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老长不大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不寻常的年，必将在我国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相继在我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1958年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方向正确，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发布后，党和政府为了迅速改变我国国民经济落后的状况，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于是，全国各条战线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运动开展过程中，很多地方和部门在生产发展方面，脱离了实际制定高指标，盲目追求高速度，为完成任务，产生了黑指挥，虚报产量和成绩，浮夸风由此逐渐泛滥。

工业战线上，为了完成高额的钢铁产量指标，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土高炉的高潮。一无没备二无技术的农村，也都轰轰烈烈地搞起土高炉炼铁活动。不讲科学技术、土法上马，不计经济成本、遍地开花。一段时间，不管白昼黑夜，到处是炉火燃燃、浓烟滚滚。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糊搞蛮干行为，岂能炼出钢铁来！

我村也不例外，土法上马用砖块与耐火砖在村边筑起了一座小小土高炉。没有铁矿石，就从山上开采一些褐色的或含有少量石碤成份的石块作为矿料。土高炉炼铁需用大量燃料，没有煤怎么办？当时上级部门指示砍伐山林树木作燃料，并且强调“全国一盘棋”，一切都属于公有，各村要听从指挥和服从需要，均可任意砍伐和调拨。故此，周边一些没有山林的村庄都来我村的山上砍代树木。这样约在半年的时间里，我村的山林和村前屋后的众多树木，甚至许多几百年的参天大树都被滥伐砍光。

我这里还要提一笔，我村两棵停满上百只老鹰的数百年大树，以及我家门前的青龙塘上许多古树，也在大跃进年代里被砍光。老鹰喜鹊乌鸦猫头鹰等等可爱的鸟儿，因无法栖身离开我的家乡这块风水宝地而远走高飞。

相信风水的人说，我村的风水就此开始被破坏败落。

尽管如此没日没夜的折腾，土高炉根本炼不出铁来。后来不知哪来坏做法，要人们捐铜献铁，甚至强拿硬要。我村也学着这样做，来挨家挨户收取。我家的一些零星铜铁，以及烧饭灶头的铜汤锅、衣橱门上的铜饰品、锡酒壶、镴烛台等，都被撬挖拿去。

大跃进运动中，比起全民大办土高炉炼铁的黑指挥，农业粮食产量放“卫星”的浮夸风，更显得疯狂与滑稽。

1958年7月份，不知哪个地方率先突然放出一个水稻亩产几千斤的“卫星”。接着，全国各地纷纷不断地大放农作物高产的“卫星”。水稻亩产上万斤的消息不断更新，“卫星”一个比一个大，甚至出现水稻亩产十多万斤的神话，报纸还配有稻谷上站立着小孩的图片，引起社会极大轰动。

其实人们是不相信的，都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骗人把戏，尤其是祖祖辈辈种田的农民。所以，我的家乡以及宁波地区就没有放过这类虚假可耻的“卫星”。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实话？我年长后才知道，那是鉴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气氛和大跃进运动的声势，再加上前一年的反右派运动还尚未完全结束，谁想戴上这顶帽子呢！

尽管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违背了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在推进过程中的急躁冒进、高指标、黑指挥、浮夸风，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的荒唐做法，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经济失衡，损害了社会生产力，败坏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后果触目惊心。

好在“大跃进”运动时间不长，党中央察观到这种脱离社会现实，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是错误的，逐渐纠正了这种任凭主观意志而不讲科技的劳民伤财做法。同时也看到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在很大程度上是上面压出来的，源自于脱离客观实际的高指标与黑指挥。党中央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提出各级领导都要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在确定计划指标时要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实招祸害。

　　1958年8月，党中央决定全国农村要普遍成立人民公社后。我的家乡于那年10月建立了人民公社。

我乡公社刚成立时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大”是把原来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公社；“公”是一切财物归公社集体所有，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平”是不分你我，不分老幼，实行部分供给制的平均主义；“调”是只要公社认为需要，可以从各村及各家各户拿来相互调配使用。

为了适应这些特点，军事化的组织形式最适宜操作。我公社初始阶段就推行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只要在公社区域内，不管何种身份职业，都要听从命令，服从统一指挥与安排，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当时正值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宁波有许多工厂都是那时兴办起来的，不少新工人都是从农村抽去。我村也有许多青壮男劳力被派去支援工业建设，有些还成了工人，只是后来国家在“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时，他们又返回农村务农。

人民公社建立后，大量的土地连成一片，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便于集中调拨和管理，这就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等基本建设。我印象中，镇海和宁波姚江以北一带的不少水利工程，如姚江大闸、三圣殿、小洞岙等等水库，都在那时轰轰烈烈开始建造的。那年代不少农村劳动力都被调派去修建水利工程，尤其是冬季，更是全民参加大会战，村里几乎没有什么人。这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失衡，特别是播种收割季节缺失劳动力，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

公社成立不久，为体现“公”的优越性和解放妇女生产力，办起了集体大食堂。物资一平二调，从各家各户拿来，大家共同享用。一段时间实行“吃饭不要钱”，倡导“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人们吃饭不要钱，不纪帐不留名，到了饭点就到食堂就餐，似乎真在人民公社这座桥梁上跑步通往共产主义的“天堂”。

我的父亲于1956年响应党的号召，去青海柴达木盆地青海石油地质勘探局工作了。因此，我家已经不是农业户口，而是吃国家商品粮了，只是家在农村。但公社也要我母亲无偿地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我的弟妹尚还年幼需要有人照应。于是，母亲就带着我们到邻村的外婆家生活和参加劳动，弟妹由外婆帮忙看管。

母亲在外婆家的村庄食堂帮忙，做些洗菜、洗碗、打扫卫生和收取饭菜票等工作。每天中午还和另一位村民，挑担饭菜去给一个吕岙小自然村的社员送饭菜。母亲勤奋工作，没有报酬，虽然劳累，却毫无怨言。

这种毫无经济基础的乌托邦理想，折腾了没多少日子，吃饭不要钱的食堂撑不住了，改用每人按饭菜票结算。后来也挨不了多长时日，家乡公社化办的食堂，在1959年饥荒来临前彻底解散了。

我们现在回头客观地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在全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不仅是探索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验，更是用制度的形式把几千年来的资本私有化转为集体公有制的尝试。

人民公社是想把公平变成一种社会结构方式，不让劳动者被资本剥削，不让弱者在市场竞争中被吞噬。这在理念上是对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社会一次宣战。

可是用现时的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公有制度可以推行，但自私的人性难以升维。于是就出现，制度向公的方向前进，人性却向私的本能收缩。

又加上人民公社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生产经营方式单一，分配上平均主义，导致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等问题。

党中央对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一大二公”的权力过于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没有责任制，“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做法等左倾错误也早已发觉，从195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郑州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举行过多次重要会议，都想努力纠正错误。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至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

1961年6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制的制度。这样，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得以逐渐克服，集体经济与个人分配利益得到兼顾及平衡，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