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打工记》

我爱皖南

故乡容不下肉身 他乡留不住灵魂

第一次去昆山

时光的河缓缓流，将2002年的那个夏天，冲成记忆里一幅褪了色、却刀刻斧凿般的画。

那是我头一回，把脚步迈往一个叫昆山的地方。那年，我三十有七。

单位的工资，断了已有大半年。一家四口的饭碗，眼见着就要端不住。妻子的眉头越锁越深，家里的空气，沉得能拧出半盆愁苦的水。

看着两个尚不知“没米下锅”为何事的孩子，那份属于男人的羞愧与无力，便像块吸饱了水的青砖，不声不响，却沉沉地坠在心窝子最底下。日子过成这般光景，我无地自容。

于是，在那个连蝉鸣都显得焦躁的漫长暑假，我往一只旧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裳，踏上了南下的火车。行囊很瘪，心事却坠得人发慌——那里面，装着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养家糊口的全部指望，和一点对陌生远方最朴素、也最没把握的盼头。

人都说，“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那年月，我心里挤不进半分风花雪月。推着我背井离乡的，是“穷则思变”那点火烧火燎、又带着铁锈味的现实。

我只想出去，挣一条活路。

许多年后才咂摸出味儿来：外面的世界纵然大，却也铺满了具体而微的难处。谁的江山，最终不得靠自己的肩膀去扛？那些把“利己”写在脸上的人固然自私，可比起那些只会用空话画大饼的，反倒显得真实——至少，他不骗你。

二十三年前，我的家，安在淮河与涡河交界处的一座小城——怀远。城里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远古神话，而我的日子，却被年复一年、更具体真实的洪水围困着。

我住在顺河街西边坝子外，紧挨着老船厂，推开门窗，眼底就是那条沉默的涡河。这地方，是写在防汛地图上的行洪区。每年七八月，雨水一来，河水一涨，整条街便泡进一片无边无际的、浑浊的黄汤里。三年两头淹，是这里人们认了命、却又从心底里怕着的“寻常”。

我走时，正值汛期将至。天，总是阴晴不定。河里的水，看着比往日浑浊，也流得急了，空气里一股大雨将至前特有的、浓厚的土腥味——那是大水要漫上堤岸之前，天地发出的、不容置疑的警告。

我的心，也跟着那黏稠的天气，闷得透不过一丝气。

临出门，我对弟弟说：“要是……水真上来了，你一定记着，帮你嫂子搬搬东西，照应我那两个娃。”他俩的年纪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岁。

说完，转过身，腿脚却像灌满了河底的淤泥。那份对身后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的牵挂，沉甸甸的，几乎要把人的骨头钉在这片即将泽国的土地上。

出发前一晚，我拖着影子，挪到妹妹的小店。妹妹的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

她知道我要出远门，没多问，只是沉默地转过身，翻出收钱的柜子，将一卷四个人头的票子——整整七百块，硬塞进我手里。接着，又摸出一张泛着塑胶光泽的电话卡。

“拿着，路上应应急。”她的声音很低，眼睛看着柜台玻璃上的一道划痕，“有事……记得打电话，不要着急。”

这么多年，雨打风吹，世事变幻，那份在绝境里递过来的暖意，我很感激，我一直揣在心口最里面。

那时，风从东南吹来，说昆山是全国拔尖的百强县，工厂多得跟六月河滩上的芦苇一样，弯腰就能捡到机会。我揣着身份证、一张薄薄的学历证明，扶了扶鼻梁上那副不离身的近视眼镜，背起简单的全部家当，挤上了从蚌埠站发出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闷热得像一个巨大的、缓慢蠕动的肠道，混杂着汗酸、劣质烟草、隔夜泡面汤和人体堆积的复杂气味。窗外，那片被诗人和书本称为“希望”的田野，正以一种令人心慌的速度，飞快地向后退去，退成一片模糊的、灰绿的色块。

一路南下，我才算真正见识了，什么叫“民工潮”。

站台上，车厢连接处，厕所门口，甚至座位底下，到处是扛着巨大行囊的人。那些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红白蓝条纹的编织袋，里面装着被褥、衣裳、或许还有一小袋家乡的泥土或干粮。它们不只是一个行李，更像是一个家庭全部的重心，和一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漂泊的印章。

拥挤不堪的空间里，各种听不懂的方言在激烈地碰撞、讨价还价；孩子的哭喊、女人的叹息、男人的咳嗽，和着列车轮子与铁轨之间永恒不变的“哐当”声，奏出一曲庞大而疲惫的交响。小贩推着铁皮车，在密不透风的人缝里艰难穿行，那声吆喝，沙哑得像是从砂纸上磨出来的：“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脚，收一下喽！”

空气混浊，声音鼎沸。这一切都让人心烦意乱，却又像脚下的铁板一样，无比坚硬，无比真实。

这就是千千万万人，正在用双肩和脚板，一寸一寸丈量的、名为“谋生”的路。

摊开华夏几千年的长卷，农民起义，王朝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王侯将相们踩着垒垒白骨，博得了封妻荫子、世袭罔替的功名。可转过头，黄土之上，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依然在“谋生”二字上，压弯了脊梁。

有人说，从秦始皇的车辇，到今天的高铁，时空早已转换，星斗已然移换。人间变了一重又一重，地里的麦子，只不过熟了那么两千多回。

是了，这话，有点扎心的道理。

一路颠簸，闷罐般的车厢与永远躁动不安的站台，让我的大脑停止了思考，只剩下麻木的躯壳，随着人潮摇晃。直到一声尖锐的汽笛，和广播里传来的那个陌生站名，将我惊醒。

火车，到底还是到站了。

我像一粒被水冲出的沙子，随着汹涌的人潮挤下车门，瞬间便融入了另一片更浑浊、更湍急的河流。没有时间驻足，甚至来不及看清这座传闻中城市的模样。我紧了紧肩上的背包带，背着一个家的重量，径直奔向那些传说汇集的地方——昆山的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

前方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在我身后，千里之外，故乡那条叫涡河的河水，怕是，又要涨起来了。



七月，在昆山

七月的骄阳，将水泥地烤得发烫。热浪裹挟着南腔北调的人潮，在人才市场招聘摊位密布的走廊间涌动、蒸腾。

我第一次学着写简历，用最工整的楷体字一笔一画誊写；第一次学着递简历，保持着微微前倾的恭敬姿势。

而后，我便在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一寸寸挪动脚步。身前的大学生正用流利的普通话从容对答，面试官的目光像一把游标卡尺，精准丈量着学历、谈吐，还有眼底藏着的朝气。

手持中专文凭的我，底气终究不够。在那一道道带着审视的目光里，我渐渐缩成了简历堆旁，一抹无声的影子。

直到日头西斜，手里那叠简历一张也没递出去。它们和我一样，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始终没能找到一处可以停靠的岸。

天擦黑时，我拖着发沉的双腿，慢慢走向火车站。幸而不是寒冬，不必花钱找旅店落脚。妹妹给的七百块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被我缝在心口的内袋里。每动一分，那份重量就轻一分，我只能紧紧捂着，半分不敢松懈。

候车厅的长椅一排排空荡，冰冷的铁扶手将座位隔成一段段，人躺不直，只能蜷着身子坐。夜渐深，我把简易行囊紧紧搂在怀里，脑袋里空荡荡的，只剩一个念头反复打转：明天，往哪儿去？

凌晨两点，腿脚麻得再也坐不住。我晃悠悠走到站外，在绿化带边缘找了一处水泥台阶，勉强躺下。

刚合眼，一只手就猝不及防地探了过来。在我身上找什么，我像触电般猛地弹起，一个戴红袖章的中年男人讪讪缩回手，嘴里含糊地念叨：“这儿不能睡……身份证、贵重物品，自己收好。”

路灯昏黄，他那看似提醒的语气，反倒让人心里发毛，生出几分厌恶。我盯着他，喉咙发紧，哑声说道：“我一个打工的，哪有什么贵重东西？”

他上下打量了我两眼，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双眼闪烁着异样的目光，转身晃进了夜色的阴影里。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是好东西。

他不知道，我全部的大钱，早就藏在了鞋垫底下。这一路，哪怕是合上眼皮，神经也始终是绷紧的弦，一刻不敢放松。今夜，我只是疲劳犯困，但是不糊涂。你敢顺手牵羊，那就是拼命的事。

惊醒后，我再无睡意。背靠着冰凉的廊柱，仰头望向夜空。星星只有三两点，疏疏落落亮着，微光微弱。

心里空茫茫一片，没有诗，也没有远方，只有一个巨大而具体的茫然，沉甸甸压在心头：明天，还得继续找工作。

天边终于泛起鱼肚白，街灯渐次熄灭。早班公交车一辆接一辆驶过空旷的站台，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划破清晨的寂静。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的第一次应聘与面试

抵达昆山的第二天，这座城市才用它坚硬、滚烫的轮廓，真正向我压过来。

我像一尾被潮水冲上岸的鱼，在干涸的水泥地上挣扎。唯一的氧气，是劳务市场门口那块巨大电子屏上，不断滚动、明明灭灭的招工信息。那些绿色的文字，快得像流水，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速度感。“急招”、“包吃住”、“熟手优先”……可紧接着，“年龄18-35”、“需三年以上经验”、“仅限男性”……这些字眼就像一道道无形的闸门，将我温柔而坚定地拦在外面。焦灼混着七月毒辣的日头，从发烫的地面蒸腾起来，从脚底蔓延，一直堵到喉咙口，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劳务市场有自己的潮汐。清晨人最多，像开闸的洪水，每个摊位前都涌动着黑压压的人头，汗味、尘土味、纸张油墨味混杂在一起。午后，热气达到顶点，希望也仿佛被蒸发，人潮渐渐退去，只剩下些像我一样不甘心，或是无处可去的人，还在几个寥寥无几的摊位前，做着最后的徘徊。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前面相熟的年轻人互相递着烟，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嬉笑打闹，那笑声尖锐而充满活力，反衬出我的沉默与格格不入。在这里，成功与否，有时候不看你会什么，只看那张纸上写了什么，或者，看你符不符合某个模糊的、由别人设定的“标准”。

空闲的时候，我总爱晃到广场边那家小卖铺的屋檐下，那里有一小片可怜的阴凉。老板娘人很热情，自来熟，年纪不大却见多识广，周围人私下都称她“龅牙西施”。见我来了几次，她便探出身来搭话：“老弟，你这年纪还出来和年轻人抢饭碗，不容易。”

我喉咙动了动，把曾经的“教师”身份和发不出工资的窘迫统统咽下去，只挤出半句话：“下岗了，出来混口饭。”

她店里那台老旧复印机，“嘎吱嘎吱”地响着，像是这个地方沉重的心跳。它是所有求职者与外界、与那渺茫机会之间，唯一脆弱的脐带。就在她堆满泡面箱和矿泉水瓶的柜台边，我写下了人生的第一份简历。笔画很重，很慢，仿佛要把自己前半生的重量都压进这些字里。

写到“联系电话”那一栏，我停下了。笔尖悬在纸上，留下一个浓重的墨点。然后，我工工整整地，几乎是虔诚地，填上了她小卖铺柜台上那部红色公用电话的号码。那是我在这座庞大、陌生、冷漠的城市里，唯一能被找到的坐标，一个飘摇的、不确定的坐标。那年头，手机还是别在老板腰间的奢侈品。实不相瞒，我身上除了不敢轻易动用的七百块钱和些许零钱，一无所有。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我把所有不敢言说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部任何陌生人都可能接起的公用电话上。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成了一个固定仪式。我会走到她柜台前，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些，问：“老板娘，今天……有电话找我吗？”

她总是先咧嘴一笑，露出那两颗标志性的、微微突出的门牙，然后缓缓地、轻轻地摇摇头：“没呢，老弟，会有的。”她的笑容里没有同情，也没有嘲讽，只有一种见惯了南来北往、悲欢起落的平淡，那平淡，像极了昆山傍晚时分，那片总是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的天空。

第四天，一张贴在信息栏角落、纸张有些发卷的招聘启事吸引了我的目光——“某机械厂急招操作工数名”。心里那点快要熄灭的火星，似乎被风吹了一下，又微微亮了起来。我没等那或许永远不会响起的电话邀约，按着那模糊的地址，在迷宫般的街道里穿梭，最终找到一栋墙皮斑驳的旧写字楼，沿着昏暗的楼梯爬上三楼。

推开那扇沉重的、带着污渍的玻璃门，我愣住了。没有预想中的机油味，没有机器的图纸或模型，大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十来个年轻女孩，打扮入时，空气里飘散着廉价的香水味和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混合着一种说不清的暖昧气息。这哪里像机械厂？

里间那扇磨砂玻璃门开了，一个穿着不合身白西装、满面油光的男人探出头，朝外面招了招手，喊了一个名字。一个女孩应声站起，走了进去。门关上，隔绝了视线。接着，又一个。整个过程安静、有序，却透着一股莫名的诡异。

轮到我的时候，我走进去，将那张精心准备的简历放在光可鉴人的大班台上。他眼皮都没完全抬，手指在简历上草草划过：“以前干过销售吗？跑过保险没有？”

我一怔，几乎是脱口而出：“您这里……不是招机械操作工吗？”

他不回答，嘴角向一边斜扯了一下，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幼稚的笑话。旁边一个叼着烟的男人，斜睨了我一眼，随口插了一句：“会开叉车吗？有证吗？”

“如果……如果有人带，我学东西很快，应该能会。”我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在这间空旷、冷气开得很足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单薄，甚至带着一丝乞求的颤音。

几个不咸不淡、与我简历毫无关系的问题之后，他用笔在纸上点了点，甚至没再看我一眼，用一种打发人的语气淡淡道：“行，知道了。先回去等电话通知吧。”

就在他低头，用那种懒散的、评估货物般的目光再次扫过门外等待区的瞬间，我捕捉到了他的眼神——那目光像阴暗处潮湿的触手，黏腻地、带着令人作呕的玩味，扫过那些女孩低垂的领口和超短裙的边缘。一瞬间，我明白所有的疑窦，今天的招聘与我无关。

我猛地站起身，廉价的塑料椅子腿在光洁的瓷砖地面上刮出刺耳尖利的噪音。他略带诧异地抬起头，看向我。

我没等他开口，盯着他那双泛着油光、写满算计的眼睛，一字一句，声音因为压抑的愤怒而微微发颤，却异常清晰地说：“这地方，我不来了。”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用力挤出：“外面那些孩子，年纪还小……做人，做事，不能歪了良心。”

没有等他们回答，我转身，用力推开那扇厚重的玻璃门。门外，七月正午白花花的阳光，如同实质的瀑布，毫无怜悯地当头砸下，瞬间驱散了室内的冷气，也让我脊背上的冷汗变得滚烫。

站在完全陌生、车流不息的街头，手里的简历被热风吹得哗啦轻响，轻飘飘的，仿佛没有任何重量。

远方不只有诗，也不只有传说中的机会。我的寻找，或许正是从这次主动的、带着痛感的转身，才真正算开始了。

长椅上，认识一个小东北

长椅是硬的，在昆山夏夜的公园里，被白天的日头晒得褪了色。我就是在那上面，认识了一个小东北。

记不清是第几天了。我像个上了发条又失了方向的木偶，在劳务市场周围打转。街道是干净的，绿是整齐的绿，楼是光鲜的楼，可这些都透着一层玻璃，冷冰冰的，摸不着，也暖不了人。我来，是为了找一口饭吃。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信念“不是父母之恩未报，”而是为了身后两张等着喂饱的小嘴——是我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培养成人是我的责任。这念头沉甸甸地坠在胃里，比饥饿更实在。

夜里的昆山是另一个样子。酒店的光流金溢彩，晃得人眼晕。那热闹是别人的，隔着玻璃，像一场无声的皮影戏。我只能走，用脚底板去量这块陌生的地。都说故乡安放不了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我的灵魂早被挤干了，只剩下一具被汗渍透了的躯壳，想着今夜该蜷在哪个角落，明天那瓶水还能接几次。

钱，是数着张数花的。每一分都要在齿间咬一咬，听个声，掂个分量。你不会知道，那些日子都吃了些什么？我对得起岁月，对不起年轻的皮囊。你也不会知道，汗黏在身上结成盐碱，用公厕的自来水胡乱一抹，就算洗了澡。汗衫脱下来，在灌木丛的枝杈上晾着，像一面投降的白旗。睡不着，就睁眼看天，想老家的水涨上来了没有？你不会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孩子是不是听话没去水边。一想，胸口那块石头就往下又沉一寸。

就是在公厕外头排队等水龙头的时候，遇见的他。东北人，个头大，还架了副眼镜，乍看有点学生气，比我小岁吧。都是找活路的人，夜里又都“睡”公园，几句话递过去，好像就成了伴。他说老家林场黄了，地不养人。我说我厂子没了，饭碗砸了，快连馒头都啃不起了。我还故意地说，这两天我吃饭的钱不多了。

话是热的，心是提着的。这里不一定是黄泥岗，但是下蒙汗药的白胜，你不知道是谁？他递的烟，送的水，我一概不接。鞋垫底下那七张票子，硌着脚心，是我的命，也是我爬回去的惟一指望。丢了，我就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抹影子，风一吹就散。回家之路，不是扒车就是要饭跑回去。防人之心，是流浪者的第一课。

这课，后来他亲自给我“讲”了。那晚，公园里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女人，穿得少，在暗处晃荡，招揽皮肉生意。他看着，忽然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像蛇在草里游：“大哥，瞧见没？那链子，那手机……要是有人上去搭话，另一个手快点儿，扯了就跑，过条街，鬼都找不着。”

我后背的汗毛，一根根立了起来。胃里那点残存的热气，霎时凉透。但我脸上没动，只顺着问：“你有把握？”

“找个搭子就行。”他说得轻巧，像在说捡个瓶。

我摇摇头、又咧咧嘴，大概是个很难看的笑。“我胆小，跑不快。”我说，又补一句，“她们后头，怕是有黑社会的人罩着。这口‘俏食’，吃到嘴里是腥的，吐不出来。”

我没说的是：我家里有老的，有小的。我要是折进去，天就塌了。这条路，就算前面摆着金山银山，边上就是悬崖，我一步也不能迈。饿死挺尸，也比吃枪子强。传出去，孩子们都抬不起来头。

小东北看我不感兴趣，就谁口说是开玩笑的，一笑了之。我就知道，这“货”离他远点。有些人，你沾不得，那是口井，看一眼都头晕。

那晚，我离开这个公园走向另一个街道。没走两步，就被拦下了。联防队的，红袖章，大盖帽，手电筒的光直直打在我脸上，像照着个贼。“干什么的？身份证！”

我递过去。那眼神，像刷子，把我从头到脚刷了几遍，带着刺。他们在电脑上查，对着我的脸看。空气是凝住的。我站着，背上刚刚被风吹凉的汗，又密密地渗出来。我是个找活干的，怎么就像个嫌疑犯？

终于，手电光移开了。一个头的模样的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打工的。”“深更半夜还不休息？”“没有钱住旅社，只能睡公园长椅上。”“没事了，走吧。”

我接过身份证，那张塑料片湿漉漉的，是我的汗。我站着，半天没动。风真凉啊，灌进领子，一直凉到心底。那点残存的、叫做“体面”的东西，刚才被那手电光扒得精光，甩在了地上。

后来的几个晚上，我庆幸那晚没有糊涂，没有上小东北的贼船，不然当场就完蛋了。我是来打工的，不是上山入伙的。我像惊弓的鸟，远远绕开那块地方。这个公园的长椅再不敢躺，宁可找更僻静的角落，蜷着。深渊就是深渊，看一眼都是罪过。路得一步一步走，坑得一个一个绕，没人能替你。

那段日子，我像块被雨水泡烂的破布，白天晾在求职的烈日下，夜里在公厕的水声里拧出一点湿气。困顿中以为抓住一根同命的稻草，却发现那稻草底下，是截然不同的流向。他望向黑暗里能反光的东西，而我，只想守住脚下这条硌脚却不必回头看的土路。

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想，那年昆山夜里的那个公园，有没有摄像头？

但更清晰的，是警察和联防队员手电筒的光，和他压低声音说的那句话。那束光和那句话，像两把冰冷的刻刀，一把把我当时的狼狈刻得清清楚楚，另一把，则把我心里那条不愿跨过的线，描得又深又重。

日子再苦的，必须扛着。路再难，不能走歪。

。

长椅上的眼镜丢了

离家已是第八天，工作依旧杳无音信。双脚只要还能走动，心就始终悬在半空，落不到实处。

记不清是第几个清晨，我又朝着那片厂房林立的区域走去。有公交车便搭一程，没有就靠双腿丈量。每日的“开销”压缩到几碗面、几瓶水，既节俭，也称得上低碳。多半时候，只有自己的影子沉默地跟在身后。总之，我一直在“寻找”的路上，而那“找到”的一刻，仿佛总在下一步之外，却永远也迈不到。

一扇厂门突然抓住了我疲惫的目光。门前的瓷砖光可鉴人，岗亭笔挺肃穆。我刚迟疑着靠近，阴影里便浮出一张保安的脸，没什么表情地问：“找谁？”

“找工作。”我的声音有些发干。“刷卡进。”他的视线轻飘飘地越过我的头顶，语气里的淡漠，像在拂开一粒无关紧要的灰尘。

我默然后退了两步。读过书，能写会算，力气也足，此刻却连一扇明晃晃的玻璃门都无法叩开。一股浓重的悲凉猛地攫住了心脏：这是世道怎么啦，三十七岁，就已经是没人要的废物了么？转身离开时，眼里泪水顺着鼻子流进了嗓子里，有点咸咸的滋味。蓦地想起幼时见过的乞讨者——他们接过施舍的馒头时，总会深深弯下脊梁，如同秋后被风压垮的秸秆。那时不懂，如今全然明白了：尊严是穿在身上的最后一件衣衫，不到冻得骨髓发疼，没人愿意把它脱下。我没有预约，刷不了卡，只能继续走向下一家，像一个无声的求告者。

正午的日头像烧红的烙铁，沉沉地压顶盖下来。饥饿感磨着胃壁，头晕目眩，身体发出尖锐的警报。我闪进一家小吃店，墙上的价目表泾渭分明地划出两个世界：扬州炒饭泛着诱人的金黄，像一场遥不可及的幻梦；排骨面沉甸甸地排在下面，才是触手可及的现实。手指在两者间游离片刻，终究还是指向了面——梦再美，也垫不实辘辘饥肠。

那碗面，是我半生以来吃过最深刻的一碗。面筋道，汤头醇厚，那块大排卤得入味，是绝望里开出的仁慈之花。我吃得很快，很急，近乎狼吞虎咽。老板娘看着我，嘴角牵起一丝复杂的笑意。老板说，面不够可以添。我吃完最后一根，喝尽最后一口汤，手指在粗瓷碗边沿无意识地摩挲了三圈，终究，没有再次举起。忽然就忆起孔乙己站着喝酒，用指甲蘸了酒写“茴”字的样子。我们都穿着一件脱不下的“长衫”，尤其是我，一个曾站过讲台的人，哪怕落魄至尘埃里，人后的腰，也得下意识地挺着。

灌满那只旧水杯离开时，身后的说笑喧闹一阵阵传来。无人留意这个来接免费开水的人，如同无人留意墙角又新结了一张蛛网。世界是一场盛大流水席，而我，是停在玻璃窗外的那只飞蛾，光影璀璨，却隔着一层冰冷的、无法逾越的透明。

暮色垂落时，我将身份证和那叠薄如蝉翼的纸币锁进超市储物柜。蓝色塑料手环套上腕子，像个脆弱的平安符。这是我唯一信赖的柜子。公园长椅在渐浓的夜色里泛着微光，今夜，它又是我临时的“榻”。

闹市的中心区，夏夜的闷热，是一张无形而黏湿的毯子，裹得人透不过气。我起身踱到附近的小桥上，在桥栏与堤岸间来回走着。脑子里盘旋的并非什么高深课题，只是下一餐着落何方，以及，明天是否还能鼓起勇气走下去。焦虑是无声的潮水，漫过脚踝。桥下河水在夜里黑沉沉地流，像时间本身。偶有货船“突突”驶过，惊醒两岸灯火，随即拖拽着更深的寂静远去。

俯身看水久了，那黑暗仿佛生出漩涡，带着某种倦怠的引力。有那么一瞬，我觉得那涡心在向我招手——松开手，闭眼，纵身一跃，所有的疲乏、屈辱与无望，便都有了终点。

就在这时，两个孩子的小脸猛地刺破黑暗，清晰浮现。儿子缺了门牙的笑，女儿唤“爸爸”时尾音那微微的上翘……我猛地攥紧生锈的铁栏，指甲抠进褐红的锈垢里。水底是永恒的沉眠，岸上还有等我的晨光。我要走了，媳妇还是八成新，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办？ 不行！天无绝人之路，回长椅去，睡一觉，天亮再说。念头刚定，风骤起，天边电光撕裂云层，闷雷滚过，夏日的暴雨，说来便劈头盖脸地砸下。

我往回狂奔，几步之内已成彻头彻尾的落汤鸡。雨柱抽打地面，溅起白茫茫的烟尘。我狼狈地躲进路边楼道，望着外面世界在滂沱中模糊、变形、消散。约莫半个钟头，云收雨歇，月亮从云隙露出脸，地面积水倒映着霓虹，满地碎金，晃得人眼晕。长椅湿透了，我勉强坐下半边，忽然自嘲地咧咧嘴——这番夜奔，倒有几分曹孟德华容道的意味了。

后半夜，我在公厕勉强擦干身子，换上包里仅存的干爽衣物。摘掉眼镜的刹那，世界瞬间柔软、暧昧、边界模糊。我把它仔细收进灰色眼镜盒，藏匿在长椅旁绿化带茂密的草根深处。想着，等太阳升起，它还能还我一个棱角分明的清晰人间。

阖眼前，最后瞥见的是从高楼狭缝中漏下的三两颗星子，像谁衣襟上不慎散落的银扣。

晨练的人声、音乐声刺破浅眠的薄纱，我第一个动作便是探手摸向那片草丛。

空的。

再摸，只有冰凉的露水，和湿漉漉的草叶。

那个灰色的眼镜盒，连同里面那副支撑我视界的几百度近视镜，不见了。

我僵在那里，如遭冰水浇头。世界开始在我眼中不可逆转地融化、溃散：街边招牌的字迹艰难拼凑，晨练者的面容柔化成朦胧的色块。小偷大约以为，眼镜盒里总该有些财物。他不明白，我连活命的钱都须臾不敢离身，怎会大意至此。我只是眼睛近视，并非心智昏聩。他不知道，他偷走的，是一个中年人在这陌生城市里，唯一还能清晰辨认方向的凭据。

远处，打太极拳的人们依旧舒缓地推手，如行云流水。他们不会知道，三米开外的长椅旁，一个男人正经历一场缓慢的、无声的“失明”。忽然就懂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的滔天骇浪，在旁人眼中，不过是一抹无关痛痒的涟漪。这便是现实，冰冷而坚硬的现实。

万幸，手腕上那个蓝色塑料环还在，“A02”的印记清晰。它还在，身份证就还在，那摇摇欲坠的、名为“归途”的希望，就还在。

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两个孩子的父亲，求职无门，如今连看清世界的眼镜也遗失了。那一刻，只觉天旋地转，仿佛呼天不应，唤地不灵。苍天真要绝我于此？

心情沉到谷底，我拖着灌铅般的双腿走进超市，用那只蓝色的环换回储物柜里单薄的行囊，径直走向车站。

“一张，蚌埠。”

火车启动，窗外的城市开始流淌，先是清晰，继而模糊，终成一片移动的灰白背景。忽然记起，眼镜盒的内层，贴着一张小小的全家福，儿子还用红色蜡笔，在角落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太阳。此刻，它大抵躺在某个污秽的垃圾桶底，或漂浮在某段浑浊的水沟里，相纸慢慢被浸透，那轮蜡笔画的、稚气的太阳，正一点点化开——化成一团暖黄的、模糊的、终将消失的光晕。

而我，要回家了。回到那个需要我睁大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才能去守护的世界里去。

近乡情怯。只愿家人能体谅：能守着一条干净的底线，全身而退，已是这个年纪、这般境地里，我能交出的、最沉重的答卷。



又去昆山

回家没几天，心里那把暗火又烧了起来。我戴上旧眼镜，再一次踏上通往昆山的路。这回，得实实在在用手刨出下一顿饭了。

没想到，第一份“工作”，是给自己当“老板”。

还是那个巨大的招聘会。人潮比记忆中更黏稠，更轰鸣。鲜红的横幅从高处垂下，像未干的血痕。空气熬着汗味、尘土味，和一种焦灼的集体渴望。路边堆满行李箱，也堆满年轻、清澈而茫然的脸。我知道，他们中许多人的希望，会在这里被过滤、筛下，最后只剩下疲惫。

我很快发现一个营生：卖纸笔和空白简历。三块钱一份，生意奇好。卖货的三五步一个，像忙碌的工蚁。我默看着，摸清了门路。纸、笔、表格，成本能压到一块以下。行，就它了。

我定价两块。别人卖三块，我卖两块。利薄，但求多销。那些急着填表的学生几乎不看价钱，伸手就买。一上午，能挣出几天的饭钱。这比空坐着心发慌，实在。

因为便宜，因为走动叫卖，货走得飞快。这快，很快招来了麻烦。

同行的脸沉了下来。先是冷眼，后来，几个人围了过来。领头的是个街溜子模样的，食指几乎点到我鼻尖，吐着烟圈：“朋友，饭有饭勺，道有车道。这儿的规矩：不准吆喝，不准乱窜，摊位隔开，价钱统一。走到你跟前，是你运气；不然，滚蛋。”他身后，几张老油条的脸横眉立目。

我望着他们，点了点头，没说话。那一刻，忽然想起林则徐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这位英雄大概对后世极有信心，从不担心子孙会吃不上饭。而我，一个六六年生人，正为了下一顿饭，在别人划好的道道边缘，小心翼翼挪着脚。

这“买卖”的生命力，只属于上午。日头一过中天，招聘会散场，热闹如退潮般轰然离去。许多碰壁的求职者，将简历随手扔在地上，白花花一片。都说学生素质高，可在“下一顿”面前，体面常是第一个被丢掉的。只有清洁工默默上前，将满地狼藉扫拢、装车，仿佛这一切悲欢都与他们无关。我怔怔看着，忽然明白，这个因招聘而生的临时行当，连同我刚见识的“江湖规矩”，都脆弱得像一个气泡。周末这里空无一人，什么也不会剩下。

傍晚，我坐在人才市场冰凉的台阶上打盹。疲惫裹着白日的画面涌来：求生的笨拙，竞争的酷烈，人间温情的稀薄，对家和孩子的思念，还有那荒诞的、关于“规矩”的教训。连卖几支笔，也能卷成这样。恍惚间，仿佛听见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风中划亮火柴的“嗤啦”声，那点微光，暖不了身，也照不亮路。

大厅里的电视正播报：“……越来越多青年选择灵活就业，锚定自主创业，为社会注入新活力……”

说得真好。可我只觉得，自己像一粒被浪拍在岸上的沙子，不仅拖了“灵活就业”的后腿，大概也给那些漂亮的数字，悄悄抹上了一点灰。

算了。这卖笔的“创业”，弄不好还得挨揍。风险太高，不干了。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一个打工者想抓住的上上签，绝不该是在这里。我得去更实在的地方，比如工厂，比如车间。这里“干三天饿九顿”的日子，看不到任何扎实的希望。昆山这道门，似乎依旧不是我该走的路。

我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也许，该去上海试试。

复旦门外的过客

多年后，我仍记得上海的那个黄昏。

暑气黏在皮肤上，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在陌生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直到一片开阔而肃穆的景象横亘眼前——复旦大学。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那是两扇沉默的铁门，生生隔开了两个世界。门内，是我想象中的梧桐浓荫、书灯微光，是由知识与未来构筑的天地。门外，是我。一个揣着中专文凭、攥着一沓石沉大海的简历、口袋里仅剩几枚硬币的异乡人。

敬意与钝痛，同时在胸口漫开。

我忽然明白了：如果此生走不进这样的门，精神的局促便永远无法舒展。可即便走进去，若所学撑不起生活，困顿依然会如影随形。

那天，我只是一个过客。不是在朝圣，而是在为一碗饭奔波的间隙，偶然撞见了一座遥不可及的山。一个念头悄然升起：但愿我的后人里，能有人替我跨过这道门，替我好好看看那片海，替我在这片土地上稳稳走上一程。也算是给在门外长久徘徊的自己，一个迟到的交代。后来，想想就好笑，我是来打工的，又不是许愿的。

公交车的鸣笛声猛然响起，把我拽回街头。

那个夏天，我始终在与各式各样的“门”周旋。人才市场的旋转门，我挤进去，恭敬递上简历，再被无声地“旋”出来。劳务中介的玻璃门，贴满密密麻麻的招工启事，可每次上前问询，得到的答复总是“你听电话”。

我像一个无依的游魂，在昆山与上海之间来回漂荡。龅牙西施小卖部的那部公用电话，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坐标，日复一日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响起的铃声。

最窘迫难熬的时候，我在昆山学会了近乎“拾荒”的生存方式。趁面试官午休间隙，取走那份无人认领的盒饭，两荤两素还搭配着水果。收拾残羹的阿姨投来一瞥，那目光比任何话语都锋利，狠狠刮擦着我仅剩的最后一点体面。我只能埋头匆匆吞咽，用肠胃的短暂饱足，掩盖心脏里翻涌的涩重与难堪。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会主动倒掉剩饭。这并非什么美德，而是困顿生活刻在我心底的一道疤。

我走过昆山的一座座小桥、一条条古巷。小桥流水依旧温婉，古巷月色依然皎洁。景是崔颢笔下的景，月是东坡吟咏的月。可彼时的我腹中空空，李白诗里歌咏的白玉盘，于我而言不过是悬在饥饿头顶的一盏冷灯，毫无温度。

当温饱都成了奢望，诗意便只是遥远而无用的噪音。

“文的工作我能做，武的力气我也有，我还年轻，浑身是劲。”我一次次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可现实却像一堵厚实的吸音墙，我拼尽全力挥出的拳头，始终得不到半点回声。我成了这座城市里多余的人。

偶尔，我会想起黄巢落第、宋江题壁的故事，愤懑于自己空空的行囊和未曾武装的头脑。嘴里念叨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心底却一片茫然：我的“留爷处”，究竟在何方？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踏上了归途。

回到家乡，重新走上讲台，我终于不再无路可走。那是我用一整个夏天的流浪漂泊、屈辱难堪与清醒认知，为自己换来的唯一一张，也是最后一张人生入场券。

前路依旧迷茫未卜，但属于我的那扇门，总算被我推开了一道缝隙。

所幸，讲台守住了

铃声落，教室空。

五十九岁回望，才看清，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原来都是渡我的船。

教书四十年，要感谢的很多。感谢赶上好时候，国家愈发重视教育，学校工资有了保障，让我这教书匠能稳稳站在讲台上，把这碗饭吃到了底。更要感谢家中那盏始终为我亮着的灯。而最该感谢的，仍是当年那个在人生最难的关口，没让自己趴下的我。

回首来路，有三件事必须得谢。

一谢生活压力。 是那几乎活不下去的穷，逼着我背井离乡，去尝遍生活的苦。也正是在那些为一口饭折腰的日子里，我才摸到了自己骨头里的那点硬气。

二谢“小东北”那次渡劫。 那是在绝境边上的悬崖勒马，是险些万劫不复的后怕。从那天起，它就成了我半生行路时心里的一座警钟，一块压舱石，让我知道敬畏，不敢再往边上滑。

三谢火车站外那位翻我衣服的朋友。幸亏你没得逞，不然，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假如被逼出的洪荒之力，未必是你扛得住的，我未必能承受了的后果。

知天命，是道人生减法题。时间正慢慢收回选择的权柄，于是渐渐明白：养好身体，安顿内心，便是余生最好的活法。

唯独2002年昆山的那个夏天，总在深夜带着黏稠的闷热，重新漫上心头。

那时的难，是往骨缝里钻的。没有高文凭，没有可倚仗的人，为了一口可能被丢弃的冷饭，得在别人的目光里，咽下最后一点体面。前路漆黑，一个又一个夜晚，全凭侥幸，赖祖上暗中庇佑，才没客死他乡。

如今终于懂了。原来，过去所有摔过的跤、撞过的南墙、咽下的苦，都不是弯路。那是一条必经的、独属于我的路。没有那些日子的匍匐，便没有后来讲台上的站立。苦难曾是扎进肉里的刺，历经岁月，却长成了撑起骨头的钙。

写下这些，不为诉苦，只为让吃过的每一分苦，都能垫在脚下，掂出今日生活的甜。

想对后辈人说：读书，是这世上最平整的一座桥。学要专精，如能通达，或许有饭。想对岁月说：别用后来的从容，去责备当年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

有些路，生来就不是让人好走的。无非是咬紧牙，在没路的地方，硬生生踩出一行自己的脚印。

昆山那堵让我头破血流的墙，撞过去，才知皮肉之脆，也炼就了筋骨之韧。

往后余生，再遇困境，总难不过那个为一口冷饭弯下腰的年轻人了。

人生似梦，岁月如烟。而2002年的昆山，是我命里，不得不撞的南墙。

所幸，讲台守住了。

所幸，迷雾穿过了。

时间，终究给了我答案。

（2025年12月20日（初稿）写于家中）

2002年，我为了寻找打工之路，我可能走过昆山的这个桥

2002年昆山的人才市场今还在吗？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曾经在昆山的某个桥上不停地徘徊（怀念走过的2002年）

在2002年这里曾经是我打工梦想的乐园，那个时候我感觉“文的也行，武的也管。年轻还有把力气，就是打工无门。”

小桥明月夜 饥肠辘辘心

故乡没有我吃的饭 他乡也无我觅的食（遥想2002年）

2002年暑假期间，我在昆山为了找到工作，经常露宿在公园类似的椅子上

曾经的火车站椅子只能坐着不能睡觉

这张照片是我老家的石头桥

高空俯看老家顺河街的涨水

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汛期，东顺河街三年两头淹

人生苦短，善待自己的皮囊。

　　国学大师阎崇年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年轻人上不能养老，下不能全小，中间不能养活自己，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是的。回忆当年，没有温饱，他乡再好，与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