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道里的家国记忆 作者张一凡

心声

　　两个世道里的家国记忆

我家曾是地主成分，在19岁以前，顶着“地主”的名头，过的却是比贫农还要清苦的日子；如今早已摘去这顶旧帽子，反倒过上了比旧时地主更安稳富足的生活。这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是我亲身走过的岁月，也是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浪潮里的浮沉缩影。

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是读过私塾的读书人，他们写得一手好字，更守着“宁肯难为自己，决不刻薄穷人”的处世准则。村里两次建校，我家都捐出了木材和方椽；乡邻有求于我们，从不曾袖手旁观。即便解放家里有60亩土地，也只雇了一名长工，父母和我都要下地劳作，14岁便学会了犁地、耙地、扬场、收麦，在汗流浃背里真切体会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那时我总觉得，土地是家里的包袱：投入的力气多，收成却要靠天吃饭，遇上旱涝便是颗粒无收，可长工的工钱半分也不能少——麦罢二石麦子，秋罢三石玉米，一年2000斤粮，是我们家对雇工的承诺。

我曾劝父亲卖掉土地，去做些商业或营生，毕竟这些行当劳动强度更低，资金周转也更快，日子总能比种地好过些。可终究拗不过世俗的偏见：在旧时代，土地是根，是女儿寻婆家时要先问的家底，是人际交往里的信用凭证，更是区分社会地位的标尺。而地主这身份，从来不是锦衣玉食的代名词，反倒背着数不清的思想包袱：怕天旱绝收，怕苛捐杂税，怕土匪汉奸的敲诈勒索，更要苦撑着“有钱人”的面子，在人情往来里打肿脸充胖子。国民党统治时，一亩地要交三分粮的正税，还有草料变价、公务人员薪资等数不清的附加税，甚至汉奸会以“拐走机枪”为由，科罚全村小麦，我家一次就交出了1200斤。沦陷时期更甚，日本人、国民党专员、地方游击队轮番“吃大户”，我和爱人曾被绑架，财物被洗劫一空，王光亮的参谋长还以结婚为名，向我家索要了5万元。

1942年大旱，更是把这份清苦推到了极致。家里只收了几百斤绿豆，幸而还有些早熟的柿子，便把柿子和谷糠碾成柿糠，混着榆树皮面蒸成馍，早晚喝绿豆汤，中午啃柿糠馍，才勉强熬过了灾荒。那时我和长工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起在一张桌上吃饭，区别只在于我们一家人没被饿死罢了。穿的是自家织的白土布，用黑泥混着石榴皮染成黑色，15岁前没买过一根腰带，上初中时攒钱买的皮腰带，还被二叔家的孩子趁洗澡时抢了去，只留下一根破腰带。村里人都说我家是地主，可算上长工，我们八口人分60亩地的收成，扣去赋税和各种摊派，人均粮食并不比长工多——他一年2000斤粮，在我家吃住，家里四口人有三口吃饭，再加上他自己的土地，人均能有800斤以上粮食，温饱不愁；而我们家七口人，只能靠着这点土地勉强糊口，和贫农没什么两样。

后来，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把管死的市场搞活了。过去全国耕地比现在多，却总有人吃不饱饭，如今亩产千斤甚至超吨，粮食再也吃不完；过去浮夸风里的“亩产千斤”是虚话，现在的丰收是实实在在的。我的月工资从50年代的45元、1979年的43元，涨到了当时的70倍；鸡蛋从0.05元一个涨到0.5元，猪肉从0.6元一斤涨到11元，小麦从0.12元一斤涨到0.8元，物价虽有上涨，可货架上的反季蔬菜、干鲜果品、衣服鞋袜琳琅满目，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解放初期宣传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早已成了寻常生活。

国家给我和老伴办了老年免费乘车证，出门就有公交车，上车总会有年轻人让座；住房是国家分配为主，个人只出了少量集资；医药费全额报销，每1-2年就有免费体检，外出旅游还有医生全程陪护。再想起旧社会，国民党政权只管横征暴敛，不管地主还是贫农，从来没有半分服务与帮助，我们都在水深火热里挣扎。如今，我们虽然失去了土地，却从“背着太阳劳作”的苦里解脱出来，日子比旧时地主好过百倍千倍——曾经和贫农一起过着贫农的生活，如今和贫农一起过着安稳富足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地主生活置换”。

我们也曾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走过一些弯路，但终究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过去的阶级身份早已消解，我们都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一员，一起享受着时代发展的红利。回望这一生，我最真切的感受便是：旧社会里，地主和贫农一同受苦；新社会里，我们一同奔向好日子。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便是我能给出的最朴素的答案——社会主义好。

作者张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