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民之子 作者 何良洲（6）

星城玩家

船民之子（16–19）

作者：何良洲

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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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转学草尾镇

1963年上学期，我顺利转入草尾镇小学，如今这里已改建为漂亮的草尾镇幼儿园。那时候转学不像现在这般繁琐，凭一张转入证明和一本《学生手册》，就能办妥手续。黄月娥老师见我手册评语优良、各门功课都是5分，便让我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读到四年级二期（第八册）时，我们班整体转到草尾完全小学上课。

当年初小升高小都要经过考试，还有淘汰机制。我有几位要好的小学同学，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升入高小继续读书。

在草尾完小76班，我遇到了班主任李湘成老师。李老师多才多艺，教我们语文、唱歌、图画、写字，手风琴和笛子吹得尤为出色。那时学校没有音响设备，课间操全靠他的脚踏风琴、手风琴或笛子伴奏。他的这些特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在人生路上终身受益。

我敬重老师，老师也偏爱我。高小毕业升入初中后，我仍时常去看望他；后来招工到省城工作，每年回乡探亲，我都要去二中探望恩师。李老师虽只有中专学历，却自学完成大学课程，在二中教授高中语文，足见他的勤奋与励志。

李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我曾问他当年为何遭遇政治挫折，他笑着说：那时学校右派名额没完成上级指标，我年轻气盛，就跟领导说“加上我一个”，结果就成了右派。历史自有公论，老师这话或许是自我调侃，也可能就是实情。不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右派何以都得以平反纠错？

17、不一样的爱好

考入沅江二中不久，“文革”开始了。有的同学外出串联，有的下田劳动，有的在街上数麻石——当年草尾镇的街道都是麻石铺成。我却选择下河驾船。外出串联，无非是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乡镇青少年在那个年代很少出过远门。但船民的孩子不一样，我没读书之前，就多次到过武汉、长沙、岳阳、益阳等大城市，因此对串联没什么兴趣。

放假时，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科普书《无线电》，爱不释手，从此对无线电通信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照着书中制作矿石收音机的方法，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机缘巧合，我随父母的货运船到桃江县城港口码头，上岸玩耍时，在铁矿石货场捡到一块特别的石头。想起《无线电》里的描述，敲打后露出闪闪发亮的晶体，这正是制作矿石收音机检波器的关键材料，我喜出望外，把它带回了家。

我通过小学好友的父亲（在草尾拖拉机站工作）弄到了漆包线，又通过他在邮局工作的姨妈弄到一只话务耳机。我把捡来的晶体固定在小木板上，另一头用缝衣针做成触点，制成了矿石检波器；用铝线绕成网状天线，绑在竹棍上，再爬到树上固定好。转动触点，耳机里能传出沙沙的声响。后来配上可变电容器，一般能收到湖南、湖北两个电台的广播。

矿石收音机成本低、不用电，但收听效果一般，电台少，也只能一人收听。

科技的魅力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有了新的追求。我又到新华书店买来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书籍，可没有钱，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恳求母亲，把捡猪粪、织芦席、刮柳条换来的钱留一点给我；平时也省吃俭用，勉强能买一些零件。暑假随父母的船到长沙、岳阳、益阳，用有限的钱去无线电器材店买零件。

参加工作前夕，我把装好的四管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送给父母和大哥二哥。他们高兴极了，在船组里常常提起这份礼物。那时家里很穷，我们可能是水上人家中最早有收音机的。船民最需要听天气预报，以保障航行安全。

我至今还保存着中学时代手绘的收音机线路图、学习无线电的心得笔记，以及电工基础学习资料。

这个爱好陪伴我多年，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影响了我的职业，让我受益良多。只是当年目标不够远大，眼界有限，又没有机会进入专业领域深造，终究只是业余爱好罢了。

18、复课闹革命

1968年春季，我接到沅江二中开学通知——复课闹革命。所谓教育改革，把秋季开学改成春季开学，折腾十几年后又改回秋季。

复课后的二中，乱象渐息，秩序趋于稳定。我们这届是1966年秋季入学的初中生，刚进二中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停课期间，我们都在家织芦席、刮柳条、捡猪粪，没有去“闹革命”“造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逍遥派”。

复课后重新编班，1966年入学的一些同学不在后来的41班。那时候不叫“班”，叫“排”。现在老同学叫我班长，按当时建制应该是排长，大概是班长叫着更顺口。

“文革”期间，学校课程很不固定。当时流行“我是一个中国人，何必学英文”的口号，很多人借改革之名抵制外语。我们只学了26个英文字母和一句“Chairman Mao”，就再也没有上过外语课。

那时主动闹革命的同学并不多，更多是被动参与。比如早请示、晚汇报，大家手拿小红书，口中念念有词，一副虔诚模样，有的同学私下偷偷发笑；还有跳忠字舞，全校师生从江堤边的校门出发，经光明街、民生街、共和街、新建街游行返回。九大召开当晚，全体师生跳舞游行到深夜；第二天又到田间地头——草尾公社、四民、熙福一带大范围狂欢。

我们几个班还曾短期到草尾公社社员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回想，贫下中农大多没读过什么书，也没给我们讲过多少系统知识，更多是听他们讲过去的经历。

“文革”中，我们还真参与过一件“革命任务”——催交战备粮。那是毕业学期，正值“深挖洞，广积粮”。二中高7班和初中部分同学分散住在社员家，我们41班部分同学住在乐丰大队。高7班的李校友是校红代会主任，也是我的好友，他家就在乐丰大队，应该是协助学校组织这次活动。

我们住下后，一时不知任务是什么。后来李主任告诉我，要查看社员家中存粮，数量要报告班主任。我猜想，有些生产队收成不好，完不成上交任务，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些年，不是战备粮就是爱国粮、忠字粮，广播里年年说丰收，社员们却叫苦不迭。我当时就觉得，挨家挨户查存粮实在不妥。住了几天，吃了几天大锅饭，这事不了了之，我们也就默默回校了。

19、人生中第一次享受视听大餐

记得1969年上学期的一天中午，班主任王道文老师让我留下，一起在学校吃完午饭，便带我去了草尾大剧院（现已拆除）。他拿出两张票，我们在靠后中间的位置坐下，我才知道是看演出。

舞台上方横幅写着“热烈欢迎广州军区第八文化工作队来我镇慰问演出”，一看就知道水平不一般。果然，开场便是管弦乐演奏，气势十足；接着是经典剧目《白求恩大夫》，演出十分精彩。部队文工团表演结束后，沅江县红小兵宣传队登场，小演员们天真可爱、表演生动；最后是四民（长沙）知青的精彩节目，把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几十年后我写下这段感受，是想说明：高雅的文化艺术对陶冶情操至关重要，环境与机遇对人的成长也影响深远。在我们这样的小镇，能迎来如此高水准的文艺团体演出，恐怕是头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