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土里拱出的生命鼓点，——刘成章《安塞腰鼓》解构

垚之焱

厚土里拱出的生命鼓点

——刘成章《安塞腰鼓》解构

文/垚之焱

若是世间有一类文字，能让读者在目光触及的瞬间，耳边便轰然响起鼓声，那必定是刘成章的《安塞腰鼓》。这篇发表于1986年《人民日报》的散文，不过千余字，却像从黄土高原的断层里突然拱出的一道惊雷，震得文坛久久不能平静。

要解构这鼓声的来处，须得走入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刘成章，1937年生于延安。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生来陕北长”，那片被风沙与黄河水反复雕刻的土地，是他的精神原乡。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以散文名世的作家，并非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鼓点”。他高一时写诗，九首新诗便被选入省青年作者的“诗选”，戴着诗人的桂冠步入文坛；后又迷上歌词，成了“词人”；再后来是专业剧作者，写戏度日。直到1982年，他已满45岁，人到中年，却忽而“变法”，专写散文。

这“中年变法”，看似突然，实则水到渠成。他曾说，一个人的才华究竟在何处，常常连自己都认识不清，只好多尝试几种艺术形式。而当他终于落脚于散文时，从前写诗、写词、写戏的功夫，竟全没有白费——“它们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场”，不是外在的照搬，而是内在神髓的“化用”。这便解释了《安塞腰鼓》的独特质地：它有诗的凝练与跳跃，有词的韵律与复沓，有戏剧的冲突与张力，最终却浑然一体，成为散文史上一个孤峰突起的存在。

1986年，刘成章提笔写《安塞腰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新时期”的剧烈嬗变。禁锢已久的思想如冰河解裂，整个民族都在寻找一种宣泄的、向上的、蓬勃的力量。而此时的刘成章，艺术感觉恰在“大开悟”之际——前一年他刚写出《老黄风记》，将陕北那“雄性之风”写得天昏地暗，却又在风沙肆虐中照见人的镇定自若。他的笔，已然找准了陕北的“魂”。

于是，当安塞腰鼓的鼓点落进他的视野，一场文字与生命的共振便爆发了。

他后来回忆，写的时候“一点没有费力，只觉得各种词儿像泉水一样从脑子里咕嘟咕嘟往外冒，一气便呵成了”。他甚至借鉴了《阿房宫赋》里的修辞——排比、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倒置。“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到了他笔下，就成了“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五个比喻排山倒海而来，句内是排比，句间是排比，段与段之间还是排比。这是从诗歌里炼出的句式，从歌词里借来的节奏，从戏剧里搬来的气势。那语言本身，就像一场密不透风的鼓点，捶得人喘不过气，又酣畅得想仰天长啸。

他写后生，哪里只是写人？分明是在写一种宿命：“黄土高原啊，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搏击！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腰鼓。”这段神来之笔，将地域性格与生命形态熔铸于一炉。生于1937年的刘成章，经历过战争的余波、建国的激荡、文革的迷惘，最终在八十年代的晨光里，猛然看见了这片厚土的意义：它是贫瘠的，也是深厚的；它是沉默的，也是爆裂的。只有这样的土层，才能孕育出消化着红豆角老南瓜、却能释放奇伟能量的躯体。

此时的刘成章，已然超越了单纯的“风情”描摹。他在《安塞腰鼓》里捕捉到的，是陕北人的“元气”和“神魂”。这元气，曾被历史的尘埃覆盖，却从未断绝。它藏在“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古意里，藏在“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的信天游里，藏在每一个“茂腾腾的后生”沉默而安静的等待里。当鼓声响起，这元气便“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一切束缚，如岩浆般喷薄而出。

耐人寻味的是文章的结尾。当鼓声戛然而止，世界出奇地寂静，“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这鸡啼，是黎明前的宣告，是新生儿的初啼，是一个民族从漫长暗夜里挣脱后，终于听见的曙光。写此文的刘成章，已近知天命之年，却以一颗赤子之心，为那个沸腾的时代留下了最精准的注脚。

今天重读《安塞腰鼓》，我们依然能感到那文字的滚烫。它是刘成章从诗歌、歌词、戏剧的沃野上，最终开掘出的一口深井；是一个陕北汉子，用半生摸索，终于找到的那面“属于自己的鼓”。当他的笔化作鼓槌，重重敲击在黄土高原的胸膛上，我们听见的，便不止是文学的回响，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