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书店

谦克

秋阳揉碎了

梧桐叶枯焦的金边，

在塞纳河左岸的深巷里打转。

落在墨绿色的窗棂上，

落在土黄色的砖石上，

落在铁灰色的街灯上 ······

十月的阳光不再犀利，它穿过窄巷，迟疑地映出了一个清秀的影子：身着的大衣是灰黑的，领间的围巾是绛紫的，披肩的秀发是金褐的，只有袖口露出的一小截毛衣，勇敢地呼应着脚下那一团双肩包的红色。

倚墙读书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手机垄断地球人大脑的时代。而他，却依旧斜倚墙角，低着头，捧着书，独自品味着铅墨间晕开的书香。巷子外车水马龙，巷子里人声鼎沸，车声人语，仿佛都被吸进了两百年前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我躲在对街的拐角处摄下这一张照片，生怕惊扰了年轻人的好梦。莎士比亚书店就在他的身后，墨绿色的窗棂紧闭着，镶嵌其间的大玻璃掩映着层层叠叠、隐隐绰绰的书脊。曾几何时，就在年轻人站立着的同一个方位，海明威匆匆走过，乔伊斯匆匆走过，贝克特匆匆走过，卡夫卡匆匆走过。那些一百年前的愤青，当年也曾被理想和现实粗暴地啃噬。而今，他们的经历都成了故事，他们的故事都成了传奇，他们的传奇也都写进了小说，在一代代青年的手指间游弋，摩挲……

年轻人终究抬起了头，朝着四周搜寻了一圈，又在厚厚的书页里插进了一枚薄薄的书签。他走了，带走了书页中的缩影——那一个用鹅毛笔和廉价咖啡构筑的布满古典元素的世界。

而我——浪迹于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旅人，也由此掀开了寻踪觅源的序幕。

一座蒙尘旧宅，便是莎士比亚书店的驻所。

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坐落于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圣朱利安街和拉布切里街的交界口，与巴黎圣母院斜角相对。

这似乎是一座与名声不匹配的陈年旧宅：一尊清逸翛然的莎翁头像，几组浪漫洒脱的粉笔文字，雕镂出“明星书店”的内涵和气质。

这是一个朴素极了的奇思妙想——嵌在墨绿色窗框间的小黑板上，涂抹着略显稚嫩的粉笔字，就象是孩童眼眸里的启蒙，除了字的骨架，再也没有可叠加的涵量。然而，简至极，思至深，抱朴守拙的字体，让云游至此的天涯客怦然心动。

书店门前的小黑板



小黑板上写道：

“有人称我为拉丁区的堂吉诃德，因为我的思绪总是飘在云端，想象着我们都是天堂里的天使；与其说我是个正经八百的书商，不如说我更像个受了挫的小说家。”

“这家书店的房间就象小说里的一个个章节，对我来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隔壁邻居更加真切。奇怪的是，早在我出生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了一本名叫《白痴》的书，其中写尽了我的人生；读完小说，我便一直在寻找书中的女主角——一位名叫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的女孩。”

“一百年前，书店的前身是一家酒铺，隐匿在塞纳河畔，被主宫医院的附属建筑严严挡住。后来医院被拆，显现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往前追溯到1600年，这栋建筑曾是一座名为“穆斯蒂尔之家”的修道院。中世纪，每个修道院都有一位“点灯兄弟”，其职责是在黄昏时分点亮灯盏。 这一差事我已做了五十年，现在该轮到我的女儿了。”



惠特曼将书店打理成公共生活的空间

书店内设有简易厨房、淋浴间和阅读角，常年开放至深夜，成为巴黎的“文学客厅”

读完全文，冥想静思，这段文字分明构建了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自传： 乔治·惠特曼——以“堂吉诃德”自喻的第二代老板，以理想主义的信仰和追求经营了一家乌托邦式的“文学修道院”。

惠特曼在书店里免费收留过三万余名浪迹天涯的作家和过客。他的收留并不是无偿的，寄宿者每天得阅读一本书，每天得帮忙打理书店杂务，每一次离开都得写一份自传或感言。这一制度源自于惠特曼的准则：“书店应是给予者的殿宇，而非索取者的庙堂”。

惠特曼将书店视作“未完成的小说”，每一位籍籍无名的访客都可以是其中的角色。

惠特曼将书店打理成公共生活的空间：书店内设有简易厨房、淋浴间和阅读角，常年开放至深夜，成为巴黎的“文学客厅”。惠特曼经常举办免费茶会，邀请陌生人分享食物与故事，践行他“陌生人即亲人”的哲学。

惠特曼自费出版了《巴黎墙报》，刊登驻店作家的作品，并以粉笔字招牌的形式彰示于书店外墙。他将书店视作“未完成的小说”，每一位籍籍无名的访客都可以是其中的角色。

……

书店曾是三万余流浪作家的免费客栈

书店里，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无形消融。

通过书籍，读者与作者达成了灵魂的对话。

在这里，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消融，读者与作者通过书籍达成灵魂的对话，而书店本身即是一本永远在书写的、关于自由、幻想与人文信仰的活态小说。

2011年12月14日，乔治·惠特曼在书店的阁楼上与世长辞，享年98岁。自此，女儿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接过了父亲的灯盏，完成了这份文学守护与理想传承的接力。

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一段文字书写在小黑板上



与乔治·惠特曼的“精神自传”相对应的是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在《巴黎墙报 1999》抒写的另一段文字：

“拉丁区那些小店铺，

橱窗里塞满了旧书与版画，

似乎无人光顾，

而店主总静静坐着读书，

对世俗的成功漠不关心。

他身旁卧着一只狗，

抑或是一只猫。”

一本小说，一个午后，一份不问世事的闲适，或正应合着里尔克诗文中传递的空气。

曾经在网上觅到过一张照片：从这一张照片里，我感受到了莎士比亚书店门前熙和的阳光。这个时候，时间似乎忘记了催促，只任那甜蜜的暖意包裹着石路、木凳和每一个不经意的呼吸。

书店的橱窗里，书籍们静静列队，从《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到《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鬼林中的生活），标题在光线下若隐若现，仿佛在呢喃着远方的故事。两个年轻人淘书出门，又舍不得离开，索性将自己交付给这一条老旧的长凳：一个躺着，把书摊在脸上，似睡非睡，像是在品味梦中的章节；一个坐着，目光专注地扫过书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墨香中的一页页悲欢。

照片左侧，墨绿色的窗框里嵌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画着一只猫咪，神情傲然地蹲在书上。英文字母俏皮地写道：“indifferent to worldly success. Beside him lies a dog or perhaps a cat.” ——世俗的成功算得了什么？不如像这猫儿一样，与书为伴，做个闲散的好梦。

巴黎的喧嚣是永恒的，但此时此刻，它退到了塞纳河右岸。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一只猫咪，两个年轻人，与书，与阳光，与这片小小的屋檐，构成了城市里最宁静的风景——生活本就可以如此简单：一册书，一个午后，一份不问世事的闲适。

圣朱利安勒波弗喷泉

巴黎圣母院对岸，莎士比亚书店旁侧，有一座纤巧、秀丽的“维维安尼广场”。广场正中，矗立着一耸青铜材质的雕塑喷泉——“圣朱利安勒波弗喷泉”，由犹太裔艺术家乔治·詹克洛斯于1995年构思、创建。

传统喷泉常常以几何对称、神话具象或柔美曲线为核心，强调装饰性的秩序与和谐；而这座雕塑则以非对称结构与动态张力，创造出一种有悖于欣赏习惯的“伤痕美学”——雕塑整体呈向上迸发的态势，形态在破碎中达成聚合，仿佛海浪在破碎中凝成了巨柱。人物与形体交错攀升，在视觉的不平衡感中营造出强烈的生命动势。由此，它不再是公共广场的优雅点缀，更像是从地壳中迸出的一阙青铜史诗。

莎士比亚书店与维维尼安广场遥遥相对

圣朱利安勒波弗喷泉位于维维尼安广场的中心

作品的灵感源自于詹克洛斯年幼亲历过的记忆和创伤，聚焦于二战中犹太儿童被残酷驱逐的历史悲剧。在雕塑家“去细节化”的塑造中，一具具轮廓模糊、瘦骨嶙峋的孩童从青铜柱体间破壁而出。詹克洛斯以普罗万的粘土为媒，以淬过火的青铜为骨，以凌厉的线条，扭曲的形态，超脱了具象刻画和个体叙事，将人类在强权重压下濒临毁灭的种种生理性本能——蜷缩、恐惧、挣扎、求生，升华成人类在绝境中挣扎的象征性符号。喷泉主体如同一棵被战火烤焦的枯树，枯树的藤蔓缠绕着奄奄一息的垂死的躯体——它们是废墟中烤焦的指尖，是暗巷里屏息的呼吸，是绝境中求生的希望。只要是人，就不该忘记那些被吞噬的生命和被湮灭的希望。喷泉汩汩流淌，它流淌的不是水，而是百万计、千万计无辜平民的鲜血和眼泪。

这是一座“反喷泉”的现代启示录。詹克洛斯以浓烈的情感，断裂的形态，完成了对传统喷泉概念的彻底叛离。它不提供宁静的观赏，而是逼迫观者直面生命中的破碎与崇高。在巴黎这片布满古典符号的土地上，它如同一句铆入大地的警言：艺术可以不必和谐，但必须真实；纪念碑无需颂扬永恒，只需诚实地承载时间与人的痕迹。

作品放置在巴黎古老的维维安尼广场，与周边的中世纪教堂、百年古树形成时空对话，用当代艺术的创伤表达，提醒公众铭记历史，让公共空间从休闲的场域，变成反思人性、审视战争的精神祭坛。

喷泉主体如同一棵被战火烤焦的枯树，枯树的藤蔓缠绕着奄奄一息的垂死的躯体。

雕塑超脱了具象刻画和个体叙事，升华成人类在绝境中求生的象征性符号。

黄昏，我再一次返回塞纳河两岸。

左岸的风，总是裹挟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一边，温润的灯光从莎士比亚书店绿底门框的缝隙间缓缓溢出，晕染着每一页沙沙翻动的纸章；另一边，圣朱利安勒波弗喷泉的锈蚀绿斑交织着的扭曲、冷酷的线条，将反人类战争的创伤刻进青铜雕塑的肌理。一个以文字构筑出理想国的天堂，一个以雕塑刻凿着血和泪的地狱，在巴黎的文化脉络里，奏响了自由与苦难的双重乐章。

塞纳河水静静流淌，将书店晕染的墨香与喷泉雕琢的悲怆揽入怀中。文字是温柔的盾，雕塑是清醒的碑——莎士比亚书店以文字为盾，捍卫着精神的自由与文明的延续；圣朱利安勒波弗喷泉以雕塑为碑，铭记着人性的脆弱与战争的残酷。它们是巴黎的灵魂切片：真正的文化地标，从来不止是历史的陈列，更是精神的传承——既要有对理想的执着坚守，也要有对苦难的清醒铭记。在时光的流转中，这两处地标早已超越物理空间的界限，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关于自由与反思的永恒注脚。

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