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读后感之二：苦难中的坚守（mp727-2627）

半日闲

202602，读了岳南著的《南渡北归》（第一部）（R556-2606）。

《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

书中可谓全景式展示在北京天津等北部地区的高校师生、知识分子，告别原来安定和平的生活，被迫南渡的艰难岁月和沧桑经历，令人感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向天津北京纵深区域进发。

7月29日，炮轰南开大学，图书馆备战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

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到长沙后不久，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就被日机猛烈轰炸，死里逃生。

后成立的西南联大也多次被炸，师生九死一生。

灾难和痛苦形影相随，但生活还要继续，梁林夫妇"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自己为之追求的学术事业。

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人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

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顷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梁思成林徽因伤心欲绝……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4月28日，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彪炳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刚毅坚卓”为校训，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组织校务。

1940年冬，梁思永（梁思成弟、考古学家）随历史语言所迁往四川李庄时，贫病交加，林徽因也久病不起。

负责人傅斯年竭尽全力为其救治并挽救了生命。像这种四处求人、八方联络以取得款项的事，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胡适语）和“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才能做到。

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从南京到重庆、长沙、桂林、越南直至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万没想到，1940年夏，在史语所议迁李庄时，14岁的二女儿鹤徵突患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治疗而死去。

1942年初春，在李庄中学读书即将毕业的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李庄缺医少药，终于不治。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在李庄读书，永远不离开您和妈妈，还有爷爷……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一"鹤"一"凤"，撇下风烛残年的祖父、悲痛欲绝的双亲以及年少的弟弟，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乘风而去。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李济的心灵受到了重创，在一夜接一夜痛苦的失眠与哀叹中，精神支柱开始倾斜。彻骨的凄凉与过度的悲伤，终于使李济病倒床头。

李济的父亲李权（郢客）老人，更是悲情难抑，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理。

1937年7月底，陈寅恪见清华园已经大乱，知花落春去，事不可为，其他的东西都可牺牲，唯多年购置的常用书籍与手稿不能丢，书籍与手稿乃其的性命。

陈寅恪购书之多在清华众人皆知，早在哈佛求学时，他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

陈寅恪归国时曾于国外购买一大批书，到清华后仍四处收购不辍。一次竟将积蓄的2000元购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约二三百册之巨，放于清华园寓所中研读。

后来清华园成了日军的兵营，陈寅恪又遭逢父丧，没再施行抢救措施，当年花费重金购买的《大藏经》和其他大量书籍全部下落不明。

陈寅恪人城之时，85岁高龄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身染沉疴，行将不治。

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陈寅恪继续留在北平家中办理丧事。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氏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人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

因不愿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最终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

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虽然后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英国医治，只是被他自己不幸言中，外科手术终告失败，终致一代史学大师双目失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在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世说新语》《新五代史》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

万没想到的是，待陈氏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居住处兴冲冲打开校点，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绝无。面对如此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

后据校内同事分析推断，盗窃者误以为箱内盛有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遂想法窃走，因多数书都由包袱或其他物包藏，窃贼并不以为是书，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入箱内，以此蒙混过关。

流亡西南的陈寅恪眼望一堆砖头和两只空箱，自是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徒叹奈何？奈何？!

陈寅恪所丢之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珍籍秘本"，而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其间有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书籍。

这一批眉批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是心血与思想的结晶，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便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这些书籍在陈寅恪心中的地位之高和价值之巨，是一切读书人特别是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深切体会的。

盗窃事件是初到蒙自的陈寅恪一病不起，悲愤交加中，仍做着登堂授课的计划。

对于蒙自特殊的生活，许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郑天挺："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他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

抗战时期，众多知识分子的南渡经历，可谓九死一生，历经千辛万苦，生离死别，青春流逝和事业中断，呕心沥血积累的成果的丢失……

但他们仍坚定目标，相信未来，不颓废不放弃，在绝境中突围，令人感慨和敬仰。

由此也想起，我们平时遭遇的所谓困难忧伤和挫折，实在是无病呻吟，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