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叔南：名山背后的光影

章育生

美篇名称：心海怀馨

美 篇 号： 1252588

蒋叔南：名山背后的光影

章育生

春日的雁荡山东外谷，山色如黛，溪水淙淙。沿着大荆溪溯流而上，石门潭的碧水倒映着奇峰，古老的迎客僧岩屹立溪边不远处，仿佛千年如一日地守望着这片山水。清风拂过，松涛与水声应和，这片土地的灵秀与静谧，总能轻易叩开旅人的心扉。然而，就在这如画的风景深处，藏着一处略显斑驳的院落——蒋叔南故居。它静默于乐清市大荆镇荆山社区泉井路33弄，青石与乱石垒砌的围墙，硬山顶的石砖木结构建筑，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风云与一位传奇人物的悲欢。踏入这占地855平方米的院落，推开那扇历史的大门，一个关于蒋叔南的复杂故事便徐徐展开。

　　他的故事要从大荆古镇说起。

大荆镇因古时此地荆棘丛生而得名，位于乐清市东北部、雁荡山东麓，大荆溪（蒲溪）纵贯全境。宋建炎元年（1127年）置大荆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乐清县衙曾移驻于此，康熙十五年（1676年）迁回县城，乾隆时乐清县丞署移此，有“大荆分县”之称。镇域面积128平方公里，是省级中心镇和乐清北部副中心。境内有明代攀龙牌坊、李孝光墓、东石梁洞、石门潭等名胜。荆东老街是浙东南保存最完整的古街之一，“大荆会市”传承五百余载。居民多使用台州方言，逢农历三、六、九集市延续至今。人文荟萃，是元代著名文人李孝光故里，也是现代画家周昌谷、周沧米的故乡。

　　蒋叔南（1885—1934），名希召，字叔南，别号雁荡山人、仰天窝人。他出生于大荆东里村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入浙江武备学堂，后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与蒋介石等人同窗。他是光复会、同盟会会员，投身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八九团团附，追随蒋介石光复上海。1915年，他因反对袁氏称帝，开始致力于家乡名胜雁荡山的开发。1917年夏，他选择激流勇退，离沪归隐，以“雁荡山人”自居，将后半生交付给了这片山水。

　　归隐后的蒋叔南，倾尽心力于雁荡山的开发。他与胞弟蒋季哲赎回灵岩寺产，重修古刹，募款修路，并在寺周遍植松柏。他在紫霄嶂顶筑庐，自号“雁荡仰天窝人”；于显胜门修缮“礼佛坛”下方的栈道、清理石佛洞，并题刻“天下第一门”；更修建了著名的屏霞庐。为了推广雁荡山，他广邀康有为、黄宾虹、黄炎培等名流游览题咏。1920年，他曾北上山西，游历恒山与云冈石窟，并写下《恒山游记》《云冈游记》等篇章，这些游记最初连载于《时事新报》，后收入《蒋叔南游记》中，展现了他作为旅行家的广阔视野。1921年出版的《蒋叔南游记》，收录了他关于天台山、武夷山、雁荡山、庐山和黄山等17处名山的游记，被梁启超誉为“徐霞客第二”，北伐时蒋介石亦曾随身携带此书，足见其影响力。

　　《蒋叔南游记》在近代文学与史学中占据独特地位。其文学价值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纪实的真诚与行文的坦荡，不事雕琢，多在凌晨脑境清明时记录，无一字不实不尽。从史学角度看，它不仅是个人行旅的记录，更是研究民国初期社会风貌、交通状况与名山开发的一手文献。书中对各地风物的记载，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时代切片。

在蒋叔南的笔下，雁荡山不仅是风景，更是他倾注心血的家园。他详细记录了开发雁荡的艰辛与喜悦，这些文字构成了游记中最动人的篇章。在勘探雁荡险峻未开发区域时，他曾记述过惊险的经历：“悬崖无路，乃架木为梯，缚松为梯，缒而下，缒而上”，字里行间透出开拓者的执着。对于仰天窝的发现与营建，他更是满怀深情，记述了在此筑庐隐居的心境：“四山环合，一室中开，天光云影，上下相映”，将此处视为精神的栖息地。他还记录了复兴灵岩寺的经过，这些不仅是游记，更是一部详实的开发日记。尤为珍贵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雁荡山自然风貌的珍贵，他在游记中写道，雁荡山“独存太古之貌”，未被“愚僧俗士”凿刻题字所玷污，这种保护自然原貌的理念，在当时尤为难得。这些关于雁荡山的记述，既是优美的散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档案。

　　1924年，康有为游历雁荡山，蒋叔南以地方士绅身份全程接待。在都尉堂的宴席上，他以铁皮石斛人参甲鱼汤等珍馐款待，并安排了惊险的“飞渡”绝技表演——这一源于采药人悬崖采药的传统技艺，经他组织推广，成为雁荡山独特的文化符号。康有为感其盛情，挥毫题写“清风长似龙湫水，节义高于雁荡峰”的楹联相赠。这些互动，不仅为雁荡山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展现了蒋叔南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的文化视野与经营之道。

　　在蒋叔南的精心运作下，雁荡山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他不仅是一位开发者，更是一位敏锐的“营销家”。他深知名人效应的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地邀请各界名流。除了康有为，他还邀请了张元济、傅增湘、蒋维乔、林纾、黄宾虹、黄炎培等文化巨擘。这些名流在游览后留下的诗文墨宝和石刻，极大地丰富了雁荡山的人文景观，使其从一个单纯的自然景区，逐渐转变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名胜区。此外，蒋叔南还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发起成立雁荡山名胜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山外公路连通温岭泽国，试图改变山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实现杭州至雁荡汽车直达。这些举措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彻底改变了雁荡山的旅游格局。因权势显赫且对雁荡山开发贡献巨大，民间称其“蒋天盖”（势可盖天）。

　　值得一提的是，蒋叔南的社交网络远比想象中广阔。据史料记载，他在军界学界均有深厚人脉，如与保定同学童保喧、浙军元老叶颂清等交往密切。早年在镇海军营参观时，他曾与叶颂清等友人同游招宝山，赋诗抒怀：“海东雄镇逗归程，虎帐风高系客情……干戈此日亘天地，肝胆由来了死生。”其诗作《赠新昌知事童伯康》亦展现与地方官员的交往：“先生大是不凡才，小割牛刀试一回……纵谈家国愁千叠，俯仰乾坤酒一杯。”这些交游不仅拓展其社会网络，也为其开发雁荡山提供了无形的助力。

　　然而，历史的光影总是交织的。就在蒋叔南致力于名山建设的同时，他的另一面也愈发凸显。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一支武装队伍途经乐清隘门岭时，遭蒋叔南指挥的大荆民团伏击。事后，471名被俘人员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浙南的“隘门岭事件”。这一暴行，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沉重污点，也最终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据记载，他在审讯时甚至命令刽子手剖开红军战士的肚子，发现胃里只有两颗杨梅核，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这一事件不仅激起了民愤，也让他的名声在官方史观中被定性为“反动民团头目”。

　　1934年7月26日，蒋叔南溺亡于他曾无数次流连的石门潭。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因长子染上鸦片瘾而绝望自杀，有说是失足落水，更有说是遭人暗杀。这位一生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人物，最终长眠于灵岩展旗峰南麓。他曾在谢公岭留下“坦荡岩”的摩崖石刻，仿佛是对自身人格的期许，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当他的枪口对准红军时，这“坦荡”二字便成了最耐人寻味的注脚。

　　如今，蒋叔南故居静立于乐清一隅，作为岁月的证物，它依然保留着清末浙南民居特有的那份质朴与沉静。那方由康有为题写的青石对联，虽经风雨剥蚀，却依旧沉默地伫立在那里，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以无言的姿态见证着大荆溪的潺潺流水与雁荡山的云卷云舒。

蒋叔南的一生，恰似这故居与山水的对照——既有守护文化根脉的执着功绩，也有在时代激流中难以回避的无奈抉择。他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笔墨记录风物，被誉为“徐霞客第二”，其《蒋叔南游记》不仅是一部地理志，更是一部心灵史。然而，这位“名山开发者”的光环背后，亦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性。他试图以现代眼光梳理古老山川，却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他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的博弈，是传统士绅在近代化浪潮中的一次艰难转身。尤其在“隘门岭事件”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深深地刻在了这片土地的记忆之中，成为其人生画卷中无法抹去的沉重一笔。

在大荆溪的流水与雁荡山的云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旅行家的传奇足迹，更是一个时代转型期地方精英的复杂缩影。他既是文化的守望者，又是时代的参与者；既渴望回归山水的宁静，又无法摆脱尘世的纷扰。这种矛盾与张力，构成了他人生的深层逻辑，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哲思的历史命题：在变革的时代洪流中，个体如何安放自己的理想与情怀？又如何在守护与开拓之间，找到那条通往永恒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蒋叔南. 蒋叔南游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1.

[2] 梁启超. 《蒋叔南游记》序[A]. 见: 蒋叔南. 蒋叔南游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1.

[3] 康有为. 题雁荡山都尉堂联[C]. 雁荡山摩崖石刻资料汇编. 乐清: 乐清市文物管理所,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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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乐清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乐清县志[Z].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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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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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乐清市大荆镇志编纂组. 大荆镇志[Z]. 乐清: 乐清市地方志办公室, 2020.

2026年3月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