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民之子 第一集【1-23】 作者 何良洲

星城玩家

【第1章】序言

船民，现在不是一个常用的称呼了。改革开放以来，陆路交通飞速发展，内河航运业濒临破产，实际上我故事中叙述的水运企业，早已破产。但在九十年代以前，船民还是一个比较热的名词。

船民，也是一种阶级成分。1954年，父母把做“自卖生意”积累的资本，在益阳资江边的新交河镇打造了一条14吨的帆船，也因此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被划定为“船民”。我进厂时，阶级成分一栏填写的就是“船民”，它相似于农村的中农，按当年的内定政策，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

船民，行走江湖，饱经沧桑，不畏急流险滩，不惧风高浪恶，历练出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品格。

船民，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又是个讨厌的称呼！镇上的发小同学看到我，就叫我“船拐子”。

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我反倒喜欢上了这个称呼。因为我的根在水中，儿时的故事在船上，我来自驾船世家！因此，我把我的回忆录定名为《船民之子》。

一个普通船民的后代，有什么可写呢？我经常在写与不写中纠结。我觉得，无论是江河还是大海，都是由一滴一滴水汇成的，我也是大河中的一滴水。一滴水虽很渺小，但也有属于他的故事。

过去，平民写自传是难以想象的，科技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早些日子，友人发来这个制作段子的软件，我发现它不但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传播，还能整理成图文并茂的书，只需经发布网站审核，不用出版编号，印装精美、数量随意、成本也相对低廉。因此，我决定用它来自弹自唱，秀秀自己的人生。

【第2章】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生于1905年农历5月初，殁于1975年5月。父亲有一个大他两岁多的兄长，兄弟俩3岁丧父，9岁又丧母，解放前从小孤苦伶仃，流浪在琼湖的街头。后来，南县八百弓（准确地说，应该是四百弓）的远亲把他们接到乡下务农。一段时间后，常德一位贺姓亲戚把他们带到水上驾船。

父亲胆小怕事，不善言谈，但为人忠厚老实、和蔼可亲。他虽从未进过学堂门，珠算盘上却能打“六百六”。动手能力也强，有好几次，他把大黑鱼刮皮制成二胡给我们玩。他做的饭菜比母亲好吃，刀功很好，我现在切萝卜、莴笋丝的技术，还是父亲传授的。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吃得苦中苦、耐得劳中劳。六十岁后，他本可退休，但包括我在内的三姊妹还未成年，都还在学校读书，他不得不在水上辛苦劳作，直到1975年5月病逝。

话说父亲、伯父在亲戚船上帮工，伯父因“受不了河风吹白少年头”的艰辛，不久又回到了乡下务农，父亲则继续留在亲戚船上驾船。

有一年，父亲帮工的船停靠在草尾，旁边是一艘从岳阳来此卸货的船。贺姓亲戚得知船上有一位女性待嫁，便有意成全父亲的婚事，从中撮合，终成眷属。这，就是我父母组建家庭的大概由来。

贺姓亲戚见成家后的父母都会驾船，索性将那艘成分不太好的旧船赠送给父母，成就了他们后来的生计。若干年后，父亲常跟儿女们提及往事，对贺姓亲戚的感恩之情，却一直未能如愿报答。

我的母亲更是命运多舛。她早年丧父，首婚生育5胎，全都夭折。丧夫后，她同我的外婆、舅舅驾船闯荡江湖。好在苍天有眼，南北有缘，与我父亲的结合，好歹改变了她的一些命运。

大约是在日本鬼子还没有投降的年份，父母亲驾着亲戚送的旧船，开始搞起了货运。积累了一点本钱后，做起了母亲口中“自买自卖的生意”，按那个时代的说法，叫“投机倒把”，或称长途贩运。他们把益阳、桃江的竹器贩运到湖北的洪湖、新堤自销，然后把当地的豆类又贩运到益阳、桃江出卖，从中赚了差价。

大家知道，益阳、桃江盛产竹器，桃江人又喜欢吃芝麻豆子姜盐茶；而湖北的洪湖等地则盛产豆类，又缺乏竹器。这正所谓取长补短、各有所需。旧时父母的生意经，正是契合了这样的需求。因此，母亲多次跟我们说，这种生意还是做得的，这也才有了序言中交代的“积累了一些资本，在新交河打造新船”的说法。

有一次，父母的船装载着一船竹器去湖北，船行至东洞庭湖的磊石山，天色渐晚，就停航休息。刚抛锚靠岸，就见一个男子挥舞短枪冲向船头，用枪指着我父亲，大叫着要银两。站在船头的父亲吓得双腿发抖，站在船艄的母亲却没有慌神。她若无其事地慢慢走向劫匪，趁他不注意，一把夺过手枪，顺势用竹篙将劫匪打到岸边。劫匪口喊饶命……母亲把枪拿在手上，感觉很轻，原来是一把木头枪。他们赶紧起锚升帆，摸黑驶离了遇险地。后来他们才知道，那里人烟稀少，正是劫匪出没之地。我的母亲，的确是一位勤劳勇敢、敢于担当、遇事沉着果断、不怕邪的女性。

母亲还同我们兄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装了一船货去湖北新堤自卖。当年，日本鬼子占领岳阳后，在城陵矶水道设卡检查、抢劫过往商船。他们的船行至岳阳后，天色渐晚，这时只听得岸上叽哩呱啦地乱叫。父母亲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靠岸，可能血本无归！他们趁着夜幕降临，又借着顺风顺水，加劲划桨，快速通过设卡水域。后来，岸上的动静渐渐远去……母亲说，那次遇险能平安度过，是祖宗菩萨坐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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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名字的由来

我的父母目不识丁，给儿女起名也没有规律，也不懂什么“字派”。我常想，我为什么叫“良洲”。有一次母亲告诉了我名字的由来：刚解放的1952年早春，父母的船装载一船货物，行驶在津河（母亲那时对长江的称呼）。船行至荆州下游不远，天色已晚，就停靠在航道岸边。母亲当时已怀我在身，处于临产状态。当晚几个时辰以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今天的我。

可以想象，当时的船民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母亲怀儿十月，天天忙于生产，临产前夕还在劳作，与父亲一同驾船；没有医疗保障，连接生婆也没有，更谈不上坐月子、休产假，第二天就与父亲一道起锚续航。住的是四尺船舱，吃的是五谷杂粮！

我来到人世间后，父母想不出叫什么名字。船帮有个刘姓老大，他有点翰墨，看到当晚出生地是一片杨柳沙洲，计上心头：就叫“良洲”。后来，我通过百度搜索，在荆州下游、长江沿岸确有一个叫“孙良洲”的地名。我成为有车一族后，两次自驾百度所指地域，试图寻觅“良洲”。怎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我心——沧海桑田、星移斗转，只有当下的自我，哪有当年的良洲。

【第4章】人生第一记

人的最早记忆发生什么时候？存储在我大脑中的信息显示，应该在两岁多的时期——1954年大洪水来临的时候。

话说父母亲靠远亲赠送的旧船运营好几年后，实在存在安全风险，不能再用于生产了。几年下来“自买自卖”的长途贩运，也使他们积累了一点资本。于是就到桃江下游的新交河，不知花多少“光洋”（也叫银圆，母亲称解放前夕的流通货币），打造了一条能装载14吨货物的“漆板子”——益阳当地对一种木船款式的土称。当年父母造船并遇上1954特大洪水的场景，成为我人生的第一记忆！电脑硬盘有损坏的情况，人生的第一记，七十余年来一直完好无损。

【第5章】人生中第一次的幸福时刻

父母打造了新船，货运至广兴洲。令人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可以见到外祖母和舅舅一家人了。听妈妈说，舅舅一家也是水上人家，舅舅的帆船入社的所在地在广兴洲。船靠卸载码头，离卸货还有一些时间，父亲带着我去寻找舅舅的帆船。妈妈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她得留下守船，我跟父亲意气风发地朝舅舅船泊地而去。

大约走了半个时辰，父亲找到了舅舅的帆船。记得他的船正在装载红砖，外祖母半躺在不大的船舱，舅妈正在做饭。一家人见我们来了，惊喜万分，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小小年纪的我，感受到娘亲舅大的温暖与爱意，幸福极了。

六十多年后的2023年11月下旬，我自驾君山，航拍洞庭下水、岳阳第二芦苇艺术节后，专程驾车沿长江南岸从君山至广兴洲，寻找当年人生中第一次令我幸福的时刻之地。所见广兴洲已成为一个小镇，驱车越过江堤，沿着保留的战备渡口公路驶向江边，但见长江彼岸已淤积成长长的沙滩，大概水已东泄，只见芦花没有浪花；只见江对岸还有渡船停泊而没有风帆踪影。我望着水退干涸的母亲河，没有澎湃，却一阵心酸——先祖离去，父亲母亲和舅舅舅妈先后走了……我在想，东泄的长江水如同大海潮起潮落，我的故亲却永远永远不能回返……

【第6章】走合作化道路

过了两年光景，也就是1956年，政府号召走合作化道路，凡是有船的人家，都要将船只作价入股，加入合作社——船只自此归集体所有。我读书期间，曾见过母亲深藏起来的股本金存册，只是这本存册后来究竟如何处置，竟成了一桩悬事。

合作化之后，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父母亲手打造的14吨新船，因家中缺乏劳动力——大哥、二哥上岸读书，我那时才四岁多——只得换成6吨的小船驾御。从前自买自卖的营生被明令禁止，长途贩运被定性为“投机倒把”，一家人只能靠装运砂石、芦苇等物资，以水运生产勉强维持生计。

彼时，沅江县成立了运输社，下辖琼湖、草尾、黄茅洲、新河口、轮驳队、船机厂共6个单位，属大集体性质。运输社实行统一管理、分级独立核算，船组内部则遵循多劳多得的分配体制。

【第7章】母亲的遭遇

入社后大约在1957年，父母的船停泊在沅江泗湖山。母亲和船组的几位妇女听说垸内某处涌出“神仙水”，便结伴前去取水治病，谁知当即被人打了小报告。她们刚回到船上，船组就被勒令开往新河口大队，当晚，新河运输大队便召开社员大会，母亲与几位船友因“取神仙水”一事遭到批斗。

我至今记得，母亲被责令跪在煤碴上的模样。那时我吓得嚎啕大哭，死死扒在父亲的怀抱里，不敢抬头。

如今想来，这件事或许是冒犯了所谓的“神仙”——喝一碗田间地头的水，竟也成了“罪过”；又或许是得罪了船帮里的同行，在那个告密成风的年代，遭人恶意陷害。

【第8章】帆船船组办起了公共食堂

记不清五十年代末的具体时日，驾船人的船组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当时的规矩是4条船编为一组，每组任命一名组长。组长除了管理4条船的日常事务，还要在自家船上开办公共食堂——其余3条船上十几名船员的粮票、油票和生活费，全部交由组长统一管理，其他船只一律不准留存炊具，不得自行生火做饭。

可船家的营生本就流动分散，帆船全靠人力和风力推进，船速有快有慢，根本无法同步前行，船员们自然难以保证按时用餐。我至今记得，为了跟上那艘设了“公共餐厅”的船，能吃上一口饭就谢天谢地，哪里还敢奢求热饭热菜。

人民公社的食堂有固定场所，能按时开饭；可漂泊的帆船船速不一，用餐时间大多没有准头。若是遇上风浪阻隔，我和父母便常常饿肚子，这般经历，如今想来仍觉匪夷所思。

【第9章】曾计划举家迁移湖北农村

大约在1958年秋天，我们五姊妹都随父母待在船上。当时，一大队船组从湖北调关镇装运水泥预制管件前往武汉，行至半途遭遇强台风，船队只得全部停靠在长江一处港湾避风。巧合的是，这里正是父母解放前的经商之地，父亲便趁此机会拜访了几位旧友。

自那以后，父母便常常私下商量着一桩大事。我年纪尚小，过了许久才慢慢弄清原委：湖北的朋友劝父亲举家迁移，而且当地已经出具了接收函件。

父母为何执意要弃船种田？以我如今的阅历来看，原因很简单：全家七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船大了驾不动，换了小船又养不活一家人，连落脚的地方都局促得很。当年的父母，无疑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大人的决定，年幼的我们既无法理解，也无力改变。懵懂的我，甚至已经准备好了放牛绳，等着去湖北的乡下放牛。因父亲是文盲，又常年忙于生产，办理户籍迁移的手续便托付给了一位友人代办。

日子一天天过去，迁移手续却迟迟没有消息。父亲忍不住前去打听，据大哥后来回忆，那位友人眼光长远，不愿见我们全家迁去湖北农村吃苦，便有意拖延，让接收函件过期失效，彻底断了父母迁出运输社的念头。

常听人说，老实人终究不吃亏。父亲的老实巴交，打动了这位船帮友人。他替父亲拿了主意，也为我们全家铺了后路——若非如此，我们何家的命运，恐怕会是另一番光景。

【第10章】母亲遇险

得益于船帮友人的好心劝阻，我们最终没有举家迁往湖北农村。但彼时父母面临的困境依旧存在，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自己用心血打造的14吨新船，向运输大队申请，换成了一只破旧的6吨小帆船。

父母驾驶这艘小船后，长期与龚姓船户结成船组。大概在1958年冬天，我们两家船“相梆”——也就是用绳索将两只船相连装载芦苇，以此保障航行平稳——从茶盘洲装载防汛用的芦苇，前往泗湖山。当船逆水行至新河口段时，母亲用“滑轮组3”的方式，把绳索系在两条船的舵把上，站在堆满芦苇的船板上撑舵航行。那时我正站在母亲撑舵下方的船舱里望着她，妹妹和弟弟则在船舱一旁玩耍。

意外突然发生：母亲操控舵的绳索被扯断，她一个跟头，从高处的芦苇船板上跌落进湍急的江水中！我急得大哭大喊，眼睁睁看着母亲在水中招手，而船只仍在逆水前行，母亲顺着水流渐渐离我们远去！危急时刻，龚姓叔叔闻讯从船头赶到芦苇船上，看到水中的母亲，二话不说跳入江中，快速游向她。眼看母亲渐渐沉入水中不见踪影，水性极好的龚叔也朝着母亲沉没的方向潜泳过去。没过多久，龚叔将母亲从激流中托出水面，奋力游向岸边。

多亏了船帮恩人龚叔叔舍身相救，他把母亲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也让我们整个家庭免遭了灭顶之灾。母亲这次遇险的阴影，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底，难以消散。要知道，水运本就是高危行业。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安全生产的保障远远不到位。母亲之所以会在撑舵时落入江中，完全是因为牵引船舵的绳索使用过久，早已老化断裂。而当年经济实在困难，一尺风帆布、一根绳索都得按计划申领，根本无法满足安全生产的实际需求，这也导致了各类事故的频发。

【第11章】芦苇荡里度童年

芦苇是洞庭湖区最鲜明的一大特色。南洞庭湖与东洞庭湖是芦苇的主要产区，当时冬季的芦苇，大部分用于造纸，小部分储备起来作为防汛物资。每年冬季和来年春季，既是芦苇的收获季，也是芦苇的运输季。

作为湖南内河航运集体企业的沅江运输社，更是成了冬春两季芦苇装运的主力军。所以我父母的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运输芦苇，而我的童年时光，也几乎是跟着父母在芦苇荡里度过。

我的童年不仅浸在芦苇荡里，还成了父母的得力小帮手。大哥和二哥被父母派去岸上读书，父母都是文盲，因为没文化，劳动报酬常被人克扣。所以他们宁愿自己吃尽苦头，也要送孩子读书，让孩子们将来能认清自己、改变命运。

大哥二哥上岸后，寄宿在伯父家读书，当时才六岁多的我，便成了父母船上的帮工。起初我还挺自豪，看舵、打橹、划桨、拉纤、撑篙、升帆降帆，样样都能上手。有时候船组人手紧张，靠船组之间互助调节人手，我还常被借用到大嫂菊姐的船上看舵，也去冷明生、冯明干叔叔的船上帮工。帮工能有些额外收入，还能吃上免费午餐，而且他们船上的饭菜比自家的好吃，我心里也多了几分期待。只是想到自家船上，父亲更劳累，母亲更辛苦，我又有些不忍。

在所有帮工的活计里，我最不愿干的，就是背芦捆。柴山地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芦苇桩尖，当时有句话叫“进柴山如进刀山”。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双脚常常被桩尖刺得鲜血淋漓。小小年纪，背着芦捆往返两三里路，装到自家货船上，刚想歇口气，父母就会催促：“莫偷懒！”那时只想着快装快运，赶完顺风赶天气，赶完天气还要赶夜路，抢着去柴山装货卸货。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曾带着我，在齐腰水深的沙洲上，借着月光拉纤；也曾在寒风刺骨的时节，蹚水过滩。冬去春来，一年到头都在赶路，就盼着多跑几趟运输，多赚几块钱养家糊口。

每年冬春季节，我们的船总在挖口子、黄土垉、东南湖之间往返，在芦苇柴山里打转。日子过得辛苦，还常常饥肠辘辘。更让人觉得冷清的是，那些年的春节，都是在芦苇荡里度过的。比起岸上的孩子，我的童年少了许多童趣，显得格外枯燥乏味。后来我到省城工作，头几年春节探亲，我都执意回挖口子，因为那是父母的船停靠过年的地方。

当年的日子，除了艰辛，最难熬的就是吃不饱饭。那时的芦笋，也就是如今说的虫草、野芹菜、野油菜、蒿杆子，满山遍野都是，随处可见。可常年只吃这些绿色野菜，也终究物极必反——父亲有一夜之间，脑袋肿得像个大气球！原来他总是把主粮省给我们孩子吃，自己常年靠野菜果腹，险些就因此丢了性命。

【第12章】我不是神童但我励志

记得1961年的初冬，父母的货船停靠在赤山白沙轮渡附近——那时还没有汽车轮渡——准备装载红薯运往琼湖粮站。眼看就要开称装船，却没人来计码统计重量，装载工作一下子中断了。

就在这时，我主动走到父母面前说：“我来计码！”父母根本不敢相信我能做这件事。我快十岁了，还没进过学堂，就算是读过一两年书的孩子，也未必能做好。万一算错了，超出了损耗范围，船主是要负责赔偿的。我拉着父亲的手说：“让我试试，你们在旁边监督。”

就这样，每担红薯过称时，我用木杆称记下重量，再把每担的重量累加起来，算出总重量。装载快结束时，汇总的总数也算好了。父亲和周围围观的人，看我算加减法的样子还像模像样，这才放了心。

原来，大哥二哥做寒暑假作业时，我就在一旁旁听、询问，把算法都记在了心里。平时装货时，我总在计码员身边转悠，偷偷学了不少本事，早就跃跃欲试。这次没人计码，我心里暗暗高兴，终于能试试身手了。

【第13章】我要读书

经过这件事，我好像真切尝到了知识的甜头。可我快十岁了，父母还没送我去读书的打算。

人们总用冬去春来形容事物的转变，我的故事也迎来了这样的转折。1962年春节开学前夕，我郑重地向父母提出：“我要读书！”我说我都快十岁了，还不让我读书，不能像父母说的那样“将来认识自己”，太不公平了，我不想再跟着父母驾船了。

当时家里经济拮据，父母确实无力供养三个孩子读书，还要寄住在亲戚家。更重要的是，家里少了我这个劳动力，日子会更难。但那时的我，性子格外倔强。

父母反复思量后，最终决定让二哥休学回家治病，顶替我干活、照顾家里，我这才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开启了我的求学之路。

【第14章】寄读四百弓

1962年春季开学前夕，母亲送我到南县四百弓小学寄读，暂住伯父家中。那时国家一直实行秋季新生入学制度，因此我只能选择跳级或插班。报名时，老师建议我读一年级下学期（二册），我胸有成竹地对老师说：“我要读四册，保证跟得上课程。”老师见我信心十足，便考了我几道算术题，随后同意我插班到二年级就读四册，母亲也只好依了我的心愿。如今回想起来，倘若当年没有选择连跳三级，我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全然不同。

我与单身、身为“五保户”的伯父一同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可伯父的口粮本就短缺，我们几乎顿顿都是红萝卜丁煮饭，红萝卜片当菜。或许是上天庇佑，红萝卜营养丰富，又是天然有机的食材，可我至今都很少再吃红萝卜。

我的伯父是家徒四壁的贫苦农民，他住的茅草屋是依附在表叔屋檐下的偏房，面积约莫6平方米，睡觉、起居、洗漱、用餐都挤在一处，空间十分局促。伯父耳背严重，平日里大多是他说话，我即便在他面前讲话，他也很难听清。他满口牙齿都已脱落，做的饭菜煮得软烂，无需咀嚼便可咽下。

与我和伯父同住的，还有一窝兔子，它们就住在床下，床底全是兔子打的洞穴。伯父定下规矩，我每天放学后，必须割满一筐兔子吃的青草，才能吃饭。这事儿有时着实让我发愁：一来天天割草，常常找不到充足的草源；二来我的家庭作业，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完成，而我必须先完成伯父交代的割草任务。

我学习十分刻苦，放学后先去割草，晚饭后点灯再做功课，第二天早起晨读，揣上一个红薯就去上学，生活过得很有规律。早自习上，同学们互相背书、认生字，没人能比得上我，后来老师特意发给我“免背证”，让我负责监督同学们背书。入学没多久，老师便选我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

伯父家距离四百弓小学虽只有一里多路，可遇上雨雪天气，这段路走起来便格外艰难。我从未穿过胶鞋，脚上穿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布鞋。下雨天上学，我戴上斗笠，把鞋子放进书包里，走到学校的荷塘边，洗净脚上的泥土，再穿上布鞋进教室。若是下雪结冰，日子就更难熬了，赤脚走在路上，不仅刺骨寒冷，更要命的是双脚常被冰块割得鲜血淋漓。乡下的孩子好歹还有木屐穿，身为船民的儿子，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钱去买。

这段艰难的求学岁月，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究竟是何种力量支撑着我一路前行……

【第15章】大火烧毁不了我的读书梦

一学期下来，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放假回到船组，在小伙伴面前，仿佛都长高了一截。

可第二学期开学前夕，我随父母运送粮谷的船行至黄茅洲外闸口时，得知表叔与伯父的茅草屋被大火烧毁了！我幼小的心灵瞬间凉了半截。

父母的船在黄茅洲卸下粮谷后，驶往千山红五巷子装载新收获的稻谷。那段时间，父母劝我：“别读书了，你已经识得字了，连住的屋子都被烧了，还怎么读书呢？”

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风和日暖。我背上书包，从船舱里拿了一只生红薯，二哥满是怜惜地看着我，目送我离开千山红。早上七点多，我头也不回地朝着南县四百弓的方向走去，赌气离开了父母。

大火烧不灭我的读书梦！我总觉得，六十多年前与父母赌气的这一走，是在奔赴前程、追逐未来。倘若当年没有那份强烈的求学渴望，我又怎会有如今的生活？

千山红到四百弓，按现在的路程算不过二十多公里，可当时没有连通的公路，我也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堤垸之内水网纵横，沿途还有农家的恶狗相向，我身无分文，随身携带的红薯吃完后，早已饥寒交迫，却又不好意思开口讨饭。只能一路边走边问，花了整整十多个小时，才走到目的地。

大火过后，伯父有了临时的住处：那是一间独立的茅草屋，三分之二的面积是生产队的仓房，存放着农作物种子和农具；剩下三分之一是牛栏。伯父被安置在牛栏里，他的床以棉籽做垫，芦苇捆做围挡，杨木杆做栏杆，紧挨着两头牛的牛圈。牛棚没有门，四面透风，夏天虽说凉快，可蚊蝇满屋乱飞。住进这样的地方，我一时无言，这便是我倔强换来的结果！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值得吗？那一刻，我也曾有过片刻的动摇。

可敬的是，伯父自身已处在这般艰难困苦的境地，却没有拒绝我的到来，这份亲情实在令人动容。伯父怎么住，我便怎么跟着安顿。

当晚，伯父只说了一句：“良洲，你睡吧，我牵牛去喂夜草了。”

许是奔波了一天太过疲惫，我当晚睡得很沉，朦胧中，竟还感受到了牛鼻凑近额头的气息。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牛栏屋后便是一片墓地，可十几岁的我，丝毫没有感到恐惧。每当夜幕降临，伯父深夜放牛未归时，我便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独自学习。

后来，表叔家的茅草屋先盖好了，他们见我居住的条件实在太差，便把我接到家中，与他们一同生活。

表叔表婶一直对我们何家、对我的伯父关照有加。我的大哥二哥早于我在伯父家寄读时，便一直受到表叔表婶的暗中照料。伯父耳背严重，处事能力不足，远离父母的大哥二哥若是生病，都是表叔表婶深夜送医，煎药熬汤，悉心照料。

我再次来到表叔家，他们对我更是关怀备至、疼爱有加。表叔表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却待我如同亲生儿子一般。那时粮食最为珍贵，即便在农村，口粮也是按计划分配，正值长身体的我，定量口粮根本不够吃，可他们一家人从未限制我吃饭。我好几次听到表叔表婶说：“良洲这孩子，父母不在身边，我们不能亏待他。”表叔话不多，可每一句都言出必行，让人敬重。我在家中有时会和父母顶嘴、和兄弟争吵，可在表叔家寄读的一年多里，相处的融洽与和睦，让我终生难忘。

表叔在当地很受敬重，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心地善良，不仅是农耕的好手，还是社员们公认的好生产队长。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四百弓读书的日子里，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船上见到父母，因此时常思念家人。尤其是住在牛栏的那段日子，我因赌气离开父母，心中满是愧疚，曾好几次独自跑到坨江边，望着东南方向，思乡的泪水潸然而下；也常在梦中呼唤父母：“你们的船如今身在何方，为何不来看看儿郎？”

转眼，寄读四百弓的日子已过一年半。1963年秋季，父母在草尾运输社外闸口原修船基地，申请到了一间茅草屋，需要我带着弟弟妹妹一同上学。

开学前夕，我独自来到四百弓小学，找到我十分敬重的王静校长，递交了转学申请。她满怀惋惜地为我开具了转学证明，还勉励我继续发奋读书，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一年半，在我的人生中只是短暂的一段时光，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我怀念传授我知识的启蒙母校，怀念四百弓小学的老师与同学们，怀念我的小观众们——我曾用硬纸板仿照连环画里的人物制作皮影，一到晚上就演皮影戏，吸引了澍澍、爱爱等许多小伙伴前来观看。

一年半，是我人生中饱经苦难的岁月，却也让我与伯父、表叔、表婶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与表姐培养了真挚的情谊。表姐十分喜欢看小说，她放下书本的间隙，便是我看书的好时机，没钱买书的我，只能靠着这样的机会汲取知识。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份亲情代代相传，彼此珍惜。

一年半，更是我人生中播种希望的岁月。若不是伯父与表叔一家，在家园被大火焚毁、自身尚且艰难之时，仍将我拥入怀中，为我埋下知识的种子，又怎会有今天的我？

【第16章】转学草尾镇

1963年上学期，我顺利转入草尾镇小学，如今这里已改建为漂亮的草尾镇幼儿园。那时候转学不像现在这般繁琐，凭一张转入证明和一本《学生手册》，就能办妥手续。黄月娥老师见我手册评语优良、各门功课都是5分，便让我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读到四年级二期（第八册）时，我们班整体转到草尾完全小学上课。

当年初小升高小都要经过考试，还有淘汰机制。我有几位要好的小学同学，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升入高小继续读书。

在草尾完小76班，我遇到了班主任李湘成老师。李老师多才多艺，教我们语文、唱歌、图画、写字，手风琴和笛子吹得尤为出色。那时学校没有音响设备，课间操全靠他的脚踏风琴、手风琴或笛子伴奏。他的这些特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在人生路上终身受益。

我敬重老师，老师也偏爱我。高小毕业升入初中后，我仍时常去看望他；后来招工到省城工作，每年回乡探亲，我都要去二中探望恩师。李老师虽只有中专学历，却自学完成大学课程，在二中教授高中语文，足见他的勤奋与励志。

李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我曾问他当年为何遭遇政治挫折，他笑着说：那时学校右派名额没完成上级指标，我年轻气盛，就跟领导说“加上我一个”，结果就成了右派。历史自有公论，老师这话或许是自我调侃，也可能就是实情。不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右派何以都得以平反纠错？

【第17章】不一样的爱好

考入沅江二中不久，“文革”开始了。有的同学外出串联，有的下田劳动，有的在街上数麻石——当年草尾镇的街道都是麻石铺成。我却选择下河驾船。外出串联，无非是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乡镇青少年在那个年代很少出过远门。但船民的孩子不一样，我没读书之前，就多次到过武汉、长沙、岳阳、益阳等大城市，因此对串联没什么兴趣。

放假时，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科普书《无线电》，爱不释手，从此对无线电通信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照着书中制作矿石收音机的方法，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机缘巧合，我随父母的货运船到桃江县城港口码头，上岸玩耍时，在铁矿石货场捡到一块特别的石头。想起《无线电》里的描述，敲打后露出闪闪发亮的晶体，这正是制作矿石收音机检波器的关键材料，我喜出望外，把它带回了家。

我通过小学好友的父亲（在草尾拖拉机站工作）弄到了漆包线，又通过他在邮局工作的姨妈弄到一只话务耳机。我把捡来的晶体固定在小木板上，另一头用缝衣针做成触点，制成了矿石检波器；用铝线绕成网状天线，绑在竹棍上，再爬到树上固定好。转动触点，耳机里能传出沙沙的声响。后来配上可变电容器，一般能收到湖南、湖北两个电台的广播。

矿石收音机成本低、不用电，但收听效果一般，电台少，也只能一人收听。

科技的魅力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有了新的追求。我又到新华书店买来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书籍，可没有钱，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恳求母亲，把捡猪粪、织芦席、刮柳条换来的钱留一点给我；平时也省吃俭用，勉强能买一些零件。暑假随父母的船到长沙、岳阳、益阳，用有限的钱去无线电器材店买零件。

参加工作前夕，我把装好的四管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送给父母和大哥二哥。他们高兴极了，在船组里常常提起这份礼物。那时家里很穷，我们可能是水上人家中最早有收音机的。船民最需要听天气预报，以保障航行安全。

我至今还保存着中学时代手绘的收音机线路图、学习无线电的心得笔记，以及电工基础学习资料。

这个爱好陪伴我多年，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影响了我的职业，让我受益良多。只是当年目标不够远大，眼界有限，又没有机会进入专业领域深造，终究只是业余爱好罢了。

【第18章】复课闹革命

1968年春季，我接到沅江二中开学通知——复课闹革命。所谓教育改革，把秋季开学改成春季开学，折腾十几年后又改回秋季。

复课后的二中，乱象渐息，秩序趋于稳定。我们这届是1966年秋季入学的初中生，刚进二中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停课期间，我们都在家织芦席、刮柳条、捡猪粪，没有去“闹革命”“造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逍遥派”。

复课后重新编班，1966年入学的一些同学不在后来的41班。那时候不叫“班”，叫“排”。现在老同学叫我班长，按当时建制应该是排长，大概是班长叫着更顺口。

“文革”期间，学校课程很不固定。当时流行“我是一个中国人，何必学英文”的口号，很多人借改革之名抵制外语。我们只学了26个英文字母和一句“Chairman Mao”，就再也没有上过外语课。

那时主动闹革命的同学并不多，更多是被动参与。比如早请示、晚汇报，大家手拿小红书，口中念念有词，一副虔诚模样，有的同学私下偷偷发笑；还有跳忠字舞，全校师生从江堤边的校门出发，经光明街、民生街、共和街、新建街游行返回。九大召开当晚，全体师生跳舞游行到深夜；第二天又到田间地头——草尾公社、四民、熙福一带大范围狂欢。

我们几个班还曾短期到草尾公社社员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回想，贫下中农大多没读过什么书，也没给我们讲过多少系统知识，更多是听他们讲过去的经历。

“文革”中，我们还真参与过一件“革命任务”——催交战备粮。那是毕业学期，正值“深挖洞，广积粮”。二中高7班和初中部分同学分散住在社员家，我们41班部分同学住在乐丰大队。高7班的李校友是校红代会主任，也是我的好友，他家就在乐丰大队，应该是协助学校组织这次活动。

我们住下后，一时不知任务是什么。后来李主任告诉我，要查看社员家中存粮，数量要报告班主任。我猜想，有些生产队收成不好，完不成上交任务，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些年，不是战备粮就是爱国粮、忠字粮，广播里年年说丰收，社员们却叫苦不迭。我当时就觉得，挨家挨户查存粮实在不妥。住了几天，吃了几天大锅饭，这事不了了之，我们也就默默回校了。

【第19章】人生中第一次享受视听大餐

记得1969年上学期的一天中午，班主任王道文老师让我留下，一起在学校吃完午饭，便带我去了草尾大剧院（现已拆除）。他拿出两张票，我们在靠后中间的位置坐下，我才知道是看演出。

舞台上方横幅写着“热烈欢迎广州军区第八文化工作队来我镇慰问演出”，一看就知道水平不一般。果然，开场便是管弦乐演奏，气势十足；接着是经典剧目《白求恩大夫》，演出十分精彩。部队文工团表演结束后，沅江县红小兵宣传队登场，小演员们天真可爱、表演生动；最后是四民（长沙）知青的精彩节目，把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几十年后我写下这段感受，是想说明：高雅的文化艺术对陶冶情操至关重要，环境与机遇对人的成长也影响深远。在我们这样的小镇，能迎来如此高水准的文艺团体演出，恐怕是头一回。

【第20章】一支笛子乐队的故事

在民族乐器中，笛子是举足轻重的吹管乐器，堪称民族吹管乐的代表。

我学吹笛子，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的，这完全受了班主任李香成老师的影响。李老师多才多艺，既教我们语文，也教音乐和绘画；他不仅会拉手风琴，笛子更是吹得婉转悠扬，让我打心底里羡慕。

受老师感染，我花二角五分钱买了一支竹笛，悄悄练了起来。那时没有任何学习资料，我也不敢贸然向老师请教，只能自己摸索。当能完整吹出音阶时，我便坚信自己一定能学会。练了一段时间，我已经能吹奏当年的不少流行歌曲。每当夜幕降临，小伙伴们总会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听我的笛子独奏。

初中毕业那年，我和妹妹、弟弟搬到了运输社敬老院居住。这里原是船民子弟小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撤销后，改建成了敬老院。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孩子特别多，我那时已是小学高年级学生，算得上是孩子们的“孩子王”。受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影响，我牵头组建了一支由十多位小伙伴组成的文艺宣传队。

丽秀同学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她也在沅江二中读书，比我低一届。我至今不知道她从哪儿学的才艺，只知道她在二中全校、乃至运输总社都小有名气。我的妹妹扮演老奶奶惟妙惟肖，弟弟则负责当群众演员。

每天放学后，一到晚上，我们就集中在一间约30平方米的公用大堂里排练节目。丽秀带来了她拿手的独舞，我们还排演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等十多个节目。可排练一开始，问题就来了——我们居然完全忘了节目需要乐队伴奏！

那时可不像现在，买一台广场舞音响就能随时伴奏。小伙伴们很快想到我会吹笛子，便一致要求我用笛子来伴奏。就这样，一支笛子，成了我们整个宣传队的“乐队”，陪着大家利用业余时间，一天天打磨节目。

除了丽秀的独舞，我们的节目单里还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以及改编自越战题材的搞笑节目《三个美国佬》等。当时敬老院已经通了电灯，每到夜晚，排练的大堂就会被来看热闹的爷爷奶奶们挤得水泄不通，格外热闹。

我们的自娱自乐，引起了草尾运输社领导的重视。1969年春节前夕，领导安排我带领宣传队，前往东南湖（挖口子）芦苇场，慰问集中停靠在那里过年的船民们。这支队伍也正式被命名为“草尾运输社船民子弟文艺宣传队”。

为了让演出更完整，领导还专门请来一位二胡演奏手，打算和我的笛子搭档，组成二人乐队一同前往。可出发前夕，第一次合练就出了岔子——我俩的乐器完全合不上拍，各奏各的调，连小演员们都忍不住抱怨起来。

经内行指点，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和二胡手用的不是同一个调！吹了一年多笛子，我这才知道，笛子还有A、B、C、D、E、F、G调之分。二人乐队终究无法配合，考虑到实际情况，领导最终拍板：还是由我一支笛子伴奏，带队前往演出。

1969年大年三十上午，风雪交加。我带着草尾运输社船民子弟文艺宣传队，乘船赶到了东南湖芦苇场。运输社驻场工作组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用芦苇搭起了演出棚，挂上大型煤气灯照明，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每人一小碗红烧肉，再配上红白萝卜炖排骨。

当晚的演出精彩纷呈，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毕竟，在洞庭湖的芦苇荡里，常年辛勤劳作的船民人家，平日里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样的文化娱乐生活。

后来，我中学毕业，这支宣传队有了新的负责人，部分小演员还被选调到沅江水运总社，组建了“沅江运输社文艺宣传队”。而我初中毕业前夕的这段经历，也为我日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这都是后话了。

【第21章】在招工三榜定案的那一刻

1969年下学期，我就读的沅江二中，正在开展69届初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招工录用选拔工作。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接受“四个面向”的教育，学校还组织毕业班学生，到草尾的几个知青点，听取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

彼时，一个消息在毕业班悄悄传开：为什么只有持城镇户口的学生，才需要参加毕业前的体检？这个疑问，直到毕业前夕才有了答案——学校正式发布了招工信息，明确经过政审后，将以“三榜定案”的方式公示录用名单，公示地点就在防洪大堤旁的校门口。

前两榜，我的名字都赫然在列，我以为这事已经铁板钉钉、稳坐钓鱼台了。可第三榜张贴出来后，我兴高采烈地跑到大红榜前，快速扫了一遍，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再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我用手指一个个点着数，依旧没有我的名字！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把我击垮。我至今也说不清当时为何那般镇静，既没哭也没闹，当即就去找了学校教导主任艾芳菲。

要知道，那时的我毫无社会阅历，遭遇这样的大事，父母又不在身边——即便他们在，也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实人。从启蒙读书开始，我要么寄读在外，要么自己照顾自己。父母能供我读完初中，已经是万幸中的万幸。如果这次不能成功招工，年满18岁的我，面对年迈体弱的父母，只能跟着家人驾船劳作，自谋生路了。

艾主任神情严肃地接待了我。作为我的学生干部，她一眼就猜到了我的来意，眼神里满是同情。说来也算缘分，艾主任几乎和我同期从草尾完小来到沅江二中：我在草尾完小读高小时，她就是那里的教导主任；我升入二中后，她又成了二中的教导主任。

我当即把自己的诉求说了出来，艾主任先向我保证：“船民子弟不会下放。”我立刻回应：“主任，我不是怕下放，我是想招工！”

我告诉她，我的父母都已六十多岁，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恳请她考虑我的实际情况。艾主任沉默片刻，对我说道：“你赶紧去草尾运输社，找领导开一份同意你招工的证明，只要证明拿来，学校一定会推荐你。”

我二话没说，拔腿就往运输社大队部跑。巧的是，大队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在。我当即向王来明书记说明来意，陈述自己的家庭情况，恳请单位领导同意我的招工请求。

王书记注视着我，面带微笑地说：“上级有文件，船民子弟不招工也不下放。”我急忙打断他：“书记，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您也知道，我父母年迈多病，又老实本分，我能读完初中有多不容易……”

话还没说完，王书记就摆了摆手，对李姓会计吩咐道：“给他开一份推荐招工的证明。”当时我激动得连一句感谢的话都忘了说，拿着证明就飞奔回沅江二中，冲进了艾主任的办公室。

艾主任当即安排办事员，到校门口的红榜上补上了我的名字，恢复了我的招工录用资格。

如今回想起来，招工三榜定案的那一刻，若是我没有主动力争，人生恐怕会是另一番模样；若是我在学生时代没有奋发励志，给学校和父母所在的单位留下品学兼优的印象，这份命运的转机，或许也不会降临到我身上。

【第22章】踏上人生新征程

“当人生的十字路口亮起红灯的时候，你没有气馁，没有退缩，而是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坚毅，与所有善待你的人一起，重新点亮了一盏绿灯！其实人生最要紧的路只有几步，你作出了改变命运的选择！”

这段话，是一位微友看完《毕业前夕的那一刻》后，给我写下的评语。的确，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抓住了机遇，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人生的“咸鱼翻身”。

1970年2月25日上午，我正式收到了沅江二中送来的《招工录用通知书》。通知书上明确要求：第一，办好户口迁移手续；第二，准备好个人行李；第三，2月27日上午，乘坐招工单位的车辆，到湖南省机电工程局第五工程处报到。

接到通知后，我心里犯了难：一来，我们水运公司船民的户口不在草尾镇，我必须提前赶到琼湖镇办理迁移手续；二来，父母常年驾船在外跑运输，根本没人帮我收拾行李、安顿琐事；三来，家里的经济条件本就十分拮据。

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份来之不易的人生转机，绝不能再错失，否则一定会懊悔终身。我始终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于是，我只留了一张船票的钱，把剩下的五元钱全部留给弟妹做生活费，随后卷起一床盖被和换洗衣物，匆匆赶到汽船码头。

就这样，我告别了父母兄妹，阔别了养育我的故土，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第23章】上集之后记

我的《船民之子》（上集），简要回忆了我十八年的人生历程。由于年代久远，部分细节在时间、空间上或许存在些许出入，但所有内容皆为真实经历，绝无半分虚构。

如今，我已走到人生的夕阳时分，敢于坦露心声，把过往的经历讲给后人听：命运，终究要靠自己掌握；唯有励志奋斗，方能有所作为。

2026年3月10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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