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忠烈，三代红心

杨杭鹤

——抗日英烈廖海涛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杨杭鹤 美篇号：11212869

我的外祖父廖海涛，福建省上杭县溪口镇大岭下村人。1909 年 3 月出生，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领导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历任乡、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委书记等职务。1934 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坚守闽西南，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杭代县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七支队政委，带领当地军民熬过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外祖父率部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一路南征北战，历任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政治委员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缔造与坚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外祖父的忠烈，并非偶然。在他的身后，是三位同样心怀家国、坚守信仰的至亲女性 —— 我的外太祖母、外祖母和母亲。她们用一生践行初心，让 “红心” 在三代人中代代相传。

一、英雄母亲江细妹

我伫立在王家庄的田埂上，耳畔仿佛还能听见 1941 年 11 月 28 日塘马血战的枪炮声。近 4000 名日伪军三路包抄，妄图歼灭苏南党政军机关。面对绝境，外祖父三次拒绝先行撤离，亲临一线指挥作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支撑外祖父作出这般抉择的，除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军人的天职与责任感，更有外太祖母江细妹言传身教的家风力量，那是他伟大人格的根基。

外太祖母出生于溪口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丈夫英年早逝后，她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外祖父长大，全力支持他上学。当外祖父走上革命道路，年逾花甲的她没有丝毫犹豫，带头加入农会、妇救会、洗衣队、慰劳队等红色组织，领着村里的妇女为红军洗衣、做草鞋，帮红军家属干农活，把对儿子的牵挂，化作了对革命事业的默默支持。第三次反 “围剿” 期间，闽西红军兵工厂和红军医院迁至大岭下村，外太祖母二话不说，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兵工厂使用，一家人却搬进了临时搭建的茅草房。她还发动乡亲们为兵工厂和医院筹措粮食、蔬菜，主动上山采药，从人力到物力，毫无保留地为红军筑牢后盾。

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陷入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双髻山地区的红七支队被敌人严密封锁，给养彻底断绝。为了给游击队解围，外太祖母利用自己年长、不易引人怀疑的身份，经常化妆成 “讨饭婆” 下山，与各村的革命群众联络接头，打探敌情、收集情报、筹集物资，一次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任务，为游击队送去生存的希望。

可命运却对这位可敬的老人降下了残酷的考验。在一次敌人的突然围剿中，外太祖母、我的外祖母张菊秀（外祖父第一任妻子）、舅舅廖顺文以及几名游击队员不幸被捕。敌人如获至宝，立刻写信给外祖父，威逼利诱：只要他率部投降，就保一家平安，还许以高官厚禄。外祖父早已将个人生死、家庭安危置之度外，他提笔写下铿锵誓言：“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 这便是外祖父 “铁石人” 称号的由来。

敌人没能从外祖父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便转而对狱中众人施以酷刑，妄图从他们口中套取游击队的情报。但外太祖母和战友们坚贞不屈，始终守口如瓶。审讯时，外太祖母看到墙角放着一支铁矛，又注意到同狱中有个 7 岁的游击队员家属（大岭下人，是我们的亲戚），因哭闹不止被允许在牢房内走动。一个越狱的计划在她心中悄然成形。她趁看守不注意，悄悄嘱咐孩子将铁矛传进牢房。夜里，她与游击队员们轮流用铁矛挖墙，遇到看守巡房，就拉着儿媳抱着孩子堵住洞口。整整三个夜晚的苦战，终于挖通了一道逃生的墙洞。

子夜时分，敌人在二层炮楼熟睡。外太祖母掀开洞口的稻草，先探出头观察动静，确认安全后，示意三名游击队员先行撤离，并叮嘱了逃生方向。可队员们都不肯先走，一致请求外太祖母婆媳带着孩子先逃。“你们年轻，手脚快，逃出去的希望大；我年纪大了，死了也无所谓，你们一定要先出去，别管我们！” 外太祖母语气坚决，将队员们推出洞口，最后才领着儿媳和孙子往洞外爬。可就在这时，远处一名游击队员因天色昏暗不慎摔倒，惊动了岗楼的哨兵。哨兵开枪示警，枪声惊醒了年幼的舅舅，哇哇的哭声瞬间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外太祖母心里清楚，自己一家再也跑不掉了。为了掩护游击队员安全脱险，她毅然带着儿媳，朝着与队员们相反的方向跑去。探照灯、子弹纷纷朝着她们袭来，一颗子弹击中了外太祖母，她不幸负伤，一家三口再次被敌人抓获。随后，敌人对她进行了更残酷的折磨，让她身心遭受重创。在押解至县城的途中，外太祖母已奄奄一息，无法行走，最终被敌人残酷杀害。当地群众得知她是廖海涛的母亲，自发将她的遗体安葬在路边的山坡上。1954 年，外太祖母与外祖父一起被评为 “革命烈士”，成为闻名的 “母子烈士”，“英雄母亲” 的称号也从此代代相传。

二、红心向党——妻子张招巴

我的外祖母张招巴，是外祖父的第二任妻子。1935 年，在范乐春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双髻山一带参与游击战争。外祖父第一任妻子张菊秀被反动派逮捕后惨死他乡，外祖母对他充满同情，更敬佩他的革命信仰，毅然与他组建了新的家庭。全面抗战爆发后，外祖父率部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外祖母因怀有身孕，留在双髻山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孩子出生后，她遵照外祖父的嘱咐，将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自己则义无反顾地重返革命战场。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大肆清算共产党和游击队，外祖母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她遭受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雷公尖等非人酷刑，却始终严守党和游击队的秘密，只坚称自己是抗日家属，从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最终，在党组织的营救和大岭下人民的联保下，外祖母得以出狱。出狱后，她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很快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中，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在双髻山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找到了张招巴，就是找到了游击队！” 这便是对她革命工作最崇高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外祖母历任星太区区长、县妇联主任、副县长等职，为上杭县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倾尽心力。1950 年，她作为三十二位革命老区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这是她一生的荣耀，也是对她革命贡献的最好肯定。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上杭县部分领导违背客观规律，采取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措施。时任副县长的外祖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大量调研后，她不顾个人得失，大胆提出了不同意见。可在随后的反右倾斗争中，她被错误认定为 “右倾”，遭到停职反省和批判，但外祖母始终坚守初心，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始终说实话、办实事，这顶 “右派” 帽子，也伴随了她的余生。

三年困难时期，县领导有时会享受一些额外的物资供应。外祖母却认为，这不符合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原则，坚决拒绝领取，即使工作人员送来，她也会毫不犹豫地退回。

十年动乱时期，外祖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本的 “右倾” 帽子还没摘掉，又被强加了 “叛徒”“反革命”“走资派” 等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被造反派关进了监狱。外祖母气愤不已，怒斥道：“进国民党的监狱我心甘情愿，进我们自己的监狱，我死不瞑目！” 即便遭受如此不公，她始终坚信党、相信组织，从未说过一句违心话，从未做过一件违心事，始终与造反派作坚决斗争。弥留之际，她在昏迷中留给我们后代的最后遗言仍是：“要相信党！” 直到 1981 年，也就是她辞世五年后，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名誉得以恢复。

解放后，形势逐渐稳定，外祖母深知建设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便将寄养在群众家中的女儿（我的母亲）接回身边，送她去上学。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她特意将 5 月出生的母亲的出生日期登记为 “9 月 18 日”。作为未成年烈士子女，母亲本可以享受烈属补贴，但外祖母认为国家刚成立，百废待兴，还有很多困难，便耐心说服母亲，主动放弃了这份补贴。外祖母工作繁忙，家里虽请了保姆，但她能自己做的事绝不麻烦别人，还反复叮嘱保姆，不能溺爱孩子，要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不能依赖他人。她常常教育我们后代，做任何事都要有计划、要精打细算，能用的东西都要充分利用。年老时，她还经常自己缝补衣服，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好家风，这个家风也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代人。

三、红色传承——女儿廖明娥

我的母亲廖明娥，是外祖父廖海涛烈士唯一的血脉。她出生仅 83 天，外祖母便遵照外祖父的嘱咐，将她寄养在双髻山下溪口镇石铭村的革命家属罗三妹（解放后被评为烈属）家中。罗三妹奶奶家境贫寒，却给了母亲全部的爱，含辛茹苦将她抚养成人。

1951 年，闽西烈军属子弟学校成立，外祖母将 13 岁的母亲送入学校读书。13 岁的一年级新生，成了班里名副其实的 “大姐姐”。在学校里，母亲不仅刻苦学习，还主动照顾比自己小的同学，在同学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母亲成绩优异，接连跳级，用三年时间学完了小学五年的课程，两年时间学完了初中三年的课程，终于赶上了同龄人的进度，顺利考入上杭一中高中。可不幸的是，1958 年大跃进期间，母亲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大炼钢铁运动，因吃了大量夹生米饭，再加上学习和劳动的双重压力，身体彻底垮了，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还出现了胃部大出血，体重降到了 65 斤，医院甚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幸运的是，在外公老战友的关心下，母亲被送往省立医院精心治疗，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病情才逐渐好转，但由于身体原因，母亲没能继续完成学业，休养几年后，便步入了工作岗位。

选择工作时，龙岩专区的领导为了照顾烈士后代，给母亲提供了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烈军属养老院等多个单位供她选择。母亲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烈军属养老院，她说：“那里的老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失去了亲人，我最了解她们的心情，也对她们最有感情，我愿意去照顾她们。” 朴实无华的话语，折射出母亲内心的善良与感恩；而一生的坚守与操劳，更彰显了她的坚韧与奉献。

罗三妹奶奶收养母亲时，街坊邻里曾劝她：“要收养就收养个男孩，女孩将来谁给你养老送终？” 可奶奶却不求回报，毅然收养了母亲，尽己所能保障母亲的温饱。母亲也从未辜负奶奶的养育之恩，从小就懂事能干，主动帮奶奶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经济独立后，她第一时间将奶奶接到身边一起生活，让我们兄弟姐妹都叫她 “奶奶”。奶奶晚年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瘫痪在床，母亲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使奶奶得以安享晚年。

大岭下的乡亲们，曾长期支持外祖父的革命事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母亲始终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看到大岭下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发展，母亲急在心里。她通过外祖父的老战友，积极联系省民政厅、老区办等单位，多方筹措资金，将村里的机耕道修成了水泥路。这条路不仅方便了乡亲们出行，更成了村里的 “致富路”。莲塘的 “莲塘惨案纪念碑” 因年久失修而破损。为了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革命群众、教育后人，母亲又主动奔走，联系民政局、老促会等单位，推动在莲塘村新建了 “革命纪念亭”，并在亭内立下 “莲塘惨案蒙难群众纪念碑”。如今，溪口镇党委政府以此为基础，将其扩建成了包含革命纪念亭、海涛公园、抗日英烈廖海涛革命事迹展、廖海涛故居在内的 “忠诚教育基地”，为红色文化传播和红色旅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母亲退休后，身体状况尚好，便加入了上杭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一直工作到 75 岁。这段时间里，她除了为老区建设奔走呼吁，还全身心投入到外祖父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中。她走访了许多革命老前辈，在塘马战斗 60 周年之际，完成了《抗日名将廖海涛》一书，第一次系统地将外祖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展现在世人面前。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时，她又积极配合龙岩市电视台，采访了王直、欧阳惠林、乐时鸣、陈辉、郭冰等一大批在世的老同志和党史专家，制作了三集电视专题片《抗日名将廖海涛》，为研究苏南抗战史、塘马战斗以及外祖父的革命事迹，留下了珍贵的一手影像资料。

外太祖母的铁骨、外祖母的坚守、母亲的传承，三代女性用一生诠释了 “红心向党” 的信仰，用行动践行了 “一门忠烈” 的誓言。如今，红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辈手中。作为烈士后代，我们必将牢记先辈们的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三代人的红心信仰，让这份忠诚与担当永远流传下去。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此文纪念三位值得尊敬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