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还是那个味儿》

墨村明杰

《饺子还是那个味儿》上篇：即墨大集·1949一、腊月二十三1949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即墨大集从凌晨就开始热闹起来。按照老规矩，这一天要送灶王爷上天，家家户户买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天还没亮透，林德海就跟着他爹到了大集上那棵老槐树底下。这棵树长在这儿多少年了，没人说得清。林德海他爷爷说，他小时候这棵树就这么粗；他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这棵树也这么粗。树皮皴裂得跟老人的手一样，可每年春天照样发新芽，夏天照样撑出一大片阴凉。林记饺子铺在这棵树下支了三代人——他爷爷那辈开始，传给他爹，再过些年，就该传给他了。他爹常说：“这棵树认识咱家三代人，树皮上都刻着咱家饺子的香味。”这话是玩笑，可也不全是玩笑。每年腊月二十三，大集的管理人会挨棵树挂灯笼，一直挂到正月十五。红纸糊的灯笼，里头点着粗粗的蜡烛，风一吹，晃晃悠悠的，把整条街照得暖烘烘的。今年也不例外，林德海抬头看时，老槐树的枝丫上已经挂起了四盏红灯笼，像四个熟透了的柿子，吊在灰蒙蒙的天幕上。“德海，把案板支上。”林老爷子弯着腰，从挑子里往外掏家伙什儿。林德海应了一声，手脚麻利地支好案子，又从筐里搬出两大盆馅。一盆白菜猪肉，一盆韭菜鸡蛋。白菜是自家地里种的，霜打过的白菜，又甜又脆；猪肉是集上老孙家杀的，五花三层，肥瘦相间。韭菜是暖棚里出的，稀罕物，比白菜贵得多，可过年嘛，总得吃点好的。“爹，今天小年，多包点韭菜鸡蛋的吧。”林德海说，“老少爷们都爱吃这口。”林老爷子点点头，又摇摇头：“多包点行，可白菜猪肉的也不能少——周财主家定了五十个，王掌柜家定了三十个，还有南街那家办喜事的，要一百个。这些财主老爷，过年就知道使唤人。”林德海撇撇嘴：“他们使唤人，咱挣他们的钱，谁也不欠谁。”林老爷子瞪他一眼：“别瞎说。人家给钱，咱出力气，天经地义。快去生火。”火生起来，锅里的水开始冒热气。林德海往灶膛里添了几根柴，火苗舔着锅底，把他的脸映得通红。大集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卖菜的挑着担子，卖布的扛着布匹，卖年画的举着花花绿绿的纸卷，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卖烧饼的老孙头挑着炉子过来了，在他旁边摆下摊子。老孙头的炉子是祖传的，用了几十年，炉膛里贴着厚厚的耐火泥，烤出来的烧饼又香又脆。他把炉子支好，冲林德海喊：“德海，今儿小年，给我留二十个白菜肉的，晚上家里来客！”林德海应了一声：“好嘞孙叔，给您留着！”剃头匠老吴背着箱子过来了，在向阳的地儿摆下摊子。他一面摆家什，一面跟旁边的人打招呼：“过年了，剃个头，刮个脸，精精神神的！”老吴的手艺在即墨城是有名的，剃头掏耳朵修面，样样在行。赶集的庄稼人一年到头舍不得剃几回头，可过年这趟，再穷也得剃一个。说书人老白在茶摊前面摆好了桌子，醒木一拍，今天讲《岳飞传》。他的声音洪亮，隔着半个大集都能听见：“话说那岳飞岳鹏举，率领岳家军，直捣黄龙府……”这就是即墨大集的小年。红灯笼挂起来了，年味儿就有了。林德海一边包饺子，一边竖着耳朵听老白说书。岳飞的故事他听过八百遍了，可爱听。听到岳母在岳飞背上刺字那一段，他眼睛有点潮，偷偷用袖子抹了一把。林老爷子看见了，没吭声，只是把饺子皮擀得更快了。上午九点多，锣鼓声响起来了。“让让让让——秧歌队来了！”人群往两边闪开，一支花花绿绿的队伍从集口扭进来。打头的是举彩旗的老汉，旗子上绣着“五谷丰登”四个大字，旗杆上系着红绸，风一吹，飘飘扬扬的。旗子后面，是浩浩荡荡的秧歌队。扭秧歌的大多是集上的媳妇姑娘，穿着红袄绿裤，脸上搽了胭脂，手里舞着彩扇和手绢。她们踩着鼓点扭动，腰肢软得像柳条，脚步轻得像踩在云上。领舞的是西街的王家大嫂，她是出了名的秧歌把式，一个“三步两扭”的动作，愣是扭出了十八种花样。秧歌队里还有扮丑角的——有扮老太太的，耳朵上挂着红辣椒；有扮傻小子的，鼻子上抹着白粉；有扮媒婆的，手里捏着长烟袋，边走边朝人群挤眉弄眼。孩子们跟在后面追，又笑又叫，比秧歌队本身还热闹。“好！”人群里爆发出喝彩声。林德海踮着脚看，手上的活儿一点没耽误。他从小就喜欢看秧歌，小时候骑在他爹脖子上看，大一点儿站在人群里看，再大一点儿就站在自家摊子前看。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四乡八疃的秧歌队都要来即墨大集上走一趟，比着扭，比着唱，看谁家的秧歌最出彩。秧歌队后面，是踩高跷的队伍。那些高跷艺人腿上绑着长长的木腿，高出人群一大截，像一群从画里走出来的巨人。打头的是个扮孙悟空的，脸上画着猴脸，手里耍着金箍棒，在高跷上翻跟头。他一连翻了三个，稳稳落地，人群里掌声雷动。后面跟着扮唐僧师徒的，扮八仙的，还有扮古代将军的。最逗的是个扮猪八戒的，挺着大肚子，扛着九齿钉耙，边走边朝人群里的姑娘做鬼脸。姑娘们羞得捂住脸，又忍不住从指缝里偷看。踩高跷的不光会走，还会演。有演“扑蝴蝶”的——扮丫鬟的高跷艺人追着一只纸糊的蝴蝶，在人群里穿梭，蝴蝶忽高忽低，她就忽起忽落，看得人捏一把汗。有演“叠罗汉”的——几个人摞在一起，最高的那个站在顶端，朝人群抱拳作揖，引得一阵叫好。林德海看得入了神。他记得去年，踩高跷的队伍里还有柱子哥。柱子扮的是哪吒，踩着风火轮——其实就是两个画了火焰的圆木盘——在人群里转圈，威风极了。他往队伍里找了找。没有柱子。他又找了找。还是没有。“爹，柱子哥呢？去年他还在踩高跷的队伍里。”林德海问。林老爷子没吭声，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旁边老孙头接了话：“柱子？被抓走了。”林德海一愣：“抓走了？谁抓的？”老孙头压低声音：“上个月来了一拨人，穿灰军装的，说是工兵团的。把柱子、二牛、还有东街的三四个年轻后生，全带走了。说是去修工事。”林德海心里一紧。柱子是他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比他大三岁，去年刚成亲。成亲那天，林德海还去喝了喜酒，柱子喝多了，搂着他的肩膀说：“德海，明年你也娶个媳妇，咱俩做邻居！”这才几个月，人就没了。“孙叔，”林德海问，“柱子他媳妇呢？”老孙头叹了口气：“还能怎么着，天天哭呗。她娘家人来了好几趟，让她回娘家，她不肯，说要等柱子回来。”林德海看着秧歌队和踩高跷的队伍渐渐远去，心里堵得慌。锣鼓还在敲，秧歌还在扭，高跷还在踩，可那些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过年。老孙头又说：“德海，你年轻，这段时间少出门。那些人见人就抓，不管你会什么不会什么，抓走了再说。”林老爷子忽然开口：“行了，别吓孩子。”老孙头摆摆手：“老林，不是吓他，是让他心里有个数。你没听说吗？青岛港那边，船挤得满满的，全是往外运东西的。连故宫的宝贝都往船上搬，那得多少人搬？”林德海问：“故宫的宝贝？运去哪儿？”老孙头压低声音，几乎是在耳语：“往南边运。说是要过海。”过海？林德海不知道海那边是什么地方。他这辈子最远只去过青岛，还是小时候跟他爹去进货。海，他见过一次，灰蒙蒙的，一眼望不到边。他当时想，这要是掉进去，可就再也上不来了。秧歌队和高跷队走远了，锣鼓声还没散尽，另一个方向又响起了弦子声。那是柳腔戏台的方向。每年大集，都会在空地上搭一个简易戏台。几根木杆支起来，铺上木板，挂上布帘，就是台子。台前摆着几十条长凳，挤满了听戏的老老少少。今天唱的是《赵美蓉观灯》。台上，扮赵美蓉的旦角咿咿呀呀地唱，唱的是正月十五看花灯，一盏一盏数过去。她的声音婉转悠扬，带着胶东特有的韵味，在冬日清冷的空气里飘荡。台下，老头们闭着眼睛听，手指在膝盖上打着拍子。老太太们凑在一起，边听边纳鞋底。年轻人站在外围，一边听戏一边说着悄悄话。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有时候钻到台前，仰着脸看台上花花绿绿的人，看一会儿又钻走了。林德海往戏台那边望了一眼。那调子他熟——从小听到大的，闭着眼睛都能哼出来。锣鼓声渐渐远了。红灯笼还在风里晃。林德海忽然觉得，这灯笼的光，没有往年那么亮了。二、春联下午，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在饺子摊旁边支了个小桌子，摆上红纸和笔墨。他是集上卖春联的杨先生，在私塾教了三十年书，写得一手好字。每年进了腊月，他就来大集上摆摊，一直摆到年三十。他的春联不贵，字又好，赶集的人路过，多半会停下来请他写一副。林老爷子走过去，从怀里摸出两张红纸：“杨先生，今年还得麻烦您。”杨先生接过纸，展开，平铺在桌上。他提起笔，蘸饱墨，悬腕看着林老爷子：“老林，老规矩？”“老规矩。”林老爷子点点头，“上联：老槐树下一锅煮；下联：新岁人间万家香。横批：林记饺子。”杨先生笑了：“你这副对联，我写了八年了。”林老爷子也笑了：“那是，咱这摊子，八年没挪过地方。”杨先生笔走龙蛇，写得又快又好。他的字遒劲有力，墨迹在黑纸上闪着光。旁边几个赶集的人围过来看，有人问：“杨先生，给我写一副，多少钱？”“两毛。”杨先生说，“今年红纸贵了，没办法。”那人点点头：“写吧，写‘财源广进’。”杨先生又写了一副，那人付了钱，卷起春联走了。林德海在旁边看着，忽然问：“杨先生，您说，明年咱们还在这儿过年吗？”杨先生的手顿了一下。墨汁滴在红纸上，洇开一个小黑点，像一滴眼泪。他抬起头，看了林德海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看一个孩子，又像看一个大人。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写，把那滴墨汁巧妙地融进笔画里，反而成了一种点缀。“小孩子家，问这干什么。”林老爷子拍了林德海后脑勺一下，“快去和面！”可林德海看见，杨先生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三、大车店傍晚，大集散了。林德海和爹收拾好摊子，把案板、面盆、大锅装上独轮车，推着往家走。他家住在即墨城东关，离大集有三里地。路上经过一家大车店，里面闹哄哄的，好像住了很多人。林德海往里看了一眼，看见院子里挤满了人——有穿长衫的，有穿短打的，有老人，有孩子，有挑着担子的，有背着包袱的。他们坐在台阶上、墙角边、马槽旁，脸上全是疲惫。“爹，这些人是谁？”林德海问。林老爷子看了一眼，没说话，推着车走得更快了。大车店的掌柜站在门口，看见林老爷子，打了声招呼：“老林，收摊了？”林老爷子点点头：“老郑，怎么这么多人？”老郑叹了口气：“都是从北边来的。潍县的，高密的，平度的，一路往南跑。说那边打起来了，炮火连天的，房子都烧了。”林德海问：“他们去哪儿？”老郑摇摇头：“谁知道呢？有人说去青岛，有人说坐船走。可坐船能去哪儿？这茫茫大海的，往哪儿走？”林老爷子没接话，推着车继续走。走出一段路，林德海回头看了一眼。大车店的院子里，有人生起了火，烟袅袅地升起来。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蹲在火边，那孩子一直在哭，哭得声嘶力竭。林德海忽然想起柱子。柱子会不会也在什么地方，蹲在火边，想着家里的媳妇？四、爹林家的小院在巷子最深处。三间土坯房，一圈矮墙，院里有棵枣树，是林德海出生那年他爹种的，如今已经碗口粗了。林大娘早就等在门口，看见他们回来，赶紧迎上去：“回来了？累了吧？饭在锅里热着。”林老爷子“嗯”了一声，把独轮车推进院子。林德海帮着卸东西，把案板、面盆搬进灶房。灶房不大，一口大锅，一个灶台，一张案板，几口缸。缸里腌着咸菜，缸盖上压着石头。吃饭的时候，林老爷子一直没说话。林大娘看看他，又看看儿子，也不敢问。吃完饭，林老爷子忽然说：“德海，跟我来。”林德海跟着他进了里屋。里屋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墙上挂着一幅灶王爷像，是去年杨先生画的，已经有些褪色了。林老爷子从柜子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发黄的纸。“这是咱家饺子铺的配方。”他说，“你爷爷传下来的。面和多少，水加多少，馅怎么调，都在上头。”林德海接过那几张纸，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心里发慌：“爹，你给我这个干啥？”林老爷子看着他，半天没说话。然后他伸出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只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可拍在他肩上，暖烘烘的。“德海，”他说，“你长大了。”林德海想说“我才十九”，可他没说出口。他忽然觉得，他爹今天不对劲。“爹，出什么事了？”林老爷子摇摇头：“没事。就是想着，该把东西传给你了。万一哪天……”他没说下去。林德海急了：“万一什么？爹，你别吓我。”林老爷子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风吹过水面留下的涟漪：“没事，没事。睡吧，明天还得早起。”那天晚上，林德海把那几张配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直到眼睛发酸，才把纸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窗外，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那棵枣树影影绰绰的。他想起小时候，他爹抱着他，指着枣树说：“等你长大了，这树就能结好多好多枣，够你吃一辈子。” 五、腊月二十八腊月二十八，离除夕还有两天。天还没亮，林德海就起来和面。他爹的腰疼病犯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他娘在灶房里烧水，给他爹热敷。“德海，”他娘隔着窗户喊，“今天少和点面，早点回来。”林德海应了一声，把和好的面盖好，又去剁馅。白菜猪肉的，韭菜鸡蛋的，两大盆，剁得他胳膊发酸。他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去了大集。老槐树还在，红灯笼还在，可今天的大集，好像少了点什么。老孙头也没来。他的摊位空着，地上还有烧饼炉子压过的痕迹。老吴也没来，剃头摊子那儿空荡荡的。杨先生的桌子还在，可人不在，桌上那摞红纸被风吹得哗哗响。林德海把摊子支好，生上火，等着客人来。可客人没来。一上午，只卖出二十几个饺子。一个老头买了十个白菜肉的，蹲在路边吃了，吃完抹抹嘴，叹口气，走了。一个中年妇女买了五个韭菜鸡蛋的，用荷叶包好，揣在怀里，匆匆走了。中午，林德海正准备收摊，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嘈杂声。马蹄声。吆喝声。哭喊声。有人从集口跑过来，边跑边喊：“当兵的来了！快跑！”林德海愣了一下，然后看见一队穿灰军装的士兵从集口冲进来。他们骑着马，端着枪，见人就抓，见摊就掀。“技术人员优先带走！”骑在马上的军官大声喊，“会做饭的、会修鞋的、会剃头的、会写字的，全带走！”林德海腿都软了。他想起老孙头说的话，想起大车店里那些逃难的人。他想跑，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步也迈不动。一个当兵的冲到他面前：“你会干什么？”林德海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当兵的一把揪住他的领子：“说！会干什么？”“我……我包饺子……”当兵的把他往后一推：“包饺子的？也算技术！带走！”两个当兵的扑上来，把林德海胳膊拧到背后，用绳子捆上。林德海拼命挣扎：“我爹还病着呢！我娘一个人在家！你们放了我！”没人理他。他被推着往前走，经过老孙头的烧饼摊——炉子被踹翻了，炭火滚了一地，还在冒着烟。经过老吴的剃头摊——板凳被砸断了，镜子碎了，碎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经过杨先生的桌子——桌子倒了，红纸撒了一地，墨汁泼出来，在地上流成一条弯弯曲曲的黑线。他看见老吴被两个当兵的按在地上，脸贴着土，还在喊：“我儿子才八岁！我儿子才八岁！”他看见杨先生被推上卡车，长衫上沾满了墨汁，手里还攥着一支毛笔。他看见老孙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血从他额角流下来，流进旁边的炭灰里，把灰染成黑红色。林德海被推上卡车。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有他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呆呆地坐着，像丢了魂。卡车开动了。林德海趴在车帮上，拼命往后看。大集越来越远，老槐树越来越小，红灯笼变成了几个小红点，最后消失在尘土里。他忽然想起，今天出门时，他娘说：“早点回来。”他没能早点回来。六、青岛大港卡车开了多久，林德海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被颠得五脏六腑都要碎了，身边挤着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有人被拉下去，又有人被推上来。天黑的时候，车停了。“下车！都下车！”林德海被人流裹挟着下了车。他站稳脚跟，往四周一看，倒吸一口凉气。青岛大港。码头上灯火通明，人山人海。船挤着船，人挤着人。有穿长衫的官员，有拎皮箱的商人，有抱孩子的女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更多的是像他一样，被绳子串着的壮丁，有老头，有半大孩子，有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当兵的拿着枪站在栈桥上，见人就往船上赶。“上船上船！都上船！”有人往海里跳，枪声就响了。水里泛起红晕，很快被浪打散。林德海看见码头边上堆满了箱子。不是普通的箱子，是大木箱，封得严严实实，上面贴着封条。他眯着眼看，封条上写着字：“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一个穿西装的老人跪在那些箱子前面，磕头，磕得额头流血。他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清。当兵的去拉他，他死活不起来，最后被人架着拖上船。旁边还有机器，巨大的机床，用油布盖着，吊车正往船上吊。有人拿着账本在旁边登记，一边登记一边喊：“快！快！天亮前必须装完！”“这些是什么？”林德海问旁边一个同样被捆着的人。那人看了他一眼，压低声音说：“故宫的宝贝。全得运走，不能留给共军。”林德海不懂什么故宫，什么共军。他只知道自己被推着往前走，离那条船越来越近。那船好大。比他在青岛见过的任何船都大。船舱黑漆漆的，像一张张开的嘴，要把人吞进去。他拼命往后挣，可挣不开。绳子勒进手腕，勒出血痕。“爹——！娘——！”他喊。没人应他。他被推上船。七、船开了船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屎尿味、呕吐味、汗臭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睁不开眼。林德海被挤在角落里，动也动不了。旁边是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少年，瘦得像根竹竿，一直在发抖。“你……你哪儿人？”那少年问，声音抖得厉害。“即墨。”林德海说，“你呢？”“潍县。”少年说，“我叫小山东。”林德海想说“你不是山东人吗，叫什么小山东”，可话到嘴边，咽回去了。船晃了一下，然后慢慢动起来。有人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有人骂起来，骂得很难听。有人跪下来磕头，磕得船舱板咚咚响。林德海拼命往外挤，挤到船舱口，趴在船舷上往外看。码头上还是灯火通明，人还是那么多。他看见有人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喊什么。他看见有女人跪在地上，对着船的方向磕头。他看见一个老人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船越开越远，码头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消失在夜色里。林德海趴在船舷上，一直趴到天亮。天亮的时候，四周全是海水。灰蓝色的，一眼望不到边。没有陆地，没有船，什么都没有。他忽然想起小时候问他爹的话：“海那边是什么？”他爹说：“不知道。没人去过。”他现在知道了。海那边，是更远的海。八、七天七夜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第三天，小山东发起高烧。他烧得说胡话，一直喊：“娘，我冷。娘，我想吃饺子。”林德海把衣服脱了盖在他身上，自己光着膀子发抖。旁边的人说，这孩子怕是熬不过去了。第四天，小山东不喊了。他闭着眼睛，呼吸很弱。林德海把自己的水给他喝，喝不进去，全顺着嘴角流下来。第五天夜里，小山东死了。林德海抱着他，一直抱到天亮。天亮后，当兵的过来，把尸体拖走了。林德海想追上去，被人拉住了。“别去。”那人说，“去了也没用。”林德海趴在船舷上，看见那个瘦小的身子被扔进海里。扑通一声，浪花一翻，什么都没了。他想起小山东说过，他家在潍县，家里还有三个妹妹，他是老大。他爹去年被征去修工事，再没回来。他娘眼睛快瞎了，靠他每天卖烟卷养活一家人。他才十六岁。第七天，有人喊：“看见陆地了！”林德海挤到船舷边，看见远处出现一条灰蒙蒙的线。那条线越来越粗，越来越大，最后变成海岸，变成山，变成房子。有人哭起来。这回是高兴的哭。林德海没哭。他看着那片陌生的土地，想着他娘那天早上说的话：“早点回来。”他没能早点回来。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九、基隆港船靠岸的地方，叫基隆。下船的时候，林德海腿软得站不住，跌跌撞撞摔在码头上。一个台湾本地的老人过来扶他，说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话。后来他才知道，那句话是闽南语：“少年仔，平安就好。”码头上到处是人——穿军装的，穿长衫的，抱孩子的，挑担子的。有人哭，有人喊，有人跪在地上对着海磕头。林德海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灰蓝色的海。海的那边，有他娘，有他爹，有那棵老槐树，有他没来得及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码头上方，挂着红灯笼。台湾人也过年，也挂灯笼。可那些灯笼的样子跟他老家不太一样，更小一些，更精致一些，底下还垂着流苏。“看什么看，快走！”押送的士兵推了他一把。林德海踉跄着往前走，边走边回头。那些红灯笼在风里晃着，像即墨大集上那一盏，又不像。他被推上一辆卡车。卡车开动了，沿着一条陌生的路，往一个陌生的方向。他不知道要去哪儿。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今天是腊月二十九。再过一天，就是除夕。他想起那棵老槐树上的红灯笼。四盏，像四个熟透了的柿子，吊在灰蒙蒙的天上。他不知道，明年这时候，那四盏灯笼还会不会亮。他不知道，老槐树还在不在。他不知道，他爹的病好了没有。他不知道，他娘包的韭菜鸡蛋馅饺子，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他只知道，从今天起，他得学会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上篇·终】1949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林德海抵达基隆港。他不知道，这一别，就是五十年。他不知道，那棵老槐树还在，红灯笼每年还挂，可挂灯笼的人，再也不是当年那些人了。他不知道，他娘包的最后一锅饺子，一直放在灶台上，等到凉了，硬了，长了毛，也没等到他回来。他不知道，他爹临终前，还念叨着他的名字。他只知道，从那一天起，他的人生，被劈成了两半。 《饺子还是那个味儿》中篇：四四南村·台北一、基隆港·陌生的红灯笼1949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船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后，终于靠岸。林德海被人流裹挟着下了船。腿软得站不住，跌跌撞撞摔在码头上。一个台湾本地的老人过来扶他，说了一句话，他听不懂。老人又比划着说了几句，他还是听不懂。老人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走了。他后来才知道，那句话是闽南语：“少年仔，平安就好。”码头上到处是人——穿军装的，穿长衫的，抱孩子的，挑担子的。有人哭，有人喊，有人跪在地上对着海磕头。林德海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灰蓝色的海，海的那边，有他娘，有他爹，有那棵老槐树，有他没来得及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码头上方，居然也挂着红灯笼。台湾人也过年，也挂灯笼，可那些灯笼的样子跟他老家不太一样——更小一些，更精致一些，底下还垂着流苏，红绸子的，风一吹，飘飘荡荡。“看什么看，快走！”押送的士兵推了他一把。林德海踉跄着往前走，边走边回头。那些红灯笼在风里晃着，像即墨大集上那一盏，又不像。他被推上一辆卡车。车上挤满了跟他一样的人——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老的，有少的，脸上全是疲惫和茫然。没人说话，只有卡车引擎的轰鸣声。车开了。沿着一条陌生的路，往一个陌生的方向。林德海靠着车帮，看着窗外的风景。山，很多山，跟他老家一望无际的平原不一样。房子也不一样，矮矮的，黑瓦白墙，屋檐翘起来，像鸟的翅膀。田里有人在干活，穿着奇怪的衣服，头上包着布。他忽然想起，今天是正月二十。在老家，年还没过完呢。老槐树上的红灯笼，还得挂到正月十五。可正月十五早就过了，他是在海上过的。那天夜里，他趴在船舷上，看着黑漆漆的海，想着老槐树上的灯笼，哭了。旁边一个人碰了碰他，递过来一块干粮。“吃吧。”那人说，山东口音。林德海接过干粮，看了那人一眼。三十来岁，国字脸，浓眉，穿着军装，没戴帽子。“谢谢。”林德海说。那人点点头，没再说话。卡车继续开。往南，一直往南。二、四四南村·竹篱笆卡车开了大半天，在一个到处是棚子的地方停下来。“下车！都下车！”林德海跳下车，站在一片空地上。四周是一排排低矮的棚子，竹篱笆糊上泥巴，顶上盖着油毛毡，破破烂烂的，像他老家看场院的窝棚。可这些窝棚一排一排的，整齐得很，一眼望不到头。“这是哪儿？”他问旁边的人。“台北，四四南村。”那人说，“眷村。”眷村？林德海第一次听见这个词。有人来登记名字、籍贯、原来干什么的。轮到林德海时，那人问：“叫什么？”“林德海。”“哪儿人？”“山东即墨。”“以前干什么的？”“包饺子。”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包饺子的？行，技术兵。”他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指着远处一排棚子：“第三排，第七间，你的。”林德海找到那间棚子。门是一块木板，窗户是一个洞，糊着报纸。推开门，里面黑乎乎的，一股霉味。地上铺着稻草，稻草上有一张草席，草席上有一条薄薄的被子。墙角有一个破碗，碗里有半碗发黄的米。他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没进去。身后有人说话：“怎么，嫌破？”林德海回头，是卡车上给他干粮的那个山东人。“不是……”林德海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人拍拍他肩膀：“慢慢就习惯了。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比这还破的地方我都住过。”他指了指旁边一间棚子：“我住你隔壁。姓周，叫我老周就行。”林德海愣了一下：“你是……那个……”老周点点头：“是我。那天在即墨……”他没说下去。林德海也没说。两个人就这么站着，谁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老周说：“我知道你恨我。应该的。”林德海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棚子。那天晚上，他躺在稻草上，听着外面各种奇怪的声音——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在唱戏，南腔北调的，说什么话的都有。他听不懂那些话，可那些声音里的东西，他懂。他想起了即墨大集，想起了老槐树，想起了他娘。他把那几张配方从怀里掏出来——那是他爹给他的，他一直贴身藏着。纸已经皱了，汗浸得发黄，可上面的字还看得清。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纸叠好，又揣回怀里。外面的声音渐渐小了。月亮从破洞里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亮斑。他闭上眼睛，睡着了。三、老魏第二天早上，林德海被一阵香味熏醒了。是面条的香味。浓浓的，带着葱花和猪油的味道，馋得他肚子咕咕叫。他爬起来，推开门，看见隔壁棚子门口支着一口锅，一个人正往锅里下面条。那人四十来岁，瘦瘦的，脸上全是皱纹，手上动作却很利索。面条从他手里滑进锅里，一根一根的，又细又长。“醒了？”那人抬头看他，河南口音，“饿了吧？过来吃点。”林德海走过去，那人递给他一个碗，又从锅里捞了一筷子面条，浇上一勺汤，撒上葱花。“尝尝，俺老家做的，河南烩面。”林德海接过碗，吃了一口。烫，可他顾不上，呼呼地吃下去。面条筋道，汤头鲜，葱花炸得香，是他这些天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那人看着他吃，笑了：“慢点慢点，别噎着。”林德海吃完一碗，那人又给他捞了一筷子。“俺叫老魏，”那人说，“河南洛阳的。你呢？”“林德海，山东即墨。”老魏眼睛一亮：“山东？俺们那儿挨着山东，俺家离山东界也就几十里。咱算半个老乡！”林德海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点头。老魏指着那锅面：“俺以前在老家开面馆的。被抓来的时候，正和面呢，手上还沾着面粉，就被拽走了。”他伸出手，给林德海看。那双手粗糙得很，指节突出，可动作还是那么灵活。“你呢？会什么？”“包饺子。”林德海说。老魏一拍大腿：“那咱俩合得来！你包饺子，俺擀面条，咱俩开个摊子，保准有人吃！”林德海愣了一下：“开摊子？在这儿？”老魏指指四周：“你看看，这么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谁不想吃口家乡味？你开个饺子摊，保准生意好！”林德海没说话。他看了看那些破破烂烂的棚子，看了看那些满脸疲惫的人，又看了看老魏手里那锅热气腾腾的面条。他忽然想起他爹说过的话：“饺子这玩意儿，走到哪儿都是家乡味。”“行。”他说，“开。”四、饺子摊摊子开起来了。一张破桌子，几块木板拼的。一口锅，是从垃圾堆里捡的，补过三次，勉强能用。几个碗，是村里人凑的，有粗瓷的，有细瓷的，有带花的，有素白的，什么样都有。林德海没有钱买肉，就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没有钱买面，就用配给的面粉——美国援助的，发黄，筋道不足，可好歹是面。第一天，他只包了五十个饺子。韭菜鸡蛋的，没有肉。他站在摊子前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不敢吆喝。老魏在旁边帮他喊：“饺子！山东饺子！正宗老字号！”有人停下来看了看，摇摇头走了。有人问了价钱，嫌贵，也走了。有人看了看那些破碗，撇撇嘴，走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卖出去。林德海坐在那儿，看着那五十个饺子发呆。下午，一个人走过来，站在摊子前面。林德海抬起头，是老周。老周看着他，又看了看那些饺子，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放在桌上。“来十个。”林德海愣了一下，然后赶紧生火煮饺子。饺子下锅，浮起来，捞出来，盛在碗里，端给老周。老周夹起一个，咬了一口。嚼了嚼，没说话。林德海紧张地看着他。老周又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林德海。“好吃。”他说。林德海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老周把那一碗饺子全吃了，一个也没剩。吃完，他又掏出几张票子，放在桌上。“明天还来。”他站起来，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好好干。你爹的手艺，别丢了。”林德海看着他的背影，半天没动。那天晚上，他把那几张票子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五、四川大娘饺子摊慢慢有了生意。村里的人开始知道，四四南村有个山东来的年轻人，包的饺子好吃。可林德海知道，他包的饺子，跟老家的不一样。台湾的葱不够冲，白菜不够甜，面粉也不对。他尽力了，可味道就是差那么一点。一天下午，一个女人端着一碗东西走过来，站在摊子前面。她五十来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端着一个小碗。碗里是红褐色的东西，闻着很香。“小伙子，尝尝这个。”她说，四川口音。林德海接过碗，用筷子蘸了一点，放进嘴里。辣。香。咸。鲜。一股从来没尝过的味道，在舌尖上炸开。“这是……”“豆瓣酱。”那女人说，“俺自己做的。你尝尝，能不能用上。”林德海又尝了一点。这次他细细地品，品出了辣味后面的豆香，咸味后面的鲜甜。“能。”他说，“能。”那女人笑了。她的脸上皱纹很多，可笑起来很好看。“俺姓张，四川泸州的。俺男人没了，一个人过。闲着没事，做点豆瓣酱。你要觉得好，以后俺给你送来。”林德海不知道该怎么谢她，只是连连点头。从那天起，他的饺子馅里，多了一勺四川豆瓣酱。味道不一样了。不是山东的味儿了，可也不是四川的味儿。是新的味儿，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味儿。老魏尝了一口，愣了半天，说：“这味儿……怎么那么怪，又那么好吃？”林德海说：“我也不知道。”老魏又尝了一个，说：“怪归怪，可俺喜欢。”林德海笑了。六、湖南大姐没过几天，又一个女人来了。她比四川大娘年轻些，四十来岁，说话快，走路也快，风风火火的。她手里提着一串黑乎乎的东西，远远就闻到一股烟熏火燎的香味。“腊肉！”她走到摊子前，把那串东西往桌上一放，“俺湖南的腊肉，熏了一个冬天，香得很！你剁碎了拌馅里，试试！”林德海看着那串腊肉，黑不溜秋的，油汪汪的，闻着确实香。“多少钱？”他问。那女人一摆手：“什么钱不钱的，先尝尝！好吃再给钱！”她姓刘，湖南湘潭人。她男人也是被抓来的，比她早一年来台湾。她带着孩子辗转找到这里，一家三口挤在一间棚子里。她男人在码头扛货，她在家带孩子、做腊肉。林德海把那块腊肉剁碎了，拌进馅里。包了几个饺子，煮好了，端给她尝。她咬了一口，嚼了嚼，皱起眉头。林德海心里一紧：“不好吃？”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说：“不是不好吃。是……不是俺老家的味儿。”林德海说：“当然不是。我这是山东饺子。”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对，你是山东饺子。俺的腊肉是湖南的。搁一块儿，成了什么？”林德海也说不清成了什么。她想了想，说：“成了台湾的。”林德海没听懂。她又说：“俺们这些人，南腔北调的，凑在一块儿，不就成台湾的了吗？”林德海还是没太懂，可他点了点头。从那天起，他的饺子馅里，又多了一味湖南腊肉。七、河南大哥老魏天天在他旁边擀面条，擀得满头汗。有一天，他忽然停下来，看着林德海包饺子。“你那个褶子，”他说，“捏得不对。”林德海一愣：“怎么不对？”老魏放下擀面杖，走过来，拿起一张饺子皮，舀上馅，手指翻飞，几下就捏出一个饺子。那饺子胖胖的，圆圆的，两边翘起来，像个小元宝。“俺老家河南，饺子都这么捏。”他说，“图个吉利，元宝形，招财。”林德海看着那个元宝饺子，再看看自己捏的——扁扁的，瘦瘦的，站都站不稳。“你教教我。”他说。老魏就教他。教了一遍又一遍，教了三天，林德海终于学会了。从那天起，他的饺子，变成了元宝形。有人问他：“你这饺子，怎么跟别家不一样？”他说：“河南的包法，山东的馅。”那人笑了：“那到底是哪里的？”林德海想了想，说：“四四南村的。” 八、除夕夜·19501950年2月16日，农历除夕。这是林德海在台湾过的第一个年。天还没黑，他就开始忙活。和面，剁馅，包饺子。老魏在旁边擀面条，说要包饺子配面条，叫“金丝缠元宝”，吉利。四川大娘端着一碗豆瓣酱来了，说是给饺子蘸着吃的。湖南大姐提着一串腊肉，说熏好了，过年吃。老吴——那个剃头匠，也来了，手里拎着一只鸡，不知道从哪儿弄的。老孙头——林德海在即墨大集上的老相识，竟然也在村里！他看见林德海时，两个人都愣了，然后抱在一起，哭了半天。老孙头也带了东西——几个烧饼，他刚烤的。老周来了，拎着一瓶酒。杨先生来了，拿着几张红纸，说是写好的春联。还有好多人，林德海叫不上名字，可他们都来了，都带着东西，都笑呵呵的，说着南腔北调的祝福。棚子里挤满了人。桌子不够，就用木板搭；碗不够，就轮着用；筷子不够，就掰树枝当筷子。饺子下锅了。面条下锅了。腊肉切好了，豆瓣酱调好了，烧饼掰开了，鸡炖上了。一屋子香味混在一起，分不清是哪里的味儿。老魏站起来，举起酒杯：“各位，今天是除夕。俺老魏，代表河南老乡，敬大家一杯！祝咱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大家都站起来，举杯，一饮而尽。老孙头也站起来：“我老孙，代表山东老乡，敬大家！祝咱们……”他说不下去了，眼圈红了。林德海接过话头：“祝咱们，不管在哪儿，都好好活着！”大家又举杯，又干了。四川大娘站起来，可她没说话，只是举着杯，眼睛红红的。大家知道她想说什么，都举起杯，陪她喝了。湖南大姐站起来，也是不说话，只是把酒杯举得高高的。老丁——那个东北人，会唱二人转的——站起来，张嘴就唱——“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四四南村一家亲，南腔北调过新年——”他唱得热闹，可唱着唱着，声音变了调。他不唱了，坐下，端起酒杯就灌。没人说话。锅里的饺子咕嘟咕嘟地煮着，热气腾腾。林德海站起来，把锅里的饺子捞出来，盛在碗里，一碗一碗端到大家面前。“吃吧。”他说。“不管在哪儿，过年就得吃饺子。这是规矩。”大家接过碗，埋头吃起来。老魏吃着吃着，忽然说：“俺想俺娘了。”湖南大姐说：“俺也想。”四川大娘说：“俺也是。”老孙头说：“俺家那口子，不知道还在不在。”杨先生说：“在，肯定在。他们都等着咱们回去呢。”老周一直没说话，只是闷头喝酒。喝到后来，他忽然站起来，对着北方，跪下了。“爹，娘，儿子不孝，回不去了。”他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又坐下，继续喝。林德海看着他，忽然想起了即墨大集上的那个早晨——老周带着兵，把他从家里抓出来。他恨过他，可这会儿，他恨不起来了。他也站起来，对着北方，跪下，磕了三个头。“爹，娘，儿子在这儿挺好的，您二老别惦记。”外面，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里，有人喊：“过年好！”然后所有人都喊起来，南腔北调的，可喊的是同一句话——“过年好！”林德海站起来，看着这一屋子的人。有山东的，有河南的，有四川的，有湖南的，有江苏的，有东北的——都是从那片土地上来的，都回不去了，都挤在这个破破烂烂的村子里，吃着这锅不知道是哪里的饺子。可他忽然觉得，这锅饺子，比他在即墨老家吃过的任何一锅都香。九、正月初五·阿坤的狮子1950年2月21日，正月初五。破五，在老家是要吃饺子的。林德海一大早就起来包饺子，可刚包了一半，忽然听见外面锣鼓响。他推开门，看见一群人从村口涌进来。前面是敲锣打鼓的，后面跟着一头狮子——不是他在山东见过的那种北狮，是南狮，色彩鲜艳，眼睛会眨，嘴巴会动，头上还长着一只角。狮子挨家挨户地舞，每到一家门口，就停下来，摇头摆尾，逗得主人笑呵呵的。主人就往狮子嘴里塞个红包，狮子就点点头，像是在说“恭喜发财”。舞到林德海的饺子摊前时，狮子停了下来，对着摊子舞了起来。舞得特别卖力，特别热闹，一会儿扑，一会儿滚，一会儿站起来作揖。林德海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办。老周从隔壁跑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个红包：“快给快给，这是给你招财呢！”林德海把红包塞进狮子嘴里。狮子点点头，从嘴里吐出一个小红纸包，落在他手心里。林德海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写着四个字：恭喜发财。旁边的人都笑了。领队的那个人走过来，拍拍林德海的肩膀：“老弟，新年好！你这饺子摊刚开，狮子来拜年，今年生意肯定旺！”他是广东口音，四十来岁，瘦瘦的，眼睛很亮。“我叫阿坤，”他说，“广东梅县的。每年初五都带狮子来眷村拜年，讨个彩头。”林德海说：“谢谢谢谢，进屋坐坐，吃几个饺子？”阿坤也不客气，带着舞狮队的几个人进了棚子。林德海煮了一锅饺子，端上来。阿坤咬了一口，竖起大拇指：“山东饺子，正宗！”林德海摇摇头：“不正宗了。台湾的葱不够冲，面粉也不一样。”阿坤说：“那有什么？我广东的舞狮，到台湾也得改。以前在老家，舞狮要上梅花桩，这里没那条件，就多加点地面功夫。变是变了，可狮子还是狮子。”林德海听着，若有所思。阿坤又说：“你们山东的狮子，我也见过，跟我们的不一样。可不管是北狮南狮，都是狮子。狮子就是狮子，到哪儿都是。”他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你们这饺子也是。山东的馅，四川的豆瓣酱，湖南的腊肉，河南的包法，混在一块儿，可还是饺子。饺子就是饺子，到哪儿都是。”林德海听着，忽然觉得这话里有道理。那天下午，阿坤在饺子摊前坐了很久。他讲他在老家的日子——门口有棵大榕树，三百年了，夏天全村人在树下乘凉。他爹是舞狮队的，他从会走路就开始学舞狮。1949年，他跟着队伍上了船，来了台湾。“我爹那年六十多了，”阿坤说，“不知道还在不在。”林德海想起自己的爹，没说话。阿坤站起来，拍拍身上：“走了，还得去别的村。明年初五还来，你还包饺子等我！”林德海点点头：“来，一定来。”阿坤走出几步，又回头：“老弟，记住，狮子到哪儿都是狮子。饺子到哪儿都是饺子。人也是，到哪儿都是人。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他走了。锣鼓声渐渐远了，可那句话，林德海记了一辈子。十、老吴的剃头摊老吴是江苏徐州的，剃头匠。他的手艺是祖传的，从太爷爷那辈就开始剃头。他来台湾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把剃刀——是他爹传给他的，用了三十年，刀刃磨得薄薄的，刮起脸来比什么都舒服。他在村里支了个剃头摊子，就在林德海饺子摊旁边。一根竹竿挑起一面白布，上面写着三个字：吴记剃头。下面摆一把椅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就是他全部的家当。老吴的生意不错。村里的人，不管是山东的、河南的、四川的、湖南的，都得剃头。老吴剃得仔细，刮得舒服，价钱也不贵。逢年过节，他那儿排着队，等着剃头的人能排到村口。可老吴有个毛病——剃着剃着，就爱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就爱聊老家。“你老家哪儿的？”他问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山东。”那人说。老吴手不停，嘴里说：“山东好地方啊。俺没去过，可听说那儿有大葱，比胳膊还粗。”那人笑了：“是，俺们那儿的大葱，生吃都甜。”老吴叹口气：“俺们徐州，也有好吃的。蜜三刀，小孩酥，还有俺娘做的辣汤，那个味儿……”他说不下去了，手上剃刀停了停。那人也不说话，由着他停。过了一会儿，老吴又开始剃，一边剃一边说：“俺娘不知道还在不在。俺走的时候，她送到村口，一句话没说，就那么看着俺。俺走出去老远，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小小一个点。”林德海在旁边听着，手里的饺子半天没包。后来，老吴的剃头摊出了名。不是因为他的手艺好，是因为他那儿能听故事。谁去了，往椅子上一坐，老吴就开始讲。讲徐州，讲老家，讲他娘，讲那条走了再也回不去的路。村里的人都爱去。不是去剃头，是去听故事。听着听着，就想起自己的老家，自己的娘，自己那条再也回不去的路。老吴也不嫌烦。有人来他就讲，没人来他就自己坐着，对着那把剃刀发呆。有一回，林德海问他：“吴叔，你天天讲这些，不难受吗？”老吴摇摇头：“难受。可不讲更难受。讲出来，好像老家还在似的。”林德海没说话，回去又包了一锅饺子，端给老吴吃。老吴吃着饺子，忽然说：“德海，你这饺子，有俺老家的味儿。”林德海说：“怎么会有？我又没去过徐州。”老吴说：“不是徐州的味儿，是……是家的味儿。”林德海愣住了。老吴又说：“俺们这些人，从哪儿来的都有，吃的都不一样。可这饺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吃进嘴里，就想起了俺娘做的饭。”他放下碗，看着远方：“俺想俺娘了。”林德海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又给他捞了几个饺子。十一、清明·北方的香1950年4月5日，清明节。天还没亮，林德海就被一阵声音吵醒了。他推开门，看见村后的空地上，已经站了很多人。他们面向北方，跪在地上，面前摆着香炉、供品、纸钱。有人在烧纸，有人在磕头，有人在低声念叨什么。老魏跪在最前面，旁边是他的三个孩子。他面前摆着一盘饺子、一盘面条、一壶酒。他嘴里念叨着：“爹，娘，儿子不孝，今年又回不去了。给您二老磕头了。”磕完头，他让三个孩子也磕。孩子们乖乖地磕头，虽然他们从没见过爷爷奶奶。四川大娘跪在不远处，面前摆着一碗豆瓣酱，一碟腊肉。她没念叨什么，只是跪着，眼睛红红的。湖南大姐跪着，面前摆着几样供品。她的儿子在金门炮战中牺牲了，骨灰都没能运回来。她每年清明都来这儿，对着北方磕头，一句话也不说。老孙头跪着，嘴里念叨着青岛老家的地址，念叨着他爹娘的名字，念叨着他走的那天，他娘追出村口的情景。老吴跪着，手里握着那把剃刀。他说不清为什么带剃刀来，只是觉得，这是他跟老家最后的一点联系。杨先生跪着，面前摊着几张红纸。他每年清明都要写几副对联，烧给老家的先人。今年他写的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林德海走过去，在人群后面跪下。他没有香炉，没有供品，只有怀里那几张发黄的配方。他掏出来，放在面前的地上，对着北方磕了三个头。“爹，娘，”他说，“儿子在这儿挺好的。您二老别惦记。”他抬起头，看着北方。那边的天空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可他知道，在那个方向，在那片他再也回不去的土地上，有他的爹娘，有那棵老槐树，有他没来得及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旁边，有人开始烧纸钱。纸钱烧成灰，飘起来，飘向北方。林德海看着那些灰，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娘说过的话：“人死了，就变成灰，风一吹，就回家了。”他不知道他爹他娘还在不在。可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变成灰。到时候，风一吹，他就能回家了。十二、老丁的二人转老丁是东北辽宁的，会唱二人转。他长得五大三粗，嗓门也大，一张嘴能把棚顶掀翻。可他的心细得很，记性好得很，能唱三天三夜不重样。他是1948年被抓壮丁的，那时候才十九岁。他爹是唱二人转的，从小就教他。他学会了一肚子戏，还没来得及给他爹唱一场，就被抓走了。来台湾后，他在码头扛货，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只要有人让他唱，他就唱，唱得满头汗，唱得嗓子哑，唱到没人听为止。“唱那些干什么？”有人问他，“又不能当饭吃。”老丁说：“不唱，就忘了。忘了，就真的回不去了。”每逢过节，村里人都让老丁唱一段。他就站到空地上，清清嗓子，张嘴就来——“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想起了家乡心难受，不知何日能回程——”唱着唱着，下面就有人跟着哼。哼着哼着，就有人哭了。哭着哭着，又有人笑了。老丁的二人转，唱的是东北的事儿，可听的人，有山东的、河南的、四川的、湖南的，谁都能从里头听出自己的乡愁。有一年中秋，老丁喝多了，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唱了一夜。“二月里来龙抬头，想起我爹白了头。走的时候没见着面，如今不知在何处——”“三月里来三月三，想起我娘纺棉花。纺了一夜又一宿，供我读书把学上——”“四月里来四月八，想起我妹妹一枝花。我走的时候才十二，如今该当妈了吧——”“五月里来五月五，想起我老婆包粽子。包了一个又一个，等不到我回家吃——”唱到这儿，他唱不下去了，趴在石桌上哭起来。没人劝他。大家就这么坐着，听着他哭，听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过了好一会儿，老丁抬起头，抹了一把脸，说：“对不起，我喝多了。”老魏说：“喝多了好，喝多了，想说什么说什么。”老孙头说：“想唱就唱吧，咱们都听着。”老丁摇摇头：“不唱了，再唱就收不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在老家的地址——辽宁省某县某村某号。他看了半天，把照片小心地收起来。“我爹我娘要是还活着，今年该八十多了。”他说，“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等到我回去。”杨先生说：“能，一定能。”老丁苦笑了一下，没说话。那天晚上，几个人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坐到半夜。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走到西边去。谁也没再说话，只是坐着，想着各自的心事。 十三、杨先生的春联杨先生是山东即墨人，跟林德海是老乡。他在私塾教了三十年书，写得一手好字。来台湾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方砚台、一支毛笔、一叠宣纸。每年进了腊月，他就开始写春联。不是卖，是送。送给村里的老乡们，一家一副，不要钱。“杨先生，你这字，在老家能卖大价钱。”有人说。杨先生摇摇头：“字是给人看的，不是卖的。能让人高兴，就行了。”他的春联，不是从书上抄的，是自己编的。编的都是思乡的话，想家的话，盼着回去的话。有一年，他给老魏家写了一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老魏不识字，问：“杨先生，这写的是啥？”杨先生念给他听：“意思是说，老家的亲戚朋友如果问起你，就说你在这儿挺好的，心里一直装着他们。”老魏听了，眼圈红了。他把那副春联贴在门上，贴了一年，舍不得揭。还有一年，他给四川大娘写了一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归乡路，长于万里遥。四川大娘也不识字，可听杨先生一念，就哭了。杨先生赶紧说：“别哭别哭，过年呢，高兴点。”四川大娘抹着泪说：“俺是高兴。有人记得俺老家，俺就高兴。”杨先生每年也给自己写一副。他写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林德海问：“杨先生，这写的是啥？”杨先生说：“写的是，每年花开得都一样，可每年的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了。”林德海沉默了一会儿，说：“您想老家了？”杨先生点点头：“想。做梦都想。”他指着北方：“我教了三十年书，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几百个。现在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爹我娘，也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有时候想，要是能回去看一眼，就看一眼，死也甘心了。”林德海不知道该说什么。杨先生拍拍他的肩膀：“德海，你还年轻，还有机会。我不行了，太老了。”林德海说：“您不老。”杨先生摇摇头，笑了：“老了。可我这手还能写字，还能给大伙写春联。只要还能写，我就活着。”十四、金伯的杂货铺金伯是浙江温州的，做小买卖起家。他脑子活，胆子大，来台湾没几年，就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铺子不大，可东西全——肥皂、火柴、香烟、糖果、酱油、醋，什么都有。他的东西比别人便宜，人也和气，村里人都爱去他那儿买东西。金伯常说：“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人家来买东西，你给人个好脸，人家下次还来。”可金伯也有心事。他在温州老家，还有一个老婆，三个孩子。他走的时候，最小的孩子才两岁。“不知道长什么样了。”他常常看着一张发黄的照片发呆。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三个孩子，站在一幢老房子前面。林德海问：“您怎么不把他们接来？”金伯摇摇头：“接不来。过不来海。”他把照片小心地收好，叹口气：“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有一年，金伯的杂货铺进了一批红灯笼，从香港运来的，红绸子做的，底下垂着金黄色的流苏，漂亮得很。“金伯，这灯笼多少钱一个？”有人问。金伯说：“不卖。”那人一愣：“不卖？那你进它干什么？”金伯说：“送。过年了，每家送一个。挂起来，喜庆。”他真的送了。村里每家都送了一个。除夕那天，四四南村家家户户门口都挂起了红灯笼，红彤彤的一片，从村头亮到村尾。林德海站在自己门口，看着那些灯笼，忽然想起即墨大集上那棵老槐树。老槐树上的灯笼，也是红的，也是圆的，也是这样在风里晃着。可老槐树不在了。即墨大集也不在了。只有这些灯笼还在，照着这些回不去家的人。金伯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些灯笼。“德海，”他说，“你说，老家的月亮，跟这儿的月亮，是不是一样的？”林德海想了想，说：“是一样的。”金伯点点头：“那就行。月亮一样，就说明老家还在。”他顿了顿，又说：“这灯笼也是一样的。红的就是红的，圆的就是圆的，到哪儿都一样。”林德海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精明的温州人，心里藏着的东西，比谁都多。十五、老佟的天津麻花老佟是天津卫的，会做麻花。他在天津的时候，家里就是开麻花铺子的，开了三代人。他从小跟着他爹学手艺，揉面、搓条、拧花、下锅，样样精通。他做的麻花，又酥又脆，咬一口，满嘴香。来台湾后，他什么都不会干，就在村里支了个摊子，炸麻花。可台湾的面粉不一样，油不一样，火候也不一样。他炸出来的麻花，总不是那个味儿。老佟急了。他一遍一遍地试，试了半年，终于试出来了——面要少揉，要多醒；油温不能太高，要慢慢炸；火候要轻，要炸透。他炸出来的麻花，终于有了天津味儿。村里人都爱吃他的麻花。逢年过节，他那儿排着队，等着买麻花的人能排到村口。老佟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有人夸他的麻花好吃。“佟叔，你这麻花，比天津的还香！”老佟就笑了，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那是，我这手艺，祖传的！”可有人问他想不想回天津，他就不笑了。“想有什么用？”他说，“回去也认不得路了。我走的时候，天津还是那个天津，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他顿了顿，又说：“我这麻花，是天津的味儿。只要这味儿还在，天津就在。”十六、十年后的除夕1960年除夕。四四南村的空地上，摆起了长桌宴。这是村里第一次搞这么大场面的年夜饭——大家凑钱，每家出几个菜，摆在一起，全村一起吃。老魏家出了河南烩面。老孙头家出了山东烧饼。老吴家出了徐州粽子——虽然端午才吃粽子，可老吴说想吃就吃，管它什么节。四川大娘出了麻辣香肠。湖南大姐出了腊肉炒豆干。杨先生出了一盆凉拌菜。老丁出了一盘东北大拉皮。金伯出了温州鱼丸。老佟出了天津麻花。阿坤出了广东烧鹅——他特意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林德海出了两大盘饺子，一盘白菜猪肉，一盘韭菜鸡蛋。老周出了酒——他攒了一年的私房钱，买了五瓶金门高粱。长桌摆起来了，从村口一直摆到村尾。碗筷摆起来了，酒倒起来了，菜上起来了。孩子们跑来跑去，大人们说说笑笑。林德海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十一年了。他在这村子里，已经住了十一年。他看见老魏的头发白了。看见四川大娘的背驼了。看见湖南大姐的皱纹深了。看见老孙头走路慢了。看见老吴的手开始抖了。看见杨先生的腰直不起来了。看见老丁的嗓子不如从前亮了。看见金伯的头发全白了。看见老佟的耳朵有点背了。看见阿坤的腿不如以前利索了。可他们都还在。都还活着。都还在这张长桌前，吃着这顿饭。老魏站起来，举起酒杯：“各位，今天是除夕。俺老魏，代表河南老乡，敬！ 饺子还是那个味儿下篇：博士山·墨尔本一、南十字星下1995年3月，墨尔本。飞机降落的时候，林德海一直盯着窗外。下面是灰蓝色的海，跟四十七年前他在船上看到的那个海，是一样的颜色。阿凤在旁边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她这辈子没坐过飞机，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爸，妈，到了。”秀英站起来，帮他们拿行李。林德海站起来，腿有点软。九十三岁了，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可他没吭声，跟着人流往外走。机场里到处是英文，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人来人往，什么样的人都有——白的、黑的、黄的、棕的，说什么话的都有。他忽然想起四四南村，那里的人也是南腔北调，说什么话的都有。可那里的南腔北调，他听得懂。这里的，他一句也听不懂。“爸，这边。”秀英领着他们往外走。出了机场，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墨尔本的初秋，天蓝得发亮，太阳明晃晃的，可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林德海站在机场门口，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天是蓝的，树是绿的，房子是矮矮的，跟台北不一样，跟即墨更不一样。“爸，上车吧。”秀英说。林德海点点头，上了车。车开了，沿着一条宽阔的路，往一个陌生的方向。他看着窗外的风景。田野，牧场，牛羊，然后慢慢有了房子，有了街道，有了人。他看见一块中文招牌，上面写着“新华书店”。又看见一块，写着“香港茶餐厅”。再往前，中文招牌越来越多，街上走着的人也越来越多，黄皮肤的，黑头发的，跟他一样的人。“这是哪儿？”他问。“博士山，”秀英说，“Box Hill。墨尔本最大的华人区。”车停了。林德海下了车，站在一条街上。街两边都是店铺，卖菜的、卖肉的、卖药的、卖衣服的，招牌全是中文。他听见有人说话，是广东话；有人说话，是普通话；有人说话，是听不懂的方言。他忽然想起1949年的基隆港。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听着陌生的声音。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身边有阿凤，有秀英。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二、找铺面秀英在墨尔本皇家医院做心脏外科医生，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她在博士山买了一套房子，够大，够住。她以为爹妈来了，可以好好享福了。可林德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坐不住了。“秀英，”他说，“我想开个店。”秀英愣住了：“爸，你都九十三了，还开什么店？”林德海说：“不开店，干什么？等死？”阿凤在旁边笑：“你爸这辈子，就靠这口气活着。让他折腾吧。”秀英拗不过他，只好托人帮忙找铺面。找铺面的人叫周建国，是老周的儿子。老周在台北的时候就认识，两家一直有来往。后来老周没了，建国跟着他妈移民来了墨尔本，现在做房产中介，混得风生水起。建国带着林德海看了好几个铺面，都不满意。有的太大，有的太小，有的太贵，有的太偏。林德海总摇头，说“再看看”。直到有一天，建国带他来到唐人街，一条窄窄的小巷子里。铺面不大，门脸窄得只能并排站两个人。门口有两个垃圾桶，旁边是一家杂货铺，对面是一家烧腊店。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股霉味。林德海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建国说：“林叔，这地方小了点，要不咱们再看看别处？”林德海摇摇头：“就这儿。”建国愣了：“为什么？”林德海指着那两个垃圾桶：“像不像四四南村？”建国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看了半天，没看出哪儿像。林德海说：“当年我在四四南村开饺子摊，旁边也有两个垃圾桶。挨着垃圾堆，才有人气。”建国笑了，没再说什么。铺面租下来了。林德海亲自设计，亲自监工。装修很简单，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吧台，一面墙。墙上要挂照片，他特意从台北带来了那些老照片——四四南村的，中华商场的，还有那张1952年在棚子门口拍的，他系着围裙站在热气腾腾的锅前面。门头上要挂招牌。秀英问他要不要找人设计一个好看的，他说不用，自己写。他拿毛笔，蘸墨汁，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五个字：老北方饺子。写完了，阿凤在旁边说：“少个字吧？不是叫‘老北方饺子馆’吗？”林德海摇摇头：“‘馆’字太复杂，写不好。就‘老北方饺子’，够了。”他的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可每一笔都是他自己写的。招牌挂上去那天，林德海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阳光照在招牌上，那五个字红彤彤的，在墨尔本的蓝天下格外显眼。“老北方，”他喃喃自语，“这回是真的老了。”三、第一个除夕1996年2月18日，除夕。老北方饺子开张三个多月了。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坏。来吃的多是老华侨，也有留学生，偶尔有几个鬼佬进来尝鲜。林德海每天坐在吧台旁边那张高脚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听着南腔北调的话。今天是除夕，他早早就关了门，回到秀英家里。阿凤下厨，做了一桌子年夜饭。有鱼，有鸡，有肉，有菜，还有一大盘饺子。饺子是林德海和阿凤一起包的——他调馅，她擀皮，包了一下午。韭菜鸡蛋馅的，跟他在即墨大集上包的一个样。秀英是晚上八点多才到家的。一台手术做了六个小时，累得话都不想说了。可她看见桌上的饺子，还是笑了，倒了酒，举起杯：“爸，妈，新年快乐！这是咱们在墨尔本过的第一个年！”林德海举起杯，喝了一口。酒是澳洲的红酒，秀英买的，说是当地特产。他喝不惯，觉得不如金门高粱有劲儿，可他没吭声。吃完饭，秀英说：“爸，外面有烟花，去看看？”林德海摇摇头：“不去了，累了。”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夜空。那边有烟花在炸，一朵一朵的，红的绿的黄的，照亮了半边天。他想起了即墨大集上的红灯笼。想起四四南村的空地上，老丁唱二人转的声音。想起中华商场里，那些南腔北调的食客。他又想起他爹，想起他娘，想起那棵老槐树。他们现在在哪儿呢？阿凤走出来，在他旁边坐下，递给他一杯热茶。“想家了？”她问。林德海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想哪儿。即墨？台北？还是这儿？”阿凤说：“都想。都不想。”林德海看着她，忽然笑了：“你这辈子，跟着我，哪儿都去了。”阿凤也笑了：“跟着你，吃饺子管够。”远处又炸开一朵烟花，很大，很亮。林德海看着那朵烟花慢慢散落，变成无数个小火星，消失在夜空中。他忽然想起阿坤说过的话：“饺子到哪儿都是饺子。人也是，到哪儿都是人。”四、狮子来了1997年正月初五。老北方饺子门口，挂着一串爆竹和一个生菜。这是建国告诉他的规矩——墨尔本唐人街过年，每家店门口都要挂生菜，等着狮子来采青。生菜谐音“生财”，狮子把生菜叼下来，就是“遍地生财”。林德海站在门口，等着。秀英说：“爸，外面冷，进来等吧。”林德海摇摇头：“等狮子来。”上午十点多，锣鼓声响起来了。林德海循着声音望去，看见一支舞狮队从街口舞过来。前面是锣鼓队，敲得震天响。后面是两只狮子，一红一黄，摇头摆尾，眼睛眨巴眨巴的，活灵活现。舞狮队挨家挨户地拜年。每到一家门口，狮子就停下来，对着店铺舞一阵，然后跳起来把挂着的生菜叼下来，扯碎了，撒在地上。店主就笑呵呵地递上一个红包。舞到老北方门口时，红狮子停下来，对着店门舞了起来。舞得特别卖力，特别热闹——比当年阿坤在四四南村舞得还卖力。林德海站在门口，看着那只狮子，眼睛有点湿。领队的人走过来，广东口音，笑着说：“老板，新年好！恭喜发财！”林德海点点头，把红包递过去。那人接过来，又递给他一个橘子。“老板，大吉大利！”林德海握着那个橘子，暖暖的，像刚从树上摘下来。舞狮队走了，锣鼓声渐渐远去。林德海还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秀英走过来：“爸，你怎么哭了？”林德海摸了一下脸，果然湿了。他摇摇头：“没事，风大。”他转身进了店，把那个橘子放在吧台上，摆在那些老照片旁边。五、博士山的长龙1998年春节，博士山。今年的春节格外热闹。博士山搞起了新春嘉年华，在主街上搭了大舞台，从早到晚表演节目。街上挂满了红灯笼，一串一串的，从街头挂到街尾。摊位一个挨一个，卖小吃的，卖工艺品的，写春联的，算命的，热闹得像即墨大集。林德海带着阿凤，跟着秀英和建国，出来逛。他走得慢，秀英扶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街上人山人海，有华人，有鬼佬，有印度人，有越南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听见有人说普通话，有人说广东话，有人说英语，有人说他听不懂的话。“让一让，让一让——龙来了！”人群往两边闪开。一条长龙从街口舞过来。好长的龙，几十个人舞着，金鳞红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龙头是金的，龙眼是亮的，龙须是飘的，活灵活现。林德海看着那条龙，想起1949年即墨大集上的那条龙。那条龙也是这么长，也是这么舞着，也是这么在人群里穿行。可那些人，那些舞龙的人，那些看龙的人，都不在了。秀英在旁边说：“爸，这条龙听说有一百多米长，是墨尔本最长的龙。”林德海点点头。龙舞到他们面前时，龙头忽然转过来，朝着他们点了点头。舞龙头的是个年轻人，华人，冲他们喊了一声：“恭喜发财！”林德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也冲他喊：“恭喜发财！”龙过去了，人群跟着涌过去。林德海还站在原地，看着那条龙的背影。阿凤说：“走吧，回去包饺子。”林德海点点头，慢慢往回走。六、南来北往的人老北方饺子开了几年，渐渐有了名气。不是那种大名声，是那种小名气——老顾客口口相传，说唐人街有家店，饺子味儿正。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有一年，来了一对老夫妻。男的七十多岁，女的也七十多，走路颤颤巍巍的。他们点了两盘饺子，一盘白菜猪肉，一盘韭菜鸡蛋。吃着吃着，老太太哭了。林德海走过去，问：“大娘，怎么了？”老太太指着饺子说：“这味儿，跟我娘包的一模一样。我娘是山东人，我小时候常吃她包的饺子。后来……后来再也没吃过。”林德海问：“大娘，您哪儿人？”老太太说：“我生在东北，后来去了台湾，再后来来了澳洲。一辈子，哪儿都去过，可哪儿都不是家。”林德海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又给她端了一盘饺子。还有一年，来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留学生模样，瘦瘦的，眼睛红红的。他点了一盘饺子，一个人吃着吃着，趴在桌上哭了。林德海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孩子，怎么了？”年轻人抬起头，抹了一把泪：“没事，就是想家。今天是我妈生日，我回不去。”林德海在他旁边坐下来，让后厨又煮了一盘饺子，端到他面前。“孩子，吃吧。你妈要是知道你在这儿好好的，她就放心了。”年轻人看着那盘饺子，又哭了。后来他常来，每次来都帮着干点活，跟林德海聊几句。他说他叫小陈，在墨尔本大学读书，学建筑的。他说他爸妈在沈阳，一年见不了一次。他说他毕业了想回国，又想在澳洲留下，不知道怎么办。林德海说：“不知道怎么办，就先包饺子。包着包着，就知道了。”小陈笑了，说：“林爷爷，您这饺子，比心理医生还管用。”那天起，小陈开始在店里打工。阿凤教他包饺子，林德海在旁边看着，时不时指点两句。年轻人学得快，没多久就能单独包一锅了。还有一年，来了一个鬼佬。他进门就比划，说要吃饺子。小陈给他翻译，他点了猪肉白菜的。吃完，他竖起大拇指，说了好多话。小陈翻译：“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他说他以前不知道中国饺子这么好吃，以后要常来。”林德海笑了，送了他几个自己种的葱。那鬼佬拿着葱，高兴得像个孩子。后来他真常来，还带朋友来。他学会用筷子，学会说“好吃”，学会说“恭喜发财”。每次来，他都冲林德海竖大拇指，林德海就冲他笑。小陈说：“林爷爷，您这店，都快成联合国了。”林德海说：“联合国好，联合国热闹。 七、老周来了1999年春天，老周来了。他是从台湾来的，带着他妈。他妈八十六了，身体还好，就是腿脚不利索。老周说，他妈想来澳洲看看，看看秀英，看看林德海，看看这个她听说了很多年的地方。林德海去机场接他们。老周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那个满头白发的女人。那是周连长的遗孀，林德海见过她几次，没说过几句话。她是个安静的女人，话不多，总是低着头做自己的事。周连长没了以后，她一个人把建国拉扯大，吃了很多苦。她看见林德海，点点头，叫了一声：“林大哥。”林德海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只是点点头。在车上，她忽然说：“林大哥，我家老周临走的时候，一直念叨你。他说，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还。”林德海愣住了，半天才说：“不欠，谁也不欠谁。”她摇摇头：“他说欠，就是欠。他说，那年要不是他，你也不会被抓走，你也不会来台湾，你也不会……”她说不下去了。林德海看着窗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要不是他，我也不会认识老魏，不会认识四川大娘，不会认识湖南大姐，不会认识杨先生，不会认识阿坤。也不会娶阿凤，不会生秀英。也不会来澳洲，不会开这个饺子馆。”他转过头，看着她：“所以不欠。谁也不欠谁。”她看着他，眼圈红了。那天晚上，林德海请他们在老北方吃饭。阿凤下厨，小陈帮忙，包了一桌饺子。有白菜猪肉的，有韭菜鸡蛋的，有四川豆瓣酱的，有湖南腊肉的，有河南元宝褶的——四四南村的味儿，全包出来了。老周他妈吃了一个，又吃一个，吃着吃着，眼泪掉下来。“就是这个味儿，”她说，“当年在四四南村，你就是这个味儿。”林德海说：“还是那个味儿。变不了。”她点点头：“变不了好。变不了，就忘不了。”八、生菜与橘子2001年正月初五。老北方饺子门口，照例挂着生菜和爆竹。林德海站在门口等狮子。他等了一上午，狮子没来。下午，秀英说：“爸，今年狮子可能不来了。唐人街那边有新规定，说是放爆竹要申请，麻烦得很。”林德海没说话，还是站在门口等。下午三点多，锣鼓声响起来了。不是从街口来的，是从巷子深处来的。林德海循着声音望去，看见一队人走过来。前面是几个年轻人，敲着锣鼓。后面跟着一头狮子，小小的，不像唐人街那些那么威风，可舞得很认真。领队的是个小伙子，华人，二十出头，满头汗。他走到林德海面前，鞠了一躬：“老板，我们是墨尔本大学舞狮队的，刚学不久，舞得不好，您别嫌弃。”林德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嫌弃，不嫌弃。”狮子舞了起来。舞得确实不太好，动作生疏，配合也不够默契，可他们很认真，很卖力，每个人都满头大汗。舞完了，小伙子递上一个红包——不是要红包，是给红包。林德海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老当益壮。林德海看着那张纸条，半天没说话。他从店里拿出一个橘子，递给那个小伙子：“孩子，拿着，大吉大利。”小伙子接过橘子，高兴得脸都红了。他们走了，锣鼓声渐渐远去。林德海还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秀英走过来：“爸，这些孩子是哪个舞狮队的？”林德海摇摇头：“不知道。”“那您怎么给他们橘子？”林德海说：“因为他们来了。”他转身进了店，把那张纸条放在吧台上，摆在那些老照片旁边。九、博士山的新年2005年春节，博士山。今年的新春嘉年华比往年更大。主舞台搭在银行街上，从早到晚表演节目。有舞龙舞狮，有武术表演，有民族舞蹈，有流行歌曲。摊位一个挨一个，有卖小吃的，有卖工艺品的，有写春联的，有做糖人的。红灯笼挂满了整条街，一串一串的，从这头到那头。林德海走不动了，就坐在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看见一家三口从面前走过，年轻的父母牵着一个孩子。孩子手里拿着一个糖人，是条龙，金黄金黄的。他看见两个鬼佬站在一个摊位前，对着春联指指点点，摊主比划着给他们解释，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他看见一队舞狮的从街口舞过来，狮子摇头摆尾，孩子们又笑又叫。他看见一个老太太，跟他年纪差不多，被人扶着慢慢走。她经过老北方门口时，停下来，往里面看了看。林德海冲她点点头。她也点点头，用山东话问：“这是饺子馆？”林德海说：“是。”她说：“山东的？”林德海说：“山东的。”她笑了，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来：“那我得尝尝。”她儿子扶着她进来，点了两盘饺子。她吃着吃着，眼泪掉下来。“就是这个味儿，”她说，“跟我娘包的一个样。”林德海看着她，想起了很多人。想起他娘，想起四川大娘，想起湖南大姐，想起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他让后厨又煮了一盘饺子，端到她面前。“大娘，”他说，“多吃点。这味儿，跑不了。”十、皇冠的灯火2008年元宵节。建国打电话来说：“林叔，今晚皇冠赌场那边有灯会，还有烟花，去看看不？”林德海说：“赌场？我去那地方干什么？”建国笑了：“不是让您去赌，是去看灯。那边每年元宵节都张灯结彩，从小年挂到正月十五，漂亮得很。”秀英也说：“爸，去吧，来了这么多年，还没好好逛过墨尔本呢。”一家人开车去皇冠赌场。车还没到，就看见河边一片灯火通明。赌场门口的广场上，搭起了巨大的灯饰——有金鱼，有荷花，有龙凤呈祥，还有十二生肖。金鱼和荷花一样大，比例不太对，可看着就是喜庆。广场上人山人海，有人在看表演，有人在买小吃，有人在排队跟财神合影。河边摆满了摊位，卖什么的都有。林德海在一个卖糖人的摊前停下来。摊主是个中年人，手很巧，用糖稀画出一条龙，栩栩如生。“师傅，哪儿人？”林德海问。摊主抬起头：“山东的，您呢？”林德海说：“即墨。”摊主眼睛亮了：“老乡啊！我青岛的，咱挨着！”两人聊了起来。摊主姓王，来澳洲二十年了，在墨尔本开了一家糖人店。他说他小时候在青岛，每年过年都看人吹糖人，后来自己学会了，就把这手艺带到澳洲来了。“这手艺，在老家都快失传了，”他说，“没想到在澳洲倒传下去了。”林德海点点头：“都一样。饺子也是，在老家快没人包了，在这儿倒包出名声了。”两人相视而笑。八点钟，烟花开始了。一簇簇烟花从河边升起，在夜空中炸开，五颜六色，照亮了整个墨尔本的天。林德海仰着头看，看见红的、黄的、绿的、紫的烟花，一朵接一朵，像无数盏灯笼挂在天上。秀英问：“爸，好看吗？”林德海点点头：“好看。”他没说出口的是，他想起了即墨大集上那些纸糊的红灯笼，想起四四南村门口那两盏，想起基隆港码头上垂着流苏的灯笼。那些灯笼和这些烟花，隔着六十年，隔着半个地球，可在他的眼里，是一样的亮。十一、杨先生的信2010年秋天，林德海收到一封信。信是从台湾寄来的，信封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地址。他打开信，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纸。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穿着长衫，站在一张桌子前面，手里拿着毛笔，正在写字。背后是一排排书架，满满的，全是书。纸上写着几行字，毛笔写的，工工整整：“德海兄，见字如面。杨先生已于去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临终前，他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您。他说，您是他的老乡，是他这辈子最惦记的人之一。他说，谢谢您的饺子，谢谢您让他这个孤老头子，在异乡过了几十年有年味的年。他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能回即墨看看。可他最不后悔的，是来了台湾，认识了你们这些人。他让我告诉您，好好活着，把饺子包下去。您包的饺子，有咱们即墨的味儿。”落款是“杨先生之孙，杨明远”。林德海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也有字，还是毛笔写的：“德海兄，这是我在台北教书时的照片。那时候还年轻，还能写字。现在写不动了。这封信，是我让孙子代笔的。我眼睛不行了，手也不行了，可脑子还行。我还记得您包的饺子，记得四四南村的红灯笼，记得咱们一起过的那些年。替我多吃几个饺子。杨。”林德海把信和照片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他把它们放在吧台上，摆在那些老照片旁边。那天晚上，他多包了一盘饺子，摆在空椅子上。阿凤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给杨先生吃的。他爱吃韭菜鸡蛋的。”十二、小陈的毕业2012年，小陈毕业了。他学的建筑设计，毕业设计做的是一个文化中心——墨尔本华人文化中心。他画了很多图，做了很多模型，最后拿了全系最高分。毕业那天，他穿着学士服，跑到老北方饺子来，让林德海看他的毕业证。“林爷爷，我毕业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林德海看着那张毕业证，看了半天。上面全是英文，他一个字也看不懂，可他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好，”他说，“毕业了好，以后有出息。”小陈说：“林爷爷，我找到工作了，在墨尔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我可以留下来了。”林德海点点头：“留下来好。留下来，就能常来吃饺子。”小陈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林爷爷，这些年，谢谢您。我刚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天天想家。后来到您这儿打工，您对我像亲孙子一样。每次我想家了，就来您这儿吃饺子。吃着吃着，就不想了。”林德海拍拍他的肩膀：“孩子，不管在哪儿，都得有个地方能去。能去的地方多了，就不想家了。”小陈点点头，抹了一把眼睛。那天晚上，林德海请小陈吃饭。阿凤和小陈一起包饺子，建国跑前跑后张罗。秀英是七点多才到的，刚下手术，饭盒都没来得及打开。她坐下来，夹了一个饺子，吃了一口，冲小陈竖起大拇指：“行啊，这手艺快赶上我妈了。”小陈不好意思地笑了：“是林爷爷和阿凤奶奶教得好。”吃完饭，小陈拿出一个本子，递给林德海。“林爷爷，这是我画的，送给您。”林德海打开本子，里面是一幅画。画的是老北方饺子——门口挂着红灯笼，门头上写着五个字，窗户里透出暖暖的光，门口站着一个人，系着围裙，正在往外看。那个人，是他自己。林德海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画得好，”他说，“画得真好。”他把那幅画挂在墙上，挂在那些老照片旁边。十三、九十岁的生日2015年，林德海九十三岁。不对，按虚岁算，是九十四。他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九十多。生日那天，秀英张罗着给他过。她订了一个大蛋糕，请了好多朋友——建国家、小陈、老顾客们、还有秀英医院的同事。老北方饺子里挤满了人。阿凤在厨房里忙着煮饺子，小陈和建国在跑堂，小陈的女朋友也来帮忙端盘子。秀英难得地坐在父亲旁边，陪他说话。有人来敬酒，秀英替父亲挡：“我爸喝不了，我替他喝。”一杯又一杯，喝得脸都红了。林德海看着女儿，心里又高兴又心疼。他知道，女儿今天请了假，专门来陪他过生日。对那些医生来说，请假比什么都难。他坐在吧台旁边那张高脚凳上，看着这一屋子的人。他看见建国，老周的儿子，现在是个大律师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正在给客人倒茶。他看见小陈，那个想家的留学生，现在是个建筑师了，瘦瘦的，还是那么爱笑。他看见秀英，他的女儿，现在是墨尔本有名的心脏外科医生，手上救过多少人，数都数不清。他看见阿凤，跟他过了一辈子的女人，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了，可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他还看见好多不认识的人——秀英的同事，建国的客户，老顾客的朋友，还有几个鬼佬，不知道是谁带来的。他们都来了，都来给他过生日。秀英端着一个大蛋糕走过来，蛋糕上插着蜡烛。她说：“爸，许个愿吧。”林德海看着那些蜡烛，看着那一屋子的人，想了半天，不知道许什么愿。他这辈子，许过的愿太多了。小时候许愿过年吃顿好的，年轻时许愿早点回家，中年时许愿孩子有出息，老年时许愿平平安安。有些实现了，有些没实现，有些他早就忘了。他闭上眼睛，想了很久，然后吹灭了蜡烛。秀英问：“爸，您许的什么愿？”林德海摇摇头：“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其实他没许愿。他只是想起了很多人——他爹，他娘，老魏，四川大娘，湖南大姐，老孙头，老吴，杨先生，老丁，金伯，老佟，阿坤，老周。他们都走了，都去了另一个地方。他想跟他们说，他在这儿挺好的，饺子馆还在，味儿还在，人还在。十四、最后一个除夕2023年除夕。林德海九十七岁了。走不动了，站不住了，可他还是要回店里。秀英用轮椅推着他，一步一步推到老北方饺子门口。门口挂着两盏大红灯笼，是从博士山买的，绸子的，底下垂着金黄色的流苏。门头上，“老北方饺子”五个字，还是他自己写的，风吹日晒，有点褪色了，可还能看清。店里挤满了人。有老华侨，有留学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有几个鬼佬。阿凤在厨房里忙着煮饺子，建国和小陈在跑堂，小陈的女朋友也来帮忙端盘子。秀英坐在父亲旁边，陪他看这一屋子的热闹。她今天难得休息，专门来陪父亲过除夕。“爸，你看，这么多人。”她说。林德海点点头：“比四四南村还热闹。”秀英笑了，握着他的手，没再说话。 林德海看着店里的人。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带着一个女孩进来，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年轻人说：“这家店，我从小吃到大。我爷爷带我来的，后来我爸带我来的，现在轮到我带你了。”女孩笑了，说：“那你得教教我怎么吃。”年轻人说：“这还用教？蘸醋，吃，就行了。”他看见一桌老华侨，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点了好几盘饺子，还有几个小菜。一个老头说：“这味儿，跟我小时候在老家吃的一个样。”另一个说：“可不是嘛，要不咱们怎么年年都来？”他看见一个鬼佬，带着一家人进来。他用筷子用得不太好，可吃得很认真。他的孩子学着他的样子，也夹饺子，也蘸醋，也往嘴里塞。孩子的妈妈笑着说：“小心点，别噎着。”他看见小陈，穿着围裙，端着盘子跑来跑去。小陈现在不跑堂了，他是建筑师，可每年除夕都来帮忙。他说这是他的传统，不来就少了点什么。他看见秀英，他的女儿，满头白发了，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他想起她小时候，在四四南村，站在他旁边看他包饺子。那时候她才五六岁，踮着脚，眼睛亮亮的，问：“爹，这是干什么？”那时候，他告诉她：“这是包饺子。咱们老家的规矩，过年就得吃饺子。”现在，阿凤端着一碗饺子走过来，递给秀英。秀英夹起一个，吹了吹，送到他嘴边。“爸，饺子好了，您尝尝。”他接过碗，夹起一个，咬了一口。韭菜鸡蛋馅的。韭菜是他自己种的——他种不动了，阿凤在种。鸡蛋是超市买的，普通鸡蛋。咬下去，韭菜的冲劲儿直冲脑门，眼泪差点下来。他想起即墨大集，想起他娘头上的血，想起小山东被扔下海的那个早晨，想起四四南村的棚子，想起四川大娘的豆瓣酱，想起湖南大姐的腊肉，想起河南大哥的元宝褶，想起杨先生的春联，想起阿坤的狮子，想起老周的鞠躬，想起那些南腔北调的人，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把那个饺子慢慢嚼完，咽下去。阿凤走过来，问他：“好吃吗？”他点点头：“好吃。”阿凤笑了，抹了一把眼睛：“好吃就行。”十五、春天来了2024年春天，林德海走了。走得很安静，在睡梦中，没有痛苦。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秀英的同事，建国的客户，小陈的朋友，老顾客们，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他们站在那儿，听着建国致辞。建国说：“林爷爷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包饺子。可他包的，不只是饺子，是一个时代，一群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台下，有人悄悄抹眼泪。小陈也说了话。他说：“我十八岁来澳洲，一个人都不认识。第一次进老北方，是林爷爷给我煮的饺子。后来我在那儿打工，一打就是八年。林爷爷教我包饺子，教我做人，教我在异乡好好活着。他说，不管在哪儿，都得有个地方能去。能去的地方多了，就不想家了。”他说不下去了。后来，秀英把林德海的骨灰分成了两份。一份留在墨尔本，一份带回了即墨。她找到了即墨大集的那个地方。老槐树早就不在了，集也早就不在了，可那块地方还在。她把骨灰撒在那儿，撒在那片土地上。“爹，”她说，“您回家了。”十六、老北方还在2025年春节，博士山。老北方饺子还在开。阿凤每天在店里盯着，小陈下班后常来帮忙，周末全天在。建国只要有空就来跑堂。秀英每周六下午来坐坐，跟老顾客们聊聊天，听他们讲那些南腔北调的故事。菜单上多了一道新菜：即墨老味韭菜鸡蛋水饺。下面有一行小字：按1949年即墨林记饺子铺配方制作。门口挂着两盏大红灯笼，是阿凤每年亲自挂的。她说，这是规矩，不能丢。正月初五那天，狮子又来了。不是墨尔本大学舞狮队了，是他们带出来的徒弟。一群年轻人，舞得虎虎生风，比当年那些老师傅还厉害。他们舞到老北方门口时，停下来，对着店门舞了起来。舞得特别卖力，特别热闹。领队的小伙子把生菜叼下来，从狮子嘴里吐出一个橘子，落在阿凤手里。阿凤握着那个橘子，笑了。她转身进了店，把橘子放在吧台上，摆在那些老照片旁边。墙上挂着好多照片。最老的那张是1952年在四四南村拍的，一个年轻人系着围裙站在热气腾腾的锅前面。旁边是中华商场的老照片，是墨尔本新店开张时的剪彩，是九十岁生日那天切蛋糕的样子，是那幅小陈画的画——门口挂着红灯笼，门头上写着五个字，窗户里透出暖暖的光，一个人系着围裙，站在门口往外看。照片下面，是林德海生前最爱坐的那张高脚凳。凳子上，放着一盆刚发芽的葱。店里坐满了人。有老顾客，有新面孔，有华人，有鬼佬，有南腔北调的声音。一个年轻人带着一个女孩进来，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他说：“这家店，我从小吃到大。我爷爷带我来的，后来我爸带我来的，现在轮到我带你了。”女孩笑着说：“那你得教教我怎么吃。”年轻人说：“这还用教？蘸醋，吃，就行了。”他们点了两盘饺子，一盘白菜猪肉，一盘韭菜鸡蛋。饺子端上来，热气腾腾的。女孩夹起一个，咬了一口，嚼了嚼，眼睛亮了。“好吃！”她说，“这是什么馅的？”年轻人说：“韭菜鸡蛋的。老配方，1949年的味儿。”女孩问：“1949年？那么早？”年轻人点点头：“这家店的老板，1949年从山东即墨来的。先在台湾待了四十年，又来澳洲待了三十年。这饺子的配方，是他爷爷传下来的，一直没变。”女孩又咬了一口，细细地嚼着。“那这饺子，是哪里的味儿？”她问。年轻人想了想，说：“哪儿都是。哪儿都不是。”女孩没听懂，可她点点头，又夹起一个。窗外，锣鼓声响起来了。又一支舞狮队从街口舞过来，狮子摇头摆尾，孩子们又笑又叫。红灯笼在风里晃着，把影子投在地上，拉得老长。“老北方”三个字，在墨尔本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一颗远方的星星。像一盏永远不会灭的灯。【终】 从即墨到格陵兰：一个方言笑话如何变成“历史”在山东青岛的即墨，如果你对一个当地人说一句方言：“俺是即墨人。”他大概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如果这句话被一个外地人听见，很可能会愣一下——因为在快速的口音里，它听起来竟然像：“爱斯基摩人。”于是，一个跨越半个地球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一、五个字引发的“世界史”熟悉即墨方言的人都知道：“俺是即墨人”读快一点，确实很像：“爱斯基摩人”。这种语言上的巧合，像是一枚种子，一旦落进民间想象的土壤，很快就会长出枝叶。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半开玩笑的推论：爱斯基摩人，其实是即墨人的后代。最初，这只是饭桌上的笑话。但中国民间叙事有一个有趣的特点——任何笑话，只要讲得够久，总会长出“证据”。 二、民间“考据学”的三条证据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人们逐渐构建出一套颇为完整的“证据体系”。第一证：语言故事的起点，就是那句：“俺是即墨人”。据说，当欧洲探险家第一次来到北极，与当地人交流时，土著自我介绍：“俺是即墨人。”探险家当然听不懂，于是就按照发音记录下来：Eskimo。于是，“即墨人”就成了“爱斯基摩人”。这个解释虽然经不起语言学推敲，但在民间却异常有说服力——因为它听起来太像了。 第二证：地名第二条证据来自地图。格陵兰岛的英文叫 Greenland。有人灵机一动说：Green land ——绿色的土地。而中国有一座海边城市叫青岛。青岛的城市印象，正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于是结论顺理成章：Greenland，其实就是青岛。这个推论当然属于语言游戏，但在民间叙事中却显得颇有“逻辑”。 第三证：长相第三条证据则来自外貌。把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和亚洲人放在一起，你很难说他们像欧洲白人。他们的特征往往是： • 黑色头发 • 偏黄或棕色肤色 • 扁平面部结构于是有人得出结论：看吧，这不就是亚洲人吗？于是，这三条证据——语言、地名、长相拼在一起，一个跨越太平洋的故事就完整了。 三、两个版本的传奇随着故事越传越远，民间又发展出两个更完整的版本。版本一：迷航渔民第一个版本最具海洋气息。据说很久以前，山东即墨的渔民出海打鱼，在北太平洋迷失方向。洋流把他们带到北极海域，最终漂到了格陵兰岛。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后来欧洲人来到岛上，问他们是谁。他们回答：“俺是即墨人。”于是，这句话被写进欧洲人的航海日志：Eskimo。 版本二：齐国遗民第二个版本则更有历史感。故事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讲起。齐国灭亡之后，即墨城的一些世家大族不愿归顺秦朝，于是举族出海。这些人包括： • 马姓 • 米姓他们带着家人、粮食和渔船，向大海深处航行。经过漫长漂泊，终于来到一座冰雪覆盖的荒岛。他们在那里建立新的家园。为了不忘故土，他们把这里称为：青岛。后来欧洲殖民者来到这里，把这个名字翻译成：Greenland。当欧洲人问他们是谁时，这些齐人的后代回答：“俺是即墨人。”于是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Eskimo。在这个版本里，还有两个有趣的细节：格陵兰岛常见的名字 Mali 和 Minik，被民间解释为： • Mali —— 马姓 • Minik —— 米姓听起来几乎像是一部跨越两千年的家族史。 四、笑话为什么会变成“历史”当然，从学术角度看，这些说法几乎没有证据。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祖先，确实来自亚洲人群。但他们迁徙到北美的时间，大约在几千年前，而不是秦朝。然而，这个故事仍然被人津津乐道。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它满足了三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第一，是语言的趣味。一个方言发音的巧合，本身就充满幽默。第二，是地方的骄傲。如果世界另一端的人和你的故乡有关，那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第三，是历史的想象。人们总喜欢相信：自己的祖先曾经走得很远。 五、一个属于故乡的玩笑所以，“俺是即墨人”和“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民间玩笑。但它却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只用五个字，就把山东半岛的小城即墨，与北极冰原的格陵兰岛连接在了一起。在地图上，两地相隔一万多公里。在语言里，却只差一句：“俺是即墨人。”而正是这种带着幽默与想象的叙事，让普通人的世界史，显得格外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