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校记（第一部分）

岱岳之子

《一个重要会议和一个重要通知》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对外交往日益扩大，外交、外贸、文化、军事等领域对高水平、多语种外语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当时外语教育以俄语为主、人才结构单一，难以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倡议与部署下，中央确立“外语从小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培养”的方针。

其实，有一定年龄的两校师生对那段历史都不陌生，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中国的大门敞开了，除了传统的友好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其他对华友好国家，甚至是不少西方国家也希望和中国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为何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此事特别重视，一是对中国当时的国际定位有清醒的认知，也深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全方位的国际交往日益重要。还有更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早年的留欧经历，深知熟练掌握外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根据中国国情找出最佳路径。

1963年，教育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国外国语学校布局，会后形成正式决议。同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成为新中国首批外国语学校的建校依据。

这份通知的原件找到了，估计绝大多数校友未曾得见，特发原文，以飨读者。

　　这份文件是新中国外国语学校体系的奠基文件。

同时，“一条龙”被响亮地提出，成为这些先行者的名片。

经国家统一规划、正式批准并在1966年文革前实际建成开学的外国语学校共计11所。

——1963年首批开办8所：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外附校）

北京市外国语学校（白堆子外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学校（很快成为上外附属学校）

南京外国语学校

长春外国语学校

广州外国语学校

重庆外国语学校

西安外国语学校

——1964年增建3所：

天津外国语学校

武汉外国语学校

杭州外国语学校。

——1965-1966年无新增建校计划落地。 学界及部分资料中出现的13所、14所之说，多将规划未建校、地方自办校及高等外语院校混入统计，不符合历史史实。

各位，以后说到文革前全国外语学校的数量，别再争论不止，纠缠不休。记住，就是这11所，再没有什么13所、14所之说。

另外，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第二条“学制与课程”里，除了数学，没提到其它理科课程，这就是说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是以文科为主。为何提起这点，因为在十多年后的1977年，恢复高考，但这些以文科为主的专科学校，其特殊性成了录取分数的大问题，这一点以后会专门讲述。

这第一部分为何要花大量篇幅介绍这个《通知》，因为它对全国外语学校的成立和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北京两校，不妨看看下面的史料。

一是留学生选拔: 1964年教育部从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四省市选拔留学生622人，以外语留学为主，少量科技；涉及国家36个，学习语种34个。语言类留学生除了在校大学生，其余大都为高中毕业生，北京有103个名额，仅北外附校就占了45人，其余生源来自白堆子外校，北大，北外和北二外。

1965年选拔留学生与1964年相似，1966年因文革停止，本来是三年计划，结果是有头无尾。

有关两次选拔留学生的情况后续会有详述，特别说明一下，因为北京两校原本就有高中部，1964-1965年都有高中毕业生，而其他外语学校从1963年才开始建校招生，所以没赶上这两次较大规模的留学生选拔。

二是高考: 据可信资料统计，从1977-1985年（此后许多学校发生了体制变化，无法统计）这11所学校的外语专业高考录取人数（包括保送）约为2.1万，几乎涵盖了所有外语类高校: 北外、上外，广外、西外、天外、北二外、外交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名牌大学外语系，在北京的如北大、北师大、首师大（原北京师范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而全国其他高校的录取情况应该差不多，由于没有详细数据，具体数字暂时无法发布。

总之，这次《会议》和这个《通知》，对文革前的新中国外语教育体系的建立确实起到了定盘星和奠基石的作用。所有曾经的11所学校的校友都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并以此为傲，以此为荣。

第一部分就到这里，休息一下。

特别说明: 文章所有史料及原始数据均来自于权威机构公开发布的文字材料。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仍可能会有疏漏和谬误，欢迎读者凭据指正。

对于所有提供图片和历史资料的两校校友，深表谢意。

小贴士: “小语种”的说法以前没有，1975-1985年官方文件，只分七大通用外语（英、俄、西、法、日、德、阿）+其他语种；1990年代中期高考招生圈开始把英语以外语种，口语化地称作“小语种”，而后变成社会化的约定俗成，乃至于2002年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对于文章所提到的年代，该用词有语种矮化歧视之嫌，故一律不予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