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闪耀的青春岁月，—谨以此献给曾在云南边防前线工作过的战友们

一兵

美篇昵称:一兵 美篇号: 39769769 图片: 自拍

每个人年轻时都曾经有过自己美好的梦想与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年轻人的梦想与追求也在发生着变化。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世家。外祖父、外祖母和我的父母亲都是从山西太岳抗日革命根据地走出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军人。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姐弟来说，从小听着部队大院的军号声长大，对部队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我们未能像父辈们那样，经历过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内乱、两年上山下乡、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我们都经历了。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就有一篇配有插图的课文，大意是大哥参军到了祖国海防前线，寄回一张面向大海，手握钢枪，警惕地守卫着祖国边防的照片给家人。在那个从小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人人崇尚革命英雄的红色年代里，因为受父辈们的影响，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军人，梦想着等我长大后，也要当一名手握钢枪保卫祖国的解放军战士。

解放洛阳战役胜利后，父母亲与战友在洛阳城合影（二排右二为父亲、三排中间为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父母和哥哥、姐姐

1974年初我高中毕业，当年正是文革年代“批林、批孔”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大学停课“闹革命”。按照当时的政策，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扛着行李卷，来到河南许昌地区禹县农村插队落户当了知青。那时候我的姐姐、大哥已经参军到了部队。

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三人住在生产队牛马厩旁边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窝棚里，夏天臭气熏天，蚊蝇成群；冬天四处透风，冻得瑟瑟发抖。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我们每天和村民们一起干农活，干一天的工分值五毛钱左右。两年艰苦的农村生活，对于我们刚刚离家走上社会的懵懂青年来说，确实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但我们熬过来了。

1976年2月，部队征兵工作开始了。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下乡满两年的知青可以报名，而且这次征兵的部队，来自云南空军，于是我找到接兵部队的同志积极要求报名参军。经体检政审合格之后，2月底，我接到了部队发的入伍通知书。 1976年3月3日，我换上崭新的绿军装，3月4日上午，我和数百名新兵一样打起背包，从许昌火车站集合，一起登上了开往大西南的军列。临行之前，父母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兵儿，你是军人的后代，到了部队，一定要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做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

　 那年月部队接兵不像现在坐飞机、坐高铁，全都是拉货的“闷罐车”。军列先是一路向西过秦岭，走四川成都、广元，然后沿着崇山峻岭中的成昆铁路南下。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颠簸到了昆明兵站。然后换乘部队的解放牌军用大卡车从昆明出发，经峨山、元江、墨江、通关等地，向着大山深处的部队所在地—思茅地区的思茅镇（现在的普洱市）进发。又经过两天两夜盘山公路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团部驻地，从此开始了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军旅生涯。

我所在的部队是昆明军区空军雷达36团，主要担负着西南空域对空警戒和为我空军作战部队及国际出入境民航提供空情保障的任务，是西南地区的“千里眼”。雷达部队有两个特点: 一是高度分散，二是“高高在上”。连队之间相距数百公里，绝大部分是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新兵训练结束后，本来团里领导想把我留在团部，但我坚决要求到边防雷达站去。就这样，我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大渡岗雷达站当了一名雷达操纵员。

下连队之前，我想像之中的部队驻地，一定是整洁的营房、宽阔的道路。可到了连队之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上山的道路仅是一条只能通过一辆大车且坑坑洼洼的土路，路两侧全是一人多高的细竹子和茅草丛，路中间也长满了茅草，周边是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汽车穿行其中，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到了连队驻地，看到的营区是一排排破旧的土坯房和钢架结构的简易油毛毡防震棚，条件十分简陋。最要命的是山上没有自来水，工作生活用水都是靠水罐车从30多公里外的山下（现在的野象谷景区附近）拉回来，然后分到各班。旱季的时候，两三天拉一次，基本上可以保证供给。但一旦汽车出了故障可就惨了，大家只能每人每天一盆水，洗脸、刷牙、洗脚全靠它，用完之后还要留着浇菜。到了雨季，下山的道路泥泞湿滑，汽车下去上不来。生活用水基本上全靠天了。战士们只能把毛竹一劈两半做成水槽，挂在屋檐下，再开一个汽油桶作水缸。下雨的时候，就接这种“自来水”用。西双版纳的雨季，雨水特别多，有时一场连阴雨能下一二十天，洗的白衬衣一直干不了，发霉之后成了斑斑点点的花衬衣。军用皮鞋放在床下，能长出一层绿毛。被子总是潮乎乎的，全靠身体来暖干。久而久之，一些战士得了皮肤病和关节炎。

当时连队的生活条件非常单调，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大家最大的期盼就是等着团里的电影队到连队放场电影了，一年之中难得有几次，看场电影仿佛像在家里过年似的。我们平时供应的粮油食品和蔬菜，都是靠生活车到山下去买，一旦生活车故障几天可就惨了，没有了新鲜蔬菜，大家就只能米饭就咸菜外加煮黄豆了。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值精力旺盛的青春期，在这种极其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其寂寞程度可想而知。有些战士从参军上到山上，到复员时才下山。

部队驻地附近的热带雨林

说到西双版纳，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民族文化特色浓郁、景色非常美丽的旅游胜地，坐飞机、乘高铁、开车走高速公路前往，交通非常便利。然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里还是一个非常偏远落后的闭塞之地。许多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山民，还过着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半原始生活。我们连队驻地就在西双版纳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内，离现在的野象谷旅游景区近在咫尺，是野象、黑熊、野牛、莾蛇等野生动物出没之地。那时候，从部队休假回一趟郑州，先坐长途大轿车，在大山间绕上三天，中间要翻数座两三千米以上的大山，才能到达昆明。然后再坐三天的火车，才能到郑州。

当年我工作战斗过的大渡岗雷达站营区，如今旧貌换新颜

我在大渡岗雷达站工作了八年时间。从新兵分到连队当雷达操纵员，到担任操纵班长、雷达排长、副连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一直在大渡岗雷达站。期间前往贵州平塘执行打台湾“心战策反”空飘气球的空情保障作战任务，并圆满完成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越自卫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的历次空情保障任务。

当年在雷达阵地上的留影

　　1979年2月初，部队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并进行了最后一次战前动员。我们一边组织开展紧张的战备训练，一边在雷达阵地的四周开挖战壕和猫耳洞，大家既紧张又兴奋。我记得战前给父母的最后一份家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爸爸妈妈，部队就要打仗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后代和边防战士，保卫祖国是我应尽的神圣职责，儿绝不会给你们丢脸，并做好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准备。假如战争结束之后还收不到我的来信，说明我已经在战斗中‘光荣’了，你们也不要悲伤，应该为儿感到骄傲……”。

可以说，当时许多热血轻年和我一样，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决心走上战场的，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1979年的2月17日清晨，对越自卫还击战终于全线打响。我们也进入了最紧张的战斗执勤状态。巨大的雷达天线在旋转，强大的电磁波扫描着中越边境的上空，密切监视着空中的情况。我和战友们值守在荧光屏前，把一组组我军战机的飞行方位坐标数据及时通报给前线作战指挥部，确保了空军部队对地面部队正面进攻空中支援，使得越军的飞机自始至终未敢升空迎战。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常是吃住在雷达工作车上，圆满完成了各项空情保障任务，连队也荣立了集体三等功。尽管我们没有像陆军参战部队的战友们那样，在战场上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但作为参战部队的一员，能够为保卫祖国贡献一份力量，感到无尚光荣。比起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在雷达阵地前的留影

1981年夏天的全家福

　 1986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今天是我从军50周年的纪念日，回想当年穿上军装、踏上程征的那一刻，我终于实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美好梦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并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边疆，我感到非常自豪。40多年过去了，当年在部队时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2014年的八一建军节，我和十几名当年曾经在部队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们一起相约，千里迢迢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第二故乡－大渡岗，去看望在这里守卫祖国边疆的年轻战友们，受到了全体官兵的热情接待。望着山顶上耸立的新型雷达，看着眼前那一排排整洁的营房、优美的环境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小战士们，大家感慨万千。

2014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大渡岗雷达站，与年轻的战友们合影留念

今天的祖国大地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面当年的我们，也已步入了年近古稀的行列。时值从军50周年这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许多军营往事历历在目。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对部队、对当年同甘共苦战友们的思念之情。祝祖国的钢铁长城更加强大，祝亲爱的战友们马年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