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永济

李清泽

一，盛唐中都

历史上，中华盛世，首推大唐。大唐盛世，核心指唐太宗贞观之治， 到唐玄宗开元盛世，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的百年巅峰。大唐盛世也是古称蒲州的永济，最为鼎盛辉煌的历史时期。

唐朝起始于公元618年，止于公元907年，共二百九十年。是当时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庞大帝国，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鸿篇巨制，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时代风采，成为后世无限追忆和治国实践最理想的境界。

唐太宗（李世民）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根据山川地形，分天下为十道，如 关内道：首府长安（今陕西西安）；河南道：首府汴州（今河南开封）； 河东道：首府蒲州（今山西永济）；河北道：首府魏州（今河北大名）……

　　开元八年（720），蒲州（今永济）升制，与郑州（今河南郑州市）、陕州（今河南陕县）、绛州（今运城新绛县）、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市）同为“六雄”。蒲州为大唐六大雄城之一。

　　开元九年（721），蒲州进入了最为鼎盛辉煌的历史时期。是年，大唐王朝置“中都”于蒲州，为“河中府”行政所在。“中都河中府”一跃成为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齐名的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不过，仅只半年，中都河中府即被罢黜。究其原因，不得而知。随后，蒲州又“复为州”。

　　历史进入唐代中期，唐玄宗（李隆基）时根据各州地位的轻重、人口的多少及经济发展等状况，将各州列序排名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时全国共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座卫星城市。由于皇室不断加强对“龙兴之地”北都太原的特殊礼遇，地处要冲的河东道蒲州倍受朝廷关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大规模地改建蒲津桥，以钢铁为骨，以匠心为翼，让天堑变通途，即升蒲州（今永济）为“上辅”，与近京畿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华阴市）、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并称“四辅”。蒲州，荣耀地成为大唐帝国的畿辅重镇。

值得着重说明的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充分认识到了河东郡的军事战略地位，于是再建“中都”于河东郡。“中都河中府”重新又恢复了“大都会”独特的政治、军事地位，为蒲州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又一次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

关于唐朝都城，人们大多知道是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因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唐高宗李治建都洛阳，且以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并列为国都，两京并重。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洛阳为首都，称其为"神都"，而长安反成为陪都。后来，武则天增设北都太原为陪都。

盛唐开元八年，蒲州（今永济）升格为中都，称河中府，成为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比肩的都城。“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再建“中都”于河东郡，并置京兆官僚，成了大唐王朝的“别都”。唐代蒲州，再次达到兴盛的鼎盛阶段，这一切，就是古称蒲州的永济，却鲜为人知。

盛唐盛世

蒲州人才鼎盛 官宦云集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蒲州为"天下之中"。蒲州是舜帝的都城，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聚落。秦汉至隋唐，特别是唐代盛世开元八年被升格为“中都”，并置京兆官僚，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等，跻身全国顶级城市序列，并抬升了后几个朝代的政治地位。

蒲州长期为州府治所，政治核心地位，内官署、宦官衙门毗邻，大小官宦云集、人才鼎盛。

鹳雀楼一层展现的明清时期一首民谣：“手把鼓楼往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对门三阁老，一巷九尚书，大大小小州县官，三斗六升菜籽多”。

“手把鼓楼上往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翰林院是唐至清各朝代，负责起草诏令、修史、备顾问等，是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之所。

“对门三阁老，”即三位宰相级的高官对门而居。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历史上有很多宰相级的高官，著名人物如管仲、张九龄、李斯等等。

“一巷九尚书”，一条巷子里就有九位尚书。尚书是历代政府高官名称，隋唐及以后成为六部主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部委部长。

“大大小小州县官，三斗六升菜籽多。”州官、县官更是多得数不清，比三斗六升的菜籽粒还要多。

这首民谣，生动形容了鹳雀楼所在的古蒲州人才鼎盛、官宦云集的盛况。郭沫若先生对这首明清时期反映蒲州繁荣景况的民谣，做了一番研究，结论："蒲坂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地，曾经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材"。

蒲州古城 城郭巍峨 布局规整

唐“中都”蒲州古城遗址位于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西1000米，为北朝至明时期城址。是唐代两度设为中都的重要城市。蒲州城郭巍峨，钟鼓楼雄伟壮丽，城市布局规整，商业区与居民区划分清晰，驿站、客舍、茶楼鳞次栉比。

古城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包括蒲州古城墙、鼓楼、城门遗迹等。

当年阻挡唐王进兵的三丈八尺高的巍峨城墙，已经被1300多年的岁月之尘掩埋得只有五、六尺了，……这是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又多次泛滥，侵入城郭，城墙轮廓基本完备。再没有鳞次栉比的官宅民房需要避风挡雨了。城墙有的地段还显着棱角完整，城砖也还没有离散；有的则剩下土墙芯。

从史藉中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看到的蒲州城墙的框架是明洪武四1371年重筑的，之前，元代也曾修葺。不论哪一次修缮，都没有也不会变动唐代蒲州的城址。这是因为，城西门外蒲津渡的铁牛铁山深深地扎了根，渡口的位置是岿然不动的。

明代重筑城墙，用砖裹堞，堞高七尺，坚固而适用。四周四座城门，分别名之为“迎熙”、“首阳”、“蒲津”、“振威”，镶嵌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门洞的上方，醒目又庄严。城门之上各建造三重城楼；又在四角设角楼，间隔设敌台七座，系瞭望和拒敌设施。城内墙设五处库房，五十七座窝铺，可藏兵器又可藏兵。城外东、南、北三面是深丈五、阔十丈的城壕，平时蓄满池水，进出用城门吊桥；而城西紧靠的则是黄河。把黄河当作护城壕，天下城垣，当是唯一，城西门的吊桥就是著名的蒲津浮桥了。这等气魄和深远用心，旷古而今，建筑如此完美，功能如此完备，天下第一流的城池。志书记载蒲州四面城墙的周长为二十里，可能是唐时的规模。

最惹眼的旧有建筑，是城内中央的鼓楼，鼓楼是蒲州古城的重要建筑，位置是城市中心，擂鼓聚将，鸣金报警，一发而动全城。这是权威的标志，是城市的灵魂，凝聚着全城士农工商的呼吸、注视和精神。它关系着战争与和平，关系着丰年与歉收，关系着河害与水利。它还是战争期间军民们的心理支撑：钟楼在，城在；钟楼亡，城亡。蒲州城的钟楼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它的文化价值仍像当年的军事价值一样巨大。

从下面的遗迹图片中可以感受到古城建筑的规模和风格。

下面图片是110年前，一名荷兰人坐马车进入山西，拍照的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鼓楼，城台四面均有拱形门洞，南面的拱门上方，镶嵌有一块石匾额，上面阴刻四个大字“迎熏解愠”。

繁华富庶的蒲坂城，襟山带河，气象万千。

耒到永济，要想了解大唐蒲州盛景，先蹬鹳雀楼，步入一层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型浮雕《大唐蒲州盛景》。这幅长18米的硬木彩塑，生动再现了唐代蒲州城的繁华景象：西门外蒲津渡浮桥横跨黄河，东郊普救寺梵宫高耸，街市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攘。

下图是鹤雀楼大厅迎面南墙是一幅《中都蒲坂繁盛图》，再现了大唐蒲州“依山傍河、楼阁栉比”的繁华景象。

大唐时期的永济，渡口浮桥铁牛雄峙，城内市井烟火蒸腾。因桥而城更盛，市井繁华直逼两京。

改建蒲津桥后的盛唐蒲州，城内街巷纵横交错，坊市规整有序。黄河奔涌，浮桥横亘，商贾不绝，城阙巍巍，城郭巍峨，宫宇壮丽。东西两市商贾云集，邸店、酒楼、茶肆、当铺鳞次栉比，檐牙高啄，旌旗招展。盐商、茶商、丝商、铁商汇聚于此，晋地豪商与秦地富贾在此交易洽谈，银钱流转，货积如山，素有“一船潞盐过蒲津，半城赋税满长安”之说。解池之盐凭借蒲津桥的便利，行销关中、河南、山南诸道，成为蒲州最核心的商贸支柱，盐商巨贾宅邸连片，珠玉盈库，车马喧阗，尽显富庶气象。街道之上，士农工商往来如梭，胡商蕃客携带着西域的珍宝、香料穿行其间，胡姬酒肆的笙歌夜夜不息，异域风情与中原富庶交融，勾勒出盛唐开放包容的盛世风华。

彼时的蒲州，扼黄河之险，凭蒲津之利，聚天下之货，纳四方之民，位列大唐六大雄城，户盈七万，人近五十万。蒲津桥的铁骨铮铮，撑起了蒲州的盛世繁华，而蒲州的富庶兴旺，又映照着开元盛世的国泰民安。——一座因桥而兴、因商而盛，镌刻着大唐盛世荣光的河东名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繁华篇章。

蒲州古城的黄河之滨，那艘艘木船，在河面上悠悠前行，船头劈开碧波，发出“哗哗”声响，船尾拖着一道长长的水痕，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伸展。那是满载着巴蜀的锦缎、江南的稻米、塞北皮毛的漕船衔尾而来，泊在码头便引得商贩云集。街边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拖着长腔的吆喝混着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咕噜声，热闹非凡。

特别是当地酿酒业，如桑落酒、乾和葡萄酒，醇香四溢，远销四方，名满天下。蒲津度对酿酒业的带动农业丰产，也为酿酒提供了充足原料；渡口带来的人员往来，催生了对酒类的消费需求，同时也让当地酒类有了向外运输、打开市场的条件，进而推动酿酒业规模化发展。

当你想象那盛唐情景，恰似骤然踏入盛唐蒲州市井的热闹繁华，看见那酒家胡同的幌子迎风招展，和巷子里酒肆飘出的醇厚酒香缠在一起。賣酒的少女笑貌如花，银壶倾处，乾和葡萄酒的醇香便漫了半座城池，连空气里都浸着一股子酒香气。

酒肆旁的盐铺、绸缎庄、冶铁坊鳞次栉比，掌柜的算盘噼啪作响，伙计们忙得脚不沾地。特别驿站前驿马嘶鸣，南来北往的旅人歇脚饮茶，带来远方的消息，也带走蒲坂的佳酿，一派富庶安定的盛唐气象。直到明朝，仍居全国三十三大工商都市之一。

网页链接《盛唐时期的永济》二，蒲津古桥舳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