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殿军，巴蜀遗爱 ‍陕西大儒寇卓

陕西秦娃

关学殿军，巴蜀遗爱：

记清末民初陕西大儒寇卓

寇翰城

在晚清民国那个风雨飘摇、新旧交替的时代，陕西关中大地孕育了一批坚守道统、经世致用的儒学大家。其中，寇卓（1856年－1927年），字立如，号晦庵（又作悔庵），以其深厚的理学造诣、清廉的宦绩以及在变局中坚守文化命脉的风骨，成为了陕西寇氏家族乃至整个关中儒林的一座丰碑。他不仅是“关中四杰”之一，更是关学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重要守护者。

一、师承名门，笃守关学正脉

寇卓世居陕西临潼，后迁居省城长安（今西安）。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正值大清国势由盛转衰之际。自幼聪颖好学的他，深知欲救世必先正心，遂投身于当时复兴中的关学门下。

他的求学之路可谓星光熠熠。他先后受业于贺复斋（贺瑞麟）、柏沣西（柏景伟）、刘古愚等晚清关中三大儒之门。贺瑞麟笃程朱之学，柏景伟重经世致用，刘古愚则开维新之风。寇卓兼收并蓄，既继承了关学“躬行实践、敦本尚实”的传统，又具备了开阔的视野。此外，他还深受汉阳名士黄小鲁的器重。在诸名师的熏陶下，寇卓在道德修养、经济实务与文章辞章上均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被时人誉为“儒道干城”，意指他是儒家道统的捍卫者与长城。

二、宦游巴蜀，仁政泽被边陲

光绪十一年（1885年），寇卓考中优贡，正式步入仕途。不同于当时许多钻营苟且的官僚，寇卓始终秉持“为民父母”的儒家信念。他的仕途主要在四川，历任大足代理知县，以及宜宾、德格、甘孜、巫山等地的知县。

在大足知县任上，面对复杂的教案与教民纠纷，寇卓不偏不倚，以理服人，成功化解了多方矛盾，使“双方均服”，展现了卓越的行政智慧。

在川边地区（如德格、甘孜），那里山高路远，民族杂处，治理难度极大。寇卓不畏艰险，深入藏区，推行惠政，尊重当地风俗的同时教化百姓，促进了汉藏交流与边疆稳定。因政绩卓著，他被保举为直属知州。

他在巴蜀宦游二十载，所到之处皆有政声。正如后人杨礼堂在挽联中所评价的：“为官持大体，廿载宦游巴蜀，使君遗爱，远暨川边。”这不仅是对其政绩的肯定，更是对其爱民如子情怀的最高赞誉。

三、乱世守节，顾问桑梓大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寇卓思想虽偏向保守，不尚激进革新，但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选择回归故里，致力于地方教育与文化传承。入民国后，他曾任“孔教会长”，致力于维护传统文化道德，试图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建社会秩序。

1920年代，陕西局势动荡，军阀混战。西安围解后，为了稳定地方局势，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特聘德高望重的地方名流为政治顾问。寇卓与宋伯鲁、宋联奎、毛俊臣等关中耆宿一同受聘。此时的寇卓，已不仅仅是一位前清遗老，更是一位心系桑梓、以威望调停各方、保护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的乡贤。他以七旬高龄，依然为陕西的和平与建设奔走呼号，体现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

四、著述传世，风骨长存

寇卓一生著述颇丰，留有《悔庵集》（亦称《晦庵集》）传世。其文风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多关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研究晚清民国关中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1927年，寇卓病逝，享年七十一岁。在他去世时，关中学界无不痛惜。杨礼堂送的挽联下半部分写道：“盛德称耆年，半生坐拥皋比，教思无穷，常留关辅。”这正是对他后半生致力于教育、讲学，将关学火种播撒在三秦大地的真实写照。

结语：陕西寇氏的精神坐标

寇卓的一生，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命运缩影。他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宦绩，在巴蜀边陲留下遗爱；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在乱世中守护文化根脉。

作为陕西寇氏在清末民初的代表人物，寇卓身上凝聚了关中人“生冷蹭倔”背后的深沉与厚重。他不仅是一个家族的骄傲，更是那个时代陕西士人精神的象征——在变局中守正，在困境中务实，在喧嚣中沉静。今日回望，寇立如先生的名字，依然如同秦岭一般，巍峨地矗立在陕西近代文化的史册之中。

寇卓，字立如，号悔庵，其先临潼人，同治躲难迁西安及长安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去世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三十日戌时，寿七十一。

历官四川大足代理知县，宜宾、德格、甘孜等县知县和巫山补缺知县。

曾祖寇大有，曾祖母冯氏。祖寇益升，祖母丁氏。父寇文周，母赵氏、吴氏、张氏，都因寇卓封赠。

寇卓妻路氏，继室王氏，侧室李氏。育四子，长子寇承恩，廪生，早世；次子寇鸿恩，光绪癸卯恩科举人，法部主事，二等嘉禾章，政事堂存记，陕西西道观察使；三子寇铭恩，日本经纬学校毕业生，早世，（王氏出）；四子寇洲麐（李氏出）；

育四女：长女嫁渭南，甘肃知县严甲第；次女嫁长安，四川知县傅蓉镜，三女嫁三原，四川县丞马铭，四女嫁富平人武延桐，四女为王氏所生。

育孙三孙女一：寇京福、寇永福、寇兴福，一孙女寇慧貞，为二子寇鸿恩出。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初一葬于临潼斜口镇王家坡，辰山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