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静安逸的美篇

恬静安逸

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通过手机看展览 知道清华艺术博物馆有个特展《中国之中》，开展时间刚好我不在北京，心里觉得这个展览很好，于是就告诉清华大学的李老师，她住在清华里，去看展览很方便。她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不仅自己认真看了展览，还打包给我发来大量照片，让我也可以隔空看展览，这可真是个好办法！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始终伴随着对天地四方的认知与定位。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中”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标识，更是一种文化观念、政治理想与文明秩序的凝结。中原，作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心脏地带，自古便是“天下之中”的象征，承载着“中国”这一国家概念从地理中心升华为文明核心的历史进程。“中”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地理中心的意义，更升华至“允执厥中”的治国智慧与“中庸”“中和”的文化理念。儒家经典《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种追求平衡、包容、协调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集大成之地，正是这一论断的生动诠释。 第一单元中曦启曙穑音兴起本单元主要展示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脉络，呈现中原早期文明的起源、艺术传统，揭示中原文明由史前社会迈向早期国家形态的关键阶段。 刻纹骨笛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700-前4800年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长 18 cm骨贾湖遗址博物馆贾湖遗址目前出土了40余支骨笛，均使用丹顶鹤尺骨所制，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吹奏乐器。其中七孔骨笛能吹奏七声音阶。这件笛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三角与菱形纹为主体，间以网状直线，构成富有节奏感的神秘图案。这些纹饰并非随意刻画，很可能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规律、时空秩序的原始理解与神圣表达。骨笛的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纹饰对称严谨，体现出对比例、韵律与功能的和谐追求，是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史前杰作。它无声地证明，当时的人类已超越基本生存需求，展开了对精神世界与审美表达的自觉探索。其孔洞鸣响，是中华文明的初音；其刻纹记录，为华夏美学投射出第一缕曙光。 1. 材质与形制：用大型鹤类（多为丹顶鹤）的中空尺骨（翅骨）制成，锯去两端关节后钻孔；已发现40余支，有2、5、6、7、8孔多种，中期7孔笛最为成熟，可吹出完整七声音阶，曾成功演奏《小白菜》。2. 工艺与功能：制作经过精密度量、计算、斜钻与调音（部分有校正小孔）；多出于墓葬，兼具乐器与祭祀礼器的双重属性，关联原始信仰与仪式。3. 历史价值：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且能实际吹奏的管乐器之一；彻底推翻七声音阶“外来说”，将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源头大幅前推，也为研究上古音律、度量衡、天文历法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叉形骨器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700-前4800年高 23.8cm 宽 5.9cm厚 5.5 cm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贾湖遗址博物馆 器身可见多次残断后缀合痕迹，中部有两对缀合孔。器面浅刻符号，推测应与原始宗教相关，或为祭祀占卜道具。 龟甲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700-前4800年高 12cm长 16 cm宽 10 cm骨、石子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贾湖遗址博物馆 贾湖遗址出士的龟甲，局部经人工打磨，因长期持握而呈现温润光泽。甲腔内装有石子，摇动时可发出声响，应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也可能作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贾湖人可能视龟为通灵之物，龟甲内放置的石子，或用于数卜等原始占卜行为，体现出先民试图通过物象探寻天意的精神活动。贾湖遗址M344墓葬中，出土了一组8件龟甲，伴随47粒石子，均置于墓主头骨周围，暗示其具有重要的丧仪功能。其中一件龟甲上刻有“心”形符号，状如人眼，这一刻意雕琢的图形，可能具有注视、通灵或标识身份的象征意义。该刻符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数干年，不仅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系统性刻符之一，也为探索汉字起源与早期精神表达提供了关键线索，显示出贾湖文化在中华文明符号生成过程中的先驱地位。 玉铲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长 18.2cm宽 6.8cm厚 2cm玉三门峡灵宝市出土三门峡博物馆 此件玉铲以墨玉制成，器体规整匀称，通体磨制光滑，质感润泽。上端有一对钻圆孔，便于系缚；刃部略薄，未见使用磨损痕迹，表明其并非日常劳动工具，而应属礼仪用器。在仰韶文化时期，玉铲已由实用工具逐渐转化为象征权力、身份或祭祀仪式的礼器。其制作工整、选料考究，折射出当时制玉工艺的进步与社会阶层分化的发展，是探索中国早期玉礼器形成的重要实物。 玉璞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700-前4800年长3.2cm宽1.1cm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贾湖遗址博物馆属于中原目前发现最早的玉器品类之一。典型的弧形/桥形，素面无纹饰，边缘打磨圆整，是早期玉璜的简朴形态，用于佩戴。器表温润，带有自然沁斑与磨制后的柔和光泽，无复杂雕工，尽显史前玉器的古朴。 石环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700-前4800年外径 6.4cm内径 4.1cm厚 2.6cm石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贾湖遗址博物馆 此石环体量浑厚，中间对钻规整圆孔，孔壁竖直，环体中部微向外凸，造型匀整。规整的钻孔与匀称的轮廓，反映出贾湖先民在石器加工方面已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与审美追求。此类石环在当时可能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是研究裴李岗文化时期工艺发展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 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口径 28cm底径 10.6cm高 16.6cm陶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此盆为侈口，卷沿，腹部急折，平底，器形规整大方。器表以黑彩绘典型的庙底沟风格勾连纹，纹饰以圆点、弧线及弧边三角等元素连续组合而成，线条流畅，富有节奏与韵律。勾连纹作为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代表性纹样，并非单纯的几何装饰，而是由早期写实的鸟纹（如侧面鸟、展翅鸟、对鸟纹等）逐步简化、抽象演变而来，体现了仰韶先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符号化、程式化的审美表达。 彩陶钵仰韶文化，约公元前 5000- 前3000年高 21.5cm腹径 34cm陶荥阳青台遗址出土郑州博物馆 此彩陶钵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典型器物，造型饱满端庄，敛口鼓腹，下收为小平底，胎体呈温润的红褐色。器身上腹部施乳白色陶衣为地，其上以黑彩绘饰叶纹与曲边三角纹，纹样排布规整，叶脉舒展，弧线流畅，构成连续而富有韵律的装饰单元。红褐胎色、白衣为地与黑彩纹样三者相映，色调古朴鲜明，体现了仰韶彩陶和谐生动、寓变化于统一的装饰意趣。此类叶纹与曲边三角纹的组合，既源于对植物形态的细致观察与提炼，也体现出先民将自然物象转化为几何图案的装饰智慧。纹饰在规矩中见生动，在质朴中显韵律，不仅反映了仰韶先民在定居农业生活中对自然的观照与表达，也展现出其在陶器表面经营布局、构建视觉节奏的审美意识。整体而言，此钵不仅是日常实用之器，更是史前艺术精神与装饰传统的重要载体，折射出中华早期农耕文明渐进形成的审美体系与文化气质。 陶缸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通高 41.6cm口径 35底径 20.2陶 汝州洪山庙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此陶缸为仰韶文化瓮棺葬具的代表类型，属于“伊川缸”系统。其造型规整浑厚，口沿外敞、微卷，直壁渐收，平底稳重，口沿下方对称饰有泥凸，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器身通体饰大面积彩绘，先以黑彩勾勒图案轮廓，再以白、红二彩平涂填充，色彩对比鲜明，纹样古朴而富有韵律，反映出仰韶中晚期彩陶绘制技艺的高超水平。该器出士于汝州洪山庙遗址M1 墓葬，该墓是迄今所见仰韶文化规模最大的瓷棺合葬墓，墓中绝大多数棺表面均饰彩绘。此类葬具在绘制纹样后，会经打磨处理再入窑焙烧，使彩绘与陶衣紧密结合，不易剥落，体现出当时陶工在材料处理与工艺控制上的成熟智慧。“伊川缸”作为仰韶文化晚期典型的参棺类型，不仅用于安葬逝者，其纹饰更可能承载了原始宗教观念与族群认同的象征意义。此类陶缸中最著名的代表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本器虽纹饰不同，但同属该体系，其装饰主题与绘制手法，为了解仰韶社会的精神信仰、丧葬习俗及彩陶艺术的多元表现提供了珍贵实物。 彩陶钵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高 11.5cm口径 23cm腹径 25cm底径 9cm陶 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士郑州博物馆 此彩陶钵出土于郑州西山古城遗址—目前中原地区所见最早的史前城址之一，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典型器物。其造型圆浑稳重，敛口、鼓腹、平底，器表施乳白色陶衣，并以黑彩绘饰连续而工整的网格纹。网格以直线纵横交错构成，单元清晰，排列规整，体现出鲜明的几何化装饰风格，此类纹饰可能源于对渔网、编织物等日常物象的视觉提炼，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形态，亦可能承载着先民对秩序与结构的原始认知。陶胎细腻，器表光润，彩绘线条匀挺，展现了仰韶文化制陶与彩绘工艺的高度成熟，其纹样之严谨与造型之端庄，映射出先民在定居农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审美体系、空间观念与礼序意识。 第二单元中原肇基夏商宏业本单元主要展示河南地区夏商时期从二里头文化到商代的发展进程，呈现早期王权国家的形成、青铜礼制的成熟，揭示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与王权结构的逐步确立。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绿松石，青铜长16.5cm，宽8-11cm，厚0.3cm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此件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青铜镶嵌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迄今所见中国早期复合材质礼器的重要实物。牌饰外形呈圆角束腰长方形，两侧设对称环纽，正面微凸，背面平整。器身以青铜铸出兽面纹轮廓，再以上千片细小的绿松石片紧密镶嵌，构成一幅完整而神秘的兽面图像。兽面似狐，头顶戴冠，双曲，目作“臣”字形，绿松石片按形制与颜色深浅精心排布，在青铜底托的映衬下呈现鲜活而立体的蓝绿色调，庄严中透出灵动之气。在二里头遗址正式出土的三件铜牌饰中，此件纹样独具特色。出土时，它位于墓主人胸前，背面保留有纺织物痕迹与朱砂残留，说明其原应缀于衣物或织物之上，具有佩戴或覆盖的功能。关于其用途，学界有饰物说、马具说、权杖饰说、护身符说、神像说、礼器说、巫具说等多种观点，目前多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宗教祭祀或身份标识功能的礼仪用器，可能与巫觋沟通人神的活动有关。这类嵌绿松石铜牌饰，除二里头遗址外，亦散藏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多家博物馆与私人机构。它不仅展现了二里头文化高超的青铜铸造与绿松石镶嵌技艺，更折射出夏代先民对神灵世界的想象、对权力的仪式化表达，以及通过物质载体构建身份与信仰体系的早期实践。注：此件展品已于2026年1月30日撤展 兽面纹提梁铜卣 商代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铜通高50cm，口径12cm，底径16cm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河南博物院此卣出土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属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是已知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最精美者。整体作修长梨形，轮廓秀雅中见浑朴：盖呈穹隆状，顶设伞形钮；器身小口微敛，鼓腹下垂，圜底，下接高圈足，体线流畅饱满。肩部设一对半环形钮，上接蛇首U形提梁，提梁一侧以8字形链钮相连，设计精巧，兼顾密封与提携之需。器身通体满饰花纹，布局繁密而层次井然：盖钮饰涡纹，如旋如涌，富有动势；盖面环饰夔纹，夔身婉转，姿态矫健；器身以兽面纹为主体，双睛凸起，廓线清晰，威仪自生，周围填以细密云雷纹。纹饰以浅浮雕结合阴线刻划而成，线条流畅精准，工而不板。在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多简朴、仅饰窄带的背景下，此卣纹饰之繁丽、构图之完整、工艺之精熟，标志着青铜器装饰技术的重大突破，可谓开启商代晚期繁缛纹饰之先河。这件卣是中国青铜时代艺术与工艺演进的关键实物。其纹饰的繁复与技法的成熟，折射出早商时期祭祀礼制日趋隆重、社会阶层逐渐分化的历史进程。整器造型端庄、纹饰神秘、连链设计巧妙，是集实用、礼仪与艺术于一体的早期青铜珍品，静默承载着三千多年前中原礼制文明的庄重与辉煌。注：此件展品已于2026年1月30日撤展 祖辛卣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铜口长10.3cm，口宽9.1cm，通高25.5cm1965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河南博物院此卣为商代晚期青铜酒器，造型端庄而精妙。全器由盖、腹、提梁三部分组成：盖作穹窿状，高缘外侈，顶立六瓣花蕾形钮，瓣上细刻蝉纹；器身敛口、束颈、鼓腹下垂，下承高圈足，足沿宽折；纵置提梁，梁身饰夔龙纹，两端铸兽首，与颈侧半环耳相衔。器表纹饰繁密而有序，通体以细云雷纹为地，满饰凤鸟纹、夔龙纹、瓦楞纹和蝉纹等，器外底装饰有网格纹，盖内和器内底有对铭“祖辛”二字。尤为突出的是，器身前后、左右四侧均饰挺拔的勾形扉棱，既强化轮廓，又形成视觉引导。所有纹饰均以浮雕结合阴线刻成，层次分明，工而不板，体现出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极高水准。注：此件展品已于2026年1月30日撤展 　　“长子口”铜簋形觥 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通高24cm，口径20cm鹿邑太清宫镇长子口墓出土河南博物院 此器形制独特，将西周早期祭祀的庄严、信仰的神秘与铸造技艺的奇幻想象凝铸于一身。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造型的融合：它以经典的圆簋为体，侈口、鼓腹、圈足，沉稳庄重；却于一侧增设宽短流口，另一侧附半环形兽首鋬，从而兼备了倾倒酒浆的“觥”的功能。此种跨类别的设计颇为罕见，暗示着其礼仪用途的特殊与尊贵。器盖设桥形钮，盖顶浮雕一龙，自兽角间延伸而出，绕钮盘卷，长尾内收，前足踞伏，似在镇守此器；龙身两侧各饰一夔龙。器身纹饰层次分明：口沿下饰三角纹一周，其下为兽首、涡纹与夔龙相间的饰带，下腹部饰兽面纹，流口与圈足亦饰夔龙纹。盖内与器底均铸有铭文“长子口”。此器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同出“长子口”圆尊等器物共同勾勒出墓主显赫的身份。在“藏礼于器”的时代，这件融合簋、觥形制，且纹饰精美的瑰宝，无疑是“长子口”沟通天地、敬享先祖的核心礼器，是其权力、信仰与艺术审美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一件酒食器，更是礼制思想与艺术想象的结晶。注：此件展品已于2026年1月30日撤展 三羊铜尊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通高 22cm口径 28 cm腹径 22.93 cm底径 16.7 cm铜此件整器造型庄重饱满，静立中透出雄浑之气。尊口外敞，方唇厚实，颈部内束，折肩清晰，腹部斜收而下，底接高圈足，足沿外侈，形成稳实的基座。轮廓线在口、肩、足三处外展，其间以束颈与收腹形成内敛的节奏，方圆转折之间富有张力，展现出商代青铜器在造型上对力量与秩序的追求。器身纹饰层次分明，铸造精湛。颈部饰两周凸弦纹，简洁有力；腹部饰三组浅浮雕兽面纹，双目圆凸，廓线清晰，威仪自生；圈足环饰云雷纹，细密规整。最引人注目的是肩部等距分布的三个高浮雕卷角羊头，羊角盘曲，双目圆睁，神态肃穆，栩栩如生。羊头与腹部兽面纹上下呼应，形成立体的神性空间。尊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盛酒器，用于祭祀、宴飨等重大礼仪场合。羊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物，象征吉庆、丰饶与安泰。三个羊头等距环列，可能蕴含祭祀中对天地、祖先、山川诸神的沟通祈愿，也强化了器物作为礼器所承载的“以象达意”的符号功能。其造型与纹饰的精心布局，体现出“器以藏礼”的深刻内涵。 三虎头纹瓿商，约公元前1600- 前1046年通高 27.5cm口径 23.5 cm底径 21.5 cm铜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收藏新乡市博物馆 此器侈口，方唇，短颈，折肩，鼓腹下垂，下承高圈足。折肩处等距装饰三个浮雕虎头，器身中线均饰挺拔的扉棱，既强化结构，亦赋予器身向上的张力。器身有多个圆形凸起，与两侧的变体云雷纹组成兽面等神秘纹样。颈部饰凸弦纹，肩、腹、足部则饰联珠纹带，如星点串联，与主体纹饰形成疏密节奏。 兽面纹带流鼎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通高 22.5cm流至尾长 30cm口径 16 cm深 17 cm腹围 59 cm铜 拨交收藏 安阳博物馆 整体器身饱满浑厚，其造型融合了鼎与盉的特征：侈口，束颈，一侧设长流，流口作圆弧状，便于倾注；另一侧附环形单柄，便于提持；鼓腹圆润，下承三只粗实柱足，稳立于地。带流鼎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目前出土仅数例，殷墟妇好墓即见形制相近者。此器融煮烧、倾注、持握功能于一体，而非普通炊器。其造型设计兼顾礼仪场合的实用与礼制需求，反映了商代青铜器在形制上的创新与功能分化。 灰陶罍商，约公元前 1600- 前 1046年通高 21cm口径 15.7 cm陶济源轵城柿花沟出土济源博物馆 此罍为泥质灰陶，胎体匀实，器表呈深灰色，质地朴拙而凝重。造型端庄挺拔，侈口外敞，束颈修长，折肩清晰，弧腹下收，下承高圈足，整体轮廓线劲健而富有节奏。肩部原附双环耳，现一耳残缺。颈部饰凹弦纹一周，肩部则以模具压印出规整的饰带纹样，纹路清晰，体现出商代陶器在成型与装饰工艺上的熟练运用。此类模印技术效率较高，可使纹饰规范统一，反映出当时陶器生产已具备一定的标准化与分工性。 玉牙璋夏，约公元前2050-前1600年长 48cm玉1974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洛阳博物馆 此件出土于二里头四期的牙璋，体窄而修长，线条凝练而富有张力。其两侧明显向中部收束，形成深峻的内弧刃，刃端呈弧形展开，为器身最宽处；两刃尖高低错落，营造微妙的层次感和平衡感。柄部平直，上有一圆形穿孔，便于系佩。器身最具特色的装饰在于两侧对称分布的扉牙——扉牙上均锉刻出细密的小齿，牙间饰有三组横向阴刻直线纹。扉牙、纹饰与光素的器体、柄部之间形成清晰的台阶状结构，使侧视之形宛如一张威严的兽口，气势凛然。牙璋最初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继而流布极广，东至胶东，西抵天水，西南入蜀，北达陕北，南及越南，成为夏商时期跨地域礼仪交流的关键物质载体。《周礼、典瑞》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表明此类玉器很可能与早期国家的军权象征、兵符信物有关。二里头遗址出士数件牙璋，恰与其“中国第一王都”的地位相印证，既彰显了都邑宫廷礼制的成熟，也体现了早期国家通过玉礼器规范等级、动员权力的治理智慧。此器不仅是玉雕技艺的杰作，更是东亚早期原生国家礼制体系与统治艺术的重要实证。 倒钩铜矛夏，约公元前2050- 前1600年通长 37cm通宽 25cm铜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此为3件倒钩铜矛粘连在一起。矛身呈阔叶状，叶中起脊，前锋圆钝；骸（矛柄衔接部）设一穿绳用的单钮。最为独特的是，在叶与骹相接处附有一弯曲状的倒钩，另一侧对应位置则设环状钮，形成不对称却平衡的视觉结构。矛体线条流畅，铸造工艺成熟，展现出夏代青铜兵器在形制与功能上的特殊设计。目前中国境内已出土类似倒钩铜矛十多件，分布于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四省。这类器物与欧亚草原的“塞伊玛 - 图尔宾诺现象”，约公元前 2000-前1600年密切相关，是该文化因素向东亚传播的实物证据。然而，与草原地带流行的尖锐窄叶、实战用途明确的铜矛不同，中国境内所见此类矛具普遍具有“阔叶圆锋、体形宽厚、前锋圆钝”的特点，显示其可能已脱离实战功能，转化为礼仪或仪仗之用。因此，这类倒钩铜矛并非简单的“舶来品”，而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经过本地工匠的理解、吸收与再创造，融合中原礼制需求而形成的“仿制改造型”器物。其形制上的“去武器化”与“礼仪化”，正反映出夏代先民对外来文化因素的选择性吸纳与本土化重构——它不仅见证了早期中华文明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也彰显出夏代在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礼仪特色与精神表达的器物体系。 铜提梁卣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晨大腹径 21.7cm圈足底後 17cm通高 26.8cm铜罗山天湖蘊地出士河南省文物者古研究院器身作敛口，短颈，鼓腹下垂，轮廓饱满而富有张力，下承高圈足，挺拔而立。盖呈穹魔状，口沿起檐，槍下饰高裙，顶立八瓣花鹤形钮，花泗之上细刻蝉纹，寓意生命往复、精神不杓。盖与器身以子母口严丝合缝，设计柄巧，兼具密封与礼仪之美。提梁纵置，两端铸为兽首，衔接颈部半环耳，梁身饰纽索绞，如绳结盘绕，既增强持握的稳定，亦赋予器物生动的仪式动感。器身四隅与四面中线皆饰挺拔的勾形扉接，棱简经长年使用，可见明显磨损痕，这并非残缺，而是礼仪生活中反复提取、移动所留的印记，映射出此卣在祭把宴飨中的实际运用。通体纹饰繁密而有序，以细密云雷纹为地，蘭顶与器腹饰曾面紋，双目凸起，廓线滴晰，威仪自生，凝聚著沟通人神的神力。盖群、頭部及圖足环饰龙紋。 “司母辛”四足铜觥商代晚期，约公元13-前11世纪通高 36cm 长 46.5cm铜安阳阴虚妇好墓出士河南博物院这件“司母辛”四足铜觥，是我们理解“中国之中”——中原文明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作为商代晚期的盛酒礼器，它1976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同出一对，是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青铜觥之一。它的设计充满了中原青铜文明的巧思与深意。首先是造型的复合性：它并非单一动物，而是集龙头、羊角、兽身、鸟爪于一体。这种“前兽后鸟”的形态，不仅是工匠浪漫想象的体现，更可能蕴含着沟通天地的宗教寓意——走兽踏地，飞鸟通天。其次是工艺的极致：盖面的龙纹、腹部的夔龙纹以及后足的羽毛纹，皆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展现了商代“三层花”的高超铸造技艺。器盖与器身严丝合缝，扣合处设计在兽口，使得倒酒时，酒水仿佛从神兽口中流出，兼具实用性与仪式感。最后是铭文的力量：器盖与器底的“司母辛”三字，是器主的明确标识。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拥有自己的封地与军队。这件为祭祀她而作的重器，不仅确立了它的历史价值，更折射出商代女性的崇高地位，以及中原王朝成熟的礼制与文字体系。它静静伫立在此，承载的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更是中原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父乙角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通高 28cm口径 19 × 9.8 cm通宽 22.5cm腹径 8.4 cm1986年偵阳市汤河区师河港乡出土信阳博物馆 器物特征• 器型：带盖青铜角，分盖、身两部分；盖呈屋脊状，顶有半环形钮；器身橄榄形口、敛颈、圜底、三棱锥状足；一侧有兽首鋬。• 纹饰：三层花工艺（地纹+主纹+阴线），以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三角纹、龙纹；盖与器身对称分布，扉棱分隔纹饰区。• 铭文：盖、身对铭12字：晨肇贮用乍父乙宝尊彝即册◦ 作器者：晨地的“肇贮”◦ 用途：为父乙制作的祭祀礼器◦ 身份：作器者为“即”族史官（册） 文物价值• 西周早期青铜酒礼器，角类中体量最大、铭文最多之一，被誉为“角王”。• 通体乌黑发亮、保存极佳，是西周青铜铸造与纹饰艺术的巅峰代表。• 铭文清晰，为研究西周早期封国、族属、史官制度提供关键史料 正面图 兽首鋬侧面 器盖与整体侧视 腹部三层花纹饰特写 盖、身对铭12字铭文特写 虢仲蒂盖絧方壶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通高 47.2cm口长 16.6cm口宽 12cm腹长 26 4cm腹宽 22.8 cm重量 12.68kg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藝地M2009出土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高盖，方形折沿捉手，器身束颈，垂腹，高圈足，下折沿，龙首衔环双耳。器盖捉手和國足饰曲纹，盖沿饰山纹，器身颈部饰山纹一周，腹部以“十字形”宽带凸饰为界，将腹部分隔为八块，每块内饰凤鸟纹。此壶自 1990年出土于河南三门峡虢国地 M2009号大墓，虢国是西周至关重要的姬姓诸候国，世代为周王室藩屏。此壶绝非寻常盛酒之器，而是用于高级祭祀、宴或礼仪场合的核心礼器，是沟通天地、照示等级、维系宗法权力的神圣媒介。 玉戈商，约公元前1600- 前1046年长 24.8 cm宽 8.7 cm玉1952 年交拨收藏新乡市博物馆 此玉戈器较短，有阑，内与援的结合处有一圆形穿孔，双面刃，锋部尖锐，援上近内处浅刻兽面纹和弦纹数周。玉戈非实战兵器，而是“以玉为兵”的礼制象征。在商代，玉戈是仪仗、祭祀乃至丧葬礼仪中的重要器类，其形制摹仿青铜戈，却以美玉琢成，既保留了兵器的形貌与威慑，又被赋予了玉的温润与神圣。它或陈列于宗庙，象征军权与征伐之威；或随葬于墓室，标示身份与等级之尊；亦可用于祭祀典仪，作为沟通人神的礼器。 刻铭弦纹玉璧商，约公元前1600- 前1046年直径 15.1cm孔径 7.1 cm厚 0.4 cm重量 150g玉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玉璧出土于西周晚期號国国君號仲墓，发现时位于棺内殓衾上，璧的两面均粘有朱砂和大片麻布痕迹。璧体扁薄匀净，中孔圆正，孔壁匀直。器表双面各饰三组凹弦纹，纹路细匀流畅，环绕成同心圆状，赋予光素璧面以节律与层次，静中见动。璧身正面孔沿处，随形阴刻一行铭文14字：“ （厥）口于號若口中口口在口口口口。”从内容推测，铭文记载了此璧与“號”有关的归属或记事信息。然而，铭文曾遭人为抹去，仅余残迹，暗示此璧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历经产权、归属或政治意义的变更。 青玉钺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长 10.6cm宽 14.4cm 厚 0.7cm玉 1981年淮阳冯塘乡冯塘村出土原藏淮阳县博物馆周口市博物馆 此件商代青玉钺，玉质致密，呈灰青色，通体泛温润光泽，整体作“风”字形，造型舒展而凝重。弧形刃部宽阔饱满，线条流畅中暗含力度；钺身中部略收，上端肩部明显下凹，形成富有节奏的轮廓变化；梯形内略有残损，钺身中部开一圆穿。整器磨制精细，轮廓挺劲，虽无纹饰，却在简练的造型中透出威严与秩序。其选料讲究、形制规整、做工精湛，显然并非实战用具，而属仪仗或祭祀场合中“以玉为兵”的礼制用器。此器出土于豫东地区的淮阳冯塘，该地在商代属中原文化辐射范围，为研究商代地方贵族的礼仪实践、军事象征体系以及玉礼器的传播与使用提供了珍贵实例。 兽面纹青玉斧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通长 13.2cm最宽 2.65cm厚 2.1 cm玉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出士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此件兽面纹青玉斧，玉质莹润，呈浅冰青色，通体散发温润光泽，其间散布自然形成的褐色沁斑。整体造型修长挺拔，上端为蘑菇状柄首，便于持握；中部起脊，线条硬朗中见流畅；下端弧刃舒缓，形制精巧却不失庄重。斧身侧面开椭圆形銎孔，孔之正、背两面均以精湛工艺浅浮雕兽面纹，在简洁的造型中凝聚着超越实用的精神力量。其选料珍贵、琢磨精细、纹饰神秘，表明它并非实用工具，而是象征权力与神性的礼仪用器。在商代，玉斧常作为军事统帅权或祭祀仪仗的象征，是“以玉为兵”观念的物化体现。此玉斧出土于西周时期虢国国君墓葬。虢国为周代重要诸侯国，其墓地中出土商代玉礼器，正与文献所载周人克商后“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并分赐殷商重器于功臣的史实相印证。此玉斧很可能是周王室赏赐虢国先祖的商遗珍器，在数百年后仍作为身份与荣耀的象征随葬。它不仅展现了商代治玉工艺的高超，也成为周人继承商礼、重构权力秩序的物质见证，是研究商周政权更迭、礼制沿袭与玉文化传承的重要实物。 长条形兽面纹雕花骨器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残长 18.2cm通宽 2.9cm厚 0.4 cm骨旧藏 安阳博物馆此件骨器，呈扁平长条形，微带弧度，质地细腻。器身以骨骼凸棱为中轴，阴刻三层兽面纹，臣字眼，方鼻，卷角，纹饰左右对称，布局严谨。部分兽面眼、角等关键位置曾镶嵌绿松石，如今虽多已脱落，但孔洞犹存，残存的零星绿松石嵌片仍可窥见当年镶嵌工艺之华丽与考究。此器雕工细腻，纹饰繁而不乱，显示出商代工匠在骨料上经营位置、以线造型的高超技艺。在商代，骨、角、牙等材质被广泛用于制作生活器用、工具、兵器、乐器与装饰品，殷墟遗址即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骨器。这类雕饰兽面纹、并镶嵌绿松石的长条形骨器，很可能用于礼仪场合或作为贵族身份的佩饰、符节之物，是融合了实用、装饰与象征功能的礼仪用器。 铜觥盖商，约公元前1600- 前1046年长 23.7cm宽 11.9cm高 8.9cm重量 0.993 kg铜 2021年邵家棚遗址出士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基本信息• 时代：商代晚期（殷墟四期），2021年河南安阳邵家棚遗址（殷墟保护区东南，距宫殿区2.4公里）出土；属“册”族居葬区遗存；无完整器，仅盖。• 造型纹饰：前端立雕兽首（柱状角、圆目、张口），颈部饰鸟纹，尾部为虎形兽面、有竖虎耳；盖面有龙形扉棱，通体云雷纹衬地；盖下为子口结构。• 铭文亮点（两行12字）：释文为己亥，箙㠱赐□贝二朋，用作彝；“箙”是与弓箭相关的职官；赐贝二朋是商代晚期官制、赏赐制度、贝币流通的直接实物证据；作器者名字为新见字，无族徽与日名。• 学术价值：可与仲子发觥等器物比对断代；补充晚商“册”族周边的政治与族群关系；是殷墟铜觥中铭文较长、信息密度极高的珍品。 邵家棚铜觥盖·12字铭文（两行）一、原文（摹写）第一行：己亥，箙㠱赐□贝二朋第二行：用作彝二、断句+释读（权威版）己亥，箙㠱赐□贝二朋，用作彝。• 己亥：干支纪日（商代常用）• 箙（fú）㠱（qí）：赐贝者（官名+人名/族名；箙为商代管弓箭的武官）• 赐□贝二朋：赏赐某人贝币二朋（□为作器者名，新见字，暂未完全隶定）• 用作彝：因此铸造这件彝器（觥）以纪念三、白话大意己亥这天，箙㠱赏赐某人贝币二朋，（某人）因此铸造这件彝器（觥）。四、关键说明• 共12字，两行排列，无族徽、日名• 是商代晚期赐贝制度、官制、贝币流通的直接物证• 作器者名为新见字，学界暂未统一隶定（有释“奎/华/来”等） 兽面纹涡纹铜斝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口径 9.5 cm通高 21.5cm铜旧藏郑州博物馆 圆口外侈，口沿内侧对称立伞形双柱，柱帽饰涡纹，如旋如涌，静中寓动；颈部微收，线条内敛；腹部扁圆微鼓，饱满而不失秀劲；下接近平底，承以外撇的三棱锥形足，稳立如磐；一侧设拱形鋬，便于持握。整器轮廓流畅挺健，比例协调，展现出商代青铜器在造型设计上的理性节制与仪式美感。器颈底部饰兽面纹，器身环饰涡纹。纹饰虽不繁复，但布局严谨，线条流畅，体现出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由简朴向繁丽过渡的风格特征。晕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盛酒、温酒之器，常用于祭祀、宴飨场合的“裸礼”或献酢仪式。其形制介于爵与角之间，一般无流无尾，双柱较高，容量较大。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庄重，当为礼仪场合专用，是“明贵贱，别等差”的礼制载体。 鸮形提梁卣商，约公元前1600- 前1046年Shang dynasty, ca. 1600 -1046 BCE长 17cm 宽 12cm高 22.5cm铜周口淮阳区采集周口市博物馆 整体作双鸮相背而立之形。器盖与器身以子母口严丝扣合，浑然一体。鸮（猫头鹰）在商代被视为通灵神乌，是勇武与神秘的象征。此器以鸮为形，融神鸟之灵于酒器之中，既是对祖先与自然的礼敬，也借鸮之威仪彰显持有者的权位与勇武。它不仅是一件实用的酒器，更是商人精神信仰与礼制生活的物化载体，静立数千年，犹散发着神秘、勇毅与庄严的气息，诉说着一个时代对天地、祖先与力量的深沉寄托。 “辛册”青铜觚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通高 27.3cm口径 15.7 cm底径 9.4cm铜移交收藏 安阳博物馆 一、基本信息• 时代：商代晚期（殷墟文化）• 收藏：安阳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用途：青铜酒礼器，与爵配套，属商代贵族核心礼器组合二、形制与纹饰• 喇叭口、细腰、高圈足，典型晚商觚型• 通体饰兽面纹、蕉叶纹、云雷纹，多道扉棱，工艺规整• 圈足内侧铸铭文“辛册”（二字）三、铭文解读• 辛：商代日名（天干纪日/祖先庙号）• 册：族徽/族氏名，与殷墟“册”族（邵家棚遗址同属）直接关联• 铭文含义：“辛”族/为“辛”所作，属“册”族器物四、价值• 是殷墟“册”族青铜礼器的重要物证• 印证晚商族氏、日名、礼器制度• 与邵家棚遗址“册”族铜觥盖可互证族群分布 束颈空足斝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通高 30cm口径 19.7 cm腹径 23cm铜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收藏新乡市博物馆 整体造型敦实浑朴，其形制颇为特殊：圆口外敞，口沿立一对矮柱，柱帽简洁；颈短而内束，下接饱满如球的腹部，腹底圜收；一侧设拱形扁鋬，便于持握；下承三只肥短的空心足，足尖略外撇，使器身更显稳重。器身纹饰集中于颈部，饰一周简洁的云雷纹带，以连续的回旋曲线构成，线条流畅而规整，在浑厚的器身上形成精巧的装饰节奏。整器轮廓圆润饱满，体量感强，与商代常见的修长型铜斝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青铜造型的另一类范式。 第三单元中礼成乐两周华章本单元主要展示两周时期河南地区以洛邑为中心的都城体系与礼乐制度发展，呈现“中”理念的形成与实践、周礼秩序的确立及诸侯列国的互动格局。 虢仲铜盨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通高 23.6cm宽 21cm口长 30.6cm腹深 11.8 cm铜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盨（Xu），食器和礼器，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初期，专用于祭祀宴飨时盛放黍稷饭食。其形为规整的椭方体，轮廓温润含蓄，口沿微敛，鼓腹饱满，下承矮圈足，足心一道优雅的弧形缺口，于稳重中平添一分灵巧；盖面隆起如穹，其上四枚翼形钮，饰回首夔龙纹；盖沿、盖顶、口沿与圈足上，窃曲纹婉转回旋；盖面与器腹则饰数道瓦楞纹；两侧兽首双耳，神兽瞠目，静默中蕴藏着守护的威仪。器盖与器底那两处对应的铭文之中，共十四字：“虢中（仲）乍（作）號改（妃）宝盟，子子孙孙永宝用”。而受器者“虢改”，可能是一件虢仲为其夫人或宗室女性成员制作的珍贵礼器。“宝”二字，尽显其珍重；“子子孙孙永宝用”，则是一份永恒祈愿——希望这件承载着情谊与敬意的器物，能作为家族信物，世代相传，永世宝用。它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号大墓，乃一座国君级别的墓葬，这使得不再仅是一件精美的饭食容器，更成为虢国公室内部血缘纽带、伦理情感与家族传承观念的鲜活物证。 铜簠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长 27.8cm宽 12.5cm高 16.5cm铜应国墓地出土平顶山博物馆 簠（fu），是重要的盛食礼器，专用于祭祀与宴飨时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周礼》有“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的记载。此器造型规整，器与盖形制、大小完全一致，上下对称合则浑然一体，开启则分为二器，是“簠”这类食器最标准的形态。盖与身皆作长方形斗状，侈口，斜腹流畅下收，至底转为平底，下接四只短促的矩尺形矮足，将全器端庄托起。盖顶中央开方口，两侧设半环钮。器表满饰窃曲纹、䕫龙纹、箭簇形纹和云纹。在严格的宗法礼制下，此类形制规范、纹饰工丽的簠，与鼎、簋等器组合使用，其数量与规格都标志着主人的身份等级—它曾盛满洁净的祭品，敬献于宗庙，以享先祖神明；也曾陈列于华宴，彰显着主人的威仪与礼数。 镂空波曲纹铜甫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通高 15cm盘径 21.6 cm盘深 4 cm底径 15.2cm銅1991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2出土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甫通铺（pu），礼器，器物造型遵循“豆”属礼器的经典范式，盛行于两周，用于盛放肉、酱一类的食器。其上为宽阔的浅盘，直口平折沿，盘腹近直，至底作浅圜底，形如仰天之盂，腹壁饰一周有珠重环纹；盘下承接粗矮的束腰柄，柄中部起一道凸箍，如束玉带，强化了结构也增添了节奏，柄部自凸箍以上，满饰层层相叠的垂鳞纹，凸箍下部接喇叭形高圈足，足沿外折，足壁之上，镂空饰出连绵起伏的山形纹样，使沉重的青铜获得了玲珑剔透的视觉轻盈感。 组合形兽面具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最大长 17cm 宽 7.3cm最小长 4.1cm. 宽 2.8cm铜应国墓地 230号墓出土平顶山博物馆 这组青铜部件，宛如一位远古神祇散落人间的五官，共同构成了一幅被时光拆解的神秘拼图。与常见的一体铸造面具不同，它以罕见的“组合”形式制成：雄伟的束腰柱状鼻梁上开有神秘镂孔；两侧桃形大耳轮廓饱满，似在聆听幽冥之音；细弯眉弓之下，圆睁的巨目曾或嵌玉石为瞳，目光穿越三千年，依旧日冷峻摄人；可怖的獠牙部件，则宣示着其驱邪镇煞的神兽威能。所有部件均经精细打磨，边缘工整，显然是分别铸造后，再通过榫卯、插销或绳缀等方式组合成一张完整而立体的兽面。这种“组合”本身，很可能就是仪式的一部分——祭司通过亲手组装耳、目、口、鼻，动态地“赋予”神灵以面目，完成一次“请神”的通灵过程，使无形之力借有形之器显化于世。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这样一张充满威仪的组合兽面，应是高级贵族葬仪中的法器，用以覆面或悬棺，守护墓主魂魄，震慑邪祟，成为沟通人神两界的“神圣界面”。如今，仪式的绳索早已朽烂，唯余这些青铜的五官静默留存，以一身斑驳铜绿，诉说着一个关于拼合、通灵与权力的古老故事。它们既是“礼”的碎片，也是“神”的残影，更是西周工匠在青铜之上，演绎出的最富哲学深意的造型艺术。 双面人四管器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长 12.5cm宽 12cm高 15.5cm銅洛阳林校车马坑出土洛阳博物馆 此器主体由四根中空圆管以十字交叉连接，形成稳固的构架，管下设实心短足，将全器托起。管口沿下饰舒卷的云纹，管身饰蕉叶纹。其视觉核心是位于交叉点正中的圆雕“双面人”形象：人像胸前铸“微作口”三字铭文，双目圆凸，鼻梁高耸，双耳阔大，头顶束奇异高圆髻，面容肃穆，似沉浸于通灵之境。人像前后各有相同面孔，构成“双面”；双手分按四壁，仿佛以血肉之躯承托整体结构，又似撑起某个沟通天地的神圣空间。整器宛若微缩宇宙模型——十字交叉象征四方与中心，四管或喻四时四维，双面神人则居中心统御一切。出土时，四管内残留约5厘米高朽木，说明原应插有木柱，故暂定名为器座，或为支撑华盖、羽葆、旗帜或其他礼仪器具的核心构件。但考虑到其形制与1966年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出士的兽首调色器相似，均为四管带实心短足，因此也可能用作调色器。 应姚盘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口径 37cm底径 29cm高 10cm铜（应国墓地出士平顶山博物馆 在周代礼制中，盘与匜相配，专用于宴飨祭祀前的“沃盥之礼”，是“净手以敬”的仪式象征。此盘侈口浅腹，平底舒展，轮廓简练而庄重，两侧附有小耳，便于提携，于实用中不失礼器之仪。盘底铭文：“应姚乍（作）叔诰父宝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享用。”不仅点明此盘乃“应姚”为“叔诰父”所作，更将其与“应姚簋”“应姚鬲”等器串联起来，共同勾勒出这位女性在西周应国历史上的身影。应姚乃第七代应候夫人，一生辅佐三代应侯，曾一度执掌应国行政与祭祀大权，开创了西周时期贵族女性主政之先河。青铜器铭文显示，在应侯去世后，她以过人智慧与持守，先后辅佐其子、其孙，引领应国在西周晚期的动荡中继续维系与发展。近五十年的辅政岁月中，她功勋卓著、地位尊崇，因而得以在特定礼制场合，享有与应侯同等规格的青铜礼器。“叔浩父”当为其夫族中的重要亲属，应姚以“宝盘”相赠，并镌刻“子子孙孙永宝享用”之祈愿，这超越了简单的器物馈赠，更是一位贵族女性在夫家体系中，为巩固血缘纽带、传递宗族情谊而采取的庄重方式，是一位杰出女性在礼制秩序中留下的历史印记。 “应公”铜鼎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 通高 26cm口径 26cm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其口微敛，平折沿，上立双耳，耳廓劲挺。腹部圆垂，向下流畅地收敛为浅圆底，并由三只粗壮的蹄足承托。口沿下方环绕一周波曲纹（根据李零先生等研究，实为山纹），其间等距分布六道挺拔的长条状扉棱，如脊如梁，增强了视觉的节奏与立体感。腹部满饰层层相叠的垂鳞纹，排列如甲，森然有序。三足根部外侧，各饰一组以扉棱为鼻的兽面纹。内壁有4行铭文：“雁公乍（作）尊/ 彝簟鼎（一释作景）/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雁公”即“应公”，乃应国某代国君自称。“珷”字是周武王专用字，常见于青铜器铭文，“珷帝日丁”当视作先祖名号，表明周人可能称先王为“帝”。考虑到应国的首位封君是武王之子，此器当是应国国君用来祭祀周武王而特制的珍贵礼器，并祈愿子孙永宝。这段铭文不仅明确了器主的尊贵身份，更将其功能与周王室宗庙祭祀直接关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盘龙钮盖盉西周（约前1046—前771年）铜长32.5cm宽17cm高26.9cm1984年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85号墓平顶山博物馆 墓主为应国一代国君，属调和酒水的礼用酒器，也是身份与信仰的象征。造型结构◦ 盖顶以高浮雕蟠龙为钮，昂首盘踞，盖缘小环用铜链与器身颈部小环相连；◦ 器身侈口束颈，一侧为虎首管状流，另一侧为带翼龙形鋬手，与盖钮龙呼应；◦ 鼓腹分三裆，下承三柱足。纹饰细节盖缘、颈、肩部饰卷云纹；上腹以双扉棱为鼻，饰肃穆兽面纹；下腹折线纹带内满布窃曲纹，层次分明、工艺精湛。 文化意义是西周应国青铜艺术巅峰之作，体现“藏礼于器”的理念；纹饰细节带有吴越风格，也印证了西周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 黄夫人壶春秋，约公元前770- 前476年铜通高 30.7cm口径 12 × 10.2 cm底径 13.5 x 18cm1986年6月27日信阳地区文管办在信阳市平西村发掘信阳博物馆 壶造型雍容典雅，壶身侈口，长颈微束，向下渐变为饱满的鼓腹，线条圆润如垂露，底承矮圈足，气度沉稳。最引人注目的是肩部两侧的双耳，被巧塑为一对回首相顾的猛虎，虎目圆睁，姿态矫健，为静穆的器身注入威仪与灵动。器物纹饰层次分明，工艺精湛，尽显时代风尚。盖饰婉转的窃曲纹，腹部纹饰自肩至底分为三区：工整的对环纹、尖锐的三角纹带，以及满饰的细密蟠螭纹。蟠螭纹是春秋新兴的流行纹样，无角的小龙盘曲纠缠，构成一片神秘而精微的装饰肌理，展现了当时卓越的范铸技术。壶颈铸有四行十六字铭文：“黄子作黄夫人行器，则永祜宝需冬（终）需復”。“黄子”即黄国国君，“黄夫人”为其夫人；“行器”表明此壶是特为黄夫人出行或日常所用之物，寄寓永享福禄、善始善终之愿。这段铭文与1983年出士的“黄夫人豆”相互印证，共同确定了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的墓主身份。此壶于 1986年出土自信阳平西村，同墓所出的玉器、青铜器、漆棺等珍品，勾勒出春秋早期淮汉流域黄国上层贵族奢华的生活图景与完备的丧葬礼制。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诸侯国的工艺巅峰，以及“礼”如何深入至贵族生活的细处，乃至一件为夫人精心打造的随身酒器之。中。 应姚簋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口径 18.8 cm底径 20.5cm高 23cm铜应国墓地出土平顶山博物馆 簋盖面隆起，正中设一圈足形捉手，便于启合；器身子口内敛，鼓腹饱满，下接外侈的高圈足，最特别的是圈足之下更附有三只兽形足，将簋身稳稳托起，整体造型在庄重中平添一份独特的建筑感与稳定感。两侧所设的兽首耳，下接方形的垂珥。盖之外缘与器身口沿下方，各饰有一周优雅流畅的窃曲纹带，纹样回旋卷曲，富有动感。盖面与鼓腹之上，饰以数周挺拔而细密的瓦楞纹。器物盖底有四行31字铭文：“唯七月丁亥，应姚乍（作）叔诰父尊簋，叔诰父其用赐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应姚”的称谓表明其出自西周应国公室。 铭文位置：盖内+器底，4行31字，自右向左竖排一、铭文原文（权威释文）唯七月丁亥，应姚乍叔诰父尊簋。叔诰父其用，赐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二、逐字断句+释读1. 唯七月丁亥◦ 唯：发语词◦ 七月丁亥：西周纪日（干支）2. 应姚乍叔诰父尊簋◦ 应姚：姚姓女子嫁入应国，自称“应姚”（应国贵族夫人）◦ 乍：通“作”，铸造◦ 叔诰父：受器人（应姚为其作器，推测为丈夫/长辈）◦ 尊簋：尊贵的青铜簋（礼器）3. 叔诰父其用，赐眉寿永命◦ 其用：请享用◦ 赐眉寿永命：祈求赐予长寿、长命（吉语）4. 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子孙后代永远珍藏、使用、祭祀三、白话大意七月丁亥这天，应姚为叔诰父铸造这件尊贵的青铜簋。愿叔诰父享用它，祈求上天赐予长寿与长命；愿子子孙孙永远珍藏、使用、祭祀这件器物。四、历史价值• 印证应国与姚姓方国联姻，是西周贵族婚姻与族氏关系的实物证据• “应姚”是西周女性称谓的典型（国名+父姓）• 与同出的应姚鬲、应姚盘铭文互证，构成一组家族礼器 重环纹带盖铜壶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通高 37.2cm盖高 9.8cm口径 13 cm腹径 23.6cm底径 18.3 cm重量 6.56 kg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6 出土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高盖如冠，顶部圈足形捉手外侈，与器身侈口、修长束颈及饱满下垂的鼓腹一气呵成，最终收束于一道外侈的圈足，线条的流转在收放之间充满弹性与韵律。两侧龙首衔环耳，既是提携之便，更为肃穆的器身注入一抹灵动威仪，是力量与秩序的平衡。器身自上而下饰波曲纹（山纹）、窃曲纹和重环纹等。虢国乃西周重要的姬姓诸侯国，地位显赫。 铭文青铜器盖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直径 11.2cm 高 12cm铜洛阳市北窑庞家沟 M701 出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器盖浑圆饱满，下接直裙，盖裙较长，可更增加器盖的密闭性，有利于物品贮存。顶部有高圈足形捉手，上端折沿外撇，并有两个镂孔。盖上有宽饰带一周，饰两两相对的夔龙纹，整体简洁大气。盖内顶部有铭文。从墓葬的构造和50余件带铭文的出土器物来看，北窑墓地是一处专门用于集中埋葬西周王室贵族的公共墓地，虽然因盗掘难以考证墓主人具体身份和相互关系，但该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高等级墓葬提供了宝贵资料。 铜尊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口径 19 cm高 19 cm南阳夏饷铺墓地出土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 其造型在方圆之间取得精妙的平衡：敞口舒展，束颈，鼓腹饱满，下接平底；最为独特的是其四方形高圈足，足沿宽折，稳稳地承托起整个器身，在视觉上形成一种沉稳而崇高的建筑感，于西周圆尊为主的器形中显得别具一格；颈部与方形圈足的四隅，各装饰一道挺拔的扉棱，棱脊顶端斜向下延伸，如器之筋骨，强化了器物的立体轮廓与刚健气质，赋予其以飞扬的动势。它的存在，是鄂国这一西周晚期重要诸侯国礼仪制度与铸造技艺的沉默见证。 铜鼎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口径 22.3 cm高 21.5 cm通高 27.8cm口径 28.7cm腹深 12.6 cm南阳夏饷铺墓地出土 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 鼎口微敛，平折沿，鼓腹，圜低，三蹄足，口沿下有窃曲纹饰带一周。2010年，河南南阳夏饱铺发现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地，其中清理出至少四代噩侯及噩侯夫人之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甲骨文和金文中写作“噩”的小国，在传世文献中则多作“鄂”，二字相通，噩国即鄂国，学者一般认为亦与今天湖北省简称“鄂”的起源有着很大的关联。早在商朝，噩即立国，“噩”之名在甲骨卜辞中就曾多次出现，并有商王在噩地进行燎祭的记载，李学勤先生在《殷代地理简论》中认为，噩是商王武丁狩猎的地方，学者推测其噩人最初活动于今山西临汾市乡宁一带，后来可能迁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随州羊子山噩侯大墓的发现，证实了进入西周后噩国的封地位于今湖北省北部的随枣走廊。南阳夏铺出土青铜器铭文显示这几位噩侯是姬姓，与原本姞姓的噩侯家族不是一系，说明可能噩侯驭方被杀国除之后，“噩”之名转封给了一个姬姓家族。文献记载中又有“东鄂”和“西鄂”之说，“西鄂”或即南阳故地，“东鄂”所指是今湖北省鄂州一带。原本在南阳盆地的“西鄂”被楚国灭亡后，楚熊渠封其仲子红为鄂王（《史记、楚世家》），此即“东鄂”之由来。其后，“鄂”之封号不断被楚人所用，如楚共王熊审封其三子子皙为“鄂君”（《说苑》），楚怀王熊槐封其弟启为“鄂君”（见安徽出土战国鄂君启节），等等，这也是后来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由来。 方鼎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铜通高 21.4cm口长 16.8cm口宽 14cm底长 14.4c底宽 11.7cm鹿邑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折沿方唇，沿上立椭方形耳，直壁深腹，平底，下设四柱足。器腹四边各和柱足上部饰扉棱。口沿下有饰带一周，以云雷纹为地，饰小凤乌，腹中部饰云雷纹，四周饰三层乳钉纹，足上饰兽面纹。器腹内壁有铭文。 铜提梁卣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最大腹径 21.7cm圈足底径 17cm通高 26.8cm铜 罗山天湖墓地出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器身作敛口，短颈，鼓腹下垂，轮廓饱满而富有张力，下承高圈足，挺拔而立。盖呈穹窿状，口沿起檐，檐下饰高裙，质立八瓣花蕃形钮，花瓣之上细刻蝉纹，寓意生命往复、精神不朽。盖与器身以子母口严丝合缝，设计精巧，兼具密封与礼仪之美。提梁纵置，两端铸为兽首，衔接颈部半环耳，梁身饰纽索纹，如绳结盘绕，既增强持握的稳定，亦赋予器物生动的仪式动感。器身四隅与四面中线皆饰挺拔的勾形棱，棱脊经长年使用，可见明显磨损痕，这并非残缺，而是礼仪生活中反复提取、移动所留的印记，映射出此直在祭祀宴飨中的实际还用。通体纹饰繁密而有序，以细密云雷纹为地，盖顶与器腹饰兽面纹，双目凸起，廓线清晰，威仪自生，凝聚着沟通人神的精神力量。盖群、颈部及圈足环饰夔龙纹。 牺尊春秋，约公元前770-前476年 铜通高 17.4cm通长 21.6cm口径 6.7 × 5.8 cm1986年平西村砖瓦厂出土信阳博物馆 造型与工艺• 整体：虎头麒麟身，扁圆体、椭圆口、鼓腹平底、三兽足• 器身：密集网格状镂空，通透感极强，工艺罕见• 附件：四系耳（带精细纹饰，可提拿）+ 器盖• 纹饰：兽面、云雷、夔龙纹，典型中原青铜风格 镂空盆形器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年铜通高 13cm通宽 30cm口径 24 cm2005年河南信阳长台关M9出土信阳博物馆 这件战国镂空盆形器，通体犹如墨玉琢成，散发着幽邃而神秘的气息。其造型规整，侈口、束颈、圆肩、鼓腹线条饱满，下接平底与折边圈足，轮廓圆融中见挺拔。然而，此器真正的灵魂在于其通体施行的镂空技艺—工匠舍弃传统的浮雕线刻，大胆以细密如织、均匀排列的方格纹覆盖全器；每个方格边缘皆作精准的“之”字形，使静止的网格产生了流动的韵律，宛如将当时流行的蟠虺纹进行了一次极致的几何抽象与简化，化蜿蜒的生物曲线为冷静的直线网格，营造出既繁复又空灵、既坚实又通透的奇幻视觉效果。腹部对称设四只环耳，耳上镂刻弧形扉棱，与器身浑然一体；耳、腹相接处饰三角波浪纹与勾连回纹，圈足上则饰清晰的蟠虺纹，形成丰富的装饰层次。这件出自信阳的青铜器，以其超凡的想象与绝伦的铸工，展现了战国时期当地青铜技艺的惊人突破与审美的大胆创新一—它不再仅是一件容器，更是一件以青铜铸就的立体透雕艺术品，是金属与空间、坚实与玲珑之间一场深沉的对话。 鎏金银卮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年口径 8.8 cm通高 13.8cm银鎏金1995年三门峡三宁公司出土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这只战国鎏金银卮，造型端庄，气度内敛，是实用与礼制、朴素与华彩的完美融合。其造型为规整的直简形，平底，下承三只敦实的矮兽足；盖而微隆，上置三枚环形钩尾钮；器身一侧设环形连舌指鋈，持握称手。器物最夺目之处，在于其通体璀璨的金色饰带水平环绕，带内饰工整的三角折线纹，金银交错，光华内蕴，于简练的几何秩序中透出低调的奢华。卮为古代饮酒器，流行于周秦汉晋。此器既是一件用于宴饮的实用酒器，也是一件彰显主人品位与财富的奢侈品，更是战国时期卓越金属细工与时代审美趣味的缩影。方寸之间，金线勾勒的不仅是纹饰，更是一个时代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与定义。 西周提梁铜盉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通高22.8cm通宽26cm口径10.1cm铜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整体造型：器体丰腴饱满，敛口折肩、鼓腹如垂露，下承三只短健蹄足，兼具稳定性与视觉张力，是西周提梁盉的成熟范式。提梁：桥形弧线设计，两端以立体蟠虺纹兽首与器身衔接，一侧有细链与盖钮相连，既防器盖脱落，又兼具装饰性。流口：管状兽首造型，昂首前探，是商周青铜盉“注酒/注水”的核心功能区。纹饰布局：折肩与折腹处各饰一道凸弦纹，界定器型轮廓；弦纹间满饰细密工整的蟠虺纹，蹄足上部亦有蟠虺纹扉棱，与提梁兽首遥相呼应，尽显西周青铜工艺的精细化。文物价值与历史意义1. 礼乐制度实证：应国是周王室的姬姓诸侯国，这件提梁铜盉作为应国贵族的礼器，直观反映了西周“藏礼于器”的等级秩序，常与铜盘配套使用，用于祭祀、宴飨前的沃盥仪式（浇水洗手），是中原礼乐文明的重要实物。2. 工艺传承典范：其桥形提梁、兽首流、蟠虺纹装饰等特征，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吴等诸侯国的青铜盉（如你关注的楚途盉）提供了形制蓝本，清晰展现了中原青铜文化向周边的传播与影响。3. 断代标准器：出土于应国墓地的明确考古层位，结合典型的西周中期形制与纹饰风格，是研究西周青铜手工业、应国历史的重要标准器。 第四单元中融万象汉魏风度本单元主要展示河南地区汉魏至南北朝时期以洛阳为核心的都城体系、陵墓艺术与手工业等，呈现统一帝国制度的成熟、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进程，揭示中原地区在连接南北与推动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投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高 37.8cm口径 3.7cm底径 13.5cm铜焦作市解放区王褚乡嘉禾屯林场出土焦作市博物馆 此器原被定为铜熏瓶，但其修长挺拔、口颈直贯的造型，更符合投壶的器用特征。投壶是盛行于汉晋时期的一种礼仪性宴饮游戏，宾主依次向壶中投掷箭矢，既为竞技娱乐，亦是礼仪修身的体现。壶身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竹节状长颈，节节分明。竹节形态在汉代器物中常见，如茂陵竹节熏炉、大云山汉墓出土器物等，被赋予特殊的“礼节”寓意。其下接圆融饱满的球形腹，腹顶装饰四叶“方花”纹。腹部上方以镂空技法雕饰出蜿蜒的龙虎与舒卷的云气，下承高圈足亦作镂空呼应，纹样虚实贯穿，形成灵动而典雅的视觉韵律。整器巧妙融合竹之清节、镂空之飘逸与器形之稳重，不仅展现了汉代工匠卓越的铸造技艺，更将宴饮礼仪、竞技之趣与时代对精神品格、天地秩序的含蓄追求，凝练于一体。 绿釉陶熏炉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高 28cm长 14.5cm宽 12.5cm陶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出土洛阳博物馆 此件东汉绿釉陶熏炉，炉体分盖、盘、座三部分，造型繁复而意蕴深远。山形炉盖上堆塑激烈的搏斗场面：一人面目狰狞，一手高举斧头，一手抓住牛角，跨步上前，欲将砍牛；周围众兽搏斗，豹子扑咬大熊和野猪，龙、蛇飞窜其间，仿佛在争先恐后地向峰顶攀援，姿态各异，错落分布，构成一幅熙攘而序的奇幻场景；炉盘敛口浅腹，圜底圆润，与盖扣合严密；其下以圆柱节状柄承接，柄下承一兽形座，兽作回首张口之姿，肌骨健硕，背负柱柄，稳托全器，在写实中寓含神异色彩。它不仅是一件日用器具，更是一座承载着汉代人精神世界的微观宇宙—神山耸峙，瑞兽环护，在翠色釉光中，凝结了一个时代对生死的想象、对永恒的追寻，以及那缕永不消散的烟霞之梦。熏炉在战国至汉代广为流行，不仅是熏香、洁室、怡神的雅器，其燃烧的香料多来自西方，也映射出当时频繁的东西贸易与文化交流。 黄釉双系扁壶北齐，武平六年，575年通高 20.5cm宽 16.5cm陶安阳范粹墓出土河南博物院 造型仿自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扁圆而丰满颈微束，腹体浑园，平底实足，两侧设系耳以便携行。通体施黄釉，釉色匀净，光泽柔和，颈饰一周联珠纹，简洁中透出精巧。壶腹两面模印乐舞场景，中央舞者正于盛开的莲台之上腾跃回旋，双臂舒展，足尖轻点，充满“胡腾舞”特有的迅疾与动感。两侧伴奏者或击、或吹、或弹，神情专注，衣袂仿佛随节奏飘扬。五人皆为西域相貌：高鼻深目，头戴蕃帽，身着窄袖长衫，足蹬高靴，形象鲜明。此壶出自北齐高级将领范粹（548-575年）之墓。身为镇边将领，墓中随葬如此充满异域风情的器物，正是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原与西域往来密切的生动见证。西域的乐舞、服饰、装饰母题，已悄然融入中原的工艺与审美。这把扁壶，不仅是一件明器，更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见那个胡风汉韵交融、艺术生机勃勃的时代。 思惟菩萨铜像东魏，534-550年高 20.7cm宽 10cm铜郑州自来水厂采集郑州博物馆 菩萨呈舒坐姿，右腿盘起，左足垂落，身躯微倾，形成自然优雅的曲线。左手轻抚膝头，右手食指则微微弯曲，轻触面颊，头颅随之前倾，双目垂视，仿佛正沉浸于深邃无边的思虑之中，于静谧中散发出照见本心的智慧之光。其形貌与衣饰，尽显东魏造像之清雅工丽。菩萨头戴高冠，宝缯垂肩，面庞丰满柔和，眉目疏朗，鼻梁挺直，唇际含笑，神情慈悲而内省。颈佩联珠项圈，身着天衣，帔帛自肩绕臂垂落，衣纹流畅如涟漪。腰间束带，下着贴体长裙，裙褶以细密而富有韵律的阴线刻画，如流水般倾泻而下，覆盖方座。整体造型将金属的凝重与线条的流动感巧妙结合，在端庄的体态中蕴含着呼之欲出的灵性。“思惟相”是佛教造像中表现菩萨处于深沉思维、探索真理状态的特有姿态。此像并非巨大，却凝聚了极高的工艺水准与精神密度。它处于北魏“秀骨清像”向隋唐丰满圆润风格的过渡期，既保留了前代的清隽风骨，又透露出此后造像更加人性化、内在化的趋势。一尊铜像，让我们窥见那个动荡而虔诚的时代里，人们如何将对宇宙人生的终极追问，寄托于这默然的金属与不朽的形姿之中。 铁城门枢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年铁宽 43cm，26 cm厚 13cm1980年9月24 日郑韩故城北城采集新郑博物馆 此铁质城门枢虽已残损，然据郑韩故城所出完整器可知，其原为长方形中空铸件：一端出圆柱轴，纳入门砧以承干钧；另一端作平口，与巨大门板相接；腹部的方孔，正是以榫卯或铁栓固枢于门的关键设计。此构件实为整座城门平稳启闭的“机械心脏”，是战国城池防御体系的核心一环。它出士于新郑郑韩故城—战国时期郑、韩两国先后建都之地。如此体量庞大、铸造复杂的铁枢，无疑属于宫城或重要城门，见证了当时大型铁器铸造技术、都城防御工程乃至严峻的军事现实。在孟子所批评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岁月，它镇守一国之枢，每一次转动，皆关乎城之存亡。如今战火久熄，城门朽没，唯此铁枢犹存。它以沉默的铁骨，成为一段无言的史证，让我们得以触及战国都城防御的坚硬内核，感受历史最沉实的质地———枢虽残，可喻万干。 四山纹镶嵌琉璃珠铜镜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年銅直径 15.2cm厚 0.6cm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洛阳博物馆 这枚战国铜镜，中心设弦纹钮，外有圆钮座，再向外四座“山”字纹呈对称分布，如镇守四方的神岳，撑开一方充满几何秩序与神秘力量的宇宙图式。而令这方宇宙粲然生辉的，是镶嵌于四山之间的二十颗“蜻蜓眼”琉璃珠——珠体饰多层蓝白同心圆纹，恰似蜻蜓复眼，闪烁着冷艳神秘的异域光华。这种玻璃珠饰工艺源自地中海东岸，经欧亚草原漫长商路，于春秋战国之际传入中原，并在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得以大规模仿制与生产。此镜出土于洛阳西工区战国墓。战国中晚期，楚国虽为制镜中心，但洛阳所出铜镜虽少，却多以嵌金银、鎏金及镶嵌琉璃等特种工艺镜著称，技艺独步天下，很可能是为周王室或高级贵族专铸。因此，这面铜镜不再仅是照容之器，也是一面“权力之镜”凝聚了当时顶尖的镶嵌技艺；更是一面“世界之镜”，映照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便已通过早期丝绸之路，睁着好奇的“眼睛”，眺望并吸纳着远方的斑斓。 琉璃珠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年玻璃）高 1.15-1.9cm 径 1.4-2.1cm孔径 0.16-0.52cm浙川徐家岭夏地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这组被称为“眼纹”或“蜻蜓眼”的玻璃珠，以蓝、绿、白、褐等色交织出典雅的虹彩，其精密层叠的同心圆纹，是古代世界一种跨越文明的视觉语言——宛如一组自地中海漂泊而来的凝望之眸，在冷静的几何秩序中暗藏着神秘的生命力。科学检测揭示，其材质为典型的钠钙玻璃，与战国中晚期中国自产的铅钡玻璃体系迴异，确系源自地中海地区或西亚的舶来珍品。它们与春秋晚期山西太原赵卿墓、战国早期湖北曾侯乙墓等多地贵族墓葬所出之物如出一辙，串联成一条清晰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链。这些珠子并非仿制品，而是通过前丝绸之路的艰苦贸易，抵达中原的顶级奢侈品，是全球化萌芽时代最精巧的物证。因此，它们不再仅是华美的饰物，更是战国时期欧亚文明互动、贵族追逐异域风尚的鲜活见证，将那个时代开放、好奇与兼容并蓄的精神，凝聚于这方寸的璀璨之“眼” 跽坐人俑一对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年釉陶宽 1cm高 1.95cm厚 0.7cm叶县旧日县1号藜出土平顶山博物馆 这对战国跽坐人俑，虽高不足两厘米，却气度俨然，刻画入微。人俑作恭谨的跟坐姿态，双手扶膝，身形内敛，充满静穆的仪式感。其面部特征鲜明—高與，阔唇，须眉俱全，神情专注头顶梳双髻，脑后另挽一髻，发式独特。上身赤裸，腰系束带，自头顶至底部设有一细小的透孔，原应系缀于组佩之上，随主人步履轻曳。人俑可能先塑形素烧再施釉二次低温烧成，其釉色呈深邃的蓝绿色，流丽莹润，质感近乎玻璃。此工艺背后，实为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文明交流的见证：源自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原，工匠以其智慧，用本土材料与技法加以模仿、创新，烧制出如此兼具异域风采与东方神韵的微型杰作。器虽微小，却是早期全球化浪潮在物质文化上投下的一抹动人光影。 玉组佩Set of jade ornaments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Western Zhou, ca. 1046 - 771 BCE玉（Jade）本（L.） 70cm平顶山应国蔓地出土Unearthed from the Ying State Cemetery,Pingdingshan河南省女物考古究院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ollcs and Archaeology组佩主体是一件动物形玉佩与四件弧度优美、大小相次的玉璜，它们等距分布，自上而下形成优准的弧形阵列，构成了组佩的基本框架与视觉骨干。在玉瑛之间，大量玉珠与鲜艳的红福色玛瑙珠、玛瑙管交替穿缀，宛如乐章中轻快的音符，在色彩（白与红褐）与质感（玉的温润与玛瑙的晶莹）上形成糖妙的对比与节奏，体现了一种充满秩序感的礼仪语言。在西周，所调天子九璜、诸侯七璜、大夫五噴，瑛的数團往往彰显着不同的身份，它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主人社会地位、政治等级与道德修养的无声宣言，是“藏礼于身”的体现。 玉佩及玛瑙珠组合项饰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玉、玛瑙通长 24.5cm通宽 20.7cm团身龙形玉佩高 4.8cm宽 3.85cm厚 0.4cm马蹄形玉佩通长 2.6 cm宽 2.6 cm厚 0.3cm1990年河南三门峡號国墓地 M2006 出土三门峡市虢国博物 项饰主体由数十枚鲜艳的红褐色玛瑙珠相穿缀，间以龙鳞纹马蹄形玉饰，形成稳定而富有节奏的基础序列；下方悬挂团身龙形玉佩，蜷曲如环，形制罕见。此饰于1990年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6号大墓，一座號国国君的陵寝。在西周时期，复杂的“组玉佩”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贵族身份等级、礼仪修养的明确标志，是“藏礼于身”的体现。 三彩仕女俑唐，618-907年高 75m长 24cm宽 20cm陶巩义北窑湾出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这位三彩仕女俑娴静而立，宛如从盛唐画卷中走出的宫廷女子，周身流转着温婉而雍容的气度。她面庞丰腴，眉目舒展，唇际似含若有若无的笑意、发髻高挽，造型端庄，其姿态尤为恭谨一一双手优雅交叠于胸前，捧持一方小巧精致的盒子，似为妆奁，又似珍宝，細节处尽显宮廷侍女的身份与仪节。她身着的长裙，以黄、蓝、白三彩釉装饰，黄釉明丽，蓝釉沉静，白釉清透，相互浸润成绚烂斑驳的纹理。她不仅是唐代陶塑艺术高度写实与传神的杰作，更以其静谧的姿态、华美的服饰与含蓄的神情，成为我们窥见唐代宫廷生活细节、女性形象以及彼世观念的一扇窗口。 三彩武官俑唐，618-907年高 68m宽 17.2cm陶洛阳市郊区关林洛南影院C7M5:11出士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这尊三彩武官俑雍容端立，气度沉静，面容丰润，眉目舒展，唇含一丝谦和而笃定的微笑。身着宽袍大袖的官服，双手恭谨交叠于胸前，姿态端庄稳重。通体施以黄、绿、白三彩釉色。此类武官俑属高级墓葬中常见的镇守类明器，与文官俑相对应，共同构成护卫墓主、象征其生前权势与身后秩序的仪仗体系。 三彩天王俑唐，618-907年长 89cm宽 35cm陶 洛阳石油部一公司 C7M72:20出士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这尊三彩天王俑巍然矗立，通体以黄、绿、白三彩釉装饰。天王头戴高耸的朱雀冠，双目圆睁，张口怒喝，面容威猛狰狞，极具震慑之力。他双手持握法器（已不存），一腿直立，一腿曲起，踏于台座之上，仿佛正欲发力，动感十足，周身洋溢着张力与气势。其形象融合了佛教护法神的威仪与中原武士的装束特点，内衬膝裙，下缚绑腿，足蹬尖头靴，细节塑造精到，反映了唐代艺术在吸收外来文化后的本土化创造。在墓葬中，天王俑常成对出现，成为镇守墓室、驱邪辟祟的重要角色。从佛教天国护法，到地下冥界守卫，这一形象的转变与盛行，不仅是唐代厚葬风俗的体现，更是佛教思想深入中土丧葬观念，并与中国世俗信仰完美融合的生动见证。 三彩镇墓兽唐，618-907年高 75m长 24cm宽 20cm陶70年代捐赠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这件三彩镇墓兽昂然蹲踞，形貌诡奇，威仪慑人，堪称盛唐幽冥想象的结晶。其体态如狮如豹，却又超然物外：头顶一柱螺旋状独角昂然刺天，双耳宽大似扇，怒目圆睁，面貌狰狞中流转着金石般的凛然气韵。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肩上一双羽翼奋力上扬，仿佛随时欲振翅腾起动地下玄冥之风。兽身以前腿柱立，后腿踞坐，稳稳镇于方形台座之上，通体蓄积着一触即发的张力。器身遍施黄、绿、白三彩釉，唯独头部保胎无釉，以陶土本色凸显五官的凌厉刻画，在釉彩的华美之上，更添一份粗犷原始的守护之力。在唐代墓葬制度中，镇墓兽多置于墓门近处，为镇守序列之先，其后常列天王、武士、文官诸俑。 三彩马唐，618-907年高 49m宽 14.5cm陶 洛阳市石油一公司 C7M72:31出士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这尊三彩马体魄雄健，四蹄稳踏，饱满的肌肉在釉彩下起伏涌动，静穆中蓄积着千钧之力。通体披覆的黄褐、绿、白三色釉彩。马身配饰的刻画精细，鞍鞯齐整，辔头分明，每一处革带、环扣皆以细致的线条勾勒，在写实中见庄严。马，是盛唐气象的脚注，如是丝路风云的见证。自汉武帝为求大宛“天马”遣使西行，至惠太宗以“昭陵六骏”铭刻武功，骏马的形象早已超越坐骑，成为国力、荣耀与远方的象征。此马出土于洛阳唐墓，它或许并非直接摹写汗血宝马，但那昂藏的体态、华丽的装束与不可一世的精气神，分明凝聚了整个时代对速度、力量与跨越疆域之自由的狂热向往。 三彩骑马俑唐，618-907年高 39cm长 38cm宽 17cm陶洛阳龙门东山安菩墓出土洛阳博物馆 陶马挺立于长方形托板上，体魄雄健，筋骨饱满，通体施乳白釉，釉色温润如凝脂。马首佩戴华丽的辔头，面门与络头以褐、绿釉彩点缀，色泽沉厚，与素净的马身形成鲜明而悦目的对比。马背障泥低垂，鞍鞯齐备，正是等待驰骋的刹那。骑手端坐鞍上，头戴典型的双瓣幞头，面容饱满，目光前视、他身着时髦的窄袖翻领胡袍，双手虚握胸前，作执缰驾驭之姿，腰背挺直，气度从容，俨然一位出行中的人物形象，此俑出自洛阳龙门东山安菩墓。安菩为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胡人后裔，墓中出土的胡人俑、骆驼俑与华丽三彩，正是盛唐时期丝路畅通、胡汉交融、文化昌明的实证。 三彩马唐，618-907年高 48.5cm宽 17cm 长 47.5cm陶 李楼鎮潘寨C5M2371:46出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这尊三彩马昂然静立，通体弥漫着盛唐的雄浑与华彩。其体态饱满雄健，目视前方，四肢如柱，筋肉在釉下起伏隐现，于静止中蕴藏着奔腾干里的力量。马身遍施褐色和青白釉彩。马背所配鞍鞯塑造得尤为精到，鞍垫施以鲜明的橙红彩，辔头、絡头、障泥等细节一一刻画，繁而不乱，展现了唐代工匠对马具结构的熟稔与写实功力。在唐代，骏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与军事资源，更是国力强盛、气度开放的象征。此三彩马作为随葬明器，它既是对主人生命荣耀的延续，也凝结了那个时代对速度、力量与远方不竭的问往。 三彩瓷壶唐，618-907年高 13cm口径 7.7cm底径 7.7cm瓷1991年11月济源市文物管理所移交济源博物馆 盘口外侈，细颈如束，鼓腹圆润饱满，下接平底和实足，在含蓄中见唐人制器特有的丰腴与弹性。其神采全在于一身流丽绚烂的釉色。通体绿、黄褐、白三色釉恣意泼酒，在窑火中交融、垂流、渗透，形成如梦似幻的斑斓斑块。近足处露胎，胎色浅黄，与淋漓的釉彩形成巧妙对比，亦平衡了视觉的重量。 三彩细颈瓷瓶唐，618-907年高 13cm口径 7.7cm底径 7.7cm瓷安阳博物馆 侈口，细颈婉转修长，卵形腹饱满而下敛，线条由收而放，再从容收敛，最终落于一道窄巧的圈足之上，通体轮廓静雅而流畅。瓶身自然流淌的绿、褐色釉纹如云霞缭绕，形成鲜明而和谐的斑驳绚丽的视觉效果，瓶口和颈部亦点缀相应彩釉，与腹部纹饰相呼应。 褐地三彩宝相花纹瓷盖鍑唐，618-907年高 21cm口径 14.5cm腹径 24cm瓷1963 年洛阳市孟津县當庄參料險練駛控村便洪鉤出土洛阳博物 一、器物概况此器为唐代三彩瓷质茶鍑（煮茶器），带盖，器形规整饱满。• 盖：穹隆形，顶置圆钮。• 身：敞口、宽折沿、弧腹圆鼓，下承三兽足，稳重端庄。• 釉：以褐釉为地，饰宝相花纹，釉色交融，斑斓绚丽，尽显盛唐气象。二、工艺与纹饰• 三彩工艺：低温铅釉陶，以褐、绿、白等色釉料点染、流淌、交融，形成自然晕染效果，是唐代陶瓷巅峰技艺。• 宝相花纹：佛教艺术东传后，融合莲花、牡丹、菊花特征的理想花形，象征圣洁、富贵、吉祥，为唐代主流装饰纹样。此器宝相花对称布局、花瓣层叠、花蕊饱满，线条流畅，雍容华贵。三、功能与历史• 用途：鍑为唐代核心煮茶器，《茶经》载其专用于煎茶，置于风炉上煮水、烹茶，是茶文化高峰的实物见证。• 时代意义：洛阳为隋唐东都，此器见证中原作为丝路与大运河枢纽的开放格局，体现多元文化融合与盛世审美。四、价值集实用性、艺术性、历史性于一体，是唐代三彩工艺、茶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证，尽显中原文明的博大与辉煌。 武士俑陶范唐，618-907年高 41cm宽 15cm陶洛阳市铁路电务学校烧窑出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陶范呈长条形，范面分别塑造出站姿武士形象，人物服饰，神态刻画细致，陶质古朴。此武士俑陶范是唐代制作武士俑的模具。 道符八卦纹铜镜Bronze mirror唐，618-907年直径 20.3cm銅三门峡市区出土三门峡博物馆 镜背的方寸之地，俨然一座浓缩的玄学宇宙。圆钮之外，八卦符号依方位列布，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各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构成了运转不息的自然秩序。八卦之间，镌刻着曲折神秘的符文——道符，它们并非装饰，而是沟通神明、驱邪納祥的灵力符号。符号与封象交织，在圆形的镜背上构建出~套完整的视觉咒术与哲学图式，将《易经）的玄理与道教的方术完美熔于一炉。在唐代，道教被尊为国教，其思想深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类铜镜，已远非日常照容之器，而成为融合了易学占卜、道教符箓与神仙信仰沟通的重要法器。它可能被用于祈福禳灾、守护宅邸，或作为修行者的观想媒介。一镜在手，犹如持有一方微缩的宇宙与道场，既体现了唐人试图以物质形式把握无形天道的精神追求，也见证了那个时代宗教文化的多元与交融。 仙人图铜镜唐，618-907年直径 22cm三门峡印染厂墓地出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镜背的方寸之间，展开了一帳幽邃的仙境画卷。以高耸的钮座为中心，仙山层叠耸峙，祥云舒卷回环，构成了一个充满动感与深度的神圣空间。其间，仙人或持物凝立，或翩然行进，衣袂飘举，意态逍遥：神鸟展翅，穿插翱翔，与流云、山石共同编织出缭绕不绝的生命韵律。仙人题材的盛行，与唐代皇室尊崇道教、追求长生的风气密不可分。这面铜镜不仅是一件映照容颜的日常用具，更是唐人精神世界的物化结晶—将对羽化登仙的浪漫向往，对永恒生命的深切渴慕，悉数呈现于这方青铜镜背。 云龙纹铜镜唐，618-907年直径 27.5cm厚 0.7cm铜济源市大峪水电站出士济源博物馆 中心圆钮如天枢，一条巨龙正昂首回眸，张吻长吟，矫健的身躯在流云间腾跃扭动，每一片鳞甲都被细密的阳线刻画得清晰如生，仿佛能听见筋肉贲张的声响与风云激荡的呼啸。龙身之外，一道弦纹如天界的箍环，将其神力收敛于镜中，至镜缘处，舒卷的云纹似无尽的余韵，将这场动人心魄的演绎烘托得愈发神圣而空灵。 双鸾仙岳纹铜镜唐，618-907年直径 25cm銅三门峡市区出土三门峡博物馆 镜背的方寸天地，是一幅精心构筑的祥瑞宇宙。以镜钮为中心，一对鸾鸟相向翩跹，口衔长长的绶带，姿态轻盈曼妙，象征着和美与永恒。鸾鸟之间及上下，仙岳巍然耸立，山峦层叠，云烘托着日轮与月魄，下方云气缭绕，更有飞鸟与折枝花卉点缀其间，画面饱满而有序，充满流动的生机与神圣的秩序。鸾鸟为传说中的祥瑞神鸟，仙岳象征长生与彼岸，日月共耀寓意阴阳调和、光明永驻。此镜集多重吉祥寓意于一体，不仅是唐人“对镜贴花黄”的日常用器，更是寄托着对爱情美满、生命长久、世道昌隆等一切美好愿景的精神载体。 澄泥龟砚唐，618-907年高 4.6m宽 7.5cm长 10.5cm澄泥三门峡市区出土 这只澄泥龟砚静伏于时光的岸畔，形如一只正在徐徐前行的灵龟，昂首向天，四足着力，背甲纹理以细密刀工一一镌刻，形态写实，气韵沉静。通体呈古朴纯净的古朴泥色，胎质细腻坚致，泛着陶器特有的温润光泽，正是唐代澄泥砚沉如石、润如玉的质感体现。澄泥砚乃中国四大名砚中唯一陶质，取河床深处淤泥，经双复淘洗、澄滤、炼泥，再以特殊工艺模压成型，入窑烧造而成。其质密实细腻，发墨迅疾且不损笔毫，更有“贮水不涸，历寒不冰”的实用特性，历来为文人珍视。此砚出自三门峡，该地古属虢州，正是唐代澄泥砚的重要产区之一。 白釉瓷兔唐 618-907年高 31.16m宽 15.9cm长 1.5om瓷三门峡市区出土三门蛺德物馆 瓷兔憨态可掬，俯卧于八边形底座上，双耳服帖，圆目微睁，仿佛随时会竖起耳尖，跃入月色。通体施白釉，釉质匀净，白中泛着淡淡的青灰，光泽柔和如凝脂，将兔身浑圆的体态与细微的肌理，包裹在一片素净清华之中。其下承托的八边形底座，棱线分明，与兔身柔和的曲线形成巧妙的对比。在唐代，兔子因其皓洁、机敏与传说中的“月宫捣药”身份，被赋予长生、祥瑞的寓意。此器以瓷塑形，以釉传神，不唯写实，更在静谧的形态中寄托了人们对健康永驻、生命长绵的美好祈愿。 三彩宝相花纹瓷枕唐，618-907年长 29.2cm 宽 15.2cm高 13.5cm瓷2001年项城莲花股份公司饲料厂 M1出土周口市博物馆 枕体为规整的长方体，比例端庄，枕面微凹，贴合颈项，体现了作为寝具的实用考量。彩饰绚丽而和谐，枕面以绿釉为地，中心一朵饱满的宝相花盛放，花瓣层叠。宝相花是融合了莲花、牡丹等特征的吉祥纹样，象征着圆满与华贵。瓷枕始于隋，盛于唐，宋元沿用。它不仅是夏季消暑的卧具，亦常作为随葬明器，寄托着逝者在彼岸世界依旧高枕无忧的祈愿。 三彩瓷盆唐，618-907年口径 24cm瓷洛阳李楼唐墓 C5M2371:54出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其口微侈，弧壁舒缓内收，浅腹坦荡，外壁施褐釉，内壁则以绿釉为地，釉色温润，仿若林中碧影。盆底饰宝相花，花瓣自内而外由红褐色点染，过渡自然，花心处黄绿釉彩轻点，色彩层次丰富。宝相花融合莲花之圣洁与牡丹之华贵，是唐人心中圆满吉祥的象征。 双耳白釉瓷鍑唐，618-907年高 6.3cm口径 9cm底径 6cm瓷三门峡市区出土三门峡博物馆 其造型圆融简朴，敛口，半球形腹，轮廓线柔和流畅，双侧对称设小巧耳鋬，于浑然一体中见精巧。通体素面无纹，唯施一层匀净莹润的白釉，釉色白中泛着淡淡的米黄，光泽柔和，质地如凝脂覆雪，于极简中透出高雅格调，凝聚着唐代白瓷特有的纯净与内敛之美。 济水投龙玉简北宋，960-1127年长 17.5cm宽 8cm厚 1.6cm汉白玉2003年7月2日济渎庙龙池出土济源博物馆 这方北宋“济水投龙”玉简，虽部分残缺，却仿佛封存着一场千年之前的国家祭祀与山河祈愿。此简玉质温润，呈规整长条形，可握于掌中，表面漫润着岁月的色泽与天然沁痕。其上刻铭文：“大宋開天子⋯…/三七人开启同天金桑道场•…1水府投送金龙玉简愿神愿仙三元同存九府水帝•…/奏上阅；九天谨濕/水府金龙传/熙宁元华太岁戊申四月…”虽文宰尔全，但“大宋關天子”“金录“限宁元年”等关健供影，你产研。熊们揭开了北宋熙宁元空（1068）的一段庄靠历安：成为發的宗超颈登基之初，为祈恩图系展安、风调雨顺，特道货民积消员一约济水源头（今河南淡源济湙店），开设“金录薄场”，部贷還演酸這祭起。秋英的虽后，将这枚玉简投入庭中花池，识器通过命注“贤缘。深天子的板祷上达水府伸明。这一名为“投龙衍”的微欺。澄了逆煞，在唐来时期已升华为重要的国家礼制。2003年了前，战违懒径海读庙龙池清淤时重现人间，使文献记载与实物得以套版。站苏要仅仅是一块玉石，而是一件融北宋皇权意志、国织恕彩嗦、道教信仰体系于一体的重要文物，是研究宋代政治文化、礼秋缩神与社会信仰结构的罕见第一手物证。一方玉简，沉潜干年，封存了一位帝玉对江山永固的深沉祝祷，也标记了一个时代试图与天地山川对话的精神坐标。 天青釉莲花形瓷熏炉宋，960-1279年通高 13.8cm外口径 15cm内口径 12.4cm底径 16cm瓷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这件天青釉莲花形瓷熏炉，形如一朵自宋人清梦中绽放的青莲，器形奇雅，意匠高妙，融合了自然意象、金属工艺与陶瓷美学，堪称北宋汝窑巅峰技艺的精华所在。熏炉由炉身与炉座上下相承，浑然一体。炉身直口圆唇，外壁饰以层层高浮雕仰莲瓣，瓣形饱满丰腴，瓣尖微翘，每瓣上又以乳钉纹点缀，在光影流转间极富立体韵律与生命张力，仿若正在水中徐徐舒展。炉座则塑作一片翻卷的莲吐，叶心隆起，叶缘起伏自然，以陶瓷静穆地凝固了荷叶承露的刹那动态，诠释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德与禅意哲思。炉身与叶座之间以短柄相接，柄上等距设钮，细节精巧，依稀可见其对金属器形的借鉴。通体施以汝窑标志性的天青釉，釉色淡雅静谧，釉质莹润似玉，光泽内含。在素净青釉的衬托下，莲瓣的层叠与叶片的卷曲更显含蓄深邃，传递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宋代美学格调。此器出土自宝丰清凉寺官窑遗址，是专为北未宮廷烧造的御用雅器。其造型渊源可追溯至当时的金属器，体现了宋瓷借鉴并超越其他材质工艺的卓越能力。一炉虽小，却融汇天地之青、草木之形、金工之巧与窑火之魂。它不仅是案头焚香的实用之物，更是一件凝聚自然观照、哲学寓意与至高审美的艺术雕塑，让我们得以窥见宋代文人精神与宫廷趣味在方寸器物上所实现的完美统一。 第五单元 中贯八方隋唐气象本单元主要展示隋唐五代时期以洛阳为核心的都城建制、艺术成就与文化交流景观，呈现中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与大运河枢纽的开放格局，揭示隋唐盛世国家治理、制度创新与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气象。 人面鱼身陶俑唐，618-907年高 9.4m宽 7cm长 21.4cm陶三级品2003年曙光小区M1:22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人鱼俑鱼身扁平，人脸转向身体左侧，神情乖巧，鱼尾右摆，身体中部弯曲，整体轮廓呈S形，鱼身纹理刻画细腻，鱼身下随形设底座。通体呈古朴陶色。与五代时期主要受镇墓神煞观念、风水理念及随葬礼制影响，人鱼俑唐多随葬于高级墓葬，造型统一，被赋予沟通水陆、驱邪镇墓的神秘职能。 双头龙人面陶俑唐，618-907年高 9.4m宽 7cm陶2003年曙光小区M1:32出士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墓龙是唐五代墓葬神煞俑的一种，造型为双人首（或兽首）连拱起蛇身，分布在河北、河南、湖南、辽宁等地。此为唐五代常见圆环状墓龙，蛇身向上拱起呈圆环状，两端于底部交缠后分别连接前后相背的人首。两端人首面目清晰，怒发上扬与拱起的蛇身相连，昂首挺胸，上肢前伸，匍匐在底座上。此双头龙人面陶俑融合了龙与人物的艺术构想，体现了唐代工匠的奇幻想象与精湛的塑形技艺。 三彩鸳鸯尊唐，618-907年高 22.3m宽 25.4cm底径 13.9cm深 9.6cm陶捐赠安阳博物馆 鸳鸯作悠然栖卧之姿，长颈弯曲后颔，背羽层叠，纹理以细致的划刻一一表现，形态写实而温驯。其背开六瓣花形口，提示着它作为“尊”的容器本性。通体施以黄、绿、褐三彩釉，黄似秋叶，绿如春水，褐若泥工，诸色交织漫衍，仿佛将水光、岸影与季节的变迁一同封存于陶胎之上，天然形成鸳鸯羽毛般丰润而斑斓的质感。鸳鸯自古被视为恩爱不移的象征，此尊以鸳鸯为形，以三彩方饰，不仅是唐代仿生类三彩器的杰出之作，更寄托了时人对和美圆满的深切寄望。 俯首俑随，581-619年高 9.5cm宽 6cm瓷 1986年安阳标M11:15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俑人蜷坐，双臂环膝，将头颅深深埋入自己的怀抱。通体无釉，素烧的胎骨粗朴坦率，任由土色诉说一切。无衣纹之雕饰，仅以一记弯折的脊背、一道闭合的弧线，便将疲意、恭顺或哀思凝固其中。这或许是一名仆役，一位劳者，一个在彼岸世界仍保持躬身的待从。其姿态低微至极，却因极度简练的塑造而获得了某种超越个体的表达力量—那不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姿态，一种情绪，一种在隋代墓葬的幽暗中，属于无数无名者的集体沉默。 二体石经周易残石北宋，960-1127年残高 58cm宽 38cm石移交开封博物馆 这方残石，是北宋嘉祐石经（亦称“二体石经”）的珍贵孑遗。其上以篆、楷二体并刻的《周易》经文，虽历经干年风雨，字口漫漶，斑驳沧桑，却依然可辨其端庄谨严的格局。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至嘉祐六年（1061年），朝廷为确立文化正统、统一经典文本，主持刊刻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部儒家经典石碑，立于东京国子监。经文以一行篆书、一行楷书对照刊刻，故称“二体石经”，其书丹出自杨南仲、章友直等名家之手。这组石经不仅是天下士子校勘诵读的“标准范本”，更承载了以金石凝固文明、传承道统的宏大理想。北宋灭亡后，石经逐渐散供湮没。清代以来，开封陆续发现《周易》《孝经》《礼记》等残石，分藏于开封市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处。此方《周易》残石，正是那段“勒石成经”历史的见证。如今，深深浅浅的刻痕中，篆书的古雅与楷书的端庄交织辉映，凝结着一个王朝对文脉永续的虔诚渴望。残石虽碎，重若干钧——每一道依稀可辨的笔画，都是时间深处传来的一响文明钟声。 一佛二弟子石造像北宋，960-1127年Northen Song dynasty, 960 ~ 1127 CE高 44cm长 1112cm 宽 23cm石郑州开元寺遗址出士郑州博物馆 这方出土自郑州开元寺遗址的北宋“一佛二弟子”石造像碑，是佛教信仰深入市井生活、民间虔诚凝结于石上的无声见证。碑呈半圆形，中央主尊佛陀结跏趺坐于仰莲台上，面容丰润，神情微笑，静穆慈悲，身着通肩裂裟，衣纹如水垂落，于静态中透出内在的安宁。两侧二弟子拱手侍立，形成稳定的视觉拱卫，身态微转，面露笑意。佛座下方，另雕两位身形较小的供养人，跪姿虔诚，是此碑源自真实信众功德的重要标记，为庄严的宗教场景增添了人间的温度。整体构图主次分明，气韵沉静，线条精准而含蓄，在继承唐代造像饱满遗韵的同时，透出宋代石刻趋于内敛、典雅的时代风尚。此碑出自名刹开元寺，不仅是一件石刻艺术品，更是研究北宋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形态、寺院供养制度与民间信仰实践的珍贵实物。 钓窑瓷洗宋，960-1279年高 7.5cm口径 18cm瓷浙川县城关窖藏出土河南博物院 这尊宋代钧窑天蓝釉笔洗，器形圆润端庄，釉色莹净，静置如秋水盈池，透出宋人书房独有的清雅之气。洗身作圆形，敞口，深腹缓缓内敛，下承含蓄的卧足，轮廓线柔和饱满。口沿一侧延伸出莲瓣形折沿，沿下设一弯环形柄，在简洁的造型中融入精妙的细节变化。通体施钧窑天蓝釉，釉色匀净，呈现天青般的宁静色调，釉质莹润，光泽柔和如古玉，展现出钧窑在单色釉方面的卓越工艺。此器出土自淅川县城关窖藏，是典型的宋代文房用具，可用于笔洗、添砚或清玩。它曾静置于文人案头，与墨香纸韵相伴，不仅是实用之器，更是寄托雅趣、修养心性的文房清物，在简约形制中深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与精神气质。 钧窑青釉瓷盘宋，960-1279年高 4cm口径 15.5cm底径 5.3cm瓷鄢陵县窖藏出土河南博物院 这件钧窑青釉瓷盘，形制简静，气韵沉凝。盘口微敛，并非全然敞开，敛着一份含蓄的矜持；腹壁以一道柔和的斜线流畅下收，徐徐落于平底，下接小巧的圈足。全器轮廓一气呵成，无一丝冗余，在极简的几何中蕴藏着精妙的平衡。通体施以钧窑典型的青釉，釉色淡雅，莹润如玉，光泽柔和内敛。盘身光素无纹，摒弃一切雕饰，将全部的美感诉诸釉色与造型本身，完美诠释了宋代钧窑“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哲学。它宛如一汪凝蓄的秋水，以一身静谧的青釉与永恒的形制，默默述说着那个时代对器物之美至臻至简的深刻领悟。 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瓷瓶宋，960-1279年高 23.6cm口径 8.8cm腹径 13.2cm 底径 8.8cm瓷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这尊汝窑天青釉瓷瓶，器形端庄，釉色纯净，宛如一泓凝固的雨后晴空，凝聚着宋代美学中静谧与崇高的理想。瓶作盘口，长颈挺拔，折肩利落，腹部饱满呈筒形，下接平底，轮廓于转折间蕴含精密的几何理性。底足存有五枚细小的支钉痕，为汝窑典型工艺特征。通体施天青釉，釉质莹润如玉，正是宋人追慕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理想之色。釉面纯净，光泽柔和内敛，其间自然开片疏布，如冰似玉，静中涵动。此瓶出土于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其烧造时间集中于北宋哲宗至徽宗约二十年间，专为宫廷制器，故传世极罕，历来被视为珍宝。此瓶形制规整，釉色匀净，完美诠释了汝窑“青如天，面如玉”的审美境界。它诞生于御窑的烟火中，穿越近干年时光，以其不朽的温润，静诉着那个时代对完美近乎苛刻的追求，不仅是宋代宫廷雅趣与工艺哲学的结晶，更是中国陶瓷史上那一抹最幽远、最典雅的天青之梦的永恒见证。 青釉瓷炉宋，960-1279年高 21.2cm口径 24cm底径 17.3cm瓷庙底沟宋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这件青釉瓷炉，釉色沉静，造型庄重，周身弥漫着宋人精神世界中那份幽邃的仪式感与彼岸遐思。其形制殊为独特，宽平的口洽下接筒形炉身，上部显著内收，形成含蓄的束腰，下腹折收，轮廓线在收放之间充满张力。炉身满刻“U”形纹，内饰细密圆点纹，内缘饰锯齿纹，外缘间以飘逸的尖叶纹；纹样层叠交织，秩序井然，整体观之，既似垂挂的锦绣帷慢，又以模拟下垂的莲瓣。底座为竹节状，每节边缘环饰浅刻痕，似模拟竹节麻点。唐宋制器中，莲花与竹节的组合十分常见，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莲花象征清净无染，竹子寓意虚怀有节，二者结合于香炉之上，既呼应宋人“格物致知”的造物精神，也寄托了精神超脱、品性高洁的双重理想，堪称形、饰、意完美统一的文人器用典范。 登封窑珍珠地龙纹瓷瓶北宋，960-1127年高 32.5cm口径 6.7cm底径 9.2cm瓷1984 年淮阳县公安局移交（原藏淮阳县博物馆）周口市博物馆 这尊宋代白釉珍珠地划花龙纹瓶，器身呈橄榄形，线条饱满流畅。唇口外卷，短颈，通体先施白色化妆土，后罩透明釉，釉色白中泛暖，光泽柔和，局部留有时光摩挲的痕迹。其装饰工艺精湛，瓶身主体以划刻勾勒出一条盘绕的巨龙，穿行于流云之间：龙首昂扬，双目炯炯，须发飘动；龙身蜿蜒有力，鳞甲细密，爪牙锋锐，充滿腾跃之势，近足处饰一周仰莲瓣紋，工整而庄重。纹饰以外，瓶身满布缜密有序的戳印珍珠地纹，以无数小圆点构成星辉般的背景，与刻花主纹形成虛实相生、层次丰富的肌理效果。此瓶为宋代登封窑的典型作品。登封窑属北方磁州窑系，以白釉瓷闻名，珍珠地划花更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工艺。本品造型端庄，纹饰雄健而细腻，工艺精湛，生动诠释了宋代民窑将工艺技法、民间审美与生活艺术融为一体的造物精神。 登封窑白釉剔花笔筒北宋，960-1127年高 18cm口径 9.3cm底径 9.2cm瓷1984名泽06县城湖B4M139出士周口博物馆 这件北宋登封窑白稻剔花笔筒，造型端庄朴拙，黑白对比鲜明，纹饰如浅浮雕般精巧夺目。器身呈经典简形，口沿微敛，腹部圆鼓，下承圈足，轮廓饱满而稳重。其装饰采用典型的白釉剔花工艺：工匠先在深褐色胎体上施敷白色化妆土，继而以刀代笔，精准勾勒出缠枝花卉与卷草纹样，再将纹饰以外的白色化妆士细心剔去，露出深色胎骨，最后罩透明釉入窑一次烧成。烧成后，洁白的花卉与卷草在深暗地色上清晰浮现，微微凸起，形成具有立体感的浅浮雕效果。这种留花剔地、以深衬白的技法，体现了工匠对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与出神入化的掌控力。在崇尚文雅、书房清趣盛行的北宋，这样一件笔筒不仅是实用文房，更是主人艺术涵养的映照。它以无声的泥土与火焰，成就了一曲黑白交织的视觉诗，成为宋代民间窑业匠心与文人审美相融合的永恒见证。 杨国忠进奉银铤 唐，618-907年银长32cm宽5.4cm厚1.2cm洛阳隋唐东都遗址宫城北角出土河南博物院 银铤呈长条形，上端为圆弧形，一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另一面上部錾刻“安边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下部从右至左錾刻四十三字，说明该银铤为郭子昂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献。为唐玄宗晚年大量收敛金银、地方竞相进奉的实物见证。它不同于一般直接献给皇帝的贡品，是先进献给杨国忠，再进献给皇帝，证实杨国忠通过掌控赋税与贡物中转牟取权利的事实。此类财物原储于左藏库，但随“安史之乱”爆发多遭焚毁、流散或掩埋，使这件出土银铤尤显珍贵。注：此件展品已于2026年1月30日撤展 第六单元中雅流韵宋明澄晖本单元主要展示宋至明时期河南地区以开封为代表的城市文化与文人艺术成就，呈现士人文化的兴盛艺术形态的发展，揭示中原雅文化在宋明时期的发展面貌及其对中国艺术与审美传统的深远影响。 天清寺塔菩萨坐像砖北宋，960-1127年长 30.5cm宽 32.1cm厚 11.3cm陶采集开封博物馆 此方天清寺塔菩萨坐像砖，宛如一方嵌入塔身的寂静莲池，砖面内凹作圆形，内里浮雕菩萨结跏趺坐之像。菩萨头戴高冠，低眉垂目，面容圆满静谧；天衣披拂，衣纹层疊，线条流转。其右手轻抬，所持如意清晰可辨，寓意吉祥与智慧。此砖原是北宋东京天清寺塔塔身外壁的镶嵌构件，塔身当年密布此类造像砖，菩萨、佛陀、罗汉、伎乐如法界示现，构成一部立体而辉煌的视觉佛典。这方菩萨砖，正是这部宏大史诗中一个沉静而完整的短包，是信仰在砖石上凝结的永恒印记。 天清寺塔准提观音坐像砖北宋，960-1127年长 30cm宽 31cm厚 11.5cm陶采集开封博物馆 此天清寺塔准提观音坐像砖，宛如从塔身揭下的一枚“法眼”，亦是方寸间圆满具足的一轮圆光。砖面内凹作圆形，中央浮雕十二臂准提观音，结咖趺坐于莲台之上。观音面容慈和宁静，低眉垂目，十二臂手持不同法器，然其印相与整体仪态，已深具庄严妙相。准提观音乃救度人间众生之六观音之一，其多臂、持物的经典形象，正是无边慈悲与广大智慧的化身。此砖原是开封天清寺塔外壁所嵌的万干外壁砖雕之一。当年，塔身以此类砖层层累砌，佛像如恒河沙数，共同构建出一个瑰丽深严、充满庇佑的彼岸世界图景。如今，它虽独立于世，却仍以一身的斑驳，向我们诉说着那个“万佛环绕”的时代，以及北宋在砖石之上所垒砌的信仰高度。 天清寺行脚僧像塔砖北宋，960-1127年长 36cm宽 20.2cm厚 6.8cm陶采集开封博物馆 这方北宋天清寺塔行脚僧砖，形作内凹的圆式，如一枚嵌入塔身的法眼。砖心以精湛的浮雕，塑出一位云游僧人的侧影：他背负经箱伞盖，手持法器，身旁随行一猛虎，意态从容坚定。寥寥数笔，便将行者孤身万里、心向光明的求法生涯，永恒凝于陶土。此砖出自开封天清寺塔（俗称繁塔）。该塔始建于北宋，原为六角九层，后经损毁，形成今三层大塔上叠小塔的奇崛造型。其非凡之处，在于塔身内外镶嵌了七干余尊釉灰砖雕，涵盖佛、菩萨、罗汉、伎乐等一百余种形象，俨然一部立体的北宋佛教艺术图典。因此，这方砖不仅是一块建筑构件，更是一帧微缩的宗教史诗，是北宋佛教信仰、砖雕技艺与建筑智慧相交融的结晶。它让我们得以透过一方陶土，窥见千年前那座“万佛环绕”的梵宇巨观，及其背后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兽面纹砖五代，907-960年长 42.5cm宽 33.5cm高 11cm陶棉纺厂出土洛阳博物馆 这块五代兽面纹砖，体量厚重，形制规整，边缘微带弧度，原应镶嵌于宫廷或重要官式建筑的门楣、照壁或檐角，是集建筑结构、精神象征与艺术装饰于一体的核心构件。砖面中央，一方兽面以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跃然而出，极具视觉张力。其形象融汇多种神异特征：双目圆睁如炬，眉弓高耸，鼻蠶资张，巨口怒启，獠牙森然；头顶一对分叉鹿角向天伸展，層心处卡山形拱极状，颊侧与下颌的鬃毛则如火焰般层疊翻卷。路绛遊型在狞厉中蕴含着饱满的唐代遗风与蓬勃的生命力，善滋四降以一圈工整的连珠纹为框，既稳定了构图，也透露出佛教艺术的痕迹。如此体量巨大、工艺精湛的兽面砖，很可能原属于寫廷或重要官式建筑，此类兽面（或称“铺首”）被赋予震慑邪祟、护佑安宁的神圣职能，是沟通人界与超自然力量的“灵物”。此砖出土地洛阳，曾为五代后梁、后唐、后晋都城，其雄浑的工艺与威严的意象，让我们得以窥见在政权频仍更迭的表象之下，那个时代对延续自大唐的宏大秩序、雄浑气度及精神底佑的执着追求。它既是一件建筑构件，也是一件凝聚了一个时代之信仰、威仪与艺术精神的雕塑杰作。 开宝寺伎乐塔砖北宋，960-1127年长 36cm宽 20.2cm厚 6.8cm陶）采集开封博物馆 这方北宋开宝寺伎乐塔砖，质地坚实，形制规整，是那段“东京梦华”沉默而璀璨的注脚。砖面以模塑与手刻相结合的技艺，浮雕出五位姿态各异的伎乐入物，或吹奏，或持器，衣袂翩然，神情专注，千年风霜亦未完全抹去其欢愉生动的气韵。表面所施彩釉，历经岁月沉淀，在斑驳中仍透出昔日的华彩。此砖原是汴京开宝寺琉璃塔（后世因其色如铁而俗呼“铁塔”）外壁的镶嵌构件。该塔高近56米，13层，通体以琉璃砖砌成，塔身镶有佛、菩萨、飞天、伎乐等五十余种纹样的砖雕，堪称宋代建筑艺术与砖雕工艺的杰作。这块砖不仅是一件建筑构件，更是一帧凝固的北宋宫廷乐舞缩影，是宗教虔诚、皇家威仪与世俗艺术在烈火中交融的永恒结晶。它以陶土之身，承载着一段辉煌的历史记忆，至今仍在无声地吟唱着那个时代的庄严与风流。 龙首夔龙纹玉带钩明，1368-1644年长 19.8cm宽 2.7cm厚 3.1cm玉）新蔡县出土驻马店市博物馆 这只玉带钩，色泽青绿温润，凝结着威仪与古雅。钩首为圆雕龙首，双目炯炯，气度深稳；钩身流转如舒卷的云水，其上高浮雕夔龙，秦形矫健，肌理饱满，作攀附腾跃之姿，与静移的龙首形成生动的张力。带钩是古代用于束系腰带的实用构件，兼具重要的装饰功能，此件工艺卓绝，雕琢精微，打磨光润，其规制与气韵，表明主人当为显贵或高士。它们不仅是衣冠之上的雅致配件，更是身份、品味与明代玉雕艺术精神的凝结，承载着穿戴者的风仪。 玉鸳鸯明，1368-1644年长 3.3cm宽 1.1cm厚 2.5cm玉1970年上蔡县邵店乡金井果衬出士驻马店市博物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鸳鸯自古便是夫妻恩爱、婚姻和美的象征。这对玉作，正是此般美好寓意的物质化身，一呈青灰，一作乳白，玉质莹洁，光泽温婉，似凝结了月光与晨雾。虽体量纤巧，却以极精妙的圆離，刻画出盎然生趣：羽翼轻盈，喙眼生动，身形圆柔，悠然对望间流转着缱绻深情，仿佛有温热的呼吸在玉石间流动。青灰与乳白，恰如阴阳相隔的颜色，而对望的姿态，却是穿越生死的凝望。工匠琢玉时，大概不曾想到，这方寸之间的缠绵，竟预言了一场真实而坚贞的告别。它们出土于河南上蔡顺阳王朱有烜（1385 -1415，明太祖之孙、周王朱橚三子）与王妃吴氏的合葬墓。吴氏早逝，归葬故里；数年之后，深情的顺阳王亦随之而去，死归同穴，与她长眠于斯。这段沉寂于史册的往事，为这对玉鸳鸯注入了超越寻常吉祥寓意的灵魂——它们不仅是一件饰物，更是一份誓言，是生者穿越时间、奔赴死亡的深深眷恋。玉质不朽，深情亦不灭，仿佛在无声讲述——世间最美的爱情，不是朝朝暮薯，而是纵然人间与幽冥，我仍选择去你身旁。 云凤纹玉佩明，1368-1644年长 6.3cm 宽 3.9cm厚 0.8cm玉1970年上蔡县部店多金井吴村出士驻马店市博物馆 这组明代云凤纹玉佩，出土于河南上蔡顺阳王朱有烜与王妃吴氏的合葬墓，玉质温润，青中透绿，如薄雾凝于签叶。每件玉佩之上，线刻纹饰，一面为昂首展趨的凤鸟，羽翼与尾翎的线条婉转流畅，一面为舒卷自如的祥云，气韵流动。云凤组合，取自“有凤来仪”的传统祥瑞意象，在明代玉作中尤为盛行，既象征吉祥尊贵，亦寄托着对美好愿景的深沉向往。此组玉佩，玉料上乘，为明代贵族阶层佩戴之物。它们或许曾系于衣裙，悬于组佩，随着主人的步履轻轻摇曳，流光熠熠。方寸之间，不仅凝聚着工匠的灵思与技艺，更勾勒出明代雅致生活中，那一份对美、对祥瑞、对永恒风尚的执着追求，成为时代精神的一幅灵动剪影。 角形玉杯明，1368-1644年长 7.7cm宽 4.2cm高 9.2cm玉新蔡县出土驻马店市博物馆 这只明代角形玉杯，取犀角天然之弧度，线条自口沿倾泻而下，流畅中蕴藏弹性。杯侧攀附镂空螭虎形柄，躬鼻探首，蜿蜒依偎，螭虎口衔接杯沿，身与杯体间透雕虚空，威仪与实用在此巧妙合一。杯身饰以细腻的访古纹祥，工丽含蓄，为仿生之形添上一缕追慕三代的金石古意。此类玉杯，可能是明代文人雅集时的特殊酒具或案头清玩，其造型奇崛、雕工精妙，既见自然之趣，亦含古雅之韵，无声地诉说主人脱俗的品味与心境。 凤凰形金饰明 1368-1644年长 6cm宽 5.6cn高 1.3cm金1970年上蔡县部店乡金井吴村出士驻马店博物馆 这只出土自明代顺阳王夫妇合葬墓的凤凰形金饰，宛如一羽自天界降临的流光，以“累丝”绝艺凝金成羽，绽放在黑暗的时光深处。凤凰昂首展翼，长尾旖旎。每一片羽毛皆由细若秋毫的金丝编织、堆疊而成，通体镂空，玲珑剔透。周身环绕的金丝云紋，竟然还烘托出其凌虚翩跹的仙姿。“累丝”工艺在此臻于化境——化厚重黄金为轻盈呼吸，集极致的繁复与极致的空灵于一身。凤凰乃百乌之王，象征吉祥、尊贵与涅槃重生，此饰当为王妃吴氏凤冠或盛装的核心构件，是她高贵身份与美好寄望的璀璨见证。尤为动人的是，它沉寂于夫妇同穴的墓葬之中。在这方被永恒凝固的黑暗里，黄金不蚀，凤凰不灭，仿佛默默守护着一段跨越生死的眷恋，也承载着一个时代对永恒之美、重生之光的无穷想象。它不仅是明代金工技艺的巅峰之作，更是一缕穿越百年、依然炽烈的信仰微光。 双龙首金帔坠明，1368-1644年长 18cm宽 5cm厚 0.45cm金1970年上蔡县邵店乡金井吴村出土驻马店博物馆 这件出土自明代顺阳王夫妇合葬墓的金帔坠，主体呈华盖之形，两端雕饰双龙首，虽为方寸之制，却威仪凛然，尽显至高无上的尊荣。其下部以精巧的金链悬一环饰，行动时摇曳生辉，金光流转，于庄重静穆中暗藏灵动的韵律，实现了威仪与风姿的完美交融。“帔坠”是明代贵族女性礼服“霞帔”下端的核心佩饰，是身份与等级的重要标志。此件双龙首金帔坠，以其至尊的龙纹题材、登峰造极的皇家工艺与宏大的体量，绝非寻常命妇所能僭用，当为明代皇室高等级女性的典礼妆饰。它不再仅是一件衣饰构件，而是一件凝聚了明代顶尖金工技艺、森严服饰礼制与宫廷华贵美学的艺术珍品。方寸之间，是沉默的奢华，也是行走的威仪，让我们得以透过这片璀璨的金光，一窥明代宫廷生活极致辉煌与庄严的缩影。 瑞狮金像明，1368-1044号通高 2.75cm重 14g金三门峡市陕州故城窖藏出士三门峡博物馆 这件明代瑞狮，以纯金锻造，体量虽小，气宇轩然。狮作蹲踞之姿，昂首瞠目，似在巡视四方；颈背鬃毛层叠卷曲，雕工细密，于感猛中见华美。身形矫健，肌骨饱满，静中蓄势，尾部似火焰，平添灵动。下承圆座，托起全器，亦喻德守绍方、护佑平安之职。它可能曾作为珍贵佩饰的组件，在璀璨金光中，默默履行着守护主人身心安宁、引纳万千吉祥的永恒使命。 白地褐彩云龙纹瓷玉壶春瓶元，1271-1368年高 25.1cm口径 7.8cm底径 8.5cm瓷安阳博物馆 此瓶为经典的玉壶春瓶样式，造型比例匀称，轮廓线条流畅：口沿外撇，颈部细长，垂腹饱满，下承圈足，整体亭亭玉立，气韵修长，承续了自唐宋以来玉壶春瓶的典雅风范，工匠以深褐色彩料为墨，在莹润的白釉能上绘制出两条矫健的龙纹，盘绕于瓶身。龙体蜿蜒，穿行于灵动的祥云之间，构图疏密有致，笔触流畅有力，使静穆的器身顿生奔腾之势与神秘力量。此类白地褐彩装饰，是元代磁州窑系的典型风格，在素雅与奔放之间取得巧妙平衡。玉壶春瓶初为酒器，后渐成为陈设佳器。此件元代玉壶春瓶，造型较宋器更为丰腴。它已不仅是一件实用之器，更是融合造型之美、绘饰之工与祥瑞寓意的艺术珍品。 白釉花口瓷壶宋，960-1279年高 5.5cm底径 2.6cm口径 1.8cm瓷1981年6月济源市庙街村出土济源博物馆 这只白釉花口瓷壶，造型殊为别致：壶口呈精巧的三瓣花形，细颈颀长，壶腹圆润如垂露，下承高挺的圈足，一侧设婉转的弓形提梁，形态清雅舒展。通体施白釉，釉面匀净，光泽柔和，胎骨细腻坚致，整体透露出宋代瓷器尚简、尚雅的审美意趣。其独特的三花口造型，蕴藏着跨越文明的流传脉络。此类形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陶制酒壶，后经波斯、拜占庭传递，并盛行于伊斯兰世界，常用于礼仪场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流的经典视觉符号。此壶很可能仿自传入中原的伊斯兰玻璃器或金属器，展现了宋代工匠融汇外来元素、赋予其本土气韵的创造能力。此壶虽为小品，却贯通东西，方寸之间，既凝结着宋代制瓷的高超技艺，也默默铭记着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交流痕迹。 白釉皈依瓶宋，960-1279年高 41.8cm口径 7.7cm 底径 7.7cm瓷购买 开封博物馆 这尊宋代白釉皈依瓶，形制高挑峻拔，气度庄严肃穆。瓶盖呈尖顶塔形，宛如微缩的“窣堵波”，象征通往彼岸净士的阶梯。瓶身作盘口，长颈颀秀，饰以数道弦纹，折肩清晰，器腹流畅下收，下承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施白色调，釉面光洁。颈肩处以堆塑工艺饰一条盘结而上的龙纹，龙身矫健，鳞爪分明，龙首昂然，似守护与接引之姿。皈依瓶，亦称魂瓶，是宋元明时期常用的丧葬明器，用于墓葬中安置魂灵。瓶身堆塑的城、塔等形象，寄托着护佑亡灵、引魂升遐的信仰，充满了时人对生死彼岸的庄严构想与深切寄托。 铜香炉元，1271-1368年高 11cm口径 13.3cm青铜洛阳建材厂519工区M1:3出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这件元代铜香炉，造型古拙，敞口鼓腹，下承三足，气度沉稳。其精华凝聚于炉底纹饰自中心一枚方孔圆钱纹展开，寓意财富与“天圆地方”的宇宙秩序；向外依次环饰雷纹、卷草纹，及八卦符号，融合了世俗祈愿、自然生机与《易》学哲思；外围再施莲瓣纹，最外缘以几何纹带收束。整幅图案布局严谨，铸造清晰，堪称一幅微型的宇宙图式与信仰图谱。此炉出土于洛阳元代墓葬，或为祭祀先人、礼敬神明的仪典用器，亦可能是墓主生前修行、清玩的案头雅物。方寸之间，它不仅见证了元代精湛的铸造工艺，更深层地映射了那个时代多元文化交融的精神图景—世俗愿望、儒家理念、道教符号与佛教意象，在此和谐共铸。铜炉静默，青烟已逝，唯留一身斑驳铜绿与永恒的纹饰，向我们低语着元人对彼岸世界的庄重构思，以及不同文明在火与铜中达成的深邃默契。 夔龙纹三足铜罍宋，960-1279年高 27.2cm口径 21cm青铜郾城县公安局移交漯河市博物馆 这件宋代夔龙纹三足铜罍，体量敦厚，气韵悠古，是追慕三代、于青铜之上重建商周意象的匠心之作。侈口短颈，鼓腹饱满，下承三只稳健的兽形足，于浑朴中见庄重。器表纹饰层次井然：以细密云雷纹为地，腹部主纹以涡卷曲线勾连夔龙之首，婉转逶迤，隐秘中富有动势，颈部环饰一周以凤鸟纹为主的辅助纹样，与主纹呼应，构图严谨。在宋代金石学兴、文人尚古的风气下，此类器物并非祭祀重器，而是承载着审美理想与文化追忆的“仿古彝器”。它凝结了宋人透过器物与上古文明对话的尝试，在古典形制中寻觅当代精神的归宿，成为那个时代文化风尚的一个缩影。 花形仙道故事铜镜宋，960-1279年口径 24cm青铜旧藏新郑博物馆 这面宋代八瓣菱花式铜镜，形制精巧，气韵清雅。其轮廓作八瓣续药式，瓣尖清晰，弧线舒展，中心圆钮便于系佩，边緣环饰婉转的祥云纹，于几何的秩序中流淌着柔和的韵徽。頭路：像褪的线刻与浅浮雕工艺，在圆形的有限空间内，銷陈米，隐装动的做道人物故事图，画面中山水掩映，以 菱花形航海纹铜镜宋，960-1279年口径 16.5cm厚 1cm青铜舞阳侯集出土漯河市博物馆 这面宋代菱花形铜镜，形作八瓣菱花式，瓣尖清晰，边缘起棱，轮廓舒展而富有韵律，流露出宋代铜镜特亨的精巧美感与柔雅趣味。镜背纹饰以精细的线刻与洗浮雕，铺陈出一幅生动的航海图景：下方一艘船正扬帆破浪，四周波涛翻卷，浪花如雪；圆钮上方做山隐现，楼阁耸立，一竿高耸，彩幡飘扬，整体构图饱满，意境开阔。此类航海题材纹饰在宋镜中虽非鲜见，然此镜图式布局尤为殊丽。它不仅映照着宋代海外贸易繁荣、海上交流频繁的时代风貌，亦承载着时人对“海上仙山”的遥远憧憬，更寄托了“一帆风顺”的深切祈愿。方寸之间，波浪、航船与仙山共同凝结为一部微型的海上史诗，是宋人面向海洋的想象、勇气与期盼，在青铜镜背上的永恒铭刻。 铜尊宋，960-1279年高 31cm口径 23.4cm口径 14.8cm青铜征集购买开封博物馆 此铜尊，是宋代仿古青铜器中的精品，凝结着宋人追慕三代的金石之思与文人雅趣。其造型规整端稳，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皆遵循商周古制，于挺拔中见雍容。肩部等距浮雕三羊，悠然举步，姿态优雅，为厚重的器身注入一抹灵动的生机。器腹满饰抽象化的兽面、䕫龙、连珠诸纹，层叠而不乱，工丽中寓古意。此尊之“仿古”，宋人旨在“与古为徒”，非仅徒慕其形，更在追其神、通其意。在金石学兴、好古风盛的背景下，此类器物多置文房、伴琴书，成为衔接古今的雅物。它既是对商周礼制精神的遥敬，亦是将古典韵味化入时下生活的风雅实践。 三彩釉双狮瓷枕金，1115-1234年长 33cm宽 14cm高 12.4cm瓷 三门峡市区出土三门峡博物馆 这方金代三彩釉双狮瓷枕，构思奇巧，意趣盎然。枕下双狮背对而卧，身躯圆润，虽为百兽之王，却作浓眉大眼、张口昂首的憨厚之态，长尾卷曲，颈系飘带，于威仪中透出灵秀之气。二狮稳稳驮起弧形枕面，实现了力学与美学的精妙结合。器物通体施绿、褐、黄等低温彩釉，釉色在窑火中交融流淌，斑驳陆离，呈现出宋三彩特有的古朴绚烂之美。狮子作为外来动物形象，汉唐以后逐渐演化为镇宅纳福的瑞兽。此枕正是这一祥瑞观念在宋金民间生活中的生动体现，既是一件夏日寝具，也是一件融合雕塑、釉彩与信仰的案头珍品。釉彩流光，沉默如诗，诉说着金代工匠的匠心独运，与古人对长夜安宁的深切祈愿。 绿釉刻花凫水鸭纹瓷枕金，1115-1234年长 32cm宽 17.5cm高 11cm瓷周口市淮阳区采集周口市博物馆 这方金代绿釉刻花瓷枕，形作长条弧状，枕面微凹，上部起多曲拱极形，底作内弧，稳重端方。通体施粉绿色釉，釉色匀淡，光泽温润，如一池被时光凝住的春水。枕面一侧，匠人以刀代笔，寥寥数勾，便成一幅“凫水”小景：一只凫鸭悠然浮游，羽翼轻敛，四周水波澹澹，尽得良然意趣。它不仅是古人消夏的卧具，更是案头一份凝驻了乡野生趣的静物。其朴拙的形、静雅的釉与灵动的刀笔，将一份对长夜安宁的朴素祈愿，永远封印在了这方泥士与火焰交融的天地里——仿佛每一次倚枕，都是一次向梦境深处的沉潜。 白地黑彩狮纹瓷方枕北宋，960-1127年长 29.2cm宽 15.2cm高 13.5cm瓷拨交安阳市博物馆 这方白地黑花瓷枕，形制规整，枕面微弧，贴合颈项，是宋人夏日寝卧的清凉雅物。其装饰堪称一幅绘于枕上的水墨小品：枕面中心绘子母狮嬉戏之景，狮子姿态亲昵，笔意洒脱；四壁环饰花卉与修竹，枝叶舒卷、线条流畅自然。诸纹样以质朴的黑彩绘于洁白的化妆土地之上，形成鲜明对比，构筑出一个充满生趣与祥瑞寓意的装饰空间。此枕的装饰工艺，正是磁州窑最典型的白地黑花技法在胎体上敷白色化妆土，再以铁矿石为彩料绘出纹样，最后罩透明釉一次高温烧成。其画风率真豪放，富有浓厚的书法笔意与民间生活情趣。瓷枕在宋代既是寝具，也常作为寄托永眠长乐的随葬明器。此枕充分展现了磁州窑工匠将日常之物转化为艺术载体的高超技艺，以及宋人生活中那份质朴盎然的生活美学与生命智慧。 绿釉刻莲纹瓷枕宋，960-22798长 34cm宽 22.5cm高 11.3cm瓷购买开封博物馆 这方宋代绿釉刻莲纹瓷枕，形如偃月，枕体弧度自然温润。枕面中心以褐彩为地，刻出一幅清雅的荷塘小趣：数片荷叶舒卷，一茎荷花亭亭，构成静谧而灵动的三角构图。四周卷草纹婉转延伸，如水面涟漪。通体罩以浓翠欲滴的缘纹，色彩沉静斑驳，仿佛将一池清凉的碧水与荷香一并封存于釉色之中。瓷枕是宋金时期常见的消夏寝具，其装饰工艺属宋三彩体系——在继承唐三彩低温彩釉传统的基础上，更注重刻划技法与釉彩的结合，风格趋于含蓄秀雅。它不仅是古人消夏安眠的良伴，其精妙的刻花、清雅的彩釉与生动的画面，更将日常卧具转化为承载自然意趣的案头清供，凝结着宋代工匠的巧思、季节的呼吸，以及那个时代融入日常生活美学的生动雅趣。 绿釉刻花瓷枕宋，960-1279年长 35cm宽 23cm高 11.4cm瓷购买开封博物馆 这件宋代绿釉刻花瓷枕，形如半月，枕面弧度舒缓，贴合颈项，是实用匠心与艺术想象的精妙结合。通体所施绿釉，浓郁沉静，釉层厚薄流转，泛着如深潭静水般的斑驳幽光，为炎夏枕席带来一缕视觉与触感上的清凉。枕面之上，工匠以刀代笔，运用姻熟的刻花工艺，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花卉小景。花团锦簇，枝叶舒展，线条流畅灵动，在莹润的绿釉下呈现出清晰的浅浮雕效果，于浓翠之中绽开一片盎然的生机。此类瓷枕是宋金时期流行的寝具，其坚实胎体与冰凉釉面，尤宜消暑安眠。而枕面上这帧精美的刻花，又为日常用具注入了高雅的艺术情趣，凝固了宋人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以及在方寸之间营造无限生意的才情。 第七单元中铭画魄石墨传华本章展示了河南地区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石刻艺术与碑铭，特别是汉代墓葬艺术中“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与仙界追寻。历代碑刻艺术既记录历史事件，又展现书法艺术，成为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石刻档案”。 四神日月神天象图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368cm宽 160 cm南阳市麒麟岗出土南阳汉画馆 这组体量恢弘的画像石，是一部镌刻于石上的宇宙史诗。画面以中央头戴“山”形冠、肃然跽坐的太一神为核心，统领四方：上为朱雀，下为玄武，左踞青龙，右伏白虎，共同构成东、西、南、北、中五方神圣空间，成为汉代“五行”观念与方位信仰的视觉凝结。在此严整的方位框架中，一幅浩瀚的天文图景随之展开：青龙之右，日神伏羲人首蛇躯，怀抱内刻三足乌的日轮，象征太阳运行；其侧北斗七星如天帝之车，指引四时。白虎之左，月神女娲同样戴冠蛇躯，手托隐现蟾蜍的月轮，与日轮遥相呼应；其旁南斗六星连线，古人视为主司寿禄。画面底部云气纹连绵舒卷，仿佛将整个宇宙笼罩在元气混沌、鸿蒙初开的氤氲之中。这远非简单的神祇罗列，而是一个结构完整、层次有序的汉代宇宙模型。它融方位神祇（四神、太一）、时间象征（日月）、星宿坐标（北斗、南斗）与流动的天地之气（云纹）于一体，在石面上构建出一个“天人相应”、秩序井然的信仰图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一神所戴的“山”形冠，在汉代墓葬图像中，常与玉璧、双阙、祥瑞等元素共同构成“天门一天极一天帝”的视觉符号，象征着通天之门与宇宙轴心。此图镌于墓室顶部，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由诸神护佑、星斗指引的永恒彼岸，使灵魂在宇宙的神圣秩序与流转的光阴中，获得终极的安宁与超越。1994年出土于南阳麒麟岗的这幅巨制，以其近四米的尺幅与缜密的构图，堪称汉画中表现宇宙观的巅峰之作。今天，我们透过它斑驳而沉默的石面，依然能触及两干年前那个伟大时代对宇宙结构的宏伟想象，以及人们试图以金石铭刻永恒、安顿生死的深沉渴望。 女娲捧璧执仙草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195 cm宽 46 cm南阳市七孔桥出土南阳汉画馆 这幅画面以极简的构图与充满张力的线条，凝固了女娲庄重而灵动的仪容。人首蛇身的女娲头戴高冠，面容清穆，身姿挺拔，蛇尾自腰际盘曲而下，形成兼具韵律与稳固感的基座，使她在神的威仪中，亦透出创世母神特有的慈悯与灵动。她一手执规整玉璧，璧下垂系绶带，象征礼敬苍穹、沟通天地之权能；另一手执仙草，寓意赋予生机、牵引灵性。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技士造人、炼石补天的创世神，女娲在此化身为引导与庇佑的终极象征——玉璧为祭天礼器，喻示灵魂回归天道、融入宇宙秩序；仙草则隐喻长生仙境，寄托对彼岸世界永恒安宁的企盼。由此，画中图像凝练为“彼岸通行”的视觉符码：通天、永生、归源。我们所凝视的，不仅是一位神话人物，更是汉代人对生命起源的追忆、对死亡归宿的构想，以及对神人之际、天地之间永恒关联的深刻信仰。一方石，一位神，一缕穿越时空的母性目光，至今仍在沉默守护着那些关于起源与永恒的古老谜题。 雷公车汉，公元前202年-公元 220年长 185cm宽 94 cm南阳市英庄出土南阳汉画馆 画面中央，三只生有双翼的猛虎筋肉喷张，蹄踏云气，正奋力牵引一辆以云为轮的神车驰骋于苍穹，车上树巨鼓，前方羽人驭者控缰前驱，后方雷公身灵活，随车晃动，仿佛下一刻便将挥臂击鼓，迸发万钧雷鸣。在汉代“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和神话想象中，雷公并非单纯的破坏之神，更是执掌时序、唤醒生机的自然权能化身。其鼓声，被视为催发春雨、唤醒蛰伏的生命号角。将此“雷公出行”的威仪场景镌刻于墓室，是生者深邃的双重寄托：一方面，祈愿雷神以其无上威灵，为逝者魂魄扫清通往彼岸之路的邪祟，护其永安；另一方面，也借这幅通天的图像，向上天传达人间对风调雨顺、阴阳谐和的永恒祈愿。因此，这方石刻不仅是力量与动感的艺术表达，它更让我们看见，汉人如何将自然的巨响化为神的座驾，将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与对生命循环的祈盼，共同铭刻于这奔驰不息的石上雷霆之中。 风雨图汉，公元前 202年-公元220年长 155cm宽 61 cm南阳市王庄出土南阳汉画馆 画面布局充盈而有序：上部，三位神人奋力牵引一辆以星宿为轮的“五星车”，天帝端坐车中，气度雍容，统御着整个天象运行的秩序；下部，四位雨师皆抱陶罐，将滔滔天水倾泻向人间，水流如注，姿态生动，司掌着滋养万物的降水；画面右侧，风伯以巨人之躯跪踞，赤身鼓腹，张口奋力吹气，将无形无相的风化为可感的磅礴力量。在汉代“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与“事死如事生”的信仰下，此类图像镌刻于墓室，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沟通天人的“祈愿系统”：天帝掌总纲，雨师司润泽，风伯主呼吸，三者协同，便能达成风调雨顺、阴阳和畅的至高理想。这既寄托了生者对逝者前往彼岸世界仍能蒙受天地神明眷顾的深切祝愿，也含蓄表达了农耕文明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对人间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永恒期盼。因此，这方石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部刻于石上的“祈愿文书”，是汉人将自然力神格化、将宇宙秩序视觉化，并试图在生死之间建立和谐联系之深沉努力的见证。 苍龙、毕宿、日月合壁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291 cm宽 120cm南阳市东关出土南阳汉画馆 画像由五石拼合，体量巨大，形制恢弘，画像分上下两格，铺陈出一幅秩序、意象瑰丽的星空长卷。上格画面，两只阳乌（日之精）赫然呈现，而左边阳乌的圆腹之中，清晰刻有一只蟾蜍（月之精），这是对“日月重叠”（即日食）这一天文异象的刻意描绘与升华。在汉代“天人感应”学说中，此种罕见天象被尊为“日月合璧”，是阴阳和谐、乾坤交泰的至高祥瑞，寓意天命所归、政通人和。下格中部，东宫苍龙星座奔腾而出，矫健蜿蜒，首尾分明，是主司东方、象征春季与无限生机的天之四灵之一。其左，八星环绕一兔，构成毕宿（毕月乌，属月、为乌）星官。兔与月的古老关联在此与星宿奇妙结合，透露出汉人将神话想象投射于星辰之间的浪漫情怀。将如此宏阔的宇宙图景镌刻于墓室，其意深远。它旨在为逝者构建一个永恒且完美的彼岸世界：上有日月同辉、光明永驻，下有苍龙指引方位、毕宿缀饰苍穹。这不仅是天文图谱，更是一幅为墓主灵魂绘制的“终极归宿图”，寄托着生者祈愿逝者超越生死，融入永恒宇宙秩序的深切向往，也折射出汉人对“天人合一”理想秩序的终极追求。 牛郎织女汉，公元前2022-公元220年长 182cm宽 65 cm南阳市白滩出土南阳汉画馆 这幅画面，是中国最著名的爱情神话在天文与艺术中的交汇。画面布局疏朗而意蕴绵长：右侧牛郎举鞭牵牛，身姿矫健，其上三星相连，正是“河鼓三星”的象征；左下角，四星相连如屋宇，内有一女子跪坐纺织，是为“织女星”；一条无形的“天河”在构图中自然流淌，将二者分隔两岸；画面中部，白虎星座昂首踞守，威仪凛然；左上角，七星相连环绕一兔，是为“毕宿”，更增添了星空的浩瀚与神秘。此画像石之价值，不仅在于证实牛郎织女神话在汉代已广为流传，更深层地映射了汉人“天人相应”的宇宙观—他们将人间的情愫、劳作与离别，投射于亘古不变的星辰之间，使天文观测与神话想象浑然一体。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将此景刻于墓室，或许寄托着对永恒守望、穿越时空的深情的向往，让逝者的灵魂依然沐浴在古老星光的浪漫与庄严之下。 嫦娥奔月汉，公元前 202年-公元220年长 164cm宽 72cm南阳市西关出土南阳汉画馆 这件画像石，凝固了中国最凄美也最决绝的一瞬飞升。画面中，嫦娥人身蛇尾，面向左上方一轮满月，身形婉转逶迤，衣袂与蛇尾在云气中卷舒，仿佛正挣脱大地的牵绊，向着永恒的寂静奔赴而去。月轮之中，一只蟾蜍赫然在目，它既是嫦娥服下不死药后“托身于月，是为蟾蠩”（干宝《搜神记》）的神话终点，也是汉代人心目中“月精”的化身。周遭繁星点点，云气缭绕，共同构建出一片幽深无垠、通往彼岸的宇宙空间。在汉代“事死如事生”与“羽化登仙”的观念下，此类图像镌刻于墓室，将个人对长生与超越的渴望，与宏大的宇宙图景相连。嫦娥的飞升，既是孤独的离别，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渡”—从此岸的短暂，渡向彼岸的永恒；从人间的温暖，渡入星月的清寒——这并非彻底的告别，而是一场孤独而庄重的转化，是灵魂汇入星辰秩序、成为宇宙韵律一部分的终极抵达。千年之下，这方石刻以其深沉古意与奇幻想象，依旧动人。它让我们看见，汉人不仅在大地上建立帝国，更在石头之上，以刀笔为舟，以神话为帆，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沉默而壮丽的灵魂远航。 月行苍龙星座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168cm宽 120 cm南阳市蒲山出土南阳汉画馆 画面上部，一轮满月赫然在目，月内有玉兔和蟾蜍，共同构成了汉代人心目中“月”的完整意象——是阴柔的太阴，亦是不死与仙境的象征。右下方，东宫苍龙星座横贯东西，龙身蜿蜒矫健，勾勒出其奔腾于星海的磅礴气势，龙首昂扬，龙尾卷舒，周身星宿环绕，秩序森然。苍龙是“四象”之一，主东方，司春季，是生机、皇权与天命的星象化身。墓室中镌刻此图，意在为逝者构建一个微缩而完整的宇宙模型——“月”与“苍龙”共存，意味着太阴与少阳、时间与方位、仙境与天界在此和谐统一。这不仅是天文图谱，更是灵魂的终极归属图：愿墓主之灵，能在这日月星辰永恒运转的秩序中，获得安宁与超越。 许阿瞿观舞赏乐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142cm宽 79 cm南阳市东郊出土南阳汉画馆 这方画像石，1973年出土于南阳市东郊一座曹魏墓中，原为汉代旧石，于三国时被重新利用、砌作墓顶。石分上下两格，宛如生死两界一场无声的对话，承载了一段穿越千年的思念与哀恸。上格描绘人间片刻：左侧，五岁的许阿瞿端坐于榻，其名阴刻身前，正静静观看身旁童戏——或手托木乌，或牵拉鸠车，画面清澈天真，是家人为他永远定格的稚年时光。下格则转入一场盛大喧腾的舞乐百戏：伎人飞剑跳丸，令人目眩；盘鼓舞者踏节生姿，长巾飞扬；乐师抚琴吹箫，音声和鸣。这或许是为早逝幼童在彼岸备下的、永不落幕的欢宴，祈愿他在彼方永不孤寂。画面左侧，一段136字的隶书铭文，笔触工整而沉痛：“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逝），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口口口，口壬五月，不口晚甘。羸劣瘦口，投财连（联）篇（翩），冀子长哉，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口口土尘，立起口埽，以快往人。”它镌下一个冰冷的事实：东汉建宁三年（170年）三月，许阿瞿离世，年仅五岁。这不仅是中国现存较早的墓志铭实物，更是一封镌刻在石上的家书，将父母痛失爱子的无尽伤痛，永远定格于墨痕石骨之间。画像石滤去了色彩，却让那份慈爱、悲恸，人间的喧闹与彼岸的岑寂，在石纹与隶笔中愈发深刻。一方石，一段铭，一个五岁孩童的名字—让我们看见，汉代艺术不仅关乎神祇、宇宙与威仪，也同样深沉地记录着最寻常、最炽热的人间至情。 跳丸、吐火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188cm宽 55cm南阳市王寨出土南阳汉画馆 这幅石刻生动地镌刻下一场干年前的技艺盛宴。画面左侧，一人裙裾微拂，似正凝神观看，其右，一场汇聚了多种技艺的表演渐次展开：一位男性伎人立于中央，左手轻摇鼗鼓，鼓声仿佛可闻，右手同时抛接十二枚飞丸，丸影连珠、凌空不坠，其数量之多、手法之妙，或已臻至汉代“跳丸”技艺的顶峰；身旁，另一位表演者张口吐火，烈焰骤升，这一充满异域神秘色彩的幻术，正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鲜活见证，映射出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放气象；画面中间，一女子在酒樽上轻盈倒立，身姿稳而优美；旁有俳优作滑稽戏谑，神态诙谐，烘托出宴乐的轻松氛围；最右端，二人合力撞钟，为整场演出击节定音，庄重的钟声仿佛穿越石面，依稀可辨。此石巧妙融合“跳丸”“吐火”等杂技幻术，以及乐舞、谐戏与奏乐，不仅是一件生动的艺术杰作，更可谓一部刻在石头上的汉代“综艺大观”。它无声讲述着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亦在宴乐声、鼓点与火光之间，勾勒出中西文明相遇、共生的一幅鲜活图景 捕鱼图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188cm宽 59cm南阳市英庄出土南阳汉画馆 画面以层叠的山峦为屏障，其间野猪奔突，鹿踪隐现，猎犬疾逐，充盈着野性蓬勃的生机。一座拱桥如虹飞跨，将画面分为两重境界：桥上二人悠然垂钓，静穆如出世之隐；桥下二人驾舟撒网，如入世之劳；水中游鱼可数，意趣宛然。然而，在汉代“事死如事生”与“天人合一”的观念下，这一切山川、生灵与人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微缩而完整的理想宇宙。它是墓主在彼岸世界拥有的仙山苑囿和渔猎之乐，并非劳役之苦，而是灵魂永享的自然之趣。拱桥连接的不只是溪岸，更是此岸的喧嚣与彼岸的安宁。因此，这幅石刻，将汉人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对死后世界永续其乐的深沉祈愿，全部镌刻于坚石之上，凝固为超越时间的永恒画卷。 跽坐赏乐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 137 cm宽 68 cm南阳市麒麟岗出士南阳汉画馆 这幅画面，以古拙雄健的线条，在粗砺的石面上镌刻下一场两千年前的宴乐雅集。画面中，五人横向排开，气韵流转：左一人端坐鼓瑟，身姿微倾，指尖仿佛仍能拨动松风流水般的清音；右侧四人席地而坐，或热杯欲饮，或侧首交谈，或凝神聆听，姿态舒朗，意态逍遥。虽仅寥寥数笔，却精准捕捉了宴饮之际听乐、饮酒、清谈交织的生动瞬间，令人如闻丝竹，如见宾主尽欢。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观念中，此类宴乐图像是为墓主精心构筑的彼岸生活图景。它将现世庄园中的雅集之乐，延伸至永恒的彼岸，寄托着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享有礼乐文明、友朋清谈的深切析愿。这方石刻因而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视觉纽带，是汉代人对生命之悦、精神之享的不朽追慕。 赵孟頫《投龙简记》拓片录文今上御极之初，励精庶政，事神治人，诚明殚尽，中外大和。皇太后母仪懿恭，思齐内治。惟皇帝嗣大历服，载稽旧章，乃孟夏王寅朔，命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张留孙等，建周天大醮于南城长春宫，列位二干四百，领天下羽士余干人，荐科宣仪，礼于上真，凡七昼夜已。皇帝皇太后复命集贤司直奉训大夫臣周应极，洞玄明德法师祟真、万寿宫提举臣陈日新，乘传封香，奉玉符简、黄金龙各一，诣济渎清源善济王庙、天坛王母洞投沉口口口焉。应极等以六月乙已至济源祠，肃恭苾芬，陈蕆醮礼。翼日丙午昧爽致口口命藏龙简于济渊，水清可鉴。是夜，天大雷电以风沛然下雨，田畴枯槁，顿为沾足。越三日己酉，至天坛紫微宫，如济礼。明日，登坛扣王母洞投送，礼成而退。时天气清朗，日呈五色，回未及山麓而云起自洞后，雷雨随至。前一日，抵紫微宫，雷雨亦如之。其守土与祀事之臣，怀孟路总管府判官郭甫，孟州判官韩乐，济源县令王伯翼等，咸请曰：皇帝在昔龙潜，而怀孟实汤沐之邑。今兹飞龙在天，光烈如此，首有事于天坛济源，而山川之灵感若是，不有纪勒，何以昭示于后？勉臣记其事，臣奉命此来，不敢以不敏谢，谨书以授之。至大辛亥夏六月，臣周应极顿首谨记；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臣赵孟頫书；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臣郭贯篆额。延祐元年，青龙甲寅，八月壬午朔，通议大夫怀孟路总管、兼管诸军奥鲁管内勤农事臣弭礼立石。玉川张天祐刊。 赵孟頫《投龙简记》拓片注译一、碑刻基本信息• 名称：《投龙简记》（又称《济渎投龙简记》）• 年代：元延祐元年（1314年），由周应极撰文，赵孟頫书丹，郭贯篆额• 地点：原碑立于河南济源济渎庙，现拓片多为后世翻拓• 背景：元仁宗即位之初，为感谢神灵护佑，派遣大臣周应极、道士陈日新及赵孟頫等人，赴济源祭祀济水神与王屋山神，并举行“投龙简”仪式，将金龙玉简投入山川，以祈国泰民安。二、碑文释文（节选并注译）1. 开篇背景原文：今上御极之初，励精庶政，事神治人，诚明殚尽，中外大和。皇太后母仪懿恭，思齐内治。惟皇帝嗣大历服，载稽旧章，乃孟夏壬寅朔，命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张留孙等，建周天大醮于南城长春宫，列位二千四百，领天下羽士余千人，荐科宣仪，礼於上真，凡七昼夜已。注释：• 御极：登基，统治天下。• 庶政：各种政务。• 诚明殚尽：竭尽诚心与明智。• 母仪懿恭：以母仪天下的美德与恭谨。• 嗣大历服：继承大统，执掌国祚。• 载稽旧章：依据旧有的典章制度。• 周天大醮：道教最高规格的祭祀仪式，遍祭天地诸神。• 羽士：道士的别称。白话译文：当今皇帝登基之初，励精图治，敬事神明、治理百姓，竭尽诚心与明智，朝廷内外一片祥和。皇太后以母仪天下的美德与恭谨，致力于内廷治理。皇帝继承大统后，依据旧典，于孟夏初一壬寅日，命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等人，在南城长春宫举行周天大醮，设位二千四百，统领天下道士千余人，依科仪行礼，敬奉上真，共持续七昼夜。 “天下第一洞天”拓片元，1271~1368年纵 67 cm橫 425 cm画心纵 52.5cm画心横 369 cm济源博物馆 此方镌刻“天下第一洞洞天”的石榜，出自河南王屋山。其字势浑朴、气象肃穆，昭示着此山在道教洞天体系中的至高地位。王屋山，其名始载《禹贡》，山形如“王者之屋”。相传老子曾在此悟道十九载，涵化《道德经》思想，因而被奉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唐代高道司马承祯在《天地宫府图》等道典中，将王屋山正式厘定为“天下第一洞天”，命名“小有清虚之天”，自此位列道教十大洞天之首。隋唐以来，紫微宫、阳台宫等宫观相继兴建，孙思邈、司马承祯、玉真公主等皆曾于此修行，王屋山也成为全国重要的道教中心。“洞” 者，通也；“洞天”即“通天”，意指山中有洞室可通达上天、贯通诸山，为修道成仙之根本途径。“洞天说”在魏晋至唐不断发展，形成包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在内的完整体系，构建出道教的地上仙境谱系。此观念萌芽于秦汉，至唐代形成完备的学说，反映出中国人崇尚自然山川的深层精神。洞天观念实为中国人山岳崇拜的集中体现。在古代观念中，山不仅是自然实体，更是通天之梯、神灵之所。山岳高耸入云，被视为连接天地的通道，是神灵居所与能量凝聚之处。古人认为名山有灵，可通神明，因而登山修行、建观立庙，以求接近天道。这种“山岳通神”的观念，既深刻影响了道教的洞天福地体系，也塑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古人通过经典、传说、建筑与皇权的层层叠加，将自然山岳构建为秩序井然、天人交汇的永恒圣境——山不再是山，而是信仰的载体与精神的彼岸。王屋山作为“天下第一洞天”，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象征，承载着中国人对自然、神灵与生命终极境界的深刻理解和永恒追寻。 这个“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以“中”为核，聚焦中原在华夏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精选文物约400件组，系统呈现中原地区自史前至宋明时期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展览以文物为实证，以历史为脉络，旨在深刻阐释“中国”之“中”不仅是一个空间定位，更是一种文明形态的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对多元一体的实践，以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展览，让观众深刻感悟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基石作用，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对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我们共同从“中国之中”的文明基因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这是一次特别的观展体验，首先感谢李老师不辞劳苦，利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去帮忙拍照，才能让我在远离京城的南宁能够感受到《中国之中》的魅力；再需要感谢的就是先进的网络技术，毕竟不是自己身临其境的看展览，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通过网络迅速查到相关资料，隆重感谢的还有那个万能的“土豆”，通过它帮我做了很多事情，才能让我写出这个美篇。这次与其说观展，不如说自己在闲散中得以充实，平静如水的生活中加入了深邃活跃的水珠，水面上的涟漪让我闲暇的心灵得到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