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读后感之一：大师（mp726-2626）

半日闲

202602，读了岳南著的《南渡北归》（第一部）（R556-2606）。

《南渡北归》是2011年1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岳南。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了民国时期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西南流亡和北归、离别的故事。

作者岳南，原名岳玉明，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历任宣传干事、编辑、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等。

著有《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韩、法、德文出版，海外发行达百万余册。

另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传记作品十余部。

《南渡北归》三部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亚洲周刊》评其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评论称：作者的感叹深沉而悲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等作家写出这一年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第一部《南渡》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

第二部《北归》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士为止。

第三部《离别》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战争爆发，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所遭受的命运巨变。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被胡适、陈寅恪弟子——百岁历史学家何兹全，傅斯年、李济弟子——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联袂推荐。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书中记录、还原和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歌和悲惨遭遇，令人震撼和感慨。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

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

1916年12月22日，出生浙江绍兴府、时年49岁，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前清翰林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

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摇篮，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

作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如说五大导师，则加上李济）之一的王国维，是清皇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王曾任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

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2000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100多年才出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出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20多年出了陈寿。陈寿死后700多年，直到11世纪才出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出了郑樵。郑氏死后500余年，到18世纪才出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

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约百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

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1600多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

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

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清朝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

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

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

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

梁启超："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1914年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题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来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砥柱般的演讲，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决定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

紧随着四大导师进入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派毕士博（ C . W . Bishop ）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显赫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李济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也奠定了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开创性意义和奠基性地位。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从在美国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之职，返国后到清华掌管清华校务。

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政方针：

一、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

四、保持良好校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五、合理使用经费。

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

这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位也”之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流传。

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身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加以充实完善，梅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出众多的大师，并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

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而后来的校长无一人可与之匹敌。

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和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

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最健，为同辈所瞩目。

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

当陈寅恪在国外学业大成，载誉而归，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后，声名日隆，为学界同人广为推重。

从陈的学生刘隆凯整理的当年课堂记录，陈寅恪在考证讲解唐代白居易那篇著名的《琵琶行》时，陈氏广征博引，以此考出了那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倡女原籍何处，什么人种，多大年龄赴长安为妓，属于几流妓女，在什么年纪金盆洗手成为"商人妇"，与那位茶商是正式结婚还是同居关系等。每一步考证，皆缜密谨严，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因而，陈寅恪每次授课，除学生外，因羡慕其学问之广博与才情之高，清华的吴宓、朱自清等名贯一时的教授皆前来听讲，因而陈寅恪便有了"教授的教授"之美誉。

对陈氏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鸿学硕论，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于敬重推崇的同时，深感自愧不如，甘拜下风，并慨叹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

面对诸种说法，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平和地对外宣称："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陈封雄《州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第5期）。

书中描绘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云集，群英荟萃。

许多大师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他们在学业和科学探索等方面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果，至今仍在发生影响。

许多大师的爱国情怀、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和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的科学探索，令人敬仰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