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文博闻见录之《我与潮州开元寺缅甸白玉佛的缘份》

黄伟中

潮州文博闻见录之《我与潮州开元寺缅甸白玉佛的缘份》

作者：黄伟中

2026年3月6日 阿中编于广州同福居

翻开昔年的工作日记，1985年6月14日那一页上，有我当年亲笔记录的一段往事：

这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几本已经油印装订好的移交清册，那是为明天上午潮州市博物馆与潮州开元寺寺委会办理文物移交而准备的。移交的物品，均为“文化大革命”前原属开元寺的文物及其他杂物，双方已共同清点造册。就在此时，一位自称是本市一办义安居委的居民刘文华，在开元寺法云师的陪同下找上门来。他请求在次日向开元寺移交文物时，能将一尊在“文革”中被抄查的缅甸白玉佛也一并移交，并永久供奉于开元寺。

刘文华简要陈述了这尊白玉佛的来历：由其父刘传秋自缅甸仰光历经近万里跋涉、排除万难，迎请回潮州家中礼拜。后在“文革破四旧”前夕，发愿将该佛像供奉给开元寺，以供十方善信瞻礼。然而，红卫兵冲击开元寺时，白玉佛被查抄，后由军管会交由县博物馆接收保存至今。

因该白玉佛未见于开元寺抄查文物的原始清单，根据当时落实政策“三对照”的原则，故未列入次日的移交清册中。开元寺方面联系了刘文华后，他特此前来说明原委，并递交了一份亲笔证明书。

证明书全文如下：

本人刘文华，潮州市宰辅巷24号。家严刘传秋在抗战前往仰光请来一位白石释迦佛。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前，将家中这位佛送开元寺礼拜至现在，永远亦送开元寺。特此写这字据为证。

本人刘文华（盖朱文“刘文华”方印）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四日

证明书上另有加批：“刘文华系居本委六组居民。85.6.14。”并加盖“潮州市第一街道办事处义安居民委员会”圆形公章。

我接收了这份证明书，并承诺将此事向馆领导汇报。馆长沈启绵随即向市文化局领导请示，局长林丰植指示：可将这尊缅甸白玉佛于次日一并移交开元寺。

1985年6月15日上午，由我经手，在中共潮州市委办公室代表叶秋祥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开元寺寺委会负责人释弘徹、经手人法云，于开元寺西五观堂市博物馆库房，正式接收了包括这尊白玉佛在内的一百九十九项、共八千六百九十六件文物与杂物。

关于这尊缅甸白玉佛，最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冬由释慧原方丈编纂的《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上下册）。上册第419页记载：

“缅甸白玉石佛，供奉于大殿内大佛前，高0.77米，为释迦佛趺坐像，造型精美，神态慈祥，石色纯白，光润无瑕，系本城刘传秋居士于公元一九四五年由缅甸请来者。（图9）”

这尊由刘传秋居士于1945年从缅甸迎回的白玉佛，是潮州开元寺极具分量的近代文物。如今，它供奉于开元寺中轴线上的玉佛楼内，该楼位于藏经楼之后，是专为奉安这尊白玉佛而建的重要殿堂。

刘传秋居士于抗战胜利前后将缅甸白玉释迦牟尼佛像迎请回潮州，既是近代中缅民间佛教交流的缩影，也与抗战胜利后的社会背景及潮州侨乡文化密切相关。

二十世纪上半叶，潮汕地区与缅甸往来频繁，大量潮人赴缅经商、谋生，形成稳定的侨民社群。佛教信仰成为联结两地民众的重要文化纽带。1945年抗战胜利后，滇缅交通逐步恢复，民间往来与宗教交流亦重新活跃。刘传秋居士作为虔诚信佛的在家居士，发心迎请佛像，祈愿家国平安、福慧双增。

这尊白玉佛像来自缅甸佛教文化中心曼德勒，为典型的南传佛教造像，采用质地温润细腻的缅甸白玉雕刻而成。在交通尚不便利、战后局势未稳的年代，刘传秋居士不畏路途艰险，将佛像由缅甸护送回潮州家中供奉。文革前夕，他感念开元寺作为粤东佛教祖庭的崇高地位，毅然将佛像无偿捐赠给开元寺，以增辉道场。

白玉佛的迎请与入寺供奉，既是刘传秋居士虔诚信仰与护法善行的体现，也成为抗战胜利后中缅民间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它不仅展现了潮汕侨乡与东南亚地区深厚的宗教人文联系，也极大地丰富了潮州开元寺的文物收藏与文化内涵。

回望1945年，刘传秋居士自缅甸仰光迎请白玉佛回潮州，无论走陆路还是海路，皆充满艰辛。陆路经仰光、云南昆明、广东韶关至潮州，约3500至4000公里，沿滇缅公路与粤北山路，战乱之后，路途崎岖，日夜兼程需三至四个月；海路则由仰光经香港至汕头，再转韩江内河船只抵潮州，约2500公里，需避开战后未靖的区域，费时约一个半至两个月。无论选择哪条路，皆需克服路途遥远与时局动荡的重重困难。

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前夕，刘传秋居士将这尊白玉佛献给开元寺供奉，为寺院增添了一段佳话，也成就了当年我从1980年至1985年在潮州市博物馆保管诃护这尊白玉佛的一段缘。

白玉佛的迎请，既是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也与潮州深厚的信众基础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开元寺中连接历史与当下的重要纽带，见证了战后潮州佛教的恢复与发展，也见证了党和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的英明与正确。

下次走进潮州开元寺，不妨到玉佛楼驻足片刻，静静感受这尊跨越山海而来的佛像，带给世人的那份安宁与法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