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态的流变：从“对人的消灭”走向“对物的摧毁”

木子洁

战争形态的流变：从“对人的消灭”走向“对物的摧毁”

文/木子洁

纵览人类战争史，杀戮与破坏始终如影随形。然而，当我们对比两次世界大战与当下的地区冲突，一个深刻的战略转折跃然纸上：战争的重心，正从“消灭有生力量”向“摧毁基础设施”剧烈倾斜。这一转变不仅是战术的演进，更是战争哲学与权力逻辑的根本重塑——从“让人死”到“让人活不下去”，从终结生命到抹去记忆，战争的利刃正悄然指向文明的根基。

一、过去：以“歼敌”为核心的战争伦理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人”是战场上的核心标靶。彼时的战争逻辑简单而残酷：只有最大限度地消灭敌方的军队，才能迫使其投降。索姆河战役的血腥泥泞、凡尔登的“绞肉机”、斯大林格勒的断壁残垣，无一不是以人命为燃料的战争熔炉。即便如盟军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其战略目的虽包含摧毁工业产能，但本质上仍是为了削弱德国支撑战争的“人力”与“士气”。

这种思维在东方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同样清晰可见。志愿军面对的，是拥有绝对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联合国军。彼时的战略核心，是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从上甘岭那惊天动地的43天鏖战，到金城战役的雷霆万钧，每一次战役的成败，都以杀伤敌军数量为核心标尺。彭德怀总司令“杀伤美军五万”的底线思维，正是“以人为本”战争观的极致体现——只要持续消耗其兵力，就能迫使其回到谈判桌。那时的战火，虽炽烈，却极少以摧毁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为终极目的；平壤的废墟是战争波及的结果，而非战略的首要目标。

这种以“歼敌”为核心的战争伦理，甚至在波及平民与敌国领土时，也保持着某种令人深思的“克制”。即便是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侵华战争，其战略重心也始终锁定在国军的有生力量上。日军的“三光政策”固然残暴，但其“烧光”之“物”，多为反抗力量的补给与藏身之所，或是作为逼迫民众就范的恐怖手段。对于承载文明根基的设施，双方在潜意识里似乎都存有一丝敬畏——尽管这种敬畏时常被战火击穿，但它毕竟存在过。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细节是，1945年春夏之交，当盟军的轰炸机群将日本本土近百座城市化为焦土时，古都奈良与京都却奇迹般地在火海中幸免于难。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幸运并非源于日军的仁慈，而是源于一位中国学者的请命——建筑学家梁思成。彼时，他正担任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他忍着日本侵略者带给民族的剧痛，在军用地图上颤抖着标出了奈良的法隆寺、京都的御所，并恳请美军飞行员在投下毁灭之火时，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留下生路。这份超越了民族仇恨的悲悯，如同一道锋利的分割线：那个时代的战争，即便残酷至此，尚未完全丧失对“文明载体”的最后一丝底线。

同样在中国的抗战烽火中，1941年的北平，在被日伪统治的压抑空气里，一群中国学人竟在以最原始的方式，与未来可能的毁灭赛跑。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张镉等人，预感古都或许终将毁于兵燹，他们抱着“夫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的悲怆信念，从1939年到1943年，历时四载，在侵略者的眼皮底下，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每一座宫殿、每一道城门，绘制了七百余张精准的测绘图。这不仅仅是一张张图纸，更是为一个民族的文明骨骼留下的“CT影像”，以备战后重生。这种在炮火硝烟中依然试图为“物”留下火种的举动，恰恰反证了彼时战争的一个潜在默契：建筑与设施，是战后重建家园的根基，是文明的容器，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被刻意抹去。

当然，这种“敬畏”并非普遍存在。二战中，考文垂的大教堂被夷为平地，德累斯顿的圣母教堂化为瓦砾，华沙古城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那些废墟同样是战争残酷性的铁证。但值得深思的是，即便在那些废墟上，战后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重建：华沙人根据战前绘制的图纸，一寸一寸地复原了古城；德累斯顿人用了六十年的时间，让圣母教堂从瓦砾中重生。这种对“物”的执念，恰恰反证了它在战争伦理中的特殊位置——正因为知道它珍贵，毁灭才成为悲剧；正因为知道它可复生，重建才成为使命。

那是一个奇特的矛盾体：战争在疯狂地收割生命，却又在某些时刻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凝固的历史；它毁灭了无数文明的瑰宝，却也在废墟上催生了重建的执念。从欧洲战场的“文物保存官”制度，到中国军民在断壁残垣中对每一座古建的力保，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无论战争多么惨烈，终究会结束，而结束之后，幸存者还要在那些残存的屋檐下继续生活，在那些古老的砖石上重建尊严。这种对“物”的留有余地，本质上是对“人”的未来负责。

二、转折：从“让人死”到“让人活不下去”

然而，时光流转至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北约盟军长达78天的空袭，开创了“零伤亡”战争的神话，也宣告了“基础设施战”的正式登场。桥梁、电站、电视台、供水系统成为首要打击目标。战略意图已从“杀死多少军人”转变为“让对手的生活陷入瘫痪”。通过切断电力让指挥系统失明，通过炸毁桥梁让补给线断裂，通过摧毁民生设施让民众对政府产生厌倦——战争的重心，从战场上的军人，转移到了维系社会运转的每一根血管。

近年来的俄乌冲突与加沙地带冲突，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极致。俄军在战争初期对乌克兰电网的大规模袭击，让无数平民在寒冬中忍受黑暗；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其空袭目标清单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发电厂、地下水道、行政大楼。这种打击的残酷性在于：它不追求立即杀死你，但追求让你无法正常生活，让你无法入睡，让你无法就医，让你无法喝到一口干净的水，让你的国家机器无法运转，让你未来的重建变得无比艰难。

三、现在：从“摧毁生活”到“抹去记忆”

然而，这一趋势在近年的中东冲突中，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高度。这一次，战火不再止于电站与桥梁，它毫不留情地席卷了那些承载着波斯文明数千年记忆的神经末梢。

据报道，在2026年3月的以伊冲突中，当导弹的尾焰撕裂夜空，当爆炸的轰鸣在德黑兰与伊斯法罕上空回荡时，破碎的不仅仅是钢筋混凝土，还有那些穿越了无数王朝更迭、本应被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明瑰宝。在德黑兰，那座建于19世纪卡扎尔王朝、以无数细密镜片镶嵌出梦幻光影的古莱斯坦宫——“镜宫”，在空袭的冲击波中剧烈震颤。爆炸产生的气浪如巨锤般砸向这座建筑杰作，宫殿的门窗扭曲变形，那些闻名于世的镜厅中，成千上万片手工拼接的镜面如同遭受地震一般从穹顶剥落，在波斯地毯上碎成千万个哀伤的倒影。满地晶莹的碎片，不再映照欢愉的盛宴，只映出苍白的月光与无尽的痛楚。

如果说德黑兰的伤痕还只是序曲，那么伊斯法罕的遭遇则堪称一场针对文明的围猎。这座拥有“伊斯法罕半天下”美誉的古都，其核心的伊玛目广场周边，密集分布着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作。始建于11世纪的聚礼清真寺，那些历经千年风沙依然璀璨的绿松石蓝瓷砖，在猛烈的轰炸中轰然坠落，将地面砸出深深的坑洞，波斯书法在瓦砾中支离破碎。不远处，萨法维王朝的瑰宝——四十柱宫与阿里卡普宫，也未能幸免。宫殿前那二十根倒映在池水中幻化成四十根的著名木柱，虽勉强屹立，但宫殿内部，数个世纪前绘制的巨幅壁画被弹片撕裂，描金的藻井布满裂痕，手工雕刻的木制窗棂被冲击波掀飞，残片悬挂在墙体上摇摇欲坠。四十柱宫那闻名遐迩的花园里，曾经倒映着宫殿倩影的湛蓝水池，如今只映出硝烟弥漫的天空。

更令人心碎的是，这一切并非无法避免的“误伤”。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实，早在冲突爆发前，该组织便依照国际惯例，将包括古莱斯坦宫、四十柱宫、聚礼清真寺在内的所有世界遗产地的精确地理坐标，正式通报给了包括美、以在内的所有相关方。伊朗文化遗产部门甚至遵照国际战时议定书，在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屋顶，铺设了醒目的蓝色标识——那种在国际公约中象征“豁免”的蓝白相间标志，以求在战火中获得一线生机。然而，这些坐标与蓝旗，在现代战争的打击清单面前，形同虚设。据目击者称，导弹精确地飞向了这些坐标点，或者说，飞向了它们周边的“目标”——据官方声明是附近的政府建筑或军事设施。但现代武器的毁伤半径，早已无情地将这些数千年的瑰丽吞噬。冲击波与碎片，完成了古老文明从未经历过的精准打击。

面对满目疮痍，伊朗伊斯法罕省省长在废墟前发出怒吼，将这种针对历史核心区的系统性打击，定义为“文化种族灭绝”。一位伊朗学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哀鸣击穿了屏幕：“对我来说，古代遗迹与人的生命同等重要，因为它们将我与我的过去相连。它们的毁灭，意味着我的记忆正在被炸毁。”就连纽约布鲁克林的伊朗裔餐厅老板，在万里之外听到故土家园的噩耗时，亦泣不成声：“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不只是非凡的历史遗迹，它是每一个伊朗人的心脏与灵魂。它挺过了阿拉伯人的征服，挺过了蒙古人的铁蹄，挺过了无数外敌入侵，却没能挺过这场不义的战争。”

四、追问：文明底线何在？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战争成本的精密计算与战争哲学的深层嬗变。当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断一座城市的“主动脉”时，大规模歼灭战的性价比便显得低下。现代战争的目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占领与征服，而是通过制造难以承受的“系统性崩溃”，迫使对方就范。这是一种更为隐蔽却更为彻底的征服——让你活着，却让你失去作为现代人的一切支撑；让你存在，却让你失去赖以存在的历史记忆。

从凡尔登的血肉磨坊到加沙的黑暗城市，再到伊斯法罕那满地的镜面与蓝瓦，战争的形态完成了从“对人不对物”到“对物不对人”的惊人逆转。它表面上似乎“文明”了，因为它减少了士兵的面对面厮杀；但它实际上更加残酷，因为它让战争的无差别痛苦，通过断水、断电、断网的毛细血管，渗入到每一个平民的日常生活，最终，它开始系统性地抹去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当战争的利刃不再优先指向士兵，而是刺向支撑文明的钢筋水泥时；当梁思成当年颤抖着画下的那条底线——那条超越了民族仇恨、为人类共同文明瑰宝请命的底线——在今天被精确制导炸弹一次次轻松越过时；当一座千年古都的镜厅碎成满地哀伤，当一座清真寺的蓝瓦坠入尘埃，当一座宫殿的壁画被弹片撕裂，而那些本应保护它们的坐标与蓝旗形同虚设时——我们或许该重新思考：

在“杀死敌人”与“摧毁生活”之间，在“终结生命”与“抹去记忆”之间，究竟哪一种，离真正的和平更远？哪一种，是对文明更彻底的否定？

战争的残酷，从来不只在它夺走了多少生命，更在它抹去了多少人类共同记忆的坐标。当一座城市可以被重建，当一条电网可以被修复，当一座电站可以被再造——但一座千年古寺坠落的蓝瓦，永远无法复原；一面镜厅破碎的镜片，永远无法重圆。那些被炸毁的，不只是砖石与瓦砾，而是一个民族与它的过去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是人类文明这幅巨画上永远无法修补的裂痕。

也许，衡量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不只看它如何对待生命，更看它如何对待那些承载生命的记忆。当战争可以随意越过那条底线，我们所有人，都已在废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