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染白的岁月

吴正南

六十年代的风，裹着黄土地的尘沙，吹过我出生的土窑洞。记忆里的童年，是吃不饱的窝窝头，是母亲常年不离身的药罐，是父亲那身永远带着盐渍的粗布衣裳。家中六个孩子的哭声笑声，和着父母亲沉重的脚步声，填满了清贫的岁月。

父亲是一名盐工。天还没亮，他就走进承载着一家生计的盐田，盐水浸裂了他的手掌。深夜月亮升上了中天，他才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回家，裤腿上还挂着没有风干的盐水渍。他那双粗糙的手，能在盐地里刨出一家人的口粮，更能在我们犯错时，扬起红柳鞭杆狠狠落下——那是他唯一的教育方式，严厉得让我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父亲只在冬闲时跟着先生识过几个字，可他比谁都懂“知识能换活路”的道理。他把对生活的全部指望，都压在了我们的书本里。家里再揭不开锅，他也会攥着皱巴巴的纸币，给我们交学费；油灯里的油再少，他也会守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把作业写完，哪怕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他的严厉像一把刀，把“好好读书”四个字，刻进了我们的骨头里。

父亲的笑，是我们兄弟姐妹最盼的奖赏。每当我们把奖状递到他手里，他总是先皱着眉头看半天，然后突然就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盛开的野菊花。他会揣着皱巴巴的钱，去供销社打回半斤廉价的白酒，倒在粗瓷碗里，就着母亲腌的萝卜条，一口一口地喝。酒劲上来了，他就扯开嗓子唱酒曲，那歌声里没有盐田的苦，没有生活的累，全是藏不住的骄傲。“来，陪爸喝一口！”他举着碗，脸涨得通红，我们围着他，看着他眼里的光，心里暖得要化了。

母亲的针线筐，是家里最温暖的角落。深夜里，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她的脸，她坐在炕头，戴着顶针，一针一线地缝补我们的衣裳。哥哥的裤子膝盖磨破了，她补个方方的补丁；我的棉袄袖口短了，她接一截新布；弟弟的鞋子开缝了，她用麻线仔细地纳好。有天夜里我在睡梦里被细微的痛呼声惊醒，看见她把扎破的手指放进嘴里吸吮，眉头皱成一团，却舍不得停下手里的活。昏黄的灯光下，她的头发白了一根又一根，可她缝出来的衣裳，永远是最干净、最合身的。她把所有的疼爱，都缝进了针脚里，让我们在清贫的日子里，也能穿得堂堂正正。

父亲用他的严厉，在我们心里种下了“要争气”的种子；母亲用她的针线，为我们缝补出一个虽然破旧却始终体面的童年。他们一个刚，一个柔，用各自的方式，替我们抵挡着生活的风雨。可风雨总有缝隙，有些时刻，注定要由那个年幼的自己，独自去面对。

最窘迫的记忆，永远和那双白粉笔涂过的黑布鞋绑在一起。

学校要举行体操比赛，蓝裤子是哥哥穿小了改的，白衬衣是和同学借的，可白球鞋，翻遍整个村子也借不到。老师的话像块石头压在心上：“没有白球鞋，就不能上场。”我躲在操场的角落里，看着同学们脚上崭新的白球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父亲从盐田里一寸一寸刨出来的，都是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省出来的。我不能开口，也不敢开口。

鬼使神差地，我摸了摸讲台上的粉笔盒。三根白粉笔被我偷偷攥在手里，烫得像火。

回到家，我关上门，把黑布鞋刷干净，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涂着粉笔。我涂得很仔细，鞋尖、鞋帮，连鞋缝里都填满了白色。可粉笔终究是粉笔，走几步就会掉沫，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走路，像捧着易碎的珍宝。比赛那天，我站在队伍里，看着脚下慢慢变花的“白球鞋”，心里又酸又涩。可我没有告诉父母，一句都没有。因为我知道，他们给我的已经够多了——父亲给了我挺直的脊梁，母亲给了我体面的衣裳，剩下那段小心翼翼的路，该我自己走了。

直到现在，我还会拿这件事打趣自己，可只有我知道，当年蹲在门槛上涂粉笔时，那份无助和委屈，有多么沉重。那次比赛后，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觉得白球鞋很美，却再也没穿过。

如今，土窑洞变成了单元房，窝窝头换成了白米饭，我们兄弟姐妹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可每当我看到白粉笔，看到纳着针脚的布鞋，总会想起那段苦日子。苦是真的，穷是真的，可父母的爱，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父亲的红柳鞭杆，母亲的针线，还有那双涂着白粉笔的黑布鞋，都成了我生命里最暖的光。

岁月像粉笔，染白了父亲的头发，磨平了母亲的指尖，却把那些苦里带甜的记忆，涂成了生命里最明亮的底色。那是父母用尽全力，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天，是我们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