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 哈尔滨的街》之二十:翔凤胡同，墙缝故事很精彩

剑客

　　北京与哈尔滨，虽然城市风格各异、建筑特色迥然、发展历程不同，但历史上，这两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渊源，金朝在哈尔滨定都后迁都北京；清朝在哈尔滨肇基发祥，在北京建国定都;建国前，哈尔滨和北京又都是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城市。

本书力图通过这两座城市胡同、街巷的形成、发展、变化和发生在这两座城市里的重大历史事件、生活在这两座城市里的重要历史人物,乃至名人轶事、传说故事、市井百态等等，反映这两座颇有历史渊源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人文景象、自然景物、城市精神、城市性格、城市风格、建筑特色、风俗风情、风土风物和迥异的历史变迁、时代风貌、经济社会发展脉络。

翔凤胡同，墙缝故事很精彩

本文所说的翔凤胡同，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大、小翔凤胡同，非位于东城区的北翔凤胡同、南翔凤胡同。

从后海南沿一个窄窄的巷口进去，就是小翔凤胡同，穿过小翔凤胡同，就是大翔凤胡同；小翔凤胡同呈“L”形走向，大翔凤胡同呈反向“L”形走向；在空中俯瞰，小翔凤胡同横卧在大翔凤胡同的怀抱里。

早年间，北京有许多出自民间，虽通俗、上口，但欠文明、不高雅的街名。对这些街名，有关部门采取了“谐音雅化”的方式，既改变了原意，又不耽误人们寻找原来的地方，可谓一举两得。比如，将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臭皮胡同改为“寿比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粪厂大院改为“奋章胡同”、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猪尾巴胡同改为“智义伯同”、阎王庙街改为“延旺庙街”、打劫巷改为“大吉巷”，等等。翔凤胡同就是一个例子。

翔凤胡同形成于明末清初，但在明人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没有它的名字，一直到清人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里，才出现了翔凤胡同的名字，为正黄旗辖区。这里最初是恭王府北墙外的过道，后来逐渐有了人家，形成了胡同，成为一条瘦筋筋的“墙缝胡同”。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翔凤胡同，或作墙缝。”后因“墙缝”二字不雅，遂取雅化谐音“翔凤胡同”，胡同也被分为“大翔凤胡同”和“小翔凤胡同”。从“墙缝”到“翔凤”的变化，使一个土掉渣的名字变得大气且充满诗情画意，不仅让人想起“飞翔的凤凰”，也给人以吉利、祥瑞的联想。

最初的翔凤胡同之所以称墙缝胡同，因为它确实窄如墙缝。特别是胡同的南端，半米来宽，只容一个人行走，如果对面来人，双方就得侧着身子，才能擦肩而过；如果来人是胖子，那就麻烦了。称其为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绝不是虚夸。

　　说到大、小翔凤胡同，就必须说说恭王府。恭王府，乃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清中期权臣和珅、庆亲王爱新觉罗·永璘、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的府第，恭王府名称因此得来。恭王府见证了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极高，故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恭王府原址是一块风水宝地，元末明初曾建有一座规模宏大、香火旺盛的寺院。明中期成为大太监李广的宅子，后沦为朝廷的供应厂；清代成为私人宅院。1776 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和珅在此地修建“和第”。1780 年（清乾隆四十五年）5 月 20 日，乾隆帝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和孝的额驸。和孝公主，是清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公主。她虽为女子，但天生神力，能开十个劲的硬弓，时常陪着父皇骑马打猎，乾隆因此爱她胜过所有的子女，曾不止一次叹息：“你要是个阿哥，这个皇位将来非你莫属啊！”1784 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和珅在此大兴土木。1790年 1 月（清乾隆五十四年）11 月，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正式搬进此府。

　　和珅 , 本名“钮祜禄·善保”，和珅是他的别名，正红旗人，门荫入仕，初期精明强干、为政清廉，是深得乾隆帝宠信的朝中权臣，不仅大权在握，还是皇亲国戚。他先后担任、兼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数十个重要职务，拜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忠襄公，可谓权倾朝野。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和珅的私欲也日益膨胀，他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笼络地方势力，打击朝中政敌。同时，他还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 75间，设大小银号 300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 ab有商业往来，成为“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贪官之王”“贪污之王”。1799 年（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令和珅总理丧事；10 天后的正月十三，乾隆帝丧事办完后，嘉庆帝不顾太上皇乾隆“不要杀和珅”的临终嘱托，将“大奸大恶，罪状昭著”的和珅革职下狱，赐其自尽。据《和珅犯罪全案档》以及《清朝野史大观》《清俾类钞》等野史资料记载，嘉庆帝从和珅家查抄的财产多达 8 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 15 年的财政收入，故坊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但在官方记录中似乎没有这么多，《仁宗实录》有关查抄和珅家产的数字主要有两处：一处为“共得库平银 283.3249 万两 6 钱 1 分”；另一处为“金33551 两、银 301.4915 万两 3 钱 3 分”，这两个数字均不包括房屋、土地、当铺等财产。

嘉庆帝念兄妹之情，没有因和珅的罪行剥夺自己小妹夫的爵位，十公主夫妇仍然住在原来的府第里。1799 年（清嘉庆四年）3 月，嘉庆帝将原和珅府第的西半部赐给了他那个“只要和珅府，不要皇帝位”的十七弟、庆王永璘。从此，这座府第也因此一分为二，西为庆王府；东为公主府。1823 年（清道光三年）9 月，十公主去世，整座府第全部归到庆王名下。

在 1799 年（清嘉庆四年）到 1849 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庆王府先后换了五位主人。1820 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庆亲王永璘病逝，三子绵慜被降袭为“郡王”，成为庆王府第二位主人。1836 年（清道光十六年），绵慜病逝，郡王爵位由仪亲王永璇之孙、绵志之子奕彩承绵慜嗣承袭，成为庆王府第三位主人。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奕彩因在其母服中纳妾生子，向宗人府书办贿赂，被革爵，退回本支；永璘五子绵悌降一级授“镇国将军”，成为庆王府第四位主人；1849 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绵悌病死，因其无子嗣，其弟绵性之子奕劻承嗣绵悌，降袭“辅国将军”，成为庆王府第五位主人。奕劻承袭不久，即奉旨迁到府第西侧的琦善旧宅。

1850 年（清道光三十年），奕䜣奉旨分府，获赐原庆王永璘旧第、辅国将军奕劻府。1852 年（清咸丰二年）6 月，奕䜣正式移居此处，从此庆王府改称“恭王府”。同年 12月 4 日，咸丰帝陪同奕䜣的母亲皇贵太妃驾临恭王府，并为奕䜣府第的殿堂题写了“多福轩”“葆光室”匾额。1862 年（清同治初年），奕䜣对建于 1777 年（清乾隆四十二年）的府邸后花园“萃锦园”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重新命名“朗润园”。

　　爱新觉罗·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清末政治家、宗室，清朝十二个铁帽子王之一。

奕䜣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比较复杂。有人说他是反面人物、卖国贼，他组织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白莲教、黑旗军起义；组织签订了卖国条约《北京条约》。有人说他是正面人物、有功之臣，他主张“依西法，兴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道光帝把皇位传给他，中国的对外开放可能提前一百多年。他曾大荣大辱，五次被启用，四次被罢官；他与慈禧太后既关系密切，却又是对手。

奕䜣自幼与咸丰帝奕詝一同成长，深受道光帝宠爱。道光帝死后，根据其遗诏被封为恭亲王。1853 年（清咸丰三年）到 1855 年（清咸丰五年）之间，奕䜣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时废时起。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䜣作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与英法俄谈判，签订《北京条约》。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咸丰帝驾崩，奕䜣与两宫皇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被授为“议政王”，确立了“两宫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体制。此后至 1884 年（清光绪十年），奕䜣一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身处权力中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由于羽翼未丰、经验不足，与奕䜣度过了一段相对和谐的时期。1866 年（清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小试锋芒，褫夺了奕䜣“议政王”封号，使之权力顿减，地位下降。1884 年（清光绪十年），慈禧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之机同醇亲王奕譞合作，发动“甲申易枢”，以“委靡因循”罪名，将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逐出权力中枢。至此，慈禧太后终于使自己拥有了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奕䜣再获起用，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善后。此后至去世前，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但此时的奕䜣，暮气已深，无甚作为。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奕䜣逝世，享年 67 岁。谥号为“忠”，后世称“恭忠亲王”。奕䜣是“洋务运动”期间清廷中枢的首脑人物，因其精通洋务，又是道光帝第六子，故被称为“鬼子六”，西方政界人士称之为“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在他的建议下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常设机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开启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

恭王府占地面积近 6 万平方米，其前半部分，是雄伟壮丽、楼阁交错、富丽堂皇的府第；后半部分，是幽深秀丽、衔水环山、古树参天的古典园林，融江南园林艺术与北方建筑格局为一体，汇西洋建筑及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为一园，充分体现了皇家建筑辉煌富贵的风范和民间建筑清致素雅的风韵，为京师百座王府之冠，堪称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

“辛亥革命”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的规定，王府成为府主人的私产。后因政局动荡，生计艰危，未世王孙们纷纷卖掉府第，以图生存。1921 年，小恭王爱新觉罗·溥伟将恭王府的一部分以 8 万银元的价格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西什库教堂。十几年后，利上加利，原先 8 万银元的抵押款，滚到了近 20 万，穷途末路的溥伟无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1932 年，由罗马教会兴办的辅仁大学，用 108 根金条替溥伟偿还了这笔欠款，西什库教堂拥有的恭王府的部分产权遂归辅仁大学。1937 年，溥伟的二弟溥儒，又以 10 万银元的价格将恭王府的花园卖给辅仁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恭王府曾先后为公安部宿舍、风机厂、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及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使用。“文革”期间，厂桥空调器厂占用了大戏楼等花园东部的“半壁江山”；国管局幼儿园则占用了西部的建筑。由于不合理使用与地震的破坏，花园的部分游廊和府第的部分房屋先后倒塌，其他建筑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所幸王府总体格局未遭破坏。

　　据说恭王府有“三绝一宝”。三绝之一“西洋门”。西洋门是恭王府花园的大门，这座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拱门，处于花园的中轴线上，门额上外刻“静含太古”四字，内刻“秀挹恒春”四字，意为“享太古之幽静，拥满园之春色”，体现了“深邃浑厚、沉雄苍古”的意境，也可说是对整个“萃锦园”艺术风格的概括。据说这种门当时在北京只有 3 个，如今只有此门保留下来。

三绝之二“大戏楼”。据说这个戏楼采用一种聚音木料建造而成，再加上独特的内部结构，使得声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三绝之三“福字碑”。康熙帝酷爱书法，但很少题字，故有“康熙一字值千金”的说法。在今天诺大的京城，康熙的题字只有两处、3 个字，除了高悬在故宫交泰殿的“无为”二字；就是恭王府石碑上的“福”字了。相传，孝庄皇太后在 60 大寿之前忽然罹患重病。康熙帝效仿古人为祖母请福续寿，写下这幅加盖了“康熙御笔之宝”印玺的绝世珍品，意思是“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镇天下所有妖邪”。孝庄皇太后收到这份大礼后不久，就恢复了健康。她特意让工匠将这个福字刻为石碑，这就是“天下第一福”的“福字碑”。康熙帝御笔的这个“福”字，蕴含着无穷的奥妙和无限的祝福。写法上，暗合“子、才、田、福、寿”5 个字的字形，右边的上半部像一个“多”字，合成“多子”“多才”“多田”“多福”“多寿”“五福和一”的福字。其中的“田”字未封口，有“鸿福无边、无边之福”的意思。字形上，瘦长狭窄，谐音“又寿又长”的长寿之福，故民间称之为“长瘦（寿）福”，是历代存世墨宝中唯一把“福”“寿”二字写在一起的福字，所谓“福中有寿，福寿双全。”一个“福”字，真能包含这么多的汉字、这么丰富的含义？我以为，这里既有人们美好的愿望和期许，也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取悦皇上的牵强附会、联想臆造和后人添枝加叶的成分。反正我这个凡胎肉眼看了半天康熙帝的这幅墨宝，愣没看出来能包含这么丰富的内容。这块福字碑，原存放在紫禁城中，后来是如何来到恭王府的，至今仍是个“谜”。

“一宝”，指的是满园的“福”字。传闻，和坤在设计这座府第时，共设计了 9999只蝙蝠，取谐音“福”。除了前面的蝠池，后面的蝠厅和中间以邀月台为身子的整体蝠形建筑造型外，其他蝙蝠都藏身于长廊雕版之中，唯有第一万个“福”不是蝙蝠而是作为一绝的“福字碑”。府内处处被“福”字笼罩，宝气不散，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这里居然幸免于难。难怪北京人常说：“到故宫要沾沾王气，到长城要沾沾霸气，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气。

　　小翔凤胡同 5 号院曾经是著名的鉴园。传说鉴园是恭亲王奕䜣为避府第的喧嚣另建的别宅，鉴园大门外有照壁，两侧为八字门墙。室内以楠木装修，间隔有花罩和栏杆罩。碧纱橱将 5 间屋隔为前后间，中间北面的落地罩木床上镶有一面与墙同大的玻璃镜，卧床可以从镜中看到湖光山色，为鉴园主景，也为园名含义所在。园西半部的假山以青石叠成，主山上有六角攒尖亭，平地部分周围叠石，假山前有花厅。民国期间鉴园被恭亲王后人溥伟售出 , 为清末秀才宋铁梅所得，改称“止园”。后几经易手，园中建筑稍有拆改，基本保存完好。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杨尚昆也曾在此居住过。如今是北京有名的私家园林。

　　小翔凤胡同深处有一家名为“翔凤还巢”的民宿。这是一座 120 平方米的小四合院，两间房、一个小院、一个茶室，还有一棵树杈布满整个院子的百年丁香，每年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树芬芳香满街。

民宿的经营者，是一位北京姑娘。多年前，姑娘曾在京郊经营一家民宿，正当她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纸《拆迁令》打碎了她的梦想。俗话说；“失之东隅 , 收之桑榆。”姑娘看到小翔凤胡同“翔凤还巢”民宿招聘经营者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签约，在这里延续了自己的梦想。

翔凤还巢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四合院民宿，保留了老北京四合院传统样式。民宿的公共空间以一株百年白丁香为中心，设有一间茶室和一个小厨房，玻璃隔断将人与丁香树隔开，丁香树穿过茶室屋顶，向四周伸展开来；地面铺满了黑色的砖，正房北侧墙壁下方用高低不同的瓦片堆叠成山的形状；影壁的水流沿着错落的瓦片流入院中的曲形水池中，给人一种“院小乾坤大”的感觉。民宿的居住空间为两间客房，正房33 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斋、一个可升降的茶桌，落地窗一侧，设计了一个悬空的吊桌，很多客人都喜欢在此观云、听雨，写字、读书，品茶、聊天；西侧的小客房只有16 平方米，面积虽小，但躺在床上就可以饱览整个院子的景色。这里被誉为“京城最美胡同民宿”，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大翔凤胡同 3 号院，是《吕梁英雄传》作者、著名作家马烽的居所，也是丁玲没有居住过的自家宅院。1949 年春，马烽到北京参与筹备全国文代会，文代会结束后便留在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工作。解放初期，政府号召作家自己解决居住问题。周立波、赵树理、杨朔、田间、孔厥和袁静等都先后在北京买了房子。1953 年夏天，居京四年的马烽花 3000 元买下了这座拥有 6 间正房、两间偏房的四合院，一家 8 口住在这里。

在此期间，马烽和西戎深入山西汾阳唐兴庄，以民兵英雄蒋三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5 年，文艺界的政治风暴接踵而来，先是挖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马烽决定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回山西太原。他找到房纤（房屋买卖中间人），准备将房子卖掉。听说马烽要卖房子，丁玲爱人陈明找上门。马烽按原价将房子卖给了陈明。对此，马烽在《京华七载》中 有详细的描述。

不久，陈明的父母搬进了小院，陈明的五妹陈舜芸、七妹陈舜萍当时在北京工作、上学，平时住在学校和单位宿舍，周末就回来陪父母，唯独丁玲很少来这里，更没在这里住过一天。1958 年丁玲、陈明去北大荒之前，把原居所的钢琴、图书等物品转存到这里。丁玲、陈明去北大荒后，陈明父母离开北京，到上海与小儿子同住。此后，丁玲的堂侄女蒋祖静一家在此居住，同时负责照管小院和丁玲寄放的物品。丁玲、陈明在北大荒期间，几次回京办事、看病，也从未来此居住。“文革”中，这个院子住进了五六户人家，成为一个大杂院。

1979 年丁玲落实政策从汤原农场回到北京，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但家里常常人来人往，客人很多，丁玲想找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地方，就想起了大翔凤胡同 3 号院。1983 年初春，丁玲来到这座小院，看到多处墙皮脱落的房子和进进出出的住户，觉得修缮这些房子要花费不少精力，外来住户的搬迁更是件麻烦事，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到北京工作后，单位没有分配住房，1984 年他提出到大翔凤胡同 3 号院的房子居住。丁玲就把房本交给了他。祖林与作协签订《协议》，将房子交给作协，作协给他两套住房，并补偿 1 万元钱。之后，中国作协通过北京市政府，清退了院子里的住户，并进行彻底翻修，南北两边盖起两排平房和一栋两层小楼。后来，这里成为《小说月刊》杂志社所在地，如今这里是《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办公地。

大翔凤胡同 24 号院是著名的“梅府家宴”。这是一座曲径通幽的三进院落，原为清朝一个贝勒爷侧福晋的私宅，院内有一棵 240 年树龄的枣树，后院的拴马石是明代遗物。梅府家宴由电影《梅兰芳》制片人、演员、导演杜家毅开办，梅葆玖先生在世时为名誉董事长。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型梅兰芳艺术博物馆，梅兰芳先生生前用过的餐具、手摇摄像机、手摇照相机等物品都存放在这里供就餐者参观。

梅府家宴的菜品多达 600 道，均为梅兰芳家传的菜品，灶房的厨师中就有梅先生家厨王寿山先生的传人。在这里，老板叫“东家”，经理叫“总管”，这里的菜单都由“总管”亲笔书写。客人用餐之后，根据不同的消费标准，店家赠送大管家西振权老先生手书的菜单或折扇。折扇正面，木板印刷梅兰芳先生亲笔绘制的桃花，盖齐白石先生为梅兰芳先生所刻之印章；背面印有梅派经典曲目，西老亲笔手书套餐菜谱。这里的服务员都是被称为“梅嫂”的四五十岁“邻家大嫂”

　　大、小翔凤胡同，是由当年恭王府衍生出来的两条小街发展成今天的模样，在 2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见证了恭王府的前世今生，也历经了北京城的沧桑巨变。

作者：

周振华，笔名＂剑客＂，1958年出生于哈尔滨市，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宏观经济专家组专家，哈尔滨学院客座教授。有知青、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历任哈尔滨市政府研究室处长、副主任，哈尔滨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哈尔滨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

出版长篇小说《秋风劲》、诗歌散文集《情丝文韵》、杂文集《谈天说地》、诗集《低吟浅唱》、散文集《品读哈尔滨》、长篇报告文学《巴兰颂歌》《工作队在依兰》、人物传记《百态风流》、城市史话《北京的胡同哈尔滨的街》、回忆录《岁月留痕》等文学作品；著有《调研·思考·实践》《哈尔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萃》等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