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巨擘 报界宗师—張季鸾（2026.3.7）

古稀青年

张 季 鸾

中国报界宗师、《大公报》记者

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

24岁参与起草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先后担任《民立报》分社总编辑、《大共和报》议员、《民信日报》总编辑、《新闻报》北京通事、《中华新报》总编辑。

张季鸾去世后，毛泽东评价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赞誉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全名

张季鸾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日期

1888年3月20日

逝世日期

1941年9月6日

主要成就

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张季鸾交友琐记

来源：《各界》　|　贺光武　　2025年07月18日19:59

1926年9月，《大公报》以大公报新记公司的名义重新注资复刊。张季鸾先生从此因主笔《大公报》十五年，迎来他人生的巅峰时光。

“三驾马车”

《大公报》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始人为英敛之（1899—1926）。英先生信奉天主教，创办时得到了教会的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英敛之先生积劳成疾，便把《大公报》盘售给王郅隆（1988—1923）经营。王郅隆聘任胡政之（1889—1949）为《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经历了股权和人事的几度变化，《大公报》于1926年1月停刊。1926年夏天，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相聚天津，共同商议，决定接办《大公报》。

复刊后的《大公报》由胡政之的老朋友吴鼎昌（1884—1949）出任社长，负责资金筹措，胡政之任总经理，主导新闻采编和内部运营管理，张季鸾出任总编辑。三人组成社评委员会，共同研究时事问题，商榷编稿意见，文字则分任撰述。张季鸾负责文字统筹，意见不一致时少数服从多数，三人各持不同观点时，则由张季鸾最后拍板，这几乎成为创业初期的“宪法”。这个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工作群精诚团结，分工协作，推动《大公报》成为了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媒体，也成为民国时期民间办报的成功典范。

胡政之与张季鸾有三十年的文章道义之交。1944年张季鸾去世三周年，《大公报》社出版了《季鸾文存》，于右任题写书名，总经理胡政之作序：“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之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他在《追念张季鸾先生》一文中写道：“季鸾体质素弱，然通宵工作不厌不倦，他最健谈，深夜会谈，俨成癖好。客去后提笔疾书，工友立前待稿，写数百字辄付排，续稿待毕，而前文已排竣，于是自校自改，通篇完成，各分段落，一气呵成，盖天才也。”中国自古有“文人相轻”说，当时很多朋友认为三人的合作长久不了，岂不知他们不但成为最佳工作拍档，还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胡政之曾评价张季鸾：“人生得一知己最不容易，我们做报的认识的人遍海内外，但如张先生交谊者，实在太少，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之上。”1934年《国闻周报》新年号刊发了吴鼎昌以“前溪”为笔名写的一首《赠张季鸾》的诗：

久交谁能忘其旧，深交谁能忘其厚。

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回如新觏。

我今露顶君华巅，依然当时两少年。

君缀文章我敲诗，我把酒盏君操弦。

平生忧患忘何早，乱世功名看亦饱。

七载津沽作汝阳，天下人物厌品藻。

江南江北江湖多，几时投笔买笠蓑？

嗟予作计止为身，问君上策将如何？

这首诗充分肯定了张季鸾的人格魅力和卓越成就，也反映出“三驾马车”创办《大公报》时互敬、互赏、互信的友情，以及他们艰苦创业的心路历程。

“温良恭俭让”

曾经的国民党权威理论家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曾称赞张季鸾有《史记》中鲁仲连的风貌，为人高风亮节，卓尔不凡。虽然他的行为风度是老式的，他的眼光和思路却是现代的。他以儒家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品格和态度，游走于社会各群体之间，观察时局，了解政情，练就了敏锐的新闻洞察力。陈纪滢（1908—1990），江苏武进人，作家，《大公报》记者，曾被张季鸾戏称为《大公报》的票友记者。因为他当时端的是邮局工作的铁饭碗，收入稳定，张季鸾两次邀请他全职入伙《大公报》而未得，陈纪滢便成为报社唯一的兼职记者，但他经常被委以重任，张季鸾曾把赴东北和新疆釆访的任务交给他来完成。当时，除了路途遥远出行不便，能采访到“新疆王”盛世才（1892—1970），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季鸾还派过年轻记者范长江去陕北进行采访，当时也是偏僻和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足见他开放的视野和新闻人应有的担当。

自1934年1月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由社外的专家、学者、教授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星期论文》栏目首发的文章是胡适先生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专栏作者包括梁漱溟、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陶希圣等，名家云集，影响甚广。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很高，他们写稿并不在乎有无报酬，但办报人深知，稿酬表达的是对知识分子劳动的尊重，报社坚持给每篇文章支付稿费40块银元。陶希圣曾把一篇自认为是最好的文章交给张季鸾，正要见报的前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不得已临时撤了稿。张季鸾把打好的校样寄给陶希圣，虽然文章未发表，但稿费依然如期到位，几十年后陶希圣说起此事依然津津乐道。

张季鸾和陶希圣虽然关系甚好，但不妨碍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他们曾有两次公开的论争：一次是讨论抗战口号时，张季鸾提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政治休战，党派休战”，陶希圣等人则提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还有一次两人发生了较大冲突，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事由《大公报》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口号，另一家报纸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该口号不适应战争时局，应改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集中力量抗战”。最终还是蒋介石出面打了圆场，笑着说：好了，不必争了，我们还是集中力量抗战。

二排左起第五位是張季鸾先生

20世纪30年代日本新闻界曾邀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报界同仁一致推举张季鸾先生担任团长，但他坚辞不就。理由是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受军人控制，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他在日本朝野朋友太多，用日语交流更不合时宜。于是他力推程沧波（1903—1990）先生担任团长。程沧波是江苏武进人，《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季鸾对陈布雷说，程某担任团长，对日本人讲讲英文是目前最好的应对方法。随后代表团人员从外交部领取2000元的制装费，购买了礼物，正要启程时，因“七七事变”发生，中止了该次行程。

张季鸾为人处世既有原则又善于变通，性格属外圆内方一类。彼时北方有一位“显要”对张季鸾先生崇拜有加，见面时毕恭毕敬甚至到了巴结的程度。但张季鸾因他“政声”不好，内心厌恶此人，始终避之若浼。1938年3月张季鸾在武汉报馆庆生，又恰逢夫人刚刚逃出上海来武汉团聚，兴头上听闻此“要人”前来拜寿，脸上顿时露出不悦，但又不得不应付一下。他这边交待过报馆同事不要向此人介绍夫人，而自己则去楼梯口躬身相迎，并让座共餐，餐间也一直笑脸道谢。报社同僚们看在眼里，对张季鸾先生的城府、涵养极为钦佩。

对普通职员和平民百姓，张季鸾表现出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怜惜关爱。抗战时期，《大公报》社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骨干职员可以从报社赊钱。每过一段时间，财务就会把账目交张季鸾先生过目，他经常将金额小的一笔勾销，数目大的则免去部分，以减轻职员们的生活负担。记者曹谷冰（1895—1977），上海人，曾任《大公报》总经理，一个时期借款较多，入不敷出，便悄悄跑回乡下卖地还账，张季鸾知道此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专门请曹谷冰餐叙，席间调侃说天下还有卖地替《大公报》做事的，《大公报》太没颜面了。事后他派人去乡下赎回了曹家祖上留下来的土地。

这个曹谷冰是与张季鸾有生死之交的朋友曹成甫的遗孤。1913年他与曹成甫结伴北上，创办北京版《民立报》。期间他为“宋教仁案”慷慨执言，在《民立报》上披露了袁世凯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团借款的详细“草约”，引起全国震惊。军警当即包围了北京《民立报》馆，将张季鸾与曹成甫逮捕入狱。军政执法处特设的监狱号称“死狱”，入狱者十之八九难以生还。张季鸾经挚友康心孚（1884—1917）等人的多方营救，三个多月后获释，即刻被驱逐出京，而曹成甫则瘐死狱中。出狱后张季鸾在好友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上发表了《铁窗百日记》一文，以志此事。而康心孚的胞弟康心之（1894—1967），陕西城固人，《国民公报》会长，曾在《张季鸾先生哀辞》一文中写到：“先兄心孚北上营救，幸得于是年双十节之翌日（1913年10月11日）恢复自由，相偕南归。及抵余家，握手欷歔不已。”记述的就是张康两家的深厚情谊。

1938年10月，于右任先生在武汉置酒，纪念张季鸾出狱二十五周年，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双调桂·折令》：“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园，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说袁家黑狱辛酸。到于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二十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可见张季鸾的这次牢狱之灾，牵动了多少朋友的心，其中也有设宴纪念和以诗寄情的老友于右任先生。

“我们在割稻子”

1939年夏，张季鸾肺疾加重，他住进好友康心之位于重庆南郊的汪山寓所，那里满目青山，景色宜人，是疗愈肺病最好的地方。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1940年度全球报纸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大公报》发表社评《本社同仁的声明》言：今天国际报学界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这全是国家抗战四年之赐，因为抗战，国家受到了重视，连带的中国报也得到了国际的注意。延安《新华日报》赠联祝贺：“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1941年5月15日，在重庆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庆祝会上，张季鸾望着站在身旁的于右任对大家说：“我的新闻学都是从于先生学的，今天大家认为我若有丝毫成就，应对于先生致谢。”台下掌声不绝于耳，他的这番话正是他一生秉持的报恩主义思想的最好诠释。

1941年8月，日本对重庆发起“疲劳式”无差别轰炸，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资深媒体人，《大公报》总编辑，去重庆南岸汪山看望已经病重的张季鸾。张季鸾看到他因报馆几次被炸而情绪低落，就鼓励他以笔为枪投入战斗，这就有了著名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文中写到：“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让敌机尽管来吧，让他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割稻子”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也是张季鸾坚韧抗战决心的表达。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享年54岁。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炽章学识渊通，志行高远，从事新闻事业，孜孜矻矻，历三十年。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之导师，凡所论列，洞中窾要。抗战以来，尤能淬厉奋发，宣扬正谊，增进世界同情，博得国际称誉。比年连任参政员，对国计民生，并多贡献。兹闻积劳病逝，轸悼殊深，应于明令褒扬，用昭懋绩。此令。”

《大公报》的后任总编王芸生和著名记者范长江，都曾得到张季鸾先生的亲炙。从分析时局背景、选定题目到文章构架和内容，乃至校订润色等等，无不倾心教授。他交给王芸生写文章的锦囊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张季鸾两周年忌日，王芸生撰文《季鸾先生的风格与文境》，文中写道：“我与季鸾先生相识十四年，同事十二年，高攀些说，可算得‘平生风义兼师友’。”

张季鸾先生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往总是肺腑相示，对新朋旧友皆能言无不尽。他松柏为心，淡泊为怀，平日里经常身着一袭灰色布衣长褂，脚穿一双圆口布鞋，体格瘦弱，待人和颜悦色，放在今天，就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邻家老头”的模样。

作为一位政论大家，他的文章一经发表，朋友圈就会热闹起来，纷纷点赞，而他却常常自谦，说自己对很多事也只是一知半解，说自己的文章上午有人看，下午就包花生米了，而他胸中的大气象，做人的大格局，最终成就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20世纪60年代初，王芸生和曹谷冰曾合著长文《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掌门人，在政治风暴的裹挟中，他们对《大公报》和张季鸾进行了颠覆性评价。此举带给王芸生晚年挥之不去的愧悔之情，他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1980年弥留之际，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喃喃自语：“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鸾骨骸迁葬故里榆林，墓室内放两份《大公报》

包单霖

2014-08-15 10:38

8月13日，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终于“回归故里”，其骨骸从西安市的墓冢里被取出后迁入祖籍地陕西省榆林市落葬。当日，香港《大公报》副总编钟蕴晴和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等也到场祭拜。“感慨万千，我们祖孙三代的心愿都完成了。”张哲明说。

《張季鸾纪念馆》大門楹联

忠于国族勇于论证文章事业足千秋，

大而无畏公而忘私亮节高风垂百世。

杜中信書

前 言

20世纪前叶历史的天空风云际变，神州大地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用满腔热血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慷慨报国的壮丽诗篇。近代著名新闻家，政论家张季鸾，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先生从事新闻事业三十年。主笔《大公报》十五载。撰写社评三千篇。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文人论政，言论报国，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成为中国报人的典范。

他，被世人尊为一代"报界宗师"。

　　8月13日，一代“报界宗师”、曾经的《大公报》总编及社论主笔张季鸾先生终于“回归故里”，其陵墓由西安市迁入祖籍地陕西省榆林市。上午9时许，榆林市东沙生态公园内举行了张季鸾先生灵柩安葬仪式，香港《大公报》副总编钟蕴晴，以及包括张季鸾之孙张哲明等六位亲属也到场祭拜。

如今在上海市三女中工作的张季鸾之孙张哲明，为了祖父的迁坟一事专程赶到陕西。“感慨万千，我们祖孙三代的心愿都完成了。”张哲明用很简洁的话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之前虽然有各种原因，但现在（终于）回归故里了。”

张季鸾的墓冢高约5米，占地20多平方米，墓冢底座被青石砌护。据《华商报》8月14日报道，参与张季鸾陵墓修建的工人苗志强介绍，陵墓上面的石头主要来自清涧县，墓室内用的石头来自河北省。“按照榆林当地习俗，张季鸾的骨骸在太阳还未出来时，已经安放进去，里面还放置有文房四宝等物件。”陵墓修建在公园内，市民随时可以过来祭拜。

8月13日上午8时许，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钟蕴晴一行四人来到榆林市的墓地，下到墓室内，将一个装有两份《大公报》的纸袋交予助理，把报纸放在墓室内的石桌上摊开。《大公报》陕西分社社长张建丽说：“刚刚在墓室里放报纸，是想告诉张老，我们这些晚辈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

对这个最终付诸了实践的迁坟方案，长期从事张季鸾研究的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刘宪阁评价道：“在目前环境下，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处理方案，尽管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中国传统讲究‘入土为安’，迁坟毕竟不太合适。”

张季鸾墓于8月12日上午历经3小时从原址迁出。原来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杜曲街道办东韦村的陵墓环境堪忧，各界人士呼吁多年，却未获改善。

张季鸾先生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著名的报刊政论家和爱国人士，同于右任、李仪祉一起被誉为“陕西三杰”。1888年出生于山东，祖籍陕西榆林。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稿。他从事了近30年办报事业，1926年起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1941年病逝于重庆。毛泽东曾在唁电中称赞张季鸾“功在国家”，而周恩来更是对他给予盛誉：“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1942年他的遗体从重庆迎返至陕西，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当时西安市杜曲镇竹园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除了因为战时的特殊环境所限，还因为挑选的墓地是块“风水宝地”。

张季鸾和西安有着很深的渊源。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刘宪阁说：“张季鸾先生在咸阳刘古愚先生的学堂上学，那里离西安比较近。后来他也多次去往西安，那里有他的好友。张先生和西安当地的军政界人士都有接触，比如像“西安事变”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还给他发电报，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和看法。”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主持《大公报》，为促使事变和平解决，以利于抗战大业，曾接连发出多篇社论，其中一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曾在西安城中用飞机广泛散发数万份，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季鸾陵园建成之初，还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张季鸾墓也经历了不少风雨。在“破四旧”的运动中，整个陵园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2004年，其中的东韦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园村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2008年4月，包括陕西省记协主席、《西安日报》社社长、《新民晚报》新闻总监在内的新闻界人士，就在这片猪粪熏天的味道中，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

　　事实上，关于张季鸾墓地环境堪忧的报道从十多年前开始就有了，当地对此也曾多次讨论，但始终未能提出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法。2011年3月，榆林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惠世新提出将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建议。他指出，既然长安区将猪场、砖厂搬走很困难，只要张季鸾亲属同意，榆林各界恳请将张季鸾墓迁葬回榆林故土。同年6月，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孙女张哲子、外甥女李赋英等受邀参加由榆林市政协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张季鸾先生逝世70周年座谈会”。两个月后，张季鸾的家属向陕西省政府写信，请求将张季鸾的墓迁葬到榆林。

80年前的1934年，张季鸾先生曾回到久别的家乡榆林给父母扫墓、立碑，受到乡亲们的盛情款待，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归乡记》。如今他再次“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