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看见》《织网》《Narrative Nonfiction》

墨村明杰

Thursday‘s Knot · Part One: First Encounter

初识

Prologue

来澳洲四十三年了。

七十四岁那年冬天，我第一次走进墨尔本东区那间褪了色的天蓝色小板房——它藏在Canterbury Road拐角，夹在一家希腊咖啡馆和一家关门三年的理发店中间。

门口的招牌写着“Eastside Multicultural Aid Hub”（译文：东区多元文化互助中心），下面有一行小字，被雨水冲得有些模糊：“Est. 1978”（译文：成立于1978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年份离我踏上澳洲土地的那一年，只差三个月。

那天早上我站在门口，雨细细地飘着，门廊下堆着几个塑料箱，箱子里是今天要送的食品包。我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咖啡、黄油饼干和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我不知道，这扇门推开以后，就再也关不上了。

我是山东人，青岛市北区出来的。一九八三年来的墨尔本。那年三十二岁，一句英语不会，兜里揣着五十澳币，在Richmond一家家具厂扛木板。山东人嘛，有的是力气，扛木板不怕。后来读了TAFE，进了公司，从仓库管理员做到物流经理，再后来做到亚太区供应链总监。六十五岁退休，住Doncaster East，四房两厅，儿子在悉尼做律师，女儿在伦敦教书。

听起来像是一个标准的移民成功故事。

可成功归成功，退休以后的日子，却像墨尔本六月的雨天——说不出的闷。早上起来看报纸，看手机，喝茶，中午去Box Hill买菜，下午睡一觉，晚上看会儿电视。周末孩子打电话来，问“Dad, how are you doing?”（译文：爸，你最近咋样？），我说“Yeah, not bad”（译文：还行，还行），挂了电话，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

但我太太Mei-ling不一样。她从来闲不住。

她做志愿者做了十五年。我还在公司爬楼梯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了——先是在Meals on Wheels（译文：车轮上的餐饭）送餐，后来在Box Hill的hospice shop（译文：临终关怀义卖店）帮忙，再后来去图书馆教新移民英语。每个周四都是她的day off（译文：休息日），早上八点出门，下午五点回来，累是累，但整个人像充了电似的。

“Your mother's got more social life than we do,”（译文：你妈比咱俩社交生活都丰富，）我以前老跟孩子们开玩笑。

女儿有一回说：“She's always been like that. You just didn't notice because you were too busy.”（译文：她一直这样。就是你以前太忙了，没注意。）

她说得对。我太忙了。一天干二十个小时，凌晨三点接国际电话，季度报告一做就是几周。Mei-ling端茶进来，问我吃了没有，我头都不抬就挥挥手让她出去。她从不抱怨。只是每个周四照旧出门，照旧回来。

然后我退休了。

第一个月还好。把欠的觉补回来。把家里坏了多年的东西修了修。Mei-ling每个周四回来跟我讲她的故事——哪个老挝女人刚生了小孩，哪个意大利nonna（译文：奶奶）教她做biscotti（译文：意大利饼干），哪个苏丹来的teenager（译文：少年）从零开始学英语。

我听着。点头。然后继续看我的报纸。

第二个月，我开始觉出不对劲了。那种安静。那种冰箱的嗡嗡声。那种日子一天天过去、像传送带一样停不下来的感觉。忙了一辈子忽然静下来，就感觉到两个字：空虚。

有一个周四晚上，Mei-ling回来，发现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You okay?”（译文：你没事吧？）她问。

“Yeah. Fine.”（译文：没事，挺好的。）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过了一会儿，她说：“You know, they need more hands at the centre. Not just for deliveries—there's always something. An old lady who needs someone to talk to. A broken lamp that needs fixing. Someone to make tea.”（译文：你知道吗，中心那边缺人手。不光是送东西——总有活儿干。哪个老太太想找人说话啦，哪盏灯坏了要修啦，哪个需要人给倒杯茶啦。）

我笑了。“What can I do? I'm not a nurse. I don't speak Lao or Italian. I can't even change a light bulb without electrocuting myself.”（译文：我能干啥？我又不是护士。又不会说老挝话意大利话。换个灯泡都能电着自己。）

Mei-ling看了我很久。然后她轻轻说了一句：“You can show up. That's how it starts. Just... show up.”（译文：你能去。就这么开始的。就……去。）

她没有再劝。她从来不劝。她去厨房做饭了，一边做一边哼着不知名的老歌。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一直想着她说的那句话。Just show up.（译文：就……去。）

像Margaret那样。Margaret——那个在教堂教我英语的义工老太太，每周二晚上，风雨无阻，教了整整两年。每次结束她都会说同一句话：“See you next week.”（译文：下周见。）说得那么自然，好像下周二一定会来，好像日子就是这样一周一周接下去的。

Margaret九几年去世了。葬礼上没多少人——她儿女都不在墨尔本——但来的大部分是她教过的移民。有希腊人、意大利人、越南人、中国人。我们站在一起，用各自口音的英语，唱她最喜欢的赞美诗。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说：要记得。

记得什么？我说不清楚。就是记得。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电话，拨了Mei-ling留在餐桌上的那张传单上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声音清亮：“Eastside Multicultural Aid Hub, Claire speaking.”（译文：东区多元文化互助中心，我是Claire。）

我说我想报名当志愿者。

她问我会什么。

我愣了一下，说：“Fix... small things, maybe?”（译文：修……修点小东西，也许？）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

可那天上午走进中心的时候，我发现，在这里，“what you can do”（译文：你会什么）好像没那么重要。

Claire迎上来，二十出头，戴圆框眼镜，胖乎乎的脸，爱笑，抱着一摞clipboards（译文：写字板）。她领着我往里走，一边走一边介绍：

“This is Uncle Zhou. Our longest-serving volunteer. Fixes anything.”（译文：这是周师傅。咱们这儿最老的志愿者。什么都能修。）

一个满头白发的华人老者正弯腰修一把轮椅，听见介绍，抬起头冲我点点头，又低下头继续拧螺丝。他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色工装外套，手指关节粗大，动作很慢，却很稳。

“This is Mrs. Perera. From Sri Lanka.”（译文：这是Perera太太。斯里兰卡来的。）

一个胖胖的、六十多岁的妇人正从烤箱里端出两大盘黄油饼干，浓郁的奶香立刻盖过了消毒水的味道。她看见我，放下烤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双手合十，微微躬身：“Ayubowan.”（译文：愿你长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僧伽罗语里最传统的问候，意思是“愿你长寿”。

“This is Tony. Our sparky.”（译文：这是Tony。咱们的电工。）

一个头发花白、络腮胡子也花白的意大利裔老者正在整理工具箱，听见介绍，直起腰来，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了握：“Italiano! Ciao, come stai?”（译文：意大利人！嗨，你好吗？）他哈哈大笑，又用英语补了一句：“Just kidding. I say that to everyone.”（译文：开玩笑的。我跟谁都这么说。）

Claire笑着把他推开，继续介绍：“And this is Minh. He drives the food runs.”（译文：还有这位是Minh。他开车送食品。）

一个瘦高的越南裔年轻人正从后门搬箱子进来，看见我，点点头：“Morning.”（译文：早。）说完又冲我点点头，“I'm Minh. Good to have you here.”（译文：我是Minh。欢迎你来。）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几个人：华人、斯里兰卡人、意大利人、越南人，还有一个犹太裔背景的澳洲姑娘。他们说着口音各异的英语，忙着各自手里的事，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

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中心的核心班底。那些年复一年、每周都来的人。

澳洲的志愿者传统，比这个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

Claire后来借给我一本书，叫《Volunteers and Volunteering》（译文：《志愿者与志愿服务》），是昆士兰大学的两位学者编的。书里说，志愿者服务在澳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的时候。那会儿船上的囚犯和海军家属之间，就已经有了朴素的互助。

但真正成规模的志愿者组织，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1951年，一个叫Herb Feith的年轻人从墨尔本坐船去了雅加达，在印尼的信息部当翻译志愿者。那是澳洲国际志愿者的开端。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移民潮的到来，各种族裔的自助组织开始在各大城市涌现。

我们中心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1978年，三家教会——圣公会、天主堂、联合教会——凑钱租下这间板房，最初只是为了给新移民提供免费英语课。后来慢慢扩展，有了食品救助、老人陪护、维修服务。到现在，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一百多人，来自三十多个国家。

“You know how many volunteers in Australia?”（译文：你知道澳洲有多少志愿者吗？）Claire有一次问我。

我摇摇头。

“Three point six million.”（译文：三百六十万。）她说。“One in five people. Four hundred thirty-four million hours a year.”（译文：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一年四亿三千四百万小时。）

我算了算，吓了一跳。

“But numbers are dropping.”（译文：但是人数在下降。）她叹了口气。“Young people too busy. Old people getting fewer. What we really need are more like Uncle Zhou—people who come and stay.”（译文：年轻人太忙。老人越来越少。咱们最需要的就是像周师傅这样的——来了就不走的人。）

她说的周师傅，就是第一天修轮椅那位。七十三岁，广东台山人，来澳洲五十年，退休前是修车厂的技工。每周固定时间来，早上到，下午走，雷打不动。轮椅、助行器、电饭煲、台灯，没有他修不好的东西。

“He doesn't talk much.”（译文：他话不多。）Claire说。“But you know, last year, a Somali grandmother's heater broke. Middle of winter. Uncle Zhou fixed it same day, drove it to her place himself. Forty kilometres round trip. Never said a word.”（译文：但是你知道吗，去年一个索马里老太太的暖气坏了。大冬天。周师傅当天就修好，自己开车给送过去。来回四十公里，一个字都没提。）

Mrs. Perera每周都烤饼干。

她今年六十七岁，斯里兰卡人，佛教徒。来澳洲二十三年，孩子们都成了家，她和老伴住在Box Hill的一套公寓里。每周四凌晨三点，她就起床开始揉面、烤饼干。我问她为什么起这么早，她说：“When you make food for people, your heart must be quiet. Early morning is quietest.”（译文：给人做吃的东西，心要静。凌晨最静。）

她做的黄油饼干，一部分送到老人院，一部分给中心当茶点，还有一部分分给来领食品的流浪汉。

有一回我看见她把饼干递给一个流浪汉，蹲下来，用僧伽罗语轻声念了一句什么，然后把饼干双手递过去。那个流浪汉愣了一下，接过来的时候，也微微低下了头。

后来我问她念的是什么。

她说：“A blessing. From the suttas. May the one who eats be well in body and mind.”（译文：一句祝福。经上的。愿吃的人身心安康。）她顿了顿，“When you give, you must smile. You must make them feel you are thanking them for receiving. That is dāna.”（译文：给的时候要笑。要让他觉得你是在感谢他接受。这是布施。）

有一回，我和她聊起斯里兰卡。她说她来澳洲之前，在科伦坡一家医院做了十五年的护士。内战最厉害那几年，医院里每天都有伤员送进来，有政府军的，有猛虎组织的，有平民。她说她不分这些，谁来都救。

“后来呢？”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I treated a young man once. Tiger. Government people found out. I had to run.”（译文：我救过一个年轻人。猛虎组织的。政府的人知道了。我得跑。）

她没再说下去。我也没问。

从那以后，她每周四凌晨三点起床烤饼干，我就觉得那不只是饼干了。

Tony是天主教徒。他的工具箱里除了钳子、螺丝刀，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夫像。圣约瑟夫是木匠，也是工匠的主保圣人。每次去老人家修完东西，他会拿出一个小瓶子，往门口洒几滴圣水，画个十字。

有一回被一个希腊东正教的老太太看见了，老太太非但没生气，反而从屋里拿出一小瓶橄榄油，说是教堂祝圣过的，让他也洒一点。

Tony后来跟我说：“See? Different water. Different cross. But same thing, eh?”（译文：看见没？水不一样。十字不一样。可意思一样，对吧？）

Tony有个毛病，就是话多。每次修东西，他能跟人家聊两个小时。有一回他去Ringwood一户独居老人家换灯泡，换了二十分钟，聊了俩钟头。回来的时候，Claire问他怎么这么久，他说：“Her son's in Perth. Comes once a year. She just needed someone to listen.”（译文：她儿子在Perth。一年回来一趟。她就是需要个人说说话。）

Claire没说话。

Tony又说：“Light bulb lasts two years. But those words—she'd been saving them up for months.”（译文：灯泡能亮两年。可那些话——她攒了好几个月了。）

有一回我和Tony一起喝酒，他喝多了，跟我说起他父亲。他父亲是二战时从意大利来的战俘，战后留在澳洲，做了三十年的砌砖工。Tony小时候跟他去工地，看他把一块块砖垒起来，垒成墙，垒成房子。

“My old man said: every brick you lay, you owe it to the people who'll live there.”（译文：我爸说：你砌的每一块砖，都得对得起以后住在那儿的人。）Tony把酒一口干了。“Same with me. Fixing things.”（译文：我也是。修东西也一样。）

Minh家供着祖先牌位。他每周出车前，会点一炷香，告诉祖先自己要去送食品了。他妈妈说，做好事要告诉祖先，让他们在天上也高兴。

“What do you believe?”（译文：你信什么？）有一回我问Minh。

他想了想，说：“I believe what my mother believes. Good people get good things. But I don't help people for that.”（译文：我信我妈信的。好人有好报。可我帮人不是为了这个。）他看着远处，声音轻下来，“Fifteen years ago, I'd just come from Vietnam. No English. Squatting outside a shop in Box Hill. The man who owned that shop—he cooked me a bowl of noodles.”（译文：十五年前，我刚从越南来。一句英语不会。蹲在Box Hill一家店门口。那个店的老板——给我煮了一碗面。）

他说的那个老板，是周师傅。

这件事周师傅从来没提过。Minh也没当面说过谢谢。可是每周Minh都会绕路去接周师傅。每周周师傅都会上Minh的车。

有一回我问周师傅，那碗面的事。

他正在修一盏台灯，手没停，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那时候他瘦，跟根竹竿似的。”

就这一句。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Anyone would've done it.”（译文：换了谁都会那么做。）

我不信。Anyone？（译文：换了谁？）我在Box Hill住了二十年，没见过几个人蹲在店门口就给煮面的。

可周师傅说会，那就是会吧。

除了这几个“老人”，中心还有一群年轻人。

每周会有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孩子来，抱着募捐箱，去火车站门口站一天。他们穿着校服，冻得脸通红，举着牌子：“Support Eastside Aid.”（译文：支持东区互助中心。）路人往箱子里扔硬币，他们就鞠躬说谢谢。

有一个女孩，叫Sarah，十七岁，读十二年级。她每周都来，从去年九月开始，一天没落过。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Last year my grandmother was sick. Box Hill Hospital. Someone from the centre visited her every week. Talked to her. Brought her food. Before she died, she said those months were the least lonely she'd ever been in Australia.”（译文：去年我奶奶病了，在Box Hill医院。中心的人每周都去看她。陪她说话，给她送吃的。她走之前说，那几个月是她来澳洲以后最不孤单的日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没红，声音也没抖，就是顿了顿。

“I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for her.”（译文：我想替她说声谢谢。）

Sarah的妈妈是菲律宾人，爸爸是爱尔兰人。她说她奶奶是希腊人，爷爷是意大利人。一家四口，四种背景。

“What holidays do you celebrate?”（译文：你们都过什么节？）我问。

她笑了：“Everything. Easter. Christmas. Greek Orthodox Easter. Holy Week in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New Year—our neighbours are Chinese, they bring us dumplings every year.”（译文：什么都过。复活节，圣诞节，希腊正教复活节，菲律宾的圣周，中国春节——我们邻居是中国人，每年给我们送饺子。）

她抱着募捐箱往火车站走，走出几步，又回头冲我挥挥手。

那一刻我想起Margaret。她教我的那些英语，我早就用不着了。可她那句“See you next week”（译文：下周见），我记了三十年。

Claire是中心唯一的全职员工。

说是全职，其实也就是每周五天，每天六小时，工资刚够付房租。她是墨尔本大学的学生，学社会工作的，还有一年毕业。

我问她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她说：“My grandmother was a refugee. Escaped Germany during the war. Got to Australia with no English, and church people helped her. Later, when my mother was born, Grandma said: remember, your life was given by strangers.”（译文：我奶奶是难民。战争时候从德国逃出来的。到澳洲的时候一句英语不会，是教会的人帮了她。后来我妈出生以后，奶奶说：你要记住，你的命是陌生人给的。）

她顿了一下，笑了笑：“I didn't get it then. Later I did.”（译文：那时候听不懂。后来就懂了。）

Claire有个毛病，就是太认真。每次申请政府拨款，她能把表格填三遍，生怕写错一个字。有一回我问她，至于吗？她说：“Five hundred dollars is five hundred dollars. Could buy a new oven. Mrs. Perera wouldn't have to bake at 3am.”（译文：五百块就是五百块。能买一个新烤箱。Perera太太就不用凌晨三点起来烤饼干了。）

我没说话。

她又说：“You know what's hard? Proving what we do. Uncle Zhou fixed twenty wheelchairs. Mrs. Perera baked fifty trays of biscuits. Tony visited ten old people. How do you put that in a report? How do you measure it?”（译文：你知道难的是什么吗？证明我们干了什么。周师傅修了二十把轮椅。Perera太太烤了五十盘饼干。Tony去了十户老人家。这些怎么写在报告里？怎么算？）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支笔，攥得紧紧的。

我在中心做了一年“什么都不会”的志愿者。

一开始就是打杂：搬箱子、贴标签、给老人倒茶。后来跟着周师傅学修东西，学会了换灯泡、修插头、调轮椅刹车。再后来，Mrs. Perera教我做斯里兰卡咖喱，Tony教我意大利话骂人（不是好话），Minh教我用越南话数数。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不再只是那个“做过高管的退休老头”。

有一回，一个华人老太太送来一盏台灯，木头底座，布艺灯罩，用了四十年。她说，这灯是她先生手工做的，传下来的。老太太不会说英语，一进中心就东张西望，看见我，眼睛亮了。

“你会说中文吗？”她用广东话问。

我说会。

她眼圈立刻就红了。她跟我说，这灯坏了两个月，找了好几个地方没人愿意修，有人听说是老物件，直接说“buy a new one”（译文：买个新的吧）。她舍不得。

我接过灯看了看，插头松了，里面一根线断了。周师傅在旁边看了一眼，递给我一把螺丝刀。

我修了二十分钟。灯亮了。

老太太接过去，摸了又摸，眼泪掉下来。

“谢谢你。”她用广东话说，“谢谢你让我先生的光还在。”

那天回家以后，我想了很多。

来澳洲四十三年，我学会了一件事：这片土地之所以能留住这么多人，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有多美，经济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有一种东西，让每个外来的人，最终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Margaret教我的那两年，Minh吃过的那碗面，Tony洒过的圣水，Mrs. Perera念过的经文——它们像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把所有人连在一起。

不是线，是结。一个结连着一个结，织成一张网，兜着所有人。

那天下午，雨停了。

我站在中心门口，看Sarah抱着募捐箱回来，箱子沉甸甸的，硬币哗啦啦响。Mrs. Perera端出刚出炉的饼干，招呼大家喝茶。Tony正在跟一个希腊老头比划着什么，两个人谁也听不懂谁，却笑得很开心。Minh从车上搬下最后一箱食品，冲周师傅喊：“Mum says you're coming for dinner tomorrow!”（译文：我妈说你明天来吃饭！）周师傅没说话，点了点头。

Claire抱着一摞表格跑出来，看见我，问：“How's it going?”（译文：怎么样？）

我说：“Not bad.”（译文：挺好。）

她笑了笑，没再问。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四十三年前，我站在这座城市的边缘，一句英语不会，兜里只有五十块钱。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站在这里，站在一群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中间，像站在自己家里。

Margaret说过的那句话，我今天才真正听懂。

她说的是：“See you next week.”（译文：下周见。）

不是“再见”，是“下周见”。意思是，我会来，你会来，我们都会来。意思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周一周接下去的。意思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有一群人可以见，有一件事可以做。

那天，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Mei-ling说得对。Just show up. That's how it starts.（译文：就去。就这么开始的。）

而我，终于开始了。

Thursday‘s Knot · Part Two: Seeing

看见

Prologue

在中心待久了，你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个星期来领食品、修东西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有些故事是笑着讲的，有些故事是哭着讲的，大多数故事，既不笑也不哭，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讲出来，像在说别人的事。

可听的人，心里会疼。

我在中心待了两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那天上午，Mei-ling出门前问我：“How's the centre going?”（译文：中心那边咋样？）

我说：“Getting there.”（译文：慢慢来呗。）

她笑了笑，没再问。她从来不追问。十五年的志愿者做下来，她比我更懂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有些人，得等他们自己开口。

我等了两年，才开始真正看见那些人。

第一个让我“看见”的，是Fatima。

Fatima是我们中心的“常客”——这个词不太准确，她不是来领东西的，她是来帮忙的。每周四下午，她会准时出现在门口，戴着头巾，推着一个购物车，车里装着熨烫好的二手衣服。

Fatima是索马里人，五十五岁，难民身份来的澳洲。她以前在内罗毕的难民营做过护士，来澳洲以后却一直没找到对口的工作，现在在City一家清洁公司打工。每周四她休息，就来中心帮忙整理衣物。

她有一双极巧的手。

从清真寺或者教会捐来的二手衣服，经常皱皱巴巴堆在箱子里。Fatima会把它们一件件拿出来，检查有没有破洞、掉扣子，然后用自带的熨斗一件件熨平，叠成规整的方块，按季节和尺寸分类，再放进干净的袋子里。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熨？反正给出去，人家回去也会洗。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不太懂的东西。

“一个人穷，”她说，“不意味着他应该穿皱的衣服。”

她顿了顿，又说：“In the refugee camp, we had nothing. But my mother would smooth our clothes with stones. All night. She said: when you walk out, people should see your dignity.”（译文：在难民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妈妈会用石头把我们的衣服压平，压一整夜。她说，走出去的时候，要让别人看见你的尊严。）

后来我注意到，每次有人来领衣服，Fatima会把叠好的衣服双手递过去，然后后退一步，右手放在胸前，微微鞠躬——那是穆斯林的礼节，叫“adab”（译文：礼节、尊重），表示尊重。

她不说“祝你平安”，她说：“May it bring you warmth and dignity.”（译文：愿它带给你温暖和体面。）

Sam是来领食品的。

他六十出头，白人，住在Canterbury Road桥下的帐篷里。每周四中午，他会准时出现在中心门口，背着一个破旧的登山包，安静地排队。轮到他时，他会说“Thanks”（译文：谢谢），然后接过食品包，转身离开，从不多说一句话。

有一回，我看见他站在门口没有走。他盯着墙上的一个木雕看，看了很久。

那个木雕是去年一个原住民艺术家送的，刻的是沙漠里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APY lands（译文：澳洲中部原住民土地）的传统图案，用点和圈讲述祖先的旅程。

Tony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Good stuff, eh?”（译文：好东西，是吧？）Tony说。

Sam点点头，声音有点哑：“I used to be up near Alice Springs. That place... dry, red. Big stars at night.”（译文：我以前在Alice Springs那边待过。那个地方……干，红。晚上星星特别大。）

那是Sam第一次说自己的事。

后来他慢慢告诉我们：他本来是卡车司机，跑内陆线跑了三十年。后来公司倒闭，他离了婚，两个孩子跟着前妻去了Perth。他一个人开着卡车到处跑，直到车子也坏了，人也病了，最后就住进了桥底下。

“You don't want to get some help?”（译文：你不想找点帮助吗？）我问。

他笑了笑，那种笑让人心里发酸：“Mate, I'm sixty-two. Worked all my life. Now go line up for welfare, fill out forms, explain why I'm a failure... Nah. I'll just see out my days quiet.”（译文：老兄，我六十二了。干了一辈子活。现在让我去排队申请救济，填那些表格，解释我为什么失败……算了。我就想安安静静过剩下的日子。）

Mrs. Perera端了一杯热茶过来，递给他。

他接过去，捧在手心里，低头看着杯子里冒的热气。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Margaret——教我英语的那个老太太。她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Sometimes people don't need bread. They need someone to look at them when they hand it over.”（译文：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面包，是有人递面包的时候，看你一眼。）

Lina是另一个故事。

她是马来西亚华人，六十多岁，住在一间公屋里。第一次来中心的时候，她推着助行器，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她的英语很差，只会说几个单词，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看见我，眼睛亮了。

“你会讲华语吗？”她用广东话问。

我说会。山东人听广东话费点劲，但慢慢说还行。

她长出一口气，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Lina的丈夫两年前去世了。儿子在悉尼工作，一年回来一次。她一个人住，腿不好，心脏也不好，每周有社区护士上门一次，平时就自己熬。她说她其实不需要食品包，只是想来“看看人”。

“在家待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她说，“有时候打开电视，让它响着，就当有人在旁边说话。”

我给她倒了一杯茶，端到桌边。Mrs. Perera走过来，递给她一块刚出炉的黄油饼干。Lina接过去，咬了一小口，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我妈妈以前也做这种饼干。”她说，“马来西亚的那种，比这个甜一点。”

Mrs. Perera听不懂她说什么，可是看懂了她的眼泪。她伸出手，轻轻放在Lina的肩膀上，没有说话。

后来Lina每周都来。她说这里像“家”。

Jaspreet是锡克教徒，五十二岁，头裹着传统的头巾，胡子修得整整齐齐。他在Box Hill开一间杂货店，每周三会开车送来两箱快要过期的食品——罐头、饼干、饮料，都是店里卖不掉的，但还能吃。

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穿着传统服装，站在门口有点局促。Tony正好在院子里抽烟，看见他，招招手：“Hey, brother, come in.”（译文：嘿，兄弟，进来。）

Jaspreet不太会英语，Tony一句印度话不会。两个人比划了半天，最后Tony拿出一瓶啤酒，Jaspreet摆摆手，指指头巾，又指指天，意思是我不能喝酒。Tony点点头，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明白，尊重”。

后来Jaspreet每个星期都来。有时候他儿子跟着来，儿子是墨尔本大学的学生，英语流利，当翻译。有一回我听见Tony跟Jaspreet的儿子说：“Tell your dad, them cans he brings, they help a lot of people.”（译文：告诉你爸，他送的那些罐头，帮了好多人。）

Jaspreet听完儿子的翻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很慢的英语说：“I... also... immigrant. I know... hard.”（译文：我……也是……移民。我知道……难。）

就这四个词，Tony听懂了。

他走过去，用力握了握Jaspreet的手。

后来我问Tony，Jaspreet信的那个——锡克教——你知道是啥吗？

Tony挠挠头：“Something about everyone equal? Free food for anyone who comes to their temple?”（译文：好像是人人平等？谁去他们庙里都能免费吃饭？）

我说对，那叫“langar”（译文：锡克教免费食堂）。

Tony点点头：“Good people.”（译文：好人。）

Wendy是来送东西的，不是来领东西的。

她是香港移民的后代，三十出头，在City一家律所当律师。每周四午休时间，她会开车过来，放下两大袋东西——有时候是水果，有时候是面包，有时候是她妈妈做的广式点心。

“我妈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她笑着说。

有一回，我帮她卸东西，顺口问了一句：“你平时那么忙，怎么还坚持每周来？”

她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小时候我婆婆带我去教堂，有一个牧师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她顿了顿，“那时候我不太懂，后来长大了，觉得……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做。”

我不知道Wendy信不信教。但我知道，她每周都来，风雨无阻。

有一回她带来一盒老婆饼，说是她妈妈新学会的。Mrs. Perera尝了一口，眼睛亮了，拉着Wendy问怎么做。两个人连说带比划，Wendy的英语带着粤语口音，Mrs. Perera的英语带着斯里兰卡口音，可她们聊了半个钟头，最后Mrs. Perera还拿笔记了几个词。

Wendy走的时候，Mrs. Perera塞给她一包刚出炉的黄油饼干。

“For your mother.”（译文：给你妈妈。）她说。

Sam有一个月没有来。

连续四个星期，都没有看见他。

Tony开车去桥底下找，发现帐篷还在，人不在。旁边一个流浪汉说，Sam住院了，心脏问题，被救护车拉走了，不知道在哪家医院。

Tony回来跟我们说，大家沉默了很久。

Mrs. Perera双手合十，低声念了一句经。Fatima低下头，右手放在胸前。Tony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Minh说：“Let's go see him.”（译文：咱们去看看他吧。）

我们找了三天，终于在一家公立医院找到了Sam。他躺在病床上，瘦了一圈，看见我们的时候，愣住了。

Tony走过去，把一袋橘子放在床头柜上：“Got these on the way. Hope they're sweet.”（译文：路上买的，不知道甜不甜。）

Mrs. Perera递给他一块饼干，用保鲜膜包得好好的：“Fresh this morning. I baked.”（译文：早上刚出炉的。我烤的。）

Fatima从包里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格子衬衫：“This... for when you leave hospital.”（译文：这个……你出院的时候穿。）

Sam没说话，只是看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他别过头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们没多待，说了几句保重就出来了。走出病房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Sam把那件衬衫攥在手里，低着头，一动不动。

回去的路上，Tony一直没说话。快开到中心的时候，他突然说：“You know, I fix things. Light bulbs, switches, broken doors. But that—I don't know how to fix that.”（译文：你知道吗，我会修东西。灯泡，开关，坏了的门。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修那个。）

没人接话。

Lina现在每周都提前到中心。

她帮Mrs. Perera摆桌子、擦杯子、烧开水。有时候Mrs. Perera教她烤饼干，她学得很慢，但很认真。两个人的交流全靠比划，可是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有一天Lina悄悄跟我说：“我有地方去了。”

我说什么？

她说：“以前我不知道星期几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知道了，星期几就是……有人的日子。”

我听着这句话，喉咙突然有点发紧。

后来我跟Claire聊起这些事。她说：“You know why we keep the centre open every week? Not because there's anything special about Thursday. Because some people need a fixed point on their calendar.”（译文：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中心每周都开门吗？不是因为周四有什么特别。是因为很多人的日历上，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点。）

“Fixed point?”（译文：固定的点？）

“Yeah.”（译文：对。）她说。“You know what day it is today? You know next Thursday is still coming? You know someone will be waiting? For some people, that's the reason they get up in the morning.”（译文：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你知道下个星期四还在吗？你知道有人会等你吗？这些，对有的人来说，就是早上起床的理由。）

Jaspreet的儿子有一次单独来了。

小伙子叫Gurdeep，二十出头，墨尔本大学学工程的。他说他爸让他送东西来，顺便问问中心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Tony正在修一个坏了的风扇，看见Gurdeep，招招手：“Come here, young fella. Hold this.”（译文：过来，小伙子。拿着这个。）

Gurdeep愣了一下，接过螺丝刀，蹲下来帮Tony扶着风扇叶子。两个人一边修一边聊——Tony说他的意大利老家，Gurdeep说他小时候在印度的事。Tony听不懂印度地名，Gurdeep听不懂意大利方言，可他们就这么聊了一个钟头。

风扇修好了。Tony拍拍Gurdeep的肩膀：“Good worker. You come any time.”（译文：干活不错。你随时来。）

Gurdeep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那笑跟他爸不一样——他爸的笑是那种客气的、小商人的笑；他的笑是那种被接纳了的、找到地方了的笑。

后来Gurdeep每周都来。不是替他爸送东西，是他自己来。有时候帮Tony修东西，有时候帮Mrs. Perera搬烤箱，有时候就坐在那儿跟Lina比划着聊天。Lina教他几个广东话，他教Lina几个旁遮普语，两个人都说得乱七八糟，可笑得很大声。

Fatima有一次带了她女儿来。

女儿叫Amina，十六岁，在墨尔本西边的一所中学读书。她戴着和妈妈一样的头巾，可是英语没有口音，是那种teenager（译文：青少年）的澳洲腔。

Amina帮她妈妈熨衣服，一边熨一边跟Claire聊天。Claire问她以后想干什么，她说：“Doctor. Like my mum was.”（译文：医生。像我妈妈以前那样。）

Fatima在旁边听见了，手里的熨斗停了一下。

那天下午，Amina走了以后，Fatima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一堆熨好的衣服，看了很久。

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接过去，没喝。

“In the camp,”她突然开口，“she was four years old. She saw things a four-year-old shouldn't see.”（译文：在难民营的时候，她才四岁。她看见了一个四岁小孩不该看见的东西。）

我没说话。

“Now she wants to be a doctor. To fix people.”（译文：现在她想当医生。想救人。）

她抬起头，看着我：“You know what I told her? I said: fix them with dignity. Like the clothes.”（译文：你知道我跟她说什么吗？我说：要有尊严地救他们。就像这些衣服一样。）

Sam出院以后，没有再回桥底下。

Tony帮他在Ringwood找了个合租房，和一个希腊老头合住。那老头也是Tony帮忙修东西的时候认识的，老伴走了，房子空着一间，正愁没人分担房租。

Sam现在每周来中心帮忙——不是领东西，是帮忙修东西。他以前是卡车司机，会修车，修起轮椅来有板有眼。周师傅说他“有悟性”。

有一回我看见Sam蹲在角落里，修一个破了的助行器。他修得很慢，很仔细，一边修一边哼着什么调子。那调子我听着耳熟，后来想起来了，是内陆那边的民歌，关于沙漠、关于孤独、关于长长的路。

他哼完一段，抬起头，看见我在看他。

“What?”（译文：咋了？）他问。

我摇摇头：“Nothing. Just...”（译文：没事。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他倒是笑了：“Funny, eh? Few months ago I wa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counter.”（译文：好笑吧？几个月前我还在柜台那边呢。）

我也笑了：“Funny.”（译文：好笑。）

有一天，中心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个西装革履的白人，四十来岁，拎着一个公文包。他一进门就问：“Who's in charge?”（译文：谁负责？）

Claire迎上去：“That's me. Can I help?”（译文：是我。有什么事？）

那人递上一张名片，是州政府某个部门的。他说他们是来做调研的，要了解一下社区组织的“social impact”（译文：社会影响力），收集一些数据。

Claire请他坐下，倒了杯茶。那人拿出一个iPad，开始问问题：你们一年服务多少人？多少小时？有没有量化的指标？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分享？

Claire一一回答，数据、数字、百分比。她答得很流利，像背过很多遍。

那人又问：“Do you have any stories that illustrate your impact? Something we could use in our report?”（译文：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明你们的影响？我们写报告能用上的那种？）

Claire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We have stories. But I don't know how to put them in a report.”（译文：故事我们有。但我不知道怎么写进报告里。）

她指了指正在修轮椅的周师傅：“He fixed twenty wheelchairs last month. That's a number. But one of those wheelchairs belongs to a lady whose husband made it forty years ago. He's dead now. The light still shines. How do you put that in a report?”（译文：他上个月修了二十把轮椅。这是个数字。可其中一把轮椅的主人，她先生四十年前亲手做的。先生已经不在了。灯还亮着。这个怎么写进报告里？）

她又指了指正在熨衣服的Fatima：“She irons every piece of clothing before we give it out. That's not efficient. But the people who get those clothes—they walk out straighter. How do you measure that?”（译文：我们送出去的衣服，她每一件都熨过。这不高效。可拿到那些衣服的人——他们走出去的时候，腰杆更直。这个怎么量？）

那人没说话，在iPad上打了几个字。

Claire叹了口气：“Look, I know you need numbers. We give you numbers. But the real stuff—the stuff that matters—that doesn't go in reports.”（译文：听着，我知道你们需要数字。数字我们给。可真正的东西——要紧的东西——那些不在报告里。）

那人走了以后，Claire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车开远。

Tony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You did good, kid.”（译文：你说得对，孩子。）

Claire没说话。

那天下午，中心来了一对年轻夫妇。

男的三十出头，女的挺着大肚子，快要生了。他们是叙利亚难民，来澳洲一年，英语还不太行。女的脸色不太好，男的搀着她，一脸焦虑。

Claire赶紧迎上去，问他们需要什么。

男的比划了半天，Claire才弄明白：女的怀孕七个月，可他们还没有婴儿床，没有婴儿衣服，什么都没有。他们不知道怎么申请福利，不知道去哪买便宜的东西，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Claire把他们领到Fatima那边。Fatima打开储物柜，里面是她攒了好几个月的婴儿衣服——小小的连体衣，小小的袜子，小小的帽子。全是熨过的，叠得整整齐齐。

女的看见那些小衣服，手捂住嘴，眼泪就下来了。

Fatima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轻轻放在她手里。每放一件，就说一句：“For the baby. May he be healthy. May he be strong. May he have dignity.”（译文：给宝宝的。愿他健康。愿他强壮。愿他有尊严。）

男的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可他眼眶红了。

后来Tony也过来了。他问男的：“You need a cot? I know someone. Old one, but good. I'll fix it up.”（译文：你们需要婴儿床吗？我认识一个人有。旧的，但能用。我给修修。）

男的听不懂，Claire翻译给他听。他愣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伸出手，紧紧握住Tony的手。

那天傍晚，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对年轻夫妇离开。女的抱着那包婴儿衣服，像抱着全世界最贵重的东西。

Mrs. Perera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You know what I think?”她问。

“What?”（译文：什么？）

“The baby will be born here. In Australia. And one day, maybe twenty years from now, that baby will come back. To help someone else.”（译文：这个孩子会在这里出生。在澳洲。然后有一天，也许二十年后，那个孩子会回来。来帮别人。）

她顿了顿，笑了笑：“That's how it works. Knot by knot.”（译文：就是这样。一个结一个结。）

那天晚上回家，Mei-ling问我：“Good day?”（译文：今天咋样？）

我想了想，说：“Yeah. Good day.”（译文：挺好。）

她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我本来想跟她说那对叙利亚夫妇的事，想说Sam的新房间，想说Amina想当医生，想说Claire和那个政府官员的对话。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最后我只说了一句：“You were right. Just show up. That's how it starts.”（译文：你说得对。就去。就这么开始的。）

Mei-ling笑了笑，没再问。她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去厨房做饭了。

我坐在那里，捧着那杯茶，想着Mrs. Perera说的那句话：Knot by knot.（译文：一个结一个结。）

Sam从桥底下搬进了房间。Lina从“来看人”变成了“来帮忙”。Gurdeep从跟着他爸来送东西，变成了自己每周都来。那对叙利亚夫妇，怀里抱着熨过的婴儿衣服，走进墨尔本的夜色里。

一个结一个结。

Margaret教我的英语，Minh吃过的那碗面，Tony洒过的圣水，Mrs. Perera念过的经文，Fatima熨过的衣服——它们都是结。

结连着结，织成网。网兜着人。

而我现在，也在这网里了。

Thayursday‘s Knot · Part Three: Weaving the Net

织网

Prologue

很多人以为志愿者组织是自生自灭的草根团体。其实不是。

在澳洲，志愿者背后有一整套支持系统——政府的、社区的、企业的、宗教的，像看不见的手，托着这张网。

我来中心三年后，才慢慢看懂这个系统。

那天早上出门前，Mei-ling问我：“You've been there three years now. Feel like you belong?”（译文：你去那儿三年了。觉着自己是那儿的人了吗？）

我想了想，说：“Getting there.”（译文：差不多吧。）

她笑了：“That's how it works. First you show up. Then you belong.”（译文：就是这样。先是去。然后就是那儿的人了。）

她说得轻巧，可我知道，这三年她比我更清楚“belong”（译文：归属）是什么意思。她做了十五年志愿者，从Meals on Wheels（译文：车轮上的餐饭）到hospice shop（译文：临终关怀义卖店）到图书馆的英语班，她比我更早懂得：所谓家，不是那个四房两厅的房子，是那些你每周都去的地方，那些每周都见的人。

第一只手，是政府的。

Claire每年要填一堆表格。有一回我问她在忙什么，她头也不抬地说：“Grant applications.”（译文：申请拨款。）她指着电脑屏幕：“Federal government's Volunteer Grants program. Gives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money every year—one to five thousand, depending. Equipment, training, insurance—all covered.”（译文：联邦政府的志愿者拨款项目。每年给社区组织发钱，一千到五千不等，买设备、搞培训、做保险，都可以用。）

“五千块够干什么？”我问。

“Enough for two new computers. Or a year's accident insurance for all the volunteers.”（译文：够换两台新电脑。或者给所有志愿者买一年的意外保险。）她说。“Last year we used it for new first aid kits, a few folding chairs, and sent Tony to an electrical safety course.”（译文：去年我们用这笔钱买了新的急救箱、几把折叠椅，还送Tony去上了个电工安全课。）

后来我才知道，这笔钱惠及全澳三千多个社区组织。去年批了九百五十万，今年还是这个数。钱不多，但对草根组织来说，是活命的水。

州政府也有支持。维州的志愿者服务中心网络覆盖全州，我们中心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咨询法律问题、找培训资源、甚至借设备。Claire说，去年隔壁那个区的中心失火，所有物资烧光，州政府协调了三个仓库，一周内帮他们重建起来。

还有移民部的支持。那些来领食品的难民，很多是“人道主义安置计划”来的。政府出钱给服务机构，服务机构再找我们这样的社区组织帮忙落地——教英语、找房子、熟悉环境。Fatima刚来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找到的第一份工。

“But government funding's getting harder to get.”（译文：可是政府拨款越来越难拿了。）Claire叹气。“They want data, reports, proof of our 'social impact'. Places like us—we don't have time for all that paperwork.”（译文：他们要数据、要报告、要证明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我们这种小地方，哪有那么多精力写报告？）

第二只手，是企业的。

Coles和Woolworths每个星期都会捐临期食品。不是他们心善——是算过账的：捐出去可以抵税，比扔掉划算。可不管怎么说，食品实实在在到了需要的人手里。

Minh开的杂货店也捐。他每个星期把快过期的罐头、饼干单独装一箱，送来中心。我问过他不心疼吗？他说：“心疼啥？卖不掉也是扔。能给人吃，是积德。”

Jaspreet也捐。他那个锡克教社区有个传统叫“langar”（译文：锡克教免费食堂）——不管是谁，不管信什么，都可以去他们的庙里免费吃饭。他来送东西，说是“langar的一部分”。

有一回我们缺一台冰箱，放食品怕坏。Tony打了几个电话，第二天一台八成新的商用冰箱就送到了门口——是一家意大利餐馆换下来的，老板是Tony的朋友，没收钱。

那老板来送冰箱的时候，Tony请他喝茶。两个人用意大利话聊了半个钟头，我一句没听懂，可看着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就知道是老朋友。

老板走的时候，拍拍冰箱：“Good as new. Last another ten years.”（译文：跟新的一样。再用十年没问题。）

Tony送他到门口，回头跟我说：“See? Network.”（译文：看见没？人脉。）

第三只手，是教会的。

我们中心的板房，是三家教会一起租的——一个圣公会、一个天主堂、一个联合教会。每个月象征性收一块钱租金，剩下的水电煤气，都是教会包了。

Tony那个教区，每年有个“工匠日”，教友们带着工具箱去独居老人家免费修东西。Tony每次都拉上我：“走，给你看什么叫真正的Italian craftsmanship.”（译文：意大利手艺。）

有一回我跟他去，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家里的门把手松了，厕所灯也坏了。Tony修了俩钟头，把能修的全修了。临走的时候，老太太非要塞给他二十块钱，他死活不要。

“It's what we do.”（译文：咱们就干这个的。）他说。

Mrs. Perera的寺庙每年做“布施节”，会把信徒捐的米、面、油送到各个社区组织。她每周烤的黄油饼干，用的面粉和黄油很多是寺庙给的。

有一回我跟她去寺庙取东西。那是一个藏在郊区的小庙，金色的佛像，incense（译文：香）的味道，僧人们穿着橙色的袍子。他们把几大袋东西装上车，Mrs. Perera双手合十，鞠躬，念了一段经。

回来的路上，她说：“In Sri Lanka, I used to go to temple every week. Here, not so often. But when I go—I feel the same.”（译文：在斯里兰卡的时候，我每周都去寺庙。在这儿，没那么常去了。可每次去——感觉是一样的。）

Fatima的清真寺每周五聚礼以后，会收集天课——穆斯林每年要把多余的钱财捐出一部分，叫“Zakat”（译文：天课）。那些钱的一部分，变成了二手衣物的清洗费、变成了难民家庭的房租补贴。

有一回Fatima带我去看。清真寺不大，在Footscray的一条小街上。聚礼结束后，伊玛目念了一串名字，都是需要帮助的家庭。人们排队把钱放进一个箱子里，没人登记，没人监督。

“We trust each other.”（译文：我们互相信任。）Fatima说。

连Wendy妈妈那个小小的华人教会，每年圣诞节都包一百个礼物盒送过来——装着小玩具、袜子、牙刷、小本圣经。Wendy说：“我妈不识字，可是每年包礼物最起劲。”

有一回我问Wendy妈妈，您信什么？

她想了想，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信好心有好报。”

我说那算不算信教？

她笑了：“我信教，也信佛，也信祖宗。反正都是教人做好事。”

第四只手，是民间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张支票，五百刀，来自一个不认识的名字。附言只有一句话：“Thanks for looking after my mother.”（译文：谢谢你们照顾我妈妈。）Claire查了半天，发现是Lina的儿子寄来的。

Tony说：“He probably doesn't know—his mother's looking after others more than being looked after now.”（译文：他可能不知道——他妈现在照顾别人比被人照顾多。）

Lina现在每周都帮Mrs. Perera烤饼干，还能叫出每个流浪汉的名字。上个月她跟我说，她想学做越南春卷，让Minh的妈妈教她。

“You know what my son said?”她问我。“He said: Mum, you sound happy.”（译文：你知道吗，我儿子说：妈，你听起来挺开心的。）

我说那你咋回的？

她笑了笑：“I said: I am.”（译文：我说：是挺开心。）

Sam从医院出来以后，没有再回桥底下。Tony帮他在Ringwood找了个合租房，和一个希腊老头合住。那老头也是Tony帮忙修东西的时候认识的，老伴走了，房子空着一间，正愁没人分担房租。

Sam现在每周来中心帮忙——不是领东西，是帮忙修东西。他以前是卡车司机，会修车，修起轮椅来有板有眼。周师傅说他“有悟性”。

上周Sam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愣了半天。他说：“I used to think my life was over. Now I figure—maybe I'm still useful.”（译文：我以前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现在发现，还能有点用。）

有用。这个词从Sam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

Gurdeep现在每周都来。

不是替他爸送东西，是他自己来。有时候帮Tony修东西，有时候帮Mrs. Perera搬烤箱，有时候就坐在那儿跟Lina比划着聊天。Lina教他几个广东话，他教Lina几个旁遮普语，两个人都说得乱七八糟，可笑得很大声。

有一回Tony问他：“You're young. Why spend your time with us old folks?”（译文：你年轻。干嘛把时间花在我们这些老家伙身上？）

Gurdeep想了想，说：“In our culture, we respect elders. But here—it's different. Here I feel like... I'm learning things. Not from books. From you.”（译文：在我们文化里，我们尊重长辈。可在这儿——不一样。在这儿我觉得……我在学东西。不是从书上学。是从你们身上学。）

Tony拍了拍他肩膀，没说话。

后来Gurdeep带来一个朋友，也是个印度小伙子，也是学工程的。两个人在中心帮忙修东西，修得有模有样。周师傅看着他们，点点头：“Good kids.”（译文：好孩子。）

Amina现在也来。

她是Fatima的女儿，十六岁，想当医生。她每周四放学以后来，帮她妈妈熨衣服，跟Claire聊天，有时候还帮Lina翻译——Lina的广东话她当然听不懂，可她有耐心，两个人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聊。

有一回我看见Amina蹲在角落里，跟一个索马里老太太说话。那老太太不会英语，Amina也不会索马里语，可她们用阿拉伯语——Amina从她妈妈那儿学了几句——聊了半个钟头。老太太走的时候，拉着Amina的手，说了好几遍“Allah bless you”（译文：真主保佑你）。

Amina回来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光。

我问她：“You like this?”（译文：你喜欢这个？）

她说：“Yeah. It's like... practising. For when I'm a doctor.”（译文：喜欢。就像……练习。为了以后当医生。）

她顿了顿，又说：“My mum says: treat people with dignity. I'm learning.”（译文：我妈说：要有尊严地待人。我在学。）

Claire毕业了。

她拿到了社会工作的学位，可她没走。她还在中心，还是每周五天，每天六小时，工资刚够付房租。我问她为什么不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她说：“This is real.”（译文：这就是真的。）

她指了指周师傅，指了指Mrs. Perera，指了指Tony、Minh、Fatima、Sam、Lina、Gurdeep、Amina。

“This is the realest thing I know.”（译文：这是我知道的最真的东西。）

我没说话。

她又说：“You know what I learned at uni? How to write reports. How to measure outcomes. How to prove we're effective.”（译文：你知道我在大学学了什么吗？怎么写报告。怎么衡量成果。怎么证明我们有效。）

“And?”（译文：然后呢？）

“And none of it matters.”（译文：然后发现那些都没用。）她看着窗外。“The stuff that matters—you can't measure it. You can't put it in a report. You just have to... be here.”（译文：要紧的东西——你量不了。写不进报告。你只能……在这儿。）

政府、企业、教会、民间——这四只手，托着这张网。

可托着不等于织着。织网的，还是人。

周师傅今年七十五了，腿脚不如以前利索，还是每周都来。上周他修好一盏台灯，是一个索马里老太太的，灯罩上有个小洞，他用锡纸补好，外面套了个中国结。老太太看不懂中国结，但她看见灯亮的时候，笑了。

Tony上周做了个小手术，心脏装了个支架。术后第三天，他又出现在中心，拎着工具箱。Claire让他回去休息，他说：“One job. Change a light bulb. Five minutes.”（译文：就一个活儿，换灯泡，五分钟。）

Mrs. Perera上周烤饼干的时候，烤箱坏了。周师傅和Tony一起修了一个钟头，修好了。Mrs. Perera给他们一人塞了一块刚出炉的饼干。

Minh上周送食品的时候，发现一个老爷爷没来领。他开车找过去，发现老爷爷摔倒在厨房里，躺了一天一夜。Minh叫了救护车，陪到医院，等到老爷爷的女儿从Geelong赶过来才走。

Fatima上周熨衣服的时候，发现一件男式衬衫口袋里有一封信。她没拆，拿给Claire。Claire打开一看，是一个儿子写给妈妈的信，夹在捐的衣服里忘了拿出来。她们花了三天时间，找到那个妈妈——是一个住公屋的伊朗老太太。老太太拿到信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

这些事，没人记下来。没人写报告，没人算“社会影响力”。可是这些事，一件一件，把这张网织得越来越密。

上个月，中心开了一个会。

Claire说，州政府有个新政策，要搞一个“十年志愿者计划”。他们需要一个代表，去参加那个“Ministerial Advisory Panel”（译文：部长级顾问小组），给政府提建议。

她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说我一个退休老头，提什么建议？

她说：“You tell them how we work. Tell them we've been doing this for forty years with no money, no staff, no office.”（译文：你就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干活的。就告诉他们，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办公室，我们还是干了四十年。）

我沉默了一会儿。

“Why me?”（译文：为什么是我？）我问。

她看着窗外，想了想，说：“Because you came late and made it home. Because you couldn't do anything when you started and now you can do everything. Because you—you know what a Thursday means to someone.”（译文：因为你是后来者，把这里当成了家。因为你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什么都能搭把手。因为你——你知道一个星期四，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周师傅在旁边修一把轮椅，头也不抬地说：“去。替俺们说几句话。”

Mrs. Perera递给我一块饼干，双手捧着：“Eat this. Good luck.”（译文：吃了这个，好运。）

Tony拍着我的肩膀：“Italians have a saying: who speaks, speaks for all.”（译文：意大利人有一句话：谁开口，谁就替大家开口。）

Minh冲我点点头：“Uncle Zhou's right.”（译文：周师傅说得对。）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Mei-ling说了这事。

她听完，笑了笑：“You're going.”（译文：你会去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Because you belong now. And when you belong, you speak.”（译文：因为你现在是那儿的人了。是那儿的人，就得开口说话。）

昨天又是星期四。

早上我到中心的时候，周师傅已经在屋里了。他正弯腰修那把轮椅，左轮有点歪，推起来咯噔咯噔响。

Mrs. Perera在烤饼干，Tony在整理工具箱，Minh在往车上搬食品。Fatima推着购物车进来，车里是一叠熨好的衬衫。Sam蹲在角落里修一个破了的助行器。Lina在帮Mrs. Perera摆桌子。Gurdeep和Amina在角落里聊天，一个用旁遮普语，一个用阿拉伯语，聊得热火朝天。

Claire抱着一摞表格跑进来：“Morning everyone!”（译文：大家早！）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群人。

窗台上，放着那盏补好的索马里台灯，灯亮着。柜子里，Mrs. Perera的饼干还热着。墙上，那幅原住民的木雕静静挂着。

我想起Margaret，想起那碗面，想起Sam攥在手里的衬衫，想起Lina说的“有人的日子”，想起老太太说的“谢谢你让我先生的光还在”，想起Mrs. Perera说的“Knot by knot”（译文：一个结一个结）。

这些光，混在一起，照亮了墨尔本一个普通的星期四。

下午，我去参加了那个会议。

州政府的大楼在City，玻璃幕墙，很高。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有官员，有学者，有其他社区组织的代表。他们穿着西装，拿着iPad，说话的时候用词很专业——“stakeholder engagement”（译文：利益相关方参与），“capacity building”（译文：能力建设），“sustainable outcomes”（译文：可持续成果）。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站起来。

我说：“I've been in Australia forty-three years. I came with nothing. Now I live in Doncaster East, four bedrooms, two bathrooms. Sounds like a success story, right?”（译文：我来澳洲四十三年了。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住在Doncaster East，四房两厅。听起来像个成功故事，对吧？）

他们点点头。

我说：“But the real story isn't about me. It's about the people who helped me along the way. A lady named Margaret, who taught me English, two years, rain or shine. A Vietnamese kid who squatted outside a shop, and the man who cooked him noodles. A Sri Lankan woman who bakes biscuits at 3am because 'the heart must be quiet'. An Italian sparky who carries holy water in his toolbox. A Somali refugee who irons every piece of clothing before giving it away.”（译文：可是真正的故事不是我。是那些一路上帮我的人。一个叫Margaret的老太太，教我英语，教了两年，风雨无阻。一个蹲在店门口的越南孩子，还有那个给他煮面的人。一个凌晨三点烤饼干的斯里兰卡女人，因为“心要静”。一个工具箱里藏着圣水的意大利电工。一个把每件衣服都熨过才送出去的索马里难民。）

我顿了顿。

“They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day. To tell you: you can't measure what we do. You can't put it in a report. You can't calculate its 'social impact'. But it matters. It matters because every Thursday, people show up. And that—that's how a country becomes a home.”（译文：他们让我今天来。来告诉你们：我们做的事，你们量不了。写不进报告。算不出“社会影响力”。可是它要紧。它要紧是因为每个星期四，都有人来。而那个——那个才是一个国家变成家的方式。）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有人鼓掌。接着更多人鼓掌。

我不知道他们听懂了没有。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替他们说了。替Margaret，替周师傅，替Mrs. Perera，替Tony，替Minh，替Fatima，替Sam，替Lina，替Gurdeep，替Amina，替所有那些每个星期四都出现的人。

那天晚上回家，Mei-ling在门口等我。

“How'd it go?”（译文：咋样？）她问。

我想了想，说：“Not bad.”（译文：还行。）

她笑了。她懂。她一直懂。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栋四房两厅的房子。四十三年，从Richmond的木板床到Doncaster East的独立屋，从五十澳币到退休金，从一句英语不会到替一群人说话。

可真正让我觉得这是家的，不是这栋房子。

是那间褪了色的天蓝色小板房。是那些每个星期四都在的人。是那张网——一个结一个结，织了四十三年，还在织。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Mei-ling问我：“Still going?”（译文：还去？）

我说：“Still going.”（译文：还去。）

她点点头，没再问。

她不用问。她比我更早明白：有些事，一旦开始了，就不会停。

就像Margaret说的：“See you next week.”（译文：下周见。）

不是“再见”。是“下周见”。

意思是，我会来，你会来，我们都会来。意思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周一周接下去的。意思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有一群人可以见，有一件事可以做。

意思是，这张网，还在织。

——全文完——

作者的话：一张网，和织网的人

这篇文章写完了。可我想说的话，还没说完。

我是山东人，来澳洲四十多年了。在墨尔本东区志愿者协会干了将近三年——不是小说里的“我”，是真实的我。疫情那几年，我也在坚持送口罩、送测试针剂、送食品包。后来我自己也被感染了，两次。两次之后，身体实在扛不住，只好放弃了这份志愿者工作。

可那些日子，那些人，那些事，一直在我心里。

我在中心的时候，总有个想法：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分享给华人社区，让大家了解这里的志愿者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不是那种官方的介绍，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数据，是那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星期四。

这篇文章，就是那个想法的结果。

关于真实

小说里的“我”是山东人，和我一样。小说里的中心是东区的，和我去过的一样。小说里的周师傅、Mrs. Perera、Tony、Minh、Fatima、Sam、Lina——这些人，有的是我真见过的，有的是我把好几个人的故事捏在一起的，有的是我听说以后想象出来的。

可他们背后的东西是真的。

那个修了四十年台灯、灯亮了就像先生还在的老太太，是真的。那个从索马里逃出来、在难民营做过护士、来澳洲以后只能做清洁工的Fatima，是真的——不是我认识的某一个人，是我见过的很多难民女性的缩影。那个从桥底下搬进合租房、从领食品变成修轮椅的Sam，是真的——不是同一个Sam，是那种“从网底被捞起来、然后开始帮别人织网”的人，我见过好几个。

Tony洒的圣水是真的。Mrs. Perera凌晨三点烤饼干是真的。Minh十五年前吃过的那碗面是真的——周师傅的原型，是我们中心一位广东老义工，他不爱说话，可他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记着。

疫情那几年，我送过口罩，送过测试针剂，送过食品包。有些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的老人看见我，眼睛就亮了——不是因为口罩，是因为有人来了。有些门一直关着，我把东西挂在门口，敲敲门，喊一声“It's from the centre”（译文：中心送来的），然后听见里面有人说“Thank you”（译文：谢谢），声音隔着门，闷闷的，可那声谢谢，我能听出眼泪。

后来我感染了。两次。

第一次还好，躺了两个礼拜，好了。第二次就不行了，好了以后一直觉得累，走几步就喘。中心的人说，你歇着吧，别来了。我说好。可我知道，我不去了，他们就更忙了。

我放弃那份工作的时候，没敢跟大家告别。怕一开口，就说不出来了。

关于这篇文章

我写这篇东西，不是为了夸谁，也不是为了煽情。

我就是想让华人社区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在墨尔本，在悉尼，在澳洲的各个角落，有这样一种组织，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做的事，不惊天不动地，就是每个星期四开门，等人来。

他们不问你是谁，不管你从哪儿来，不信什么教，不讲什么话。你来，就有一杯热茶，有一块饼干，有一句问候。你需要，就有人帮你修灯，有人帮你送食品，有人陪你说说话。

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是人跟人之间最朴素的那种联结。像Margaret教我的英语，像周师傅煮的那碗面，像Mrs. Perera凌晨三点烤的饼干。像疫情期间，那些我敲开过的门，和那些我没能敲开的门。（送食品箱到门口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进家门，敲敲门喊一声就可以了，有的人不愿意露面，这是尊严。）

我也想让那些想做志愿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的人知道：你不需要会什么。你只需要——show up（译文：出现）。就像我太太Mei-ling跟我说的那样：“Just show up. That's how it starts.”（译文：就去。就这么开始的。）

我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后来学会了换灯泡，学会了修插头，学会了用越南话数数，学会了用广东话问“你吃饭了吗”。那些东西，不是在哪儿学的，是在中心学的。是周师傅教的，是Mrs. Perera教的，是Minh教的，是那些来领食品的人教的。

你去了，你就会了。你去了，你就是那儿的人了。

关于那张网

我在文章里写了一个比喻：不是线，是结。一个结连着一个结，织成一张网，兜着所有人。

这个比喻，是我在中心干了快两年的时候突然想明白的。

Margaret教我的英语是一个结。Minh吃过的那碗面是一个结。Tony洒过的圣水是一个结。Mrs. Perera念过的经文是一个结。Fatima熨过的衣服是一个结。疫情期间我送过的口罩，也是一个结。

这些结，有的打了四十三年了，有的刚打上。有的在我来之前就打了，有的在我走了以后还会继续打。

网永远有破洞。永远需要修补。永远有人掉下去需要被兜住。也永远有人伸出手，成为织网的一环。

我感染两次以后，放弃了那份工作。可我还在网里。那些我认识的人，那些一起干过活的人，那些来领过食品、修过灯、拿过熨过的衣服的人——他们还在这网里。每个星期四，他们还在。

那张网，还在织。

最后

这篇文章分了三篇：上篇叫《初识》，是推开那扇门；中篇叫《看见》，是看见门后面的人；下篇叫《织网》，是成为织网的人。

这三篇的名字，是我写到最后才定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先是推开那扇门，然后是看见那些人，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织网的人。

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如果你也在墨尔本，或者悉尼，或者澳洲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也想推开一扇门——那就去。

不用等学会什么。不用等准备好。就找个星期四，推开门，走进去。

有人会给你倒一杯茶。有人会递给你一块饼干。有人会问你叫什么名字。有人会告诉你，下周还有。

然后你就知道了：你不是一个人。你在这张网里。

而这张网，会一直织下去。

谨以此文，献给墨尔本东区志愿者协会的所有人——那些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献给疫情期间一起送过口罩的伙伴们。献给那些开门接过食品的人，和那些没开门、只隔着门说了一声“Thank you”的人。献给Margaret，献给周师傅，献给Mrs. Perera，献给Tony，献给Minh，献给Fatima，献给Sam，献给Lina，献给所有织网的人。

也献给我的太太Mei-ling——你让我学会了“show up”。

山东人墨村明杰

2026年初春 墨尔本

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作“典型的叙事性非虚构作品（Narrative Nonfiction）

1. 一部微观的社区口述史：记录了墨尔本东区多元文化互助中心四十余年的运作，以及移民、难民、流浪者等边缘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

2. 一篇个人成长纪实：记录了作者本人从退休后的“空虚”到融入社区的“归属感”，是一个移民在澳洲“找到家”的真实心路。

3. 一份对志愿者精神的礼赞：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让读者看见“show up”的力量。

一篇典型的叙事性非虚构（Narrative Nonfiction）作品，它用小说的笔法承载真实的生命经验，让一个墨尔本东区的小小志愿者中心，成为折射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的一滴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