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的诉说：从军人子女到延兴战士

冰凌花

上海奔赴北大荒的知青总数超11万。根据《北大荒全书简史卷》及权威研究统计，从1968年至1977年整个十年间，北大荒垦区共安置上海知青117,224人。

江边有个地方叫延兴

从上海到延兴，在地图上量，两千六百多公里。

那时候不知道这两千六百公里意味着什么。不知道火车要开三天两夜，不知道越往北走窗外的颜色越单调，不知道下车的那一刻，空气吸进肺里会像刀子。

只知道那个地方叫延兴，在黑龙江边上，对面是苏联。只知道那里有一个番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只知道我们是去当兵，去守边疆，去站在离“老毛子”最近的地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领导，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军队干部子女。尤其是上海空军的干部子女。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们参与了三大战役，继而又是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老（挝）等等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们的子女，亲眼目睹了父辈们奔赴抗美援越战场的壮行。

七十多个人。从空四军各个部门来的：高炮四师、虹桥空军机场、政治干校、江东医院……都是军队干部子女，都在部队的大院里长大。有人已经在上海郊区插队了半年，并背上了赤脚医生的背包；有人刚从学校出来，还没穿过军装，就要去一个比军装更沉的地方。

1969年7月10日，上海火车站一片哭声，我们没哭，反过来安慰作为军队干部的爸妈。

当时地位显赫的上海市革委会付主任王洪文，来为我们送行。上了车，唱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的歌，并拍摄了纪录片，后来还放映了很长时间。

父辈的路，我们的路

为什么是我们去？

这个问题，在大礼堂听报告的时候，没人问。但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因为我们是大院里的孩子。因为我们从小就听父亲讲三大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因为抗美援越的时候，我们亲眼看着父辈们整装出发，有人回来，有人没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命令，什么是前线，什么是该去的地方。

来招人的是二师的师级干部。他在台上讲延兴，讲那条两千九百八十一公里的界江，讲江对岸的苏联小镇，讲延兴人民和苏联军警面对面冲突的事。他讲得慢，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砸在人心里。

“边疆需要你们。不是需要你们去镀金，是需要你们去扛枪。”

台下坐着的人，都是从枪杆子底下长大的孩子。这句话听得懂。

会后报名，七十多个人，没有一个犹豫。

后来有人问：你们不怕吗？

怕什么？父辈们打上海的时候，比我们小。

延兴到了

下车的时候，已经分不清是第几天。

延兴没有火车站，我们在最近的地方下车，然后换卡车。一路颠，一路颠，颠到骨头散架。颠到后来，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

然后有人喊：到了。

我们站起来，扶着车帮往外看。

一条江，灰蒙蒙的，看不到对岸。江边有些低矮的房子，土坯的，草顶的。远处是山，近处是荒草，什么都没有。

十三团的老团部本来也在江边，后来因为战备，搬进山里去了。我们这批人，被分到了各个连队。我去了十一连。

十一连就在江边。站在连队门口，往东走八百米，就是江。站在江边往对岸看，能看见苏联的房子，能看见他们的吉普车开过扬起的尘土。有时候风把声音送过来，狗叫、鸡叫，和人说话的声音。

后来夜里站岗，见过他们的信号弹。哧的一声，从对岸升起来，在夜空中划一道弧，落下去。刚开始紧张，后来知道那是例行信号，不紧张了。但每次看见，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

对面是敌人。

这五个字，从小在课本上读，在父亲的讲述里听。现在，隔着一千多公尺的江面，是真的了。

延兴岛

江里有个岛，离我们岸六百五十公尺。叫延兴岛。

岛上没有住人，但那是我们的岛。早年间，延兴的老百姓上去打鱼、割苇子、种点什么东西。后来苏联人说那是他们的，两边就闹起来了。

我们来之前，延兴人民和苏联军警在岛上面对面干过好几回。没开枪，但动了手。有老乡被打伤过，有渔船被扣过。但岛上始终有人去，始终有人跟他们对峙。

为什么争那个岛？六百五十公尺，没多大。但那是我们的。

后来我站在江边看那个岛，看过很多回。离得不远，水好的时候，能看见岛上的树和草。有时候想，如果哪一天苏联人上来占了，我们怎么办？

十一连的兵，隔江就是答案。

上海来的信

刚去的时候，什么都新鲜，也什么都难。

第一年冬天，才知道什么叫冷。零下四十度，鼻子吸一口气，里面就结冰。手伸出来，不到一分钟就僵了。妈妈给做的棉手套，从上海寄来，厚得像个枕头。戴上它，手是活的。

身上得穿：里面一件小棉袄，外面再套一件大棉袄，腿上是厚厚的棉裤。头上是棉皮帽，脚上是“棉胶鞋”。再戴上口罩，这种打扮，几乎看不出谁是谁了……

那件灯心绒上衣也是妈妈寄来的。极漂亮，大红的，在连队里特别扎眼。平时舍不得穿，压在枕头底下，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后来有一次去团部开会，穿了。走在路上，自己都觉得不一样。

妈妈的信也常来。问冷不冷，问吃得惯不惯，问晚上睡觉手脚会不会冻。回信总是说好，什么都好。不能说不好，说了她会哭。她也从来不哭给我看，但我知道她会。

后来邮路有时候断，冬天雪太大，信来不了。那几个月最难熬。不是冷，是想家。

七十多个人

七十多个人，不是一个数字。

每一个人都有名字。老张、小李、阿华、建国……从各个单位来的，之前不一定认识，到了延兴，就被分到各连，但仍是一个集体。后来回城了，建立了“微信群”，群名是“710战斗队”。

——1969年7月10号从上海出发的。

后来有的人调走了，有的人回了城，有的人留下来了。后来，有人病在了那里，就埋在那里了。我们永远怀念她。

后来我常常想，我们这七十多个人，当年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都是军队的孩子。都住在部队大院。都听过父辈的故事。都在那一天，坐上了同一列火车。

不是凑，是招来的。是选来的。是边疆点了名要的。

边疆需要什么人？需要能扛枪的人，需要信得过的人，需要即使隔着江看见敌人的信号弹，也不会腿软的人。

我们就是那样的人。

为什么骄傲

现在有人说，你们那时候苦。

苦是真的苦。但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十七岁那年，站在黑龙江边上，对面就是苏联。我在那里站了两年、三年、四年。我站过夜岗，走过巡逻，看过延兴岛。我做过的事，不是每一件都记得。但有一件事记得：我在保卫祖国。

后来我老了，头发白了，走路慢了。但每回听到“北大荒”三个字，心里还是会动一下。

延兴段的黑龙江，还在那里流。

延兴的岛，还在那里。

十一连的旧址，不知道还在不在。

当年那七十多个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

但我骄傲。骄傲一辈子。

因为我是那七十分之一。因为我去过延兴，守过那条江。因为我在十七岁那年，没有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