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

王福强

腊月二十七，我挤在回乡的高铁上。车厢里塞满了人，空气浑浊，过道里堆着花花绿绿的行李箱。对面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刷手机，屏幕上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年度报告，他今年一共刷了三千七百个小时。他盯着那个数字，嘴角抽动了一下，看不出是笑还是别的什么。我移开目光，望向窗外。麦田和村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飞速后退。手机响了。我妈发来语音：“明天你姑一家过来，你表妹带男朋友，你别穿那件破卫衣啊，穿那件我给你买的毛衣。”我没回。她又发一条：“你爸说了，今年别跟亲戚提你那个工作，就说在公司上班，别说什么自媒体不自媒体的，听不懂还显得不正经。”我盯着屏幕，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我回家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人？---除夕那天下午，姑父一家到了。表妹的男朋友坐在客厅正中间，腰板挺直，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他在体制内工作，这是他进门后第一句话，不是自我介绍，是直接回答了我妈“在哪儿高就”的提问。我爸妈眼睛一亮，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话题，都围着“体制内”打转。表妹坐在旁边，偶尔插句话，说得恰到好处。她化妆了，眼线画得工整，口红是那种显气色的豆沙色。去年这时候她还在朋友圈骂加班骂领导，今年一句都没提。我坐在角落里剥橘子，忽然想起“人无癖不可交”那句话。表妹的“癖好”呢？那个喜欢在演唱会门口卖荧光棒赚零花钱的姑娘，那个因为染了蓝头发被奶奶念叨一整年的姑娘，去哪儿了？晚饭后，我凑过去跟她聊天。她笑得很得体，说一切都好，说男朋友人很好，说工作虽然累但稳定。我问她：“还听演唱会吗？”她愣了一下，笑容没变，但眼神闪了闪：“哪有时间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不是变了一个人。她只是戴上了一张叫“正常人”的面具，戴得久了，已经忘了自己本来的脸。---初五那天，我在县城碰到老周。老周是我高中同学，当年全校闻名的“黄毛”。染黄头发，穿洞洞牛仔裤，上课听歌被没收了四个MP3。毕业后去了南方打工，再没消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头发剪成了寸头，穿一件灰扑扑的夹克，手里拎着两袋年货。寒暄几句，他说自己现在跑网约车，结了婚，孩子两岁。“挺好的。”他说。我问他：“还听歌吗？”他笑了，笑容里有点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听啊，车里天天放。但是不能放摇滚，乘客投诉。”他顿了顿，又说：“我现在都听那种……就那种，网抑云推荐的，舒缓的。习惯了。”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忽然想起老师当年说他“没救了”。现在他有救了吗？他剪了黄头发，穿上了灰夹克，听起了舒缓音乐。他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可他那个在走廊里哼着崔健被教导主任逮住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初七晚上，我翻到维纳斯的资料。起因是表妹发来一条微信：“哥，你知道维纳斯为什么断臂吗？”后面跟着一个笑脸。我回她：“历史损毁。”她说：“不对，老师说是太美了，所以砍掉的。”我发了一长串资料截图给她。她回了一个“哦”，再没说话。我盯着那个“哦”，忽然想起一篇文章里写的：用一个摆在台面上的癖好，掩盖那些真正上不得台面的癖好。表妹的“断臂”是什么？是那个规规矩矩的男朋友，是那个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是她那一身挑不出毛病的豆沙色口红和工整眼线。那她藏起来的，是什么？我不敢想，也不该想。这是成年人的默契。---初九，我准备回城了。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妈站在门口絮叨：“回去了好好吃饭，别熬夜，工作别太拼。”我“嗯嗯”地应着。她忽然说：“你今年挺好的，没跟亲戚吵架，也没甩脸子。”我愣了一下。她笑了笑，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她说的“我”，是谁？是那个坐在这里乖乖听她说话的儿子？是那个见面笑着喊“姑父”“表妹”的晚辈？是那个不提“自媒体”、只说“在公司上班”的普通人？那个是我吗？还是说，那个高铁上刷短视频的中年人，那个戴工整眼线的表妹，那个穿灰扑扑夹克的老周——那些也是我们，是我们共同出演的一场戏？戏台很大，大到整个中国都是舞台。戏很长，长到一辈子都演不完。唯一的问题是：演着演着，我们自己都忘了，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样子。---高铁启动的时候，窗外有人在放烟花。五颜六色的，炸开又落下去，炸开又落下去。我戴上耳机，打开音乐软件。推荐歌单第一首，是一首舒缓的，适合旅途的，不打扰别人的歌。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滑过去，点开了另一个歌单。那个歌单的名字叫：“别让任何人听见”。我把声音调小，调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然后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