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人独创的“扶不扶”

道

　　这是一个荒诞无稽的起始，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发源，是一个令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耻辱的代码，同时也是一个中国老人独创的令世界大跌眼镜的可耻词汇！

我们查遍了《中华词典》，没有找到“扶不扶”这个词汇。据相关报道，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的一天，一位姓彭的男士，在一公交车站附近扶起了一位自己摔倒的老太太，并陪同她去了医院，老太太及后来到医院的家人指责彭先生是肇事者，并要求其赔偿。那以后便开始了后来层出不穷的讹人事件，而且讹人者屡屡得手。这一行为让那些心术不正的阴险奸诈的不法之徒看到了发财的机会。这一恶劣行为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成本的赚钱行当。十年过去了，而这种案例依旧层出不穷，并且由此又延伸出来“碰瓷”的手段，他（她）们誓把讹人进行到底！他（她）们这种“敬业”精神，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精神，实在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如今依然在讨论“扶不扶”的问题。在汉语的漫长演化过程中，“扶不扶”这一由中国老人独创的词汇引发全国十四亿人的讨论。在救助人没有法律保护的前提下，赞成“不扶”的人占绝大多数，反之，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赞成“扶”的人是百分之百。由此我们之前的问题，之前的担心，之前的困惑就有了答案。

　　小时候，父母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多帮助人，行善积德，修桥补路，这样可得好人好报，善始善终。上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学习雷锋，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要见贤思齐，要大公无私。成年后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代先贤，告诉我们要文质彬彬，要有德有行，讲究仁·义·礼·智·信。

我们把道义，德行，善举，不行奸，不使诈，老老实实做人，坦坦荡荡做事这些仁义厚道记在心里，把雷锋的精神注入脑海。做好事不留名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信仰。遇见有人摔倒，无论其是老人与否，都会毫不犹豫的上前搀扶，当时没有担忧，没有思考，更没有任何利益权衡，因为没有承担责任，经济赔偿的顾虑。因此哪里有“扶”与“不扶”这么一问？更无需有承担后果的疑虑。

　　从第一例讹人的案例出现，至今已有十年之久，讹诈之风为什么非但没有收敛却愈演愈烈？根源是讹人者既无成本，又无风险。成功了，一笔可观的钱到手了，不成功，最多轻飘飘的说一句“误会”了事。这样的无本生意，只赚不赔，这让那些阴沟里的老猪狗们看到了绝好的赚钱机会。

　　更有甚者，他（她）们以老者，病者，弱者的身份为掩护，干着强盗干的事。而法律在这方面未能及时给于这些作恶者以严厉打击，间接地助长了这些人的恶行，更使她们有恃无恐的继续下去。目前又出现“组团讹人”“全家配合”讹人的新形式。

古人说：“赏不当功，则不如无赏；罚不当罪，则不如不罚。”由此看来，我们今天的困境，正是“罚不当罪”的结果。当讹诈者无需为其行为付出代价时，当诬陷者无需为其恶行承担后果时，道德的堤坝便会在利益的洪流中崩塌。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天性善良的女孩子（小学生）扶起了一个摔倒在地的老太太，那老人一口咬定救助她的孩子撞倒了自己，并索赔5000元。那孩子无法自证清白，她的父母含泪拿出5000元钱。之后便寻找见证人，终于有个事发时在场目睹事情的原委的人，再也无法沉默，证明那老太太是自己摔倒，摔倒的地点距离女孩子五六米远。事实已经清晰，而那老太太拒不退还讹诈的钱。街道办，公安，记者统统上阵做老太太思想工作。始终未能退还。我们不禁要问，老人讹诈已成铁证，即便是主动还钱，也要对其本人及其她参与作伪证讹诈的子女进行刑事上的判决，同时还要加倍赔偿救助她的女孩子，误学费，精神损失费，名誉费等等都要数倍赔偿。而事实却是束手无策，任由老人逍遥法外，难道我们的法律如此软弱？看到这个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在愤怒，不在为女孩子抱不平，心中不免疑虑：那老人已经违法，为何不负法律责任？这是法律的无能，还是有意为之？是因为讹人者是老人吗？难道老人就可以无法无天任意胡为而不受法律的约束吗？那孩子的冤屈谁来申？那五千元钱谁来赔？那孩子和她的父母的精神打击谁来负责？

扶人者一旦被讹，其所面临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是压垮精神脊梁的炼狱。名声扫地是第一重打击。在当今信息时代，一旦被贴上“肇事者”的标签，便如影随形，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即便以后还你清白，但那时流言已传至每个角落。人言可畏，自古皆然，今尤甚之。而讹人者却从不顾忌脸面，丢了自己的脸，丢了父母祖上的脸，也丢了儿孙的脸。因为这种人是不要脸的！

　　经济赔偿是第二重打击。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更多。很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打官司的过程更是一场漫长的过程，精力，钱财和精神的巨大消耗。请假，奔波，出庭，取证，有的影响了工作，甚至因此丢到了工作，学生影响了学习，有的影响了生意，总之搞得人精神恍惚，生活茫无头绪，一塌糊涂。

　　最要命的是有时出事地区没有监控，或监控故障，被讹者无法自证清白。法律有明文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而实践中常常偏要被讹者自证无辜。老人一口咬定，让你百口莫辩，让你生不如死！

有的人脾气很大，被讹诈后丢了脸面，损失了钱财，耽误了正事，耗费了时间，气性又大，越想越气，越想越窝囊，一气之下病倒了，甚至危机到生命。这一系列延伸出来的后果，谁来负责？是讹诈者吗？他（她）们早已优哉游哉的快乐去了，还有可能正在寻找下一个被讹的目标。那么诉诸法律吗？一句“证据不足”打发你回家了。社会舆论吗？更多的人只会叹息一声：“又多了一个倒霉蛋”。

当记者或媒体提出“扶不扶”时，我想反问：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可否先问一句“为什么不扶”？人们不是不扶，是不敢扶，是扶不起。

　　这并非道德的滑坡，亦非雷锋精神的丢失，不扶，是绝大多数人理性的态度和计算。当做好事救助他人的成本太高，以至于无法承担，当见义勇为的风险太大，以至于让人足以身败名裂，那么，面对这样的事实，个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就会启动。这不是人心不古，这是好人没好报现实下的无奈沉默。是被救助讹人者毫无人性，良心泯灭的必然后果！

经济学这门学问我一窍不通，有一次读一本书，里面恰好涉及到这样的话题，此时刚好借来一用：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劣币驱逐良币”，人们在“扶不扶”的困境中，恶意讹诈就是劣币，善意救助是良币。当劣币无需付出代价，良币便会被逐出市场。最终，市场上就只剩下冷漠与猜忌，还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精明与算计。

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群体的理性选择，汇聚成社会的集体冷漠。目睹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众人围观，其实围观者也是心急如焚，怎奈救助的风险太大，被讹的后果无法承担，才使他们不得不止步。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缺失，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失败！

　　我们说，道德的具体表现是自律，而法律的具体表现是他律。当自律作用失效，他律则必须跟上。说教，呼吁，感化等等，这些柔和手段在利益面前苍白无力，尤其在生来奸邪阴暗的人来说，更是一文不值。要知道，没有牙齿的法律是纸老虎，没有锋芒的正义是空口号。

　　讹诈，从表面看来只是要骗钱，但其后果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是数不清的乱象。我们需要，建立健全专项法律制裁措施，要打与罚双管齐下，要严打，要重罚。打的它无力起身，再也不敢重操旧业，甚至提到讹人的事就心惊肉跳。罚的它们倾家荡产，罚的数额应该是其讹诈索要数额的十倍。同时，对于参与讹诈的家属，子女的共同犯罪，也应连坐，如此才可能斩断讹诈利益的链条，还社会以和谐安宁，还救助者以公道，还全民族以文明。

举证责任的落实，绝不是救助者自证清白，而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被救助者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无法举证），则是诬陷，是讹诈，二罪俱罚。唯如此，才能让恶人不敢作恶，让好人放手去做好事，唯如此，才能打破救助者“自证清白”的困局。

我们说，文明，童叟无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相互帮扶，助人为乐，不求回报是一个民族善良厚道的体现。做好事就应该好人好报，做恶事就应该受到制裁。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我们要从制度到人心重建信任。“扶不扶”的怪现象，是社会的无绪，是人类道德底线的崩塌，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但我们悲哀之后要行动，愤怒之后要建设。

我们呼吁的，不仅是法律的完善，更是人与人信任的重拾。当讹诈者付出惨痛的代价，当施救者没有后顾之忧，“扶不扶”的怪相便再无踪迹，老人跌倒，路人搀扶，必要时送医，被救者心怀感恩，施救者点头一笑，这本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常态，而不应该成为奢侈。

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东郭先生与狼》和《农夫与蛇》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是因善心善举而遭遇恩将仇报的结果，所不同的是狼付出了生命作为忘恩负义的代价，东郭先生得到了经验教训。而另一个农夫丢掉了性命，害人者却逃之夭夭。两个故事虽是寓言，然而，作者却记录了社会中的现实。两个施救者成了“盲目善良”，“是非不分”的反面教材。

至此，“扶不扶”的讨论该结束了，这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存在。让阴险歹毒的讹诈者付出代价，让善良仁义的救助者得到保护，让法律成为正义的利剑，这是和谐社会的起点，是仁德厚道的本来样貌，也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所在。

作者 : 道

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