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听涛·向阳行的美篇……

半山听涛·向阳行

黑夜里的一盏灯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九二三年，北塘旧影

那一盏孤灯，最初是亮在无锡北塘大街二十六号的阁楼上。

1923年5月，江南的寒意还浸在骨髓里。十四岁的少年，背着江西高安乡下的一身风尘，走进了“无锡邓旭初五金用品店”。那时的他，我的父亲，是无锡北大街上一名最不起眼的外地学徒——瘦小的身子裹在洗得发白的旧棉袄里，脚上的布鞋已被路途磨破，露出里面打着补丁的袜子。父亲站在店门口，不敢贸然踏入，只怯生生地朝里张望，直到掌柜的一声招呼，才低着头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父亲不知道，这一步跨进去，竟造就了他一生的从商生涯。

店铺深处，架着一张通往二楼的木梯。那是典型的江南老宅特有的房型：窄而陡，仿佛在逼着人向上，又仿佛在提醒每一个踩上去的人——你本不属于这里。父亲他每天踩在上面，听着那枯朽的木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那声音在空旷的店堂里回响，如同命运沉重的叹息。上去需要诚惶诚恐，下来也要如履薄冰。父亲后来常对我说，那楼梯他爬了三年，三年里没敢踩重过一次，因为他总觉得，稍一用力，就会把这好不容易得来的活路踩断。

夜深人静，三个同伴，一起工作的学徒，彼此的鼾声已在沉沉的黑暗中起伏，唯有父亲床边的小桌上，还燃着一丝油灯的微光。

那油灯确实小得如豆，是店里废弃的粗碗，倒上一点灯油，搁一根棉线捻成的灯芯。它禁不住窗缝里漏进的一丝春风，火焰摇曳不定，随时都可能熄灭。少年就着这点光，一笔一画地记录着白日的账目。无锡的冬夜湿冷入骨，父亲的手指冻得发僵，便放在嘴边哈一口气，搓一搓，再接着写。指尖上满是白天搬运五金件留下的薄茧和红肿，有些地方已经开裂，渗出的血丝在粗糙的账本纸上留下淡淡的印痕。

父亲不在意这些。他在意的，是账本上的每一个字都要工整，每一笔数目都不能出错。这不仅仅是在记流水账，这是他不愿辜负邓老板的重托——一个异乡的孩子，举目无亲，能有一口饭吃、一个屋顶遮头，已是天大的恩赐。他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报答：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把每一个字都写到极致。

多年后，当我坐在父亲膝下，看他笔尖游龙、墨香四溢时，我才读懂：在江西乡下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之家，竟能支撑和培养父亲完整地读完六年私塾，当时单家村唯一的学问少年，其中的缘由很不一般。

父亲头脑里老师教导的四书五经、中庸之道，论语，孟子，周易等等提高了自己的视野，那些如字帖般工整的撇捺里，藏着一个少年在苦难中从未妥协的筋骨。而我更晚一些才明白，那盏如豆的孤灯，照亮的不仅是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个孩子心中不敢熄灭的、回家的路。

店铺包办了学徒的吃住，每个月仅有的三十个铜板零花钱，微薄得像一片飘落的枯叶。这钱，在当时的无锡城，仅够换回六十个白面馒头，或者割上半斤在沸水里翻滚的猪肉。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那样的画面：十四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天干的又是搬搬抬抬的力气活：装满一盒盒钢笔的大木箱、硕大的麻袋里装满各种衣厂纽扣，南来北往的童衣等等，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极具挑战。

在历史上，无锡是江南水乡，长三角地区轻纺产业最发达的城市。那时少年的父亲，时常会站在店铺旁边馒头店门口，看着旁边热气腾腾的包子铺，蒸笼掀开的那一瞬间，白茫茫的蒸汽裹着面香扑面而来。他也会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几枚铜板，父亲想吃，身体还在发育期。真的是这样，父亲店铺的吃饭时间还没到，他会刻意走到隔壁热气腾腾的馒头点，他想闻一下扑鼻而来的馒头香味秀色可餐。父亲告诉我，那馒头的葱香，可以缓解他的饥饿，让他感觉愉悦。那时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过了一会，低着头走开了。

学徒生涯，外出送货的父亲也会路过附近（世泰盛）旁边的茶楼，听见里面传来咿咿呀呀的唱戏声和茶客们的说笑声，门口挂着的灯笼把路面照得亮堂堂的——人在江湖父亲知道是与非的界限在哪里，理解乡下年迈的爷爷奶奶对命运渴望的眼神，他不会乱花一个铜板。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父亲心中，有一条清晰的去路。那是从无锡北塘，经邮路，翻山越岭，一直延伸到江西高安乡下那条泥泞小径的去路。路的尽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老屋，屋里躺着他病重的父亲，旁边站着单薄瘦小的母亲，照顾着年幼无知的弟弟。家门口的几棵杉木树几近枯萎。

无需多言，三十个零星的铜板里，他总是极其郑重地数出二十八个，小心翼翼地包入一方旧帕。那旧帕是离家时母亲塞给他的，粗布质地，边角已经磨毛，却还残留着故乡灶膛的烟火气。他把铜板一枚一枚码好，包起来，再用针线缝住封口——不是怕人偷，是怕自己后悔。缝上了，就再也拿不出来了。

然后，他走三里路，去那家固定的邮局。邮局的人认得这个瘦小的少年，每个月的那一天，他总会准时出现在柜台前，踮起脚尖，把那个沉甸甸的布包递上去。他报出家乡地址的时候，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字咬得格外清楚，生怕人家听错一个字。直到看着邮差把布包装进邮袋，他才长长地吁一口气，转身走回店里。

不知为什么，此刻的父亲眼里布满泪花，父亲有一次说起这场景时说，他也不知道这泪花为什么而来？父亲说他不喜欢那样。

这一路回去，他的脚步比来时轻快许多，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又像是完成了什么庄严的仪式。他知道，半个月后，当这二十八个铜板辗转到达母亲手中时，母亲会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踮着脚张望邮差的身影。她会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接过布包，然后转过身去，不让邻居看见她眼里的泪。

这二十八个铜板，在繁华的无锡或许只抵得过几块料子、几顿肉食，但对于那个远在千里之外、摇摇欲坠的家来说，却是命。

我始终没到过我江西高安的老家，也许再便宜的路费盘缠，在我家里也不便宜。我其实也真的是到过那里。在我的梦里，曾站在那座早已不存在的祖屋旧址上，听村里老人讲起当年的光景。他们说，我爷爷病的那几年，家里真是揭不开锅，这是村里人不知道爷爷和奶奶为什么要如此含辛茹苦，连家里的破房子也要卖掉，去培养父亲读完6年私塾。奶奶白天要下地干活，回来要伺候病人，夜里还要纺线织布，常常纺到鸡叫头遍才合一会儿眼。寒冬腊月，她的手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缠上布条接着纺。她说，不能停，停了，这个家就散了。奶奶平时自己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却总是尽可能让自己的孩子穿的体面干净，“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许多村里人总会考虑培养孩子方面的对等性，父亲说：“我们的家，不是这样”。

北方人都知道南方的湿冷，那实实在在的没有棉被的冬天，靠几件旧棉袄御寒可是要格外小心哦！是吧。

而那每月准时到来的二十八个铜板，能买一斗米，能抓几服药，能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再撑过一个月。

在整整三年的学徒生涯里，父亲像是一台精密而沉默的钟表。他舍不得买一个热腾腾的馒头，舍不得添一件御寒的布衫。每月初一，那二十八枚带着他体温的铜板，就像一块雷打不动的巨石，准时地、沉甸甸地落入奶奶满是老茧的手心中。

我曾问过父亲：每个月只留两个铜板给自己，够用吗？

父亲对自己的艰难过往，不愿意多解释：“人的韧性是无限的”，他说。

我追问：你就没想过，留几个铜板，给自己买点好吃的？那时候你才十几岁啊。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想过。有一次，我站在包子铺门口，站了很久。但后来我想，我多吃一个包子，你奶奶就要多吃一顿野菜；我少寄一个铜板，你爷爷的药就要断一天。这么一想，我竟不饿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转过头去，不敢直面他的眼睛。

这是父亲的孝心。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它或许微薄得像一粒尘埃；但在那段艰辛的家史中，它却是一盏燃在荒野里的长明灯，照亮了奶奶日益枯萎的眼神，也护住了那个家摇曳的希望。

父亲晚年时，偶尔会提起这段往事。情到深处，他总是说着就停下来，望着窗外，我们之间会沉默好久。我知道，他望的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六十多年前北塘大街二十六号那盏如豆的孤灯，是那个每个月走三里路去寄钱的瘦小少年，是千里之外村口的老槐树下盼着邮差的我奶奶瘦小身影，家庭的栋梁。

有人说：“人过六十岁，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是否是这样我还没好好想过，不过我知道，苦难或磨难中过来的人，他们会很好的理解，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美好！

那些在黑暗中为自己点灯的人，往往最先照亮的是身后的至亲。

而我，是被那盏灯照亮过的，最远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