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春节西南行13：云南省博物馆

侯鸟

　　2026年2月15日到“云南省博物馆”参观，虽然去的比较早，但还是人山人海，进去请人工讲解价格不菲，不是按一组收钱，而是按人头收费，每人85元，一组16人，解说员两个小时收费1360元，如今还有如此之高收入的工作难找，这也是参观博物馆最贵的一次。

　　五亿年前的“云南虫”奏响了地球生命的华丽乐章,百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演变出人类进化的跨越标记,一枚金印揭开了尘封千年的文明之光,三座古塔唤醒了远逝已久的佛国记忆。

　　云南是亚洲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中原汉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和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在四川丝绸之路上交汇、碰撞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文化形态共生带,二十六个民旅在这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千百年来,在秦皇汉武远跳西南的目光中,云南与中华的血脉紧紧相连。

　　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有据可证,一万年的文化史光辉灿烂,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生生不息。站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红土地上,我们追寻华夏祖先的足迹,探索中华文明的血脉。阐释生命演化,人类活动身影最早在这里出现;探寻文明厚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在这里实证。

　　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各族儿女与我国其他各民族一道,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相互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近代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26个世居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唱响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云南欢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云南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意气风发,共同谱写了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在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多次演绎出地质和生命进化的最关键和精彩的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发生在云南澄江,具有健全神经系统、最原始的脊髓和发达新陈代谢系统的云南虫等200多种动植物,揭示着今天高级生物乃至人类的初始痕迹;最早的陆生维管植物也爆发在云南: 文山优美始叶蕨是最早的有叶植物,曲靖胜峰工蕨则是地球第一株有根植物;

　　云南是鱼类祖先的起源和繁衍地: 从海口鱼、曙鱼到梦幻鬼鱼,鱼类进化几乎所有关键种类的代表都曾出现在滇东;云南还是生命灭绝和复苏规律的揭秘地: 罗平海洋爬行动物群不仅非常丰富,还为探索二叠纪生物大绝灭后的迅速复苏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距今约4.7亿年前, 最古老的陆生植物出现在地球上,开启了植物从水到陆之旅。到了距今约4.3亿年(志留纪中期)维管植物出现,至泥盆纪时期(距今约4.2-3.6亿年)维管植物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出现高大的树木和森林,多样化的植物类型构成复杂的陆地生态系统。

　　云南是现代的植物王国,在数亿年前的泥盆纪是"古植物王国"。原始的维管植物在这里爆发式地出现,并扩散全球,繁衍至今。

　　石炭纪的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植物的生长。随着陆地面积的扩大,陆生植物从滨海地带向大陆内部延伸,并得到空前发展,形成大规模的森林和沼泽。石炭纪时,早期的裸子植物(如苏铁、松柏、银杏等)非常引人注目,但蕨类植物的数量最为丰富。

　　杨钟健(1897-1979),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1920年组织领导中国第一个地质学术团体一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

　　在全球的恐龙爱好者中,云南因为许氏禄丰龙而被人熟知。因为它不仅是中国大地上时代最早的恐龙,还是中国人自己发掘和研究的第一批恐龙化石,也是中国人自己装架和展出的第一具恐龙骨架。

　　云南的巨厚红层是远古云南恐龙时代的地层遗存。从距今1亿9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到距今1亿2千万年前的侏罗纪中期,以禄丰龙、双脊龙、川街龙为代表的多种恐龙以及中国最早的哺乳动物,就生活在今天云南的广大地区。为什么在中国只有云南出现了最早期的恐龙?它们来自哪里?希望你有兴趣与古生物学家们一起通过这个展示继续寻找线索。

　　忙怀、新光、石佛洞等遗址的相继发现,说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渊源复杂。农耕文化与山地游牧在这里交汇、倾轧、更替、传播,灌溉出独具特色的澜沧江新石器文化。该区出土的石器、陶器显示出这片区域与历史上的白濮族群的渊源关系,与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中的低族、布朗、德昂等民族以及东南亚区域文化息息相关。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侯类型复杂。山区半山区占据了主要面积,坝子()平原)面积仅占6%,众多的湖泊像一颗颗宝石散布其中。湖畔平地,山间坝子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孕育着多样不同的文化。考古发掘证明,3000多年前,云南开始冶铸铜器,徐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

　　战国末至东汉初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以"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包括滇西,滇南,滇东等地,青铜器在社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千姿百态。

　　云南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卓越的创造力,铸造出大量珍贵的艺术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他们采用独特的失蜡法,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云南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精彩华章。

“祥云大波那铜棺”是1961年发现,位于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村,年代约公元前 4 世纪前后。该墓为土坑竖穴,有长方形木椁,用长约 5 米的巨木叠架成。椁内放置铜棺及随葬品。铜棺长2米,宽0.62米,侧壁高 0.45米,顶高 0.64米,脚高0.11米。顶作人字形屋脊状,棺身为长方体,由7块铜板组成。顶部及四壁铸有人字形带纹、云雷纹、虎、豹、猪、鹿、马、鹰、水禽等图案。随葬品有青铜器、锡器、陶器等。青铜器造型、纹饰粗糙,表明冶铸技术还未臻于成熟,其中屋宇、家畜模型以及农具的出现,表明其主人已经是定居的农业民族。

　　海门口遗址位于剑川县甸南海口村。19557年4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文物中有石器、陶器等物,还有铜器 14件以及用来制斧的陶范。据碳 14 测定,遗址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商周之际。1978年4月,云南考古工作者又对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揭示遗址超过 50000 平方米,并有庞大的干栏式建筑群体遗存。据研究,该遗址发现的铜器最早约距今 3800 年。这是经科学发掘的云南青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近年来,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大理银梭岛、龙陵大花石等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为云南青铜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科学的证据,云南青铜文明的诞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云南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特殊的民族文化色彩注定了它"满天星斗"式的格局,它的发展进程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范式。

　　据最新研究,云南青铜文化于夏商之际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走向成熟,西汉时期到达了最高峰,后随着汉文化的"大一统",逐渐没落,在东汉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漫长的期间,按照云南青铜文化的地域范围以及青铜文化遗址类型,大概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区系:

1、滇西北地区;2、滇西地区;3、滇中地区;4、滇东、滇东北地区;5、滇南、滇东南地区。滇西北地区接近川藏,与该地流行的氏羌游牧文化相似;滇西地区早期遗址较多,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滇中地区是公认的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代表;滇东、滇东北处于云、贵、川三省交界,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滇南、滇东南地区不仅受到滇中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且因与越南靠近,两者文化共性较多。

滇东地区青铜文化主要集中在今曲靖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土墩墓为主,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最具代表性。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一地区属于与滇有亲属关系的古代"劳浸、靡莫"等民族所居,文化面貌上与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又具有一定的地区文化特征。因为地缘上与黔西接近,两者的青铜文化也具有一致性,也有学者认为该地就是古夜郎国属地。

　　"滇王之印"出人间 ，浩瀚的滇池东南角有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高仅 33米,山形呈枣核形,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就是这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竟埋藏着一个2000多年前惊天的秘密--这座山名叫石寨山。

1955年3月的一天,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来到滇池边上的晋宁县石寨山上,进行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就发现了两座墓葬,出土了纺织贮贝器、杀人祭柱贮贝器等珍贵的青铜文物,被郭沫若、郑振铎先生誉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1956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 6号墓出土了"滇王之印"等大量反映古滇国社会面貌的珍贵文物,文献隐约记载的消失王国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被古滇国的财富和它曾经的辉煌文明惊呆了。云南并非蛮荒之地,她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滇人与昆明人的战争 ：滇人和昆明人是云南青铜时代的两大族群,从地域上说,昆明人主要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滇人主要居住在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在文化上,这两个族群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人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而昆明人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干里"的游牧文化。由于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个性和双方利益诉求上的巨大矛盾,导致滇人和昆明人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战争,这种状况通过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1956年,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石赛山古墓群遗址 13 号墓中出土了一块长方形的铜片,该铜片下端已残缺,上端居中处有一圆形小孔。铜片残长42 厘米,小孔孔径约0.7 厘米,上下宽度并不完全一致,上端宽12.9厘米,中间宽12.5厘米,下端宽12.6厘米,表面镀锡,时代在西汉中期。铜片上有细致的线刻图案,据研究,"铜片上的各种图形也应该是一种文字符号,是表达或记述某种事物的"。鉴于这种图案与一般图画不同,其目的 不在于抒发美感,而是观念的表达,介乎图画 与文字之间,可称之为"图画文字"(PICTOGRAPHS OR PICTURE-WRITING)。它对于探究文字的起源以及滇国青铜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身毒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土著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重要摇篮,同时也是云南和东西南北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炉。滇青铜文化汲取了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因素,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典型代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它不仅折射着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文明之光,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重要文化枢纽。

　　东汉至初唐的七百余年,中原政局动荡、朝代更替频繁。混乱引发了人口流动的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七百年也是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大量汉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政治上,各种地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民族内部的斗争与联合,又有民族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本土的首领"夷帅"与较早进入云南的汉族"豪民"在相互的排斥与契合中,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政局、独霸一方的势力--南中大姓;在文化上,盛极一时的滇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导致了青铜文化的没落,大量汉族的迁入,带来的是汉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渗透。在南中地区,汉文化的浸润不仅催生了滇南碑刻文化的神来之笔,也改变了云南"墓而不坟"的丧葬习俗;但汉文化的春风很难普及到被群山分隔得支离破碎的小坝子中,在偏远的山区,少数民族还是保持了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这使云南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缓慢前进,为多民族云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无形中也加速了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式发展步伐。

　　云南地处边陲,一直被视为游离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化外之地"。西汉时期,随着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周边许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地区被纳入了汉帝国版图之内。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使云南正式进入了中央王朝的视野。东汉对云南的经营不断加强。东汉灭亡以后,中原地区陷入分裂动荡之中,由于战争和避难,大量汉族迁入云南。

　　以农耕为传统的汉族大量南迁,他们不是"入乡随俗",而是把内地先进的整套生产、生活方式都带到了云南,从而在云南建设了较为发达的农业和颇具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铁器的普及、牛耕的推广和水田的开发,使云南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私有土地、贡赋关系也随之出现。云南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动。

　　三国时期,现今云南、贵州西部及四川西南部地区被称为南中。为了巩固蜀汉政权,实现北定中原、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战略目标,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策略。由于南中对蜀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蜀汉建兴三年春(公元225年),诸葛亮亲帅大军兵分三路南征。当时的南中,因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被称为不毛之地。诸葛亮南征,采取的是"攻心为上"的方针,即努力团结地方"大姓"和"夷帅",尽量缓和民族间的矛盾纠纷,以安定社会秩序。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在南中推行郡县制,实行"夷人治夷"的政策,以巩固蜀汉在南中的统治。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诸葛亮"七擒孟获"成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故事。

　　东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任益州郡太守,开始创办学校,"始兴文学,渐迁其俗",这是云南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汉字的引入、学校的建立,结束了云南的无文字时代,使文化得以普及,南人可以直接获得内地文化的信息。三国至魏晋时期,中原动荡导致了云南各种地方势力乘机崛起。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民族内部的斗争与联合,又有民族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本土的首领"夷帅"与较早进入云南的汉族"豪民"在相互排斥与契合中,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政局、独霸一方的"大姓"势力ー-南中大姓。他们不仅包括汉族移民中的上层人物,也包括被汉化了的"夷帅"。南中大姓以汉文化为主体,结合当地土著文化,构建了独特的文化系统,最典型的就是"爨文化",即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的四百余年间,南中大姓氏统治云南曲靖陆良等地区所造就的文明。这一时期也是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先进文化在云南逐渐普及,汉文化的影响日渐深重,但云南人在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之时,也保留着自己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甚至还影响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一些习俗。《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而云南现代一些彝族火把节时戏驱疫的面具,竟然是孟获、诸葛亮和关羽。汉夷之间的文化互动,交融而和谐。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修筑高坟、立碑刻铭的习俗。随着汉族移民的南迁,这种习俗也带到了云南。东汉以后,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砖石墓逐渐在云南主要交通干道周边出现,因形如粮垛,被当地人称为"梁堆"。"梁堆"的主人,以汉族移民中的豪强为主。"梁堆"是云南丧葬习俗受外来文化影响后发生巨大变迁的重要标志。

　　从"梁堆"出土的汉式器物,如壶、尊、洗、摇钱树、印章等看来,墓主人的生活与四川乃至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已无所区别。从东汉至初唐,云南虽偏隅一角,但文化脉络的发展在滞后之中却依然与内地息息相通。

　　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汉文化的普及程度在地区之间仍有很大差异。曲靖、昭通等受南中大姓直接统治的地区,汉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甚至形成了汉夷联姻的"百世遑耶"。但在比较边远的山区,汉文化很难在被群山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小坝子间普及,很多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滇人创造的青铜时代的辉煌因汉文化的南传落幕了,在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上的人们已经迈入了更先进的铁器时代,但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根深蒂固的保留并发展着,甚至形成了在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如哀牢和钩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不均衡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持。

　　历史前行,随着唐朝的崛起,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又开始加强,盛极一时的南中大姓也逐渐走向衰落,到唐朝中叶,随着南诏政权的崛起,云南又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天宝战争 ：南诏立国后,很快瓦解了滇东的爨氏,统一云南。这样迅速的势力扩张必然与唐王朝原有的势力范围发生碰撞,加之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姚州)太守张虔陀等地方官员处理不善,激发矛盾,最终引发了双方之间的战争。而此时的唐玄宗任由杨国忠欺瞒,致使唐数败于南诏,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大将李宓更丧身西洱河。这一场大战,使得唐大伤元气,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根。

册封大典 ：南诏附吐蕃十余年后,双方开始出现裂痕,异牟寻接受清平官郑回的建议,重新归附唐朝。贞元十年(794年),唐派袁滋为使册封南诏。

据记载,唐使快到南诏都城羊咩城时,异牟寻"出羊咩城五里迎"。当天,"旌节当庭,东西特立。异牟寻及清平官以下,各具仪礼,面北序立,宣慰南诏使东向立,册立南诏使南向立,……南诏及清平官以下稽再拜。"大会上,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余岁"。异牟寻指着他们说:"先人从唐回国时,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声各两部。今天那些艺人都基本亡去,只剩这两人还健在。"此后,异牟寻和清平官尹辅酋等十七人奉表谢恩,并进纳吐蕃赞普钟印一面,还有铎鞘、浪川剑、生金、象牙等。

高氏与段氏 ："中国公"是大理国丞相高氏的一个世袭爵位。根据姚安土司高映的说法,中国公高氏的祖先是越夷王高定。但根据《南诏野史》的说法,高氏祖先为高方,在段思平夺取皇位期间起着重要作用,被封为岳侯。1063 年,高方的后裔高智升因平定杨允贤的叛乱有功,被大理皇帝段思廉封太保、德侯,赐白崖、和甸地(今云南弥渡一带);不久又封为统矢(今姚安)首领,封善阐(今昆明)侯,控制了今云南中部至东部的广大土地。高智升辞职后,由高升泰继任丞相;高升泰让他的弟弟高升祥前往善阐,控制滇东,自己则控制滇西。此后,原本最为强大的杨氏集团受到打击,高氏权倾一时。大理皇帝都对高氏有畏惧之心。

　　1094 年,高升泰最终废黜皇帝段正明,改国号为"大中国",自立为帝。不过两年之后,由于高升泰无法控制政局,遗命儿子高泰明还政于段氏。段正淳即位后,任命高泰明为相国,封"中国公"。此后,高升泰的后裔世袭为相国,并封为中国公一职。此后的大理国,虽然段氏为皇帝,但徒有虚名且十分贫弱,一切事务由中国公高氏管理。国人称中国公高氏为"高国主"。高氏的子孙都被分封镇守各地。不过后来大理的高氏分为高升泰、高升祥两系,高升祥据滇东,不臣服于执掌朝政的中国公。中国公家族也为继承相位产生过激烈的冲突。1253年,蒙古入侵大理,末代中国公高泰祥率兵抵抗被俘,斩于大理城的五华楼下。姚安、鹤庆、永胜土司都是高氏的后裔。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灭大理国。公元1276年,赛典赤·赡思丁奉元世祖之命建立云南行省,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移至昆明。元统治者对军事体制的管理、对农业发展的鼓励、对生产技术的引进、对商业交往的加强、对儒学科举的弘昌,稳定了元在云南的统治。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征讨云南,次年攻克大理,将云南纳入明朝版图。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云南布政使司,建立云南各级行政机构和军事系统,健全完善土司制度与羁魔政策。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极大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入滇,改明代布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并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两省互驻。清王朝一改前朝的庄田和军屯制度,在边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经过200多年在云南的经营和管理,逐步形成了现代云南的格局和多元民族的特征。

　　学术界一般认为:"云南佛教传于汉晋,兴盛于唐宋,昌于元,盛于明清"。从云南佛教传入、发展和目前分布的状况看,云南佛教大致有教派复杂,历史上官方大力扶持,佛寺林立,僧侣活跃,佛教与道教交融,士子官宦好佛,部分民族和地区全民信教的特点。

　　从分布情况看,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和保山等地,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以及部分族所信仰。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迪庆、丽江等地,为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所信仰。

　　当 时间的指针指向19世纪,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打破了清帝国千秋万代的美梦。内忧外患之中,中华民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帝国暮色下的云南,乱象频生。英法殖民势力以缅甸、越南为跳板,向位于中国陆路前大门的云南步步进逼;三迤大地,在风雨飘摇和茫然失措中,即将迎来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云南历史中风云激荡的近代百年拉开了帷幕……

"重九"之夜 ：1911年10月30日晚8时许,昆明北校场新军第七十三标李鸿祥部排长黄毓英、文鸿揆做第二天反清起义准备时,被队官唐元良发现,争吵中唐元良被击毙,起义提前爆发。时为农历九月初九,史称"重九"起义。是夜,七十三标官兵在李根源、李鸿祥的指挥下,由北门入城,围攻军械局。其余各部义军也按照事先的部署在蔡锷等人的指挥下开始行动。第二天午后1时左右,云贵总督署被攻下,云责总督李经羲弃署逃跑,后被俘,蔡锷和李根源将其礼送出境。"重九"起义牺牲革命志士150多人,受伤3000多人。辛亥昆明"重九"起义是全国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最为迅速的一次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腐朽统治。

根据扎西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11日撤离扎西地区,回师东进,重占遵义,消灭了敌人20个团。中央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将滇军主力调出云南后,红军乘虚直插云南,抢占金沙江渡口。5月上旬,中央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从禄劝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东川树桔渡胜利渡过金沙江,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935年 11月,战斗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 年2月下旬进入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3月下旬进入滇中,23 日在宣威虎头山粉碎了滇军的阻击后进入贵州盘县。这时接到红军总部指示,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4月初由盘县再次进入云南,开始了以抢渡金沙江为目标的战略行动。二、六军团最初由元谋龙街渡江,行动受阻后,改从富民渡过普渡河,到达罗茨后兵分两路向滇西挺进,连克楚雄、姚安、盐丰、南华、祥云、鹤庆、宾川、丽江。4月 25 日至 28 日在丽江石鼓与巨甸之间的五个渡口渡过金沙江,5 月初在藏族聚居的中甸作短暂休整,然后北上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云南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和谐的典范。

　　作为祖国西南边陲重地,云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睦邻友好,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云南各族儿女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更加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而努力奋斗。

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