的思想回答了新时代中国金融最关键的问题：金融为什么要服务实体？传统金融为何做不好？数字金融如何实现突破？未来改革方向是什么？为金融回归本源提供了完整理论框架。

三、对应政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内涵

（一）政策定位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宗旨、永恒主题与政策总纲，贯穿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所有领域。

（二）政策核心内涵

一是严禁资金空转、脱实向虚

遏制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套利、过度投向房地产与低效平台，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二是重点支持薄弱环节与战略领域

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扩大金融覆盖面，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提升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可得性。

四是优化金融结构，发展直接融资

提高股权、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比重，降低企业杠杆率与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

五是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

在支持实体的同时防范化解地方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

（三）政策目标

短期：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定市场主体，稳增长稳就业。

中长期：构建高效、普惠、安全、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金融支撑。

四、理论与政策对应：黄益平思想如何支撑金融服务实体

黄益平金融思想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在问题诊断、改革方向、实现路径、风险理念上高度同构。

（一）问题根源对应：金融抑制与资源错配

黄益平指出：金融抑制导致结构扭曲，资金流向低效领域，实体部门供血不足。

金融服务实体政策直接回应：破除扭曲，优化投向，把资金配置到最需要、最有效率的实体经济领域。

（二）改革路径对应：市场化与金融深化

黄益平主张：以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效率，让价格与风险匹配。

政策落地：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扩容、打破刚性兑付，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实体。

（三）普惠实现对应：数字金融赋能

黄益平核心观点：数字技术是普惠金融最可行、最可复制的突破口。

政策明确：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覆盖面与精准度。理论与政策在普惠路径上完全一致。

（四）风险理念对应：创新与监管平衡

黄益平强调：鼓励创新，但必须管住风险，防止野蛮生长。

政策体现为：支持金融科技规范发展，健全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五）价值目标对应：金融回归本源

黄益平一以贯之：金融的价值在实体，不在自我循环。

政策顶层定位：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服务实体经济。

五、实践对应：政策落地中的黄益平逻辑

一是不搞大水漫灌，强调精准滴灌

对应：优化结构、提升效率，而非盲目扩张。

二是大力推广供应链金融、信用贷款

对应：利用数据与场景改进风控，解决小微缺抵押、缺信用难题。

三是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绿色、制造倾斜

对应：金融支持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

四是压降房地产与地方平台过度融资

对应：防止金融资源错配，降低系统性风险。

五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对应：提高直接融资，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可以说：

当前所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组合，都能在黄益平的思想中找到清晰理论源头。

六、时代意义：后吴、厉时代金融思想的新发展

（一）从“建金融体系”到“强金融功能”

吴敬琏、厉以宁时代重点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框架；

黄益平与金融服务实体政策聚焦提升金融功能、效率与普惠性。

（二）从传统金融到数字金融

把技术驱动纳入金融改革核心，形成中国特色普惠金融道路，是新时代最鲜明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三）从规模优先到质量与安全优先

更加重视结构、效率、风险、普惠，标志中国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七、结论

本文以黄益平金融思想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为对象，完成“一位学者、一项政策”的对应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黄益平关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风险平衡的思想，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直接、最系统的理论支撑之一，二者在问题、逻辑、路径、目标高度统一。

第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短期口号，而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是解决结构性扭曲、实现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的根本遵循。

第三，在吴敬琏、厉以宁之后，以黄益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金融学者，与金融服务实体、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政策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金融治理的主流思想：

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科技赋能、坚持风险可控、坚持金融回归本源，以现代化金融体系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理论—政策组合，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中国金融结构，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与发展安全。

参考文献

[1] 黄益平. 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2] 黄益平. 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 中国经验与全球启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3] 黄益平.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金融研究, 2023(01).

[4] 黄益平. 金融科技监管与金融稳定[J]. 管理世界, 2022(06).

[5]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2027)[Z]. 2023.

[6] 黄益平. 破解金融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新议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市场逻辑与民营经济振兴：理论与政策的对应研究

——以许小年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对应分析

摘要

在吴敬琏、厉以宁奠定市场化改革基础之后，许小年以自由市场理念、产权理论、企业制度与宏观经济分析为核心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民营经济保护”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以许小年经济思想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一位学者、一项政策”的严格对应范式，系统梳理其关于产权保护、市场自由化、减少行政干预、民营经济主体地位、企业创新的核心理论，揭示其与当前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表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非单纯政策口号，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来源；许小年的市场理论精准解释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融资约束的根源与改革的方向，与当前“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信心”的政策部署高度契合。本文为理解后吴、厉时代中国经济思想中的民营经济理论脉络提供典型参照。

关键词：许小年；民营经济；产权保护；市场自由化；营商环境；企业创新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结构性矛盾、增长动能转换、风险处置等新问题凸显，而民营经济作为就业吸纳、创新驱动、经济活力的重要载体，其地位与作用再次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近两年来，中央多次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明确提出优化营商环境、保护产权、提振市场信心等政策举措。

在理论体系方面，许小年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念，主张产权清晰化、竞争市场化、政府干预合理化，对民营经济、企业治理、宏观经济周期等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其理论与当前民营经济政策高度呼应，构成“理论—政策—实践”的完整闭环。

本文以“一位经济学家 + 一项政策”为研究结构，全面呈现许小年经济思想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对应关系。

二、核心学者：许小年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理论定位：自由市场与制度经济学的坚定倡导者

许小年学术背景深厚，兼具宏观经济、企业理论与国际比较研究优势。其思想核心始终围绕一个命题：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市场、产权、竞争与创新，而非政府干预。

（二）核心理论命题

一、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许小年强调，产权不仅是法律概念，更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来源。产权模糊→激励不足→投资下降→创新弱化，是民营经济面临的根本制度约束。

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主张废除行政性垄断、取消不必要许可、减少行政壁垒，让价格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三、政府应退出直接干预，转向公共服务与法治保障

反对过度产业政策、反对项目制扶持，主张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公平竞争与风险监管。

四、民营经济是经济活力与创新的主要来源

明确民营经济在就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强调“民营兴则经济兴”。

五、企业必须以创新求生存，而非依赖政策红利

指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政策依赖”“规模依赖”，主张企业回归价值创造与技术创新。

（三）理论贡献

许小年的理论系统回答了：中国经济为什么需要市场化？民营经济为什么重要？企业如何实现长期增长？政府在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其思想成为当前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对应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内涵

（一）政策定位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新时代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对民营经济地位的再次制度确认，涉及法治、政策、市场、金融与社会环境等全方位改革。

（二）政策核心内容

一是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确保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杜绝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精简审批、统一规则、公平竞争，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

三是破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

清理排斥、限制民营经济的政策规定，推动行业准入平等化。

四是强化金融支持，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与债券支持，发展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

五是推动民营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三）政策目标

短期：稳预期、稳信心、稳定就业与产业链。

中长期：形成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协同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经济长期活力与创新能力。

四、理论与政策的高度对应：许小年思想如何支撑民营经济政策

许小年的市场理论与民营经济政策在五大维度完全同构。

（一）产权保护对应：制度基础的统一

许小年强调：产权不清，市场无从运行。

政策部署：依法保护产权、完善法治体系、杜绝行政随意干预。理论与政策完全一致。

（二）市场自由化对应：改革方向统一

许小年主张：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政策落地：简化行政审批、统一市场规则、公平竞争审查。改革方向高度统一。

（三）民营经济主体地位对应：发展逻辑的一致

许小年指出：民营经济是创新与就业的主引擎。

政策明确：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二者在战略定位上完全契合。

（四）金融支持对应：解决融资约束的一致

许小年认为传统金融体系对民企存在结构性歧视。

政策措施：扩大民营信贷比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数字金融赋能。路径一致，目标一致。

（五）企业创新对应：增长动能转换的一致

许小年强调企业必须以创新为核心。政策鼓励：科技企业培育、创新激励、研发投入、产学研合作。理论与政策在创新方向上高度同心。

可以说：当前民营经济政策的每一条主线，都能在许小年的理论中找到逻辑源头。

五、实践对应：政策落地中的许小年逻辑

一是营商环境改革持续深化

对应：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制度性成本。

二是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支持力度

对应：缓解金融抑制、改善融资环境。

三是在科技、军工、能源等领域扩大民企参与

对应：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

四是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转向“营造环境”

对应：政府职能从“参与者”转向“服务者”。

五是强化法治保障民营企业权益

对应：产权保护与市场秩序法治化。

六、时代意义：后吴、厉时代民营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一）从“建立市场”到“巩固市场基础”

吴、厉时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新时代强调巩固市场基础，确保民营经济稳定发展。

（二）从“鼓励发展”到“制度性保障”

民营经济政策从短期鼓励走向长期制度保障，与许小年的“制度优先”理念完全吻合。

（三）从“政策红利”到“制度红利”

政策转向制度供给、法治保障、公平竞争，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阶段。

七、结论

本文以许小年经济思想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为研究对象，完成“一位学者 + 一项政策”的严格对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许小年关于产权、市场、竞争、民营经济、企业创新的理论，是当前民营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二者在逻辑、目标、路径上高度统一。

第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是短期政策托底，而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新时代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吴敬琏、厉以宁之后，许小年等市场派学者的理论思想，与当前民营经济振兴、营商环境优化等政策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

坚持市场化、坚持法治化、坚持公平竞争、坚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协同发展。

这一理论—政策组合，正在稳定预期、提升活力、推动创新，并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增长动能。

参考文献（GB/T 7714‑2015 规范）

[1] 许小年. 自由市场与经济增长[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 许小年. 企业的逻辑[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

[3] 许小年. 中国经济的未来[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4] 许小年. 市场与政府边界[J]. 经济研究, 2020(09).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Z]. 2023.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Z]. 201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24)[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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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厉之后：影响中国经济的核心学者群体

吴敬琏（市场派、制度改革）、厉以宁（股份制、民营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学界进入多元共治、政策贴近、本土创新的新阶段，不再是单一“旗手”主导，而是学术+政策+市场三股力量共同影响。

一是政策核心智囊（最贴近决策）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强调比较优势+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按禀赋结构选择产业，推动产业升级与追赶。长期影响“双循环”、新质生产力、产业政策设计 。

樊纲：宏观与转轨经济学代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张渐进改革、双轨并行、发展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在宏观调控、民营经济、金融改革中影响显著 。

张卓元：稳健改革派，主张小步快走、整体配套、市场化+法治化，参与多轮改革文件起草，强调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统一大市场。

刘世锦：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聚焦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阶段转换，推动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影响“十五五”规划与新动能培育 。

二是市场与宏观一线（影响预期与政策落地）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前央行与IMF背景，擅长货币政策、流动性、周期判断，多次参与高层座谈，对利率、汇率、财政政策解读影响市场预期 。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聚焦金融改革、数字金融、普惠金融、汇率市场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风险防控。

许小年、张维迎：偏自由市场派，强调产权保护、减少干预、民营经济活力，在舆论与企业界影响大，倒逼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本土创新学派（理论引领）

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突破西方主流，以禀赋结构—产业升级—有为政府为框架，解释中国增长并指导发展中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当前政策总纲 。

二、当下中国主流经济思想（2026年）

一是总纲领：习近平经济思想（政策顶层设计）

核心逻辑：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

政府—市场关系：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壁垒、公平竞争 。

发展与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金融风险，守住底线 。

二是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

告别传统高投资、高能耗，转向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 。

增长目标：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2026年GDP目标4.5%–5%，更重就业、收入、结构优化 。

三是需求侧：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把扩大内需作为稳增长主引擎，短期提振消费、有效投资；长期供需适配、消费升级、民间投资激活 。

政策：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促消费、稳地产、扩基建、兴新产业并举 。

四是供给侧：深化改革+产业升级+民营经济

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国企改革深化、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营商环境法治化 。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补链强链+建链创链，发展未来产业 。

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破除隐性壁垒，保护产权，提振信心 。

五是开放与安全：高水平开放+自主可控

开放：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稳外贸、稳外资，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

安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能源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

6. 风险与调控：稳中求进、精准施策

总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不搞大水漫灌，注重政策协同、预期管理 。

风险处置：房地产去库存、地方债化险、金融防风险，稳妥有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

三、与吴、厉时代的核心区别

一是从“破”到“立”：吴、厉主导市场化破局（计划→市场、国企→民营）；当下侧重高质量发展立局（结构、效率、安全、创新）。

二是从单一学派到多元融合：不再是市场派vs政府派，而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结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融合。

三是从国内改革到内外统筹：更强调双循环、发展与安全、自主可控、高水平开放。

四是从增长速度到质量优先：从“高速增长”转向质效并重、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

四、总结

当下中国经济思想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总引领，以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为核心，融合新结构经济学、渐进改革、市场决定性作用、统筹安全与发展等多元思路。影响力量从“单一学者”转向政策智囊、市场分析师、本土创新学派共同作用，更强调实践导向、问题解决、系统思维、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