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

纳木错_hw

贵州普安县距六盘水市150多公里，现在的六盘水市，正是由旧时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合并而成。五十年前，我在贵阳工作时，曾数次奔赴六枝、水城——那时山道蜿蜒，车行颠簸，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自湖南赴普安避暑，水城近在咫尺，岂能不赴一场重逢之约？2025年8月27日，我登上普安开往水城的客车，票价八十元，风里卷着尘土的气息，也裹着出发的轻快——原来“觅”，从来不是寻找远方，而是奔赴记忆的渡口。

我特意选了前排座位，目光越过驾驶座，高速公路如一条银亮的绸带，甩向天边；两旁青山连绵不绝，层层叠叠，仿佛时光未曾走远:当年学习驾驶的教练车在山路上盘旋，车还在山脚下时，那些男生就跳下车去摘着野果子，然后抄小路到山顶，怕师傅骂，就躲在路边，等车绕回时又从车厢后面悄悄地攀上车来，嘻笑声荡漾在山路中，小小车厢充满欢歌笑语，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即没有生产任务，又没有经济压力，也没有谈恋爱，真可谓无忧无虑。

山脚小路弯绕如篆，牵向炊烟升起处；田埂边的绿意被风推着轻轻晃动，像在呼吸，又像在低语。山不言，却悄然启封我脑海深处尘封的胶片，似如一帧帧泛黄的画面，正随车轮转动缓缓显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汽车驾驶员是令人仰望的职业，女司机更是凤毛麟角。十八岁进厂，我原是打杂的青工；只因花名册上姓氏稀见，竟被挑中培训开铲车，后来因故铲车未开成，反被调入汽车队学习汽车修理，脏活累活抢着干，一身油渍工装，一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帽，成了我青春最倔强的徽章。再后来，厂里矿山选女驾驶员，因体检不合格筛去两人，我被从修车台前唤出，握上了方向盘。从此，我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穿行，在陡坡与云雾之间，把一辆解放牌货车，开成了自己生命的延伸。

摄于1974年，海鸥203相机

车过牂牁江，目光被一道横贯青山的长虹攫住——浅灰桥塔如两尊沉默巨人，自幽谷拔地而起，直刺苍穹；鲜红主缆似凝固的火焰，在山风中舒展成一道轻盈弧线。往日的公路在崎岖的盘山路上绕来绕去，汽车在弯道里喘息、盘旋；如今的高速公路桥隧相衔，穿山越谷，车如飞鸟，在群山峰间腾跃起落。一绕一越，一绕一跳，是两种时光载着时代的速度与变迁。

近两小时车程后，水城到了。高楼林立，玻璃幕墙映着天光，街道宽阔而陌生——可就在这陌生深处，我仿佛听见了五十年前那熟悉的汽车引擎声。

城门静立街尾，飞檐翘角在澄澈蓝天下勾出一道温润弧线，人来人往，市声喧腾。古城门不声不响，却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回头一望，楼宇拔地而起，竟比山还高。可再高的楼，也高不过当年我站在驾驶室踏脚板上，与交管人员对峙时，那不肯低下的目光。

水城区在贵州西部，六盘水的煤炭资源丰富，1964年三线建设时期被选定为西南煤矿基地，被称煤炭之乡，当年六盘水大小煤矿星罗棋布，往往可以用一瓶汽油换一船(船形竹筐)煤，用一瓶汽油换一筐洋芋(土豆)。水盘水属于高原季风气候，六月均温仅二十四五度，又有“中国凉都”之称的避暑胜地。

广场之上，老塔楼与玻璃幕墙并肩而立，就像两位老朋友相逢：一个以砖石低语着从前，一个以光影叙说现在。

这里是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玻璃建筑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澄澈而温厚，仿佛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静立风中，轻声呼唤着我，我推门而入，不是参观，是赴约；不是回望，是归航。

“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好觉。”毛主席的题词，红字烫在青砖墙上，题词是召唤，是焦灼，是热望，是千万人把青春押进深山、把名字刻进钢梁的铮铮誓言。

展厅中央，“大三线建设”五字如碑矗立；天窗撒下一束光，浮尘在光柱里缓缓游动，如时光的碎屑，无声旋舞。它们不言，却比任何解说更沉:原来最深的铭记，常以沉默为底色

“贵州三线建设”几个红字悬于展厅中央，沉甸甸的，压着空气，也压着心跳。有些历史，不必讲完；站一会儿，光尘落肩，便懂了——那一代人用脊梁撑起的，不只是厂房与铁轨，更是我们今日仰首时，那一片无垠的晴空。

“艰苦创业”四个字由粗粝石块垒成，棱角分明，不加雕饰。它不美，却比任何浮雕更挺拔；它不响，却比任何号角更嘹亮——那是不肯弯的脊梁，是冻土里钻出的芽，是所有“觅”字背后，最原始而滚烫的动因。

奔波一日，同伴已歇，夜色渐浓，路灯次第亮起。我独自出门，不为寻路，不为觅食，只为循着记忆的微光，去叩问几处地名：矿务局、火车站、交通监理站。

把矿务局、火车站、交通监理站，食宿站、自卸车、养路票、检讨书，它们如散落的珠子，唯有串起，我的青春才不散帧。原来“觅”，是用脚步缝合时间的裂痕，是让散落的自己，重新聚拢成形。

七十年代初，我在贵阳耐火材料厂当汽车驾驶员，遥远的沿途总有食宿站，就如古时的驿站，专供司机吃饭歇息的地方，没有驾驶证，还不与接待，那日中午，服务员误将9两米饭当着5两饭递给我，我竟然也把9两饭吃完了，饭前车跑得稳，饭后，车辆出现故障，下坡一切如常，上坡便乏力，一个小小坡都冲不起，还需挂一档，甚至熄火，同伴笑我“吃喝皮”，吃多了，连车都压得喘不过气，这笑料，笑过半生，原来最深的乡愁，有时就藏在一碗多盛的米饭里。

那时常跑六枝、盘县、水城倒运煤：煤从矿井装车，运至火车站，再由火车运回厂里。一次厂里派四辆解放自卸车赴水城倒运煤，唯有我是女司机。某日，同事车被矿务局局长儿子的车别了一下，把叶子板拉坏了，几名同事手持撬胎棍欲讨说法，对方竟坦然道：“我以为是那位女司机的车，故事要別她一下，未想搞错了车”，车终由矿务局修好，架未打成。另一次，被交管人员拦停，要求我载人，因是自卸自卸车我拒绝了，交管人员知道我们厂车有不带养路票的习惯，要求出示养路票，并且要扣我的车，卸我的煤，我誓死捍卫我的车和煤，和交管人员吵起来了，他站地面上，我站在汽车踏脚板上，居高临下，半点不肯退让，结果被扣驾驶证证，只好连夜驱车五百公里返贵阳取养路票，再折返水城，写的检讨也进入了驾驶员档案，后调入车管所工作，亲手撕去那纸检讨，可撕得掉字迹，撕不掉那夜星光下飞驰的车轮，撕不掉那段记忆，撕不掉踏脚板上气势逼人的自己，原来“觅”的是：当年那个不肯让扣车被卸煤、不肯低头的姑娘，正是我此生最该重逢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潮起，父亲受命担任建设水城钢铁厂指挥长，文革岁月里，水钢那座高耸的烟囱上的标语，写着父亲的名字，“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是同学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未能亲眼一见。此次专程赶赴水钢，踏足这片父辈奋斗过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厂房街巷，竟与我儿时的生活环境非常相似，如出一辙，时光与亲情，仿佛在此刻交织重叠。

再见吧充满煤炭味，汽油味和野果味的青春，再见啦，充满故事和记忆的六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