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痕检专家到文物探源者：

多劳

刘持平，用刑侦眼光破解饕餮（tāo tiè）纹千年误读

　　在大众印象里，刘持平这个名字，始终与刑侦、痕迹鉴定、大案要案、央视专题紧紧相连。作为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全国知名的刑侦痕迹鉴定专家，他凭借精湛的专业能力，侦破过许多大案要案，十次登上央视专题报道，是公认的刑侦界权威。但少有人知，这位沉迷罪案现场、以蛛丝马迹还原真相的痕检大师，在文物考古、上古纹饰研究领域，同样以独树一帜的眼光，打破了千年学术定论，提出了震惊学界的全新观点。用刑侦人的严谨与洞察力，为良渚玉琮、商周青铜纹饰正名，成为德高望重、跨界深耕的学者型专家。

　　刘持平的文物研究，并非业余爱好，而是带着痕检专家独有的“证据思维”——不盲从定论、不迷信传统、只看逻辑、只重实证。千百年来，商周青铜器上最核心的兽面纹饰，一直被文史界称作“饕餮纹”，从《辞海》到学术著作，这一命名被视作定论。传说饕餮（tāo tiè）是贪婪凶兽，铸于鼎上意为“戒贪”，这套说法流传千年，几乎成为常识。但在刘持平眼中，这个流传甚广的定义，充满了穿凿附会、时代错位、逻辑矛盾，就像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错案”，等待被重新考证。

　　凭借刑侦痕迹比对的专业能力，他将目光投向了比商周青铜更古老的良渚文化玉琮。常州所在的太湖流域，正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出土的玉琮神人兽面纹，与青铜饕餮纹高度相似。刘持平以痕检专家的敏锐思维，逐一比对纹饰结构、形象特征、文化功能，发现两者并非偶然相似，而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承。他大胆推翻“饕餮纹”的传统命名，指出这根本不是所谓的贪婪凶兽，而是被后世误读、误用、强行绑定的炎帝神农氏图腾。

　　他的论证严谨而通俗：饕餮本是炎帝后裔夏官缙云氏的“不才子”，是上古四凶之一（上古四凶指饕餮、穷奇、梼杌、浑沌），而青铜鼎是国之重器、王权象征、祭祖圣器，绝不可能将一个恶人凶兽刻在至尊礼器之上，这在礼制逻辑上完全不通。所谓“饕餮纹”的定名，始于宋代金石学家的附会，并非商周时代的真实称谓，是一场延续近千年的“历史误判”。而良渚玉琮与商周铜鼎上的兽面，巨眼、宽鼻、牛首特征鲜明，正对应神农氏“人身牛首”的传说，是上古农业始祖的图腾崇拜，是祖宗神主的象征，而非警示贪婪的凶神。

　　这篇发表于1997年《人民政协报》的《青铜器饕餮纹质疑》，没有晦涩的学术堆砌，却以刑侦式的推理、文物间的印证、文献里的考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让“神农氏图腾说”站稳脚跟，成为学术界认可的一家之言。这正是刘持平的独特之处：他不以权威自居，不被传统束缚，用破案的思路研究历史，用实证的精神探寻真相，把痕检的严谨注入文物研究，让千年误读迎来新的解读。

　　作为一名刑侦专家，刘持平在岗位上守护正义、还原真相；作为一位文化研究者，他深耕文物、正本清源，让古老纹饰回归本源。他跨界钻研的执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不盲从定论的勇气，让他不仅是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更是文物研究领域令人敬佩的“民间探源者”。他用一生践行着“求真”二字，无论是罪案现场，还是上古纹饰，都以专业与热爱，拨开迷雾，留下值得后人铭记的真知灼见。

　　刘持平，男，195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三级警监，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1969年初中毕业后参军。1973年复员进入警界，参加公安工作。1976年任常州市公安局五科副科长，1985年任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2008年任常州市应急办公室主任。我国刑侦界著名痕迹鉴定专家，中国刑科协指纹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多次被公安部作为特邀刑侦专家赴各地研究重特大刑事案件。曾任江苏省公安厅特邀刑侦专家，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委员会指纹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理信息协会理事，中华指纹博物馆名誉顾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警学院、江苏警官学院、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河海大学信息学院、江苏工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参与2000余起重大案件痕迹鉴定并指挥侦破凶杀案500余起，无一错案。主持研制的“综合型公安指挥中心技术系统”和“大容量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分别获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负责建设的常州公安“光纤网”和“综合信息系统”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为国家节省经费500万元。

曾出版《指纹的奥秘》、《指纹无谎言》、《眼睛虹膜纹络识别技术探析》、《指纹中的数学》、《刑警沙舟》等专著和论文，将中国运用指纹的历史上推了两千年，定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2008年伊始，刘持平历时3年，数易其稿的译著《世界指纹史》出版。本书的原著是德国指纹史学家罗伯特·海因德尔所著的《指纹鉴定方法的体系与实践》德文版本，约32万字。译著的出版发行对从事指纹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得到了学术研究机构的高度评价。

附录原文

《青铜器饕餮纹质疑》

刘持平

笔者通过对良渚文化玉琮的研究，得出新的认识，认为青铜器典型纹饰并非是饕餮形象，而应是传说中的神农氏。

商周青铜器典型纹饰是饕餮纹（见图）的观点，历来为学术界认可，并普遍见之于包括《辞海》在内的权威性书籍中，笔者通过对良渚文化玉琮的研究，得出新的认识，认为青铜器典型纹饰并非是饕餮形象，而应是传说中的神农氏。下面从饕餮说法的起源和玉琮与铜鼎之继承关系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

饕餮一词最早见之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篇中：“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贷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大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报；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此比三凶，谓之饕餮。”将它和同时代的“浑敦、穷奇、梼杌”并列称为四凶。《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玄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之官。”由此可知，饕餮为黄帝时代夏官缙云氏的儿子，是个贪吃好货，奢侈无度的家伙。西晋杜预注解：贪财曰饕，贪食曰餮。后人常形容贪食之人为饕餮之徒。

《左传·文公十八年》还记载：“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之天子。”此事作为舜治国有方的二十个政绩之一载入《虞书》与《左传》。

由此可知，在当时，饕餮已成为氏族名，并被迫全族迁移。

对此事，《尚书·尧典》也有记载：“窜三苗于三危。”（今敦煌一带）。杜预注曰“三苗缙云之后为诸侯，号饕餮。”

唐孔颖达持赞同看法：“先儒绋以为……‘饕餮三苗也’，三苗、古族名。”

司马迁认为今浙江缙云县缙云氏的始封地，“今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也。”后迁三苗于三危，以三危，以变西戎。（《史记·五帝本记》）。

上述记载，大体反映了饕餮初为人名，后为氏族、诸侯名、祖籍所在地、再居地更迭的历史。

饕餮作为人名也罢，族名也罢，他是何时何因与青铜器尤其是铜鼎结上不解之缘的呢？

从现有的记载看，最早论及两者关系的是《吕氏春秋·先识篇》，其上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之后，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曰：“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

如不误解，吕不韦讲的是饕餮受刑被烹的事件，《周礼》有专门烹人篇记述，这种施刑的方法与鼎曾为炊具的功能有关，是可信的。

但最早记载饕餮之事的《左传》、《尚书》仅谈到将饕餮流迁之事，没谈到用烹刑，更没谈到鼎铸饕餮一事，如有这方面传说或事实，似乎不应遗漏。作风严谨的司马迁也未谈及，这是值得注意的。真正将青铜文饰定为饕餮纹，并使之站稳脚跟的是北宋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

北宋学者、金石学家吕大临所著《考古图》曰：“又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像。（见图）”《宣和博古图》更开历史之先河，直接将青铜器纹饰定名为饕餮纹。这一带有北宋皇家权威性质的言论一出，饕餮纹饰从此成为专业名词沿用至今，泛滥成灾，几乎成了青铜器的代名词。

笔者认为，将商周青铜器典型纹定名为饕餮是历史之谬，理由如下：

⒈与鼎的地位职能不符

⑴鼎是国之重器、政权之标志。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国亡则鼎迁。《左传》指出：“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史记》记载大禹建立夏朝而铸九鼎，以象九州，夏商周三代均以九鼎为传国宝。

历史有名的“问鼎”故事更形象说明了鼎与政权是何等的唇齿相依：楚庄王问周鼎之轻重，周朝使臣王孙满一言拒绝：“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后遂以“问鼎”比喻篡夺。“问鼎”尚不可，又何能将作恶甚多的饕餮摆到国之重器上，搞到至尊的地步呢？

⑵鼎是礼制圣器，代表贵族之身份

记载的列鼎制度为：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数量、不同重量的鼎，等级分明不得“僭越”，礼制重在讲德性、德行，缺德的饕餮是成不了楷模受人礼拜的。

⑶鼎曾为刑具。《周礼·天官·烹调》曰：“掌共（供）鼎镬，以给水火之齐。”《吕氏春秋》记有周鼎著（通煮）饕餮之事。对此事许多人历来认为是饕餮好吃懒做的结果，其实不然。从“迁三苗于三危，流四凶族……投诸四裔” 等大量记载分析，应是失败了的炎帝后裔反抗统治者的结果，不然饕餮一人贪食又何要殃及全族流放？

⒉从出现时间看有矛盾

鼎在饕餮出现前其地位已相当重要。在说明饕餮是黄帝臣子缙云氏之子的同一篇《史记》中记述道：“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史记·封禅书》还说：“黄帝作鼎三，象天地人。”可见鼎远早于饕餮就成为国之重器了，饕餮无理由占据其“画面”。

　　二

铜鼎及饕餮纹（暂借用此名）作为一种文化形象、符号，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延续，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其源头不在夏商周而应在新石器时代，确切地说是良渚文化代表物玉琮及其纹饰的再发展。

⒈两者形式与内容十分雷同

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其神人兽面纹又最具神秘色彩。琮的形状为上大下长方柱形体，中心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贯通的孔。外表面由浅槽分成若干节，每一节的四角，以角为中线，精刻一神人兽面像：巨眼、大鼻、獠牙、阔嘴（见图）。与青铜饕餮纹饰两者之间可说是惊人的相似，明显反映了玉琮纹饰为铜鼎纹饰之滥觞。

⒉同表土地之意

《周礼·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譬礼天、以黄琮礼地……”可知玉琮专司敬大地神之职、表土地之意。

鼎在三皇及夏商周三代则更直接形象地代表着一方国土，一方封地的概念。“铸九鼎、象九州。”

⒊同为祭祖之圣器

考古发掘的玉琮都出现在墓葬中，这种用瑞玉作陪葬的形式是先民祭祖活动和礼制的重要仪式和内容。《典瑞》曰：“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胥，疏譬琮以敛尸。”

鼎在三代是宗庙的重器，对之顶礼膜拜就是对先祖的顶礼膜拜。琮与鼎在礼制上作用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说琮与鼎无论在形态上、职能上、作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三

原始宗教认为，每个民族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这起源物就是该氏族的祖先和保护神，并成为该氏族的图腾。我们看到神人面纹不仅大量出现在玉琮上，还出现在山形器、管形器上。这些玉器广分布在环太湖流域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域里，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典礼的良渚文化特色。说明当时的太湖流域里，存在着一个有着共同图腾信仰的氏族。氏族是一个血缘单位，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生产单位，生活单位。这个氏族是谁呢？当首推神农氏，理由是：

⒈从浙江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存中，我们知道，在4800年前太湖流域已成为原始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生产已从耜耕阶段发展到犁耕阶段。生活在此的氏族领导着农业发展的潮流。华夏各氏族公认神农氏教会了人们耕地、制陶、辨药、造工具的本领，是农业的典基神。不能设想神农氏不是在最先进的地方而是在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发祥的。所以太湖流域先进农业的领头羊首推神农氏。

⒉神农氏始居地在炎方。传说中神农氏与炎帝为同一人或同一族。神农氏之说在前、炎帝之说在后，与黄帝之说同时出现于春秋之时。《淮南子·时则训》称炎帝居“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高诱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明确说明神农氏发祥地在南方。结合太湖流域地理气候，炎帝族曾在此创造过原始农业的辉煌是符合逻辑、符合记载的。

传说中炎帝曾居姜水流域，这应当是神农氏后裔从炎方迁移到姜水流域仍以原居地为姓为号之故。

⒊世传神农氏形象与玉琮神人兽面象吻合。《史记·补三皇本记》曰：神农氏“人身牛首”。此四字虽未细致描绘出神农氏面貌，但如神来之笔，画龙点睛般地刻画出其最典型的特征。说明了神农氏族起源物为牛，牛首牛脸为其图腾。耕牛与农业之相互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神农氏族信仰、崇拜牛是很自然的。玉琮兽面神就是这种崇拜的记录。你看那兽面神：圆睁着铜铃眼，扬着宽大的鼻翼，张着扁阔的嘴巴，活脱脱一幅发威的牛脸大写意，忠实地履行着护民辟邪的职能。

我们注意到，此兽面神由早期单纯兽面发展到人面兽面组合神。反山M12号墓土的“琮王”上，人面兽面神头戴22根羽瓴的冠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其形象已体现着传说中王或皇的概念。正反映了原始图腾（牛）崇拜向人格化图腾（神农氏）崇拜的思想发展过程。神农氏为神的传说可能产生于良渚时期前。

这时的玉琮实际上就是神农氏的神主（已古祖宗的牌位，用木或石制成）。《尚书·孔安国传》云：“有德之王、则为祖宗，”神农氏为氏族伟人，立其神主，世代祭祠，托其之福，消灾护民，这就是玉琮的由来。

尊神农氏为祖宗有着巨大的信仰号召力，是维护宗族制度最好的精神力量，将其形象刻在琮上，古人是费了心机的，因为琮、宗同音。“良渚语言大概称祖先为‘宗’，祭祖玉器也就称‘琮’。”（董楚平《良渚文化上帝小考》）

　　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血为灵中之灵，受到特殊信仰。由血缘关系而组成氏族为宗族，并由此形成天然的、牢固的宗族关系和宗族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根本关系和根本制度。

良渚时期为父系氏族社会，以嫡传制为基础，按嫡子、庶子、支子之不同分成大小宗族及族、门、室等。大小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族内等级关系。我们注意到，这种等级关系在琮的形制和摆法上有着强烈的反映：琮上面节大于下面之节，表长幼之序；琮的节数有多寡，少则一节，多的达十节，形象地体现着单一子宗世系的多寡。武进寺墩M3墓中，32件节数不一的玉琮有意识地排列在墓主上下左右，这种摆法，既表示子孙对宗主的怀念与崇敬，更表示各宗子孙在大宗系中各自相应的位置。这形式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仪式（见图）。

商周时期，以琮表示宗法制度的形式有了重大发展，即由列鼎制度所代替。因为不同的氏族图腾不同，而三代是融合各氏族后的王国，多元一体结构需要有统一信仰的代表物。《史记·封禅书》云“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统也。”这时，哪个氏族的崇拜神最具有成为壹统的信仰物是关键。纵观历史，氏族社会后期，惟炎帝族与黄帝族最强大。黄帝代炎，吸收了炎帝族生产、信仰、礼制诸方面的先进因素。农业是各氏族之命脉，举神农氏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况且炎黄两帝均为少典之后裔，共同的祖先、壹统的需要、神农氏原有的号召力和玉料的缺乏，决定了鼎代琮而出，列鼎制度应运而生，天子九鼎、诸侯七鼎……自此皇天之下，莫非皇土，九九归了一。

这一过程，不仅是鼎代琮的过程，更是炎黄同源、共为华夏民族始祖之观念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说，鼎不仅是琮发展的产物，更是华夏民族第一次大融合的产物。

但是，代表着华夏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灿烂于太湖流域，青铜文化鼎盛在黄河流域，两者何时何因得以交融于一体的呢？

良渚文化约在距今4千年左右突然消失，直到春秋吴国重新崛起，留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空白。产生这一历史断代现象的原因显然不能单纯用诸如战争等人为因素来解释，因为胜利者对鱼米之乡是占领而不是丢弃。答案可能是，先民遇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大禹治水的那场特大洪涝灾害极有可能是历史的原因之一），迫于生计，只得西迁北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两种文化得以珠联璧合，这既是历史之不幸，更是历史之大幸。　　　　　　　　　　　　　　　　　　　　

原载《人民政协报》199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