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桥韵》74:寺废桥存读书声

💒曹志

　　在绍兴城里走，随处遇得见河，遇得见桥。水是软的，桥是石的；软的水载得动乌篷，石的桥驮得起岁月。这一带的水，古来便唤作运河，是隋炀帝那条大动脉的一支，流过唐宋的诗，流过明清的画，也流过今人的日子。光相桥便在这运河上，不声不响地卧着，一卧便是一千六百多年。

中午，在桥边的如玉酒家，两瓶黄酒一灌，如兄便喋喋不休。

他说：“光相，光相，一听你们便知与佛有缘。确实，桥因寺而得名。东晋义熙二年，会稽太守沈勋的宅中忽放瑞光，掘得舍利数颗，后人便舍宅为寺，安帝亲赐“光相”额。那时的佛教，正如春花初放，达官贵人争相“舍宅为寺”，王羲之舍了宅作戒珠寺，许询舍了宅作大能仁寺，王献之舍了宅作云门寺——光相寺便是在这样的风气里诞生的。有了寺，便要有桥，方便香客往来，于是寺畔架石为桥，也叫光相。我是特意带你们来看桥的。”

“你们看，如今的桥还在，寺却早已不在了。明嘉靖十一年，光相寺改建为越王祠，自此寺废桥存。”

这四个字，念在他嘴里，竟有几分苍凉。人间的殿宇，无论怎样金碧辉煌，终有倾圮的一日；而石头做的桥，却偏偏熬过了所有的香火与钟声。

饭后，我站在北岸的下大路上，向南望。桥是单孔半圆形的石拱，像一弯新月从水里浮起来，又像一位老者弓着背，静静地等着什么。桥面正中是平台，两端石阶，南二十四级，北二十三级的。桥栏是须弥座式的，雕刻得古朴而庄重；望柱六根，柱头是圆形的，刻着莲花图案——那莲花，大约还是当年寺里的僧人们走过时，抬眼便能望见的。莲瓣已经有些模糊了，像是被太多的风雨和目光摩挲过，却也因此更有味道。

我慢慢地走上桥去。脚下的石阶，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泛着青灰的光。走到拱顶，扶着栏杆往下看，水是浑绿的，静静地流着，看不出急缓。有乌篷船摇过，橹声欸乃，在水面上划出浅浅的涟漪，随即又平复了。船上的老人戴着毡帽，不紧不慢地摇着，仿佛这桥、这水、这日子，都是他掌心里的，由着他慢慢地摇。

桥拱券的石上，隐约有字。我探身去看，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旁边还有莲花的刻痕。一千六百年前，那些来寺里进香的善男信女，大约便是从这桥上一级一级地走过，念着这六个字，走向那瑞光涌现的地方。如今佛号还在石头上，佛寺却早已化作了尘土。

忽然想起晚清李慈铭的诗。这位绍兴籍的大学者，是住在光相桥畔的。他写《晚过城隅光相寺古西寺也》：落日来西寺，桥阴堕古松。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走过这座桥，看见桥的影子落下来，落在古松的枝干上。那时的光相寺大约还在，或者刚刚荒废不久，还有古松可看。他又写《秋晴忆越中光相桥故居》：西寺钟声如旧否？几时红鸟著僧边。身在异乡，想起故居，想起桥，想起寺，想起那钟声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在黄昏里悠悠地响起。读到这里，忽然觉得，李慈铭的乡愁，也是这桥的乡愁。桥守着这水，守着这城，守了一千六百年，它记得的，比任何人都多。

桥拱上方，有一对横系石伸出墙面，端部雕刻着吸水兽。兽的面目有些狰狞，张着口，像是要把所有的洪水都吞进去。古人造桥，总要有这些镇桥之物，保一方平安。这兽的造型，据说还是晋代的风格，与桥的始建年代相仿。一千多年了，它就这样蹲在那里，看着水涨水落，看着朝代更迭，看着寺起寺废。

桥的另一侧，有桥联柱，上顶也有勾头石。联柱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被风雨侵蚀得只剩下斑驳的痕迹。想来当年是有对联的，或许是颂佛的，或许是赞桥的，或许只是寻常的风景联。如今都化作了无字的天书，只留给后人猜。

我从桥上下来，沿着河走。河水在桥孔处变得窄了，流过桥洞，又豁然开朗。桥洞的半圆形倒映在水里，与真桥合成一个完满的圆。有鱼跃起，在水面点出一圈涟漪，那圆便碎了，碎成一片晃动的光影，随即又慢慢地合拢。

忽然又想起浙东运河博物馆对这座桥的评语：“如今，渔人摇橹，游人徐步，这座古老的石桥仍静静矗立于绍兴运河之上，温柔地注视着这座水乡古城的风雨更迭。”说得真好。桥确实是在“注视”着，用一种石头特有的、沉默的温柔。

　　往回走的时候，斜阳初起。西边的云染上了淡淡的橘红，像旧宣纸上洇开的颜料。桥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河面上，随着水波轻轻地晃动。有归家的鸟从头顶飞过，翅膀扑棱棱的声音，在傍晚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

光相桥。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光已逝，相还在；寺已废，桥独存。或许这就是石头的好处——它不说话，所以它记得；它不争，所以它长久。

这世上有太多东西比石头脆弱。人心是，殿宇是，香火是，连信仰本身，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换面目。但桥不会。它只管安安静静地卧在那里，让南来北往的人从身上走过，让乌篷船从身下穿过，让水一年一年地流，让草一季一季地青。

千年之后，若有人再来此地，想必还能看见这座桥。那时的人们，是否还会想起，这里曾有一座寺，寺里曾供着舍利，寺外曾有过钟声？

而我只知道，此刻的我站在这桥上，与一千六百年前的某个香客，隔着漫长的岁月，看着同一片水，同一轮落日。这便是因缘了。

从光相桥往东，不过二三里，便是府山脚下。古越藏书楼便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立着，像一位饱学的老者，守着满腹的经纶，却从不张扬。

楼是四进的二层建筑，青砖黛瓦，不事雕琢。第一进是门厅，当年设着阅览处，六十个座位，供人读书。后面三进才是藏书的地方。如今原建筑只剩下门楼，但那份气息还在，一走近，便觉得空气都静了几分。

藏书楼的创办者叫徐树兰。这名字，在绍兴不算显赫，远不如王羲之、陆游、徐渭那样如雷贯耳，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他却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1900年，他开始筹建这座楼，1904年正式开放。那一天，绍兴城里的读书人“大欢”——这四个字，写在史书里，读来仍能感受到那份激动。

　　为什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座向所有人开放的藏书楼。

在中国，藏书是有传统的。宋元以来，江南的藏书楼数不胜数，天一阁、嘉业堂、铁琴铜剑楼，都是赫赫有名的。但那些藏书楼，有一个共同的规矩：书不借人。珍本善本更是秘不示人，藏在深阁，锁在橱中，任其虫蛀，任其霉烂，也不肯轻易示人。读书人想要看书，往往要托人情、找门路，还不一定能看到。

徐树兰偏偏要打破这个规矩。他是举人出身，做过兵部郎中，算是个旧式的文人，却有着新式的头脑。当时的报纸称他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他办务农会，传播农学；他办中西学堂，推行新式教育；他请蔡元培来做学堂总理，开设国学、算学、化学、物理、体操等课程，中西并重。

为了辅助教学，他和蔡元培办了一个“养新书藏”，向社会开放。但那是有条件的，要“助银十圆以上”才能借书。十圆银子不是小数目，贫寒子弟还是被挡在门外。于是，徐树兰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建一座真正的、向所有人开放的藏书楼。

他拿出自家的三万两银子，在城西买地建楼，把自己收藏的大量书籍都捐了出来，又到处搜罗新书，尤其是西方的译著、时务的报刊、实业的书籍。传统的经史子集固然要有，但新学的东西更不能少。他把这些书都放在楼里，任人来看，任人来借。

他还制定了一部《古越藏书楼章程》，把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引了进来。书怎么分类，怎么编目，怎么借阅，怎么管理，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读者进门要登记，领了发书单和对牌，按号入座。楼里有管理员，有门房，有杂役，甚至还提供茶水和膳食。这在当时，简直是破天荒的事。

蔡元培曾为藏书楼题了一副楹联：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这副联，现在还挂在二楼徐树兰的胸像两边。“斯楼不朽”——蔡元培说对了。这座楼，确实是不朽的。

它的不朽，不在建筑的坚固，而在理念的开创。从它开始，中国的藏书楼开始从“藏”转向“用”。书不再是供奉的圣物，而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藏书楼不再是私人的领地，而是公共的空间。后来的人评价说，古越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滥觞，是划时代的里程碑。这话不夸张。

徐树兰的做法，也影响了当时的人。实业家张謇专程从南通来考察，回去后便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和南通图书馆。他在文章里写道，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庾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把自家的书，当成全郡人的书。这八个字，正是古越藏书楼的精神所在。

从这座楼里，也走出了一大批人才。钱玄同，那位《新青年》的编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的身世便与这座楼有缘——他与徐家的女儿订了婚，他的儿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便是在这书香的氤氲中诞生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住的地方与藏书楼只隔一条河，少年时便常来这里读书，如饥似渴，博览群书。可以说，这座小小的楼，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也滋养了整个绍兴的文脉。

如今，古越藏书楼已经是绍兴图书馆的分馆，仍然向公众开放。楼里放着徐树兰的纪念像，铜制的，端坐着，目光平和，像是在看着来来往往的读者，又像是在看着这座楼的未来。而“树兰”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绍兴的文化符号，城里那些遍布各处的城市书房，都叫作“树兰书房”。徐树兰的梦想，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从楼里出来，天色开始变暗了。石板路上，有几分旧时的味道。不远处就是府山，绿油油的轮廓，像一个巨大的剪影。山上有风雨亭，有越王台，有文种墓，有千百年的故事。而山脚下，这座不起眼的藏书楼，也在静静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关于知识，关于开放，关于一个旧文人的新梦想。

我在楼前的石阶上坐了一会儿。有晚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草木的清香。忽然想起那四个字：斯楼不朽。

是的，有些东西是不会朽坏的。不是石头，不是木头，而是一种精神。当徐树兰决定把自家的藏书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一刻，他已经在这座城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会发芽，会长大，会开枝散叶，会泽被后人。楼会旧，书会散，人会老，但那种“公于一郡”的精神，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就像光相桥，寺废了，桥还在；就像古越藏书楼，楼老了，精神还在。

这世间，有两种不朽。一种是石头的不朽，靠的是坚固；一种是精神的不朽，靠的是传承。光相桥是前者，古越藏书楼是后者。而它们共同守护的，是这座水城最深处的灵魂。

桥畔有水，楼里有书。有水有书的地方，便有文明。

这便是我们在绍兴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