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爷—-写给同代人看的涂鸦

吴忧吴虑吴应举

四爷去世了，就在今天早上。 四爷活了96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年龄差不多了，四爷的遗容大致也像上百年树龄的古木，枯槁到不忍直识。 真正的油尽灯枯，寿终正寝！ “认识”四爷大概是我七八岁那年。他的二儿子比我大一岁，我得喊“八叔”，我们刚刚入学，成了一年级同班同学。一个下午，我俩正坐在他家房屋的地上玩儿童们的游戏，突然一个穿着烂裤子烂袄的男人就走了进来。我们吃惊，讨饭的咋就敢这么随便进到一个人的家里来？我们死死的盯着，这个人不但没有退出去的意思，反而把一个比他衣服更烂的背包从肩上滑了下来丢到了地上。我推推八叔，他比我更胆怯，但我们还是很快各人摸到了一根棍子，准备驱赶和防身，幸亏这个人的父亲进来了，就是八叔的爷爷…… 过了好久我们仿佛才接受了现实。我们的日常楔进了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是八叔的父亲，我爷爷的堂弟，排行老四，我叫“四爷”。这个影子又过了许久，才逐渐变实，我们渐渐习以为常。吃饭的时候，八叔才会扯着嗓子，对着村子，声嘶力竭地喊着：“爹，吃饭了！” 四爷出生的时候，家里的光景并不好过。虽然有几亩薄田，但贫瘠土地上微薄的产出，又遭着兵荒马乱肆意的贱踏，即时当时也流行后来的“浮夸风”，一亩地敢吹到两百斤，也一定会遭天打雷劈。可想而知，想有“幸福”的生活，无非是自己的“天方夜谭”。四爷的幸运在于有一个“认死理”的父亲。老先生怎么也不会相信老夫子的“理论”会过时。于是拿着鞭子，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爱动不爱静的这个小儿子赶进教室，逼着在煤油灯下，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和ABC。 四爷师范学校毕业，算是学生时代的“功成名就”。他人生的另一段道路开启了。 四爷第一次的不幸，是他看透了当局的腐朽和没落。他拼命地想冲上一个可能会给自己也给人类带来光亮的路途，甚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已经背起了行囊。但他刚走到村口，一排子枪声响起，一家老小，无论老弱妇孺，整齐地倒在了一群穿着黄衣军人的枪口之下。据说他们是“共匪”的家属。四爷又悄悄回到家里，把铺盖铺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四爷再一次的幸，是一个新时代诞生了。他虽然寸功未立，但人家却没怎么对他“见外”，硬生生把他拽到车上，成为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他喜不自禁也喜出望外，他发誓要当好这辆车上的一枚螺丝钉，确切说，是园丁。 四爷再一次的不幸，是他的“才”。不说才高有几斗，但总是有一些的。歌颂的时候，他的文章洋洋洒洒，东的西的，“伟”词倍出，跌宕起伏，知无不尽，颇得听者的羡慕和好评，因而也颇得了些赏识。但当“引蛇出洞”的时候，他的文章同样洒洒洋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切中肯綮。这还了得，于是那把夹“蛇”的钳子就牢牢卡住了他的咽喉。 有句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四爷看见了黄鹂也同时看到了乌鸦。 他本着“将心向明月”的情怀，但人家是要“明月照沟渠”。 一个“右派”的枷锁贴身地也是紧紧地套在了他身上。他虽然也算熟读过“四书五经”，在新学堂里喝了不少洋墨水，但几乎是半知半解怎么也不理解“右派”也能算是罪名。没办法，老人家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秦皇汉武，都只能算个屌毛！ 此后四爷再没有激情昂扬地唱过“国际歌”，他怕别人也怕自己有联想。 “劳动改造”后的四爷也许已经不再是初生牛犊。他还想着，自己还有双脚双手，“文”的不行，我他妈还有一身年轻…… 四爷人生的又一段路途开始了。 在我们根本说不清楚的时间段里，那个夜晚，四爷卷起了家里仅有的还算干净的一条被褥，套上人力车，趁着黑夜，悄悄跑出了村庄。他的希望依旧在远方……。 四爷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城镇，他躬下身子，死乞白赖地谋了一个临时搬运工的活，他把单薄的人力车装的不能再满，然后弯腰挺胸地拉着车子上路了。此时他心里涌出了一股悲壮的英雄情怀，甚至是浩气激荡。他只差没有大声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他幻想着自己的口袋终究有一天也可以慢慢地…… 但很快他就发现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两者的差距不是象男女身体比较那样简单地有余有缺。自他拉车上路的那一刻起，在高层的老人家很快“洞察”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伎俩，于是大手一挥，一句顶一万句地，全民就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全天下的各个路口，都布满了拿枪使棒，臂带袖章，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人。割“尾巴”成了大家“革命工作”的日常。 不知道四爷是怎样在“围追堵截”中硬生生生存了下来而且大约有八年，大概的传说是四爷年轻时读的“三国”发挥了作用，他被拦截时象丞相一样主动“罪己”—检查写了千万份，又象皇叔那样哭天抹地。象极了当年的长途征战，千辛万苦历尽，但显然不象人家最终换来了笑脸。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就是那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四爷似乎是真的被折服了。世界之大，就是没有你生活的地方——这啥也不算！ 饭场上，最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四爷固定的位置，他常常端着一碗没有菜的糊糊很卑微地喝着。人人可以发言，唯独他不行，因为他是右派啊！人人可以嘲笑他，因为他曾经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人们兴高采烈讲着诸如“关公战秦琼”的故事的时候，他得伸长耳朵装着很感兴趣地听着，不能纠正，因为讲故事的是一棵红色的草啊！下地的时候，生产队的男人集体劳动一天，每人记10个工分，但只给他记6分。这是正大光明的歧视呀，让“层次”永远存在，才好有无穷无尽的斗争。 好在老人家说，“运动”是“规律”，但偏偏“规律”也是“运动”！愿大家能看懂。 我们能参加高考的时候，四爷的身份已被“运动”了过来。不再是臭不可闻的“臭老九”和更臭名昭著的“老右”，仅仅几天时间过去，四爷便不是那个“吴下阿蒙”了。 四爷又重新被安排站到了讲台上。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已不知道粉笔是怎么握的，佝偻的腰无论怎么努力，也总站不出过去的笔直。曾经才情飞扬口若悬河的嘴，对着课堂上的眼睛，总是嗫嚅着，生怕再有个一不小心。 很长很长时间，四爷才正常了。他总是推着一把不很新的小自行车，乐呵呵地逢人便讲幸福的新生活，直到他目光呆滞，大脑萎缩，记不住那些美好的词。 今天四爷走了。他生命的长度已经定格。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大致也会被岁月很快湮没。但老人家说：“千万不要忘记！”是的，有些东西记住比忘掉要好！ 吴应举，男，现为南阳某医院医生。业余酷爱文学和写作。编有专业书籍，纯文学方面发表有诗歌，小说，散文，影评，随笔等，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记数十万字。“医”和“艺”都无止境。地球不爆炸，一生不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