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随笔之十九：人文主义：彼特拉克

冯海89

文/冯海

当所有人站在中世纪经院哲学门口，准备报名参加培训班接受洗礼的时候，彼特拉克却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屋。他说：“我只想成为一个人。”这个简单的转身，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哲学不仅要思考世界，而且要诊治那些在希望与恐惧间颤栗的、具体而细微的人类心灵。在中世纪“人首先是罪人”的语境下，这句话不啻为一种宣言：每个人都要确立自我的独立精神。

这个第一个转过身来面向自己的人，被公认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的思想与实践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大门。他于1304年7月20日诞生在父母逃亡的路上。当时，父亲因政治斗争被放逐，正带着家族的羊皮卷与未竟的抱负在流亡路上艰难前行。这个地理上的无根性，为他的灵魂打下了永久烙印：人，本质上是时间的流亡者，永远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途中。

七岁时，他随家迁往普罗旺斯，那里是流亡教皇法庭的所在地。阿维尼翁教廷的浮华颓靡是他成长的背景。之后父亲送他去蒙彼利埃学习法律，希望他有一个实用的前景。但他却在法律的枯燥纹理中，触摸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维吉尔的诗歌和西塞罗的讲演中慰藉灵魂。1326年父亲去世，他为他精神的断脐仪式写了这段话：“我脱下了他人为我缝制的命运之袍，第一次赤身裸体站在自己的意志面前。”他放弃法律研究，开始了对文学的追求。

1327年4月6日，在阿维尼翁圣克莱尔教堂，他遇见了劳拉。当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的心灵开始地震：“她的目光不是目光，是一道裂缝——透过它，我瞥见了美那令人痛苦的绝对性。从此，我同时活在两个维度：尘世的四月，与永恒的炼狱。”

1330年至1347年间，彼特拉克断断续续在红衣主教属下任职，经常出入一些体面场合。他曾于1336年4月26日爬到了温都克斯山顶，这种旅行旨趣在当时并不流行，并且为中世纪基督教的规章制度所诟病。因为基督教鄙视世俗生活，认为山河湖海都是恶魔所造，会把人引入歧途。他还于1337年隐居沃克吕兹，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一次主动的哲学体悟：一个人能否在寂静中，仅凭古典文本与自然对话，完成构建人类世界的任务。他在此写下了拉丁史诗《阿非利加》，让古罗马英雄西庇阿在他的笔下复活。但更重要的作品是他自己，一个在独处中日益清晰、矛盾也日益深刻的现代灵魂。

1341年，他登上了旺图山，那著名的一幕，常被误读为纯粹的浪漫主义冲动。实则，那是一次对存在高度的精神测绘。他随身携带的奥古斯丁《忏悔录》突然显得沉重，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而是因为他对书中尘世之美所持的警惕。站在山巅，他意识到：“我攀登是为了看清地平线，却首先看清了自己内心的沟壑。”

1341年4月8日，罗马卡匹托尔山，彼特拉克接受了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一世的桂冠加冕，成为中世纪后期第一位被公开承认的桂冠诗人。加冕仪式上，他发表演说，颂扬诗歌与人文研究。但事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桂冠的叶片轻抚我的太阳穴时，我听见的不是喝彩，而是古典先贤的低语：记住，你只是暂时佩戴了这荣誉，真正的高贵在你的笔尖，而非头顶。”

1348年，黑死病抹去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也带走了劳拉。死亡不再是抽象的教义，而是噬骨的实在。他在《致后人的信》中写道：“这场瘟疫教会我一件事，所有我们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智慧，最终都要在死亡的空白页面前接受审问。而爱，是唯一能在那空白处留下印记的墨水。”从1327年到1368年，彼特拉克共写了366首诗来讴歌劳拉的美丽，包括317首十四行诗，这些都被收录于他的作品《歌集》中。

1351年，他遇见薄伽丘，并由薄伽丘荐举到佛罗伦萨大学进行讲学活动，为此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期间，薄伽丘深受彼特拉克思想的影响。

晚年，他穿梭于帕多瓦、米兰、威尼斯，成为各城邦争相延揽的智者。他享受着荣耀，却也日益警惕其腐蚀性。1367年，他最后一次隐居阿尔夸，将居所命名为“小世界”，这是他对人生探索的终极隐喻：“我终于明白，我毕生翻越的阿尔卑斯山，游历的意大利城邦，寻访的古罗马遗迹，不过是为了绘制我内心这片方寸之地的地图”。他先是作为红衣主教维斯康蒂的客人在米兰生活，学习知识，并为城邦承担了一些外交工作，后来又去了威尼斯和帕多瓦。在这里，他与古典作家进行着想象中的“书房对话”，将信件发展为一种精湛的文学与哲学体裁。1374年7月19日黎明前，他被发现在书房中伏案长逝，头枕在一部打开的维吉尔诗集上。

彼特拉克从未发明任何哲学体系，而是将他整个生命作为探索“何以为人”的实验，表现出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在他的《歌集》和书信中，充满对荣誉的渴望，以及对痛苦、爱欲、彷徨的解析，并且不再将这些视为缺陷，而是人性丰富性的证明。他大胆描写劳拉的金发、明眸等，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道德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它不是一部轰轰烈烈的爱情日记，而是一部展现中世纪价值观与早期人文主义思想冲突，而被宏大历史活生生承载的自我塑造史。劳拉集爱情对象、名誉载体与精神媒介于一身，其形象的模糊性与多义性，恰恰是彼特拉克矛盾思想的完美寄寓。他将世俗生活赋予了人文的精神深度，使之不再是等待被超越的虚无，这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艺术与思想提供了范式。

彼特拉克知识渊博，他收集手稿、抚摸铭文，与西塞罗、维吉尔进行“跨时空对话”，旨在从古典智慧中汲取关于人性尊严、公民美德与修辞的养分。他将书信发展为一种精致的文学与思想表达体裁，影响了后世无数思想家。他热爱旅行，对人在世俗生活中特殊意义有清醒的认识。“我要问：对飞禽、走兽、鱼蛇的特性知道的很多，而对人的本性无所知，不知我们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

彼特拉克创作的十四行诗，语句短小精悍、 整齐严谨、音韵优美、结构周密，常常借助自然景物来歌颂劳拉，传达细微感情。相比之前“温柔的新体”诗派将女性抽象为天使，彼特拉克则用更丰富、感性且大胆的语言描绘世俗女性的具体美貌与情感冲击。他很好地利用了意大利语元音丰富且元音结尾单词多的特点，以及排布缜密的韵脚（最多只用5个韵脚），从而将这一诗体推向近乎完美的艺术高度。这种诗体被后来的乔叟、莎士比亚等著名文学家和诗人所追慕，为欧洲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因此，彼特拉克又被尊称为“诗圣”。

彼特拉克写的许多诗歌、散文都歌颂了人的高贵和智慧，宣传人可以追求尘世幸福，享受荣誉的权利，并向中世纪宣扬的神权说和禁欲主义提出挑战。他还认为，人的高贵并不决定于出身，而是决定于人的行为。他教会后世，真正的哲学，或许始于某个清晨，并坚信，一个人如果能够诚实地记录自己的心灵天气，就是对抗时间荒芜的最庄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