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历史#腾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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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古称滇越，又称乘象国。西汉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隋唐置羁縻州。南诏、大理国地方割据时期，分别称越赕、較化府，后改为藤充府。元至元十四年改为腾冲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隶云南布政司。建文二年（1400）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十年（1445）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共治）。嘉靖三年（1524）增设腾越州（军民分治）。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仍为腾越州。嘉庆二十五年（1820）改腾越直隶厅。道光二年（1822）改腾越厅。民国元年（1912），改腾越厅为腾冲县，增设腾冲府。民围二年（1913）五月，改腾冲府为腾冲一等县。2015年8月改腾冲市。

从宋代后期直至清末，腾冲、腾越之名交替出现。腾冲、腾越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州、府、卫、厅、道、公署的治所。解放后，腾冲先后隶保山专区、德宏州、保山地区、保山市。

远在新石器时代，腾冲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近半个世纪以来，腾冲大地上先后发掘出新石器多件、青铜器多件、亚洲象化石多件；古城、古关、古隘、古碉、古墓葬多处。这些文物古迹充分说明腾冲数干年来文明发展进程之悠久灿烂。

腾冲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适宜人类居住。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从已获得的考古材料看，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新石器时代

在腾冲民间，流传着一种被称为“雷楔子”的神器，在世代相传的神话中，这件来自天界的神器，在雷雨交加之时现身，惩治世间作恶多端的人。而这民间所说的“雷楔子”，实际上是石器时代先民制造和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先后在城关、和顺、小西、洞山、界头、明光、瑞滇、固东、古永、曲石等乡镇发现多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

腾冲地处蜀身毒道要冲，历史悠久，商贸发达。公元前2世纪，《史记·大宛列传》载，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这个发现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随派使臣前往“西南夷”去寻求道路。使臣进入四川、云南地区，在今大理受阻，但打听到“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其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众多出土的青铜器，说明在此一时期，腾冲地区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中心。清乾隆《腾越州志·建置沿革考》载：“腾越者，古滇越也，亦名越赕，其来久矣。”又载：“其称乘象国，则今所称各土司犹能驯象，故知腾越即古滇越也。”近现代也有学者提出，今腾冲及德宏在西汉时称滇越，是古代“百越”民族分布区域。考古资料证实，腾冲古代有象，高黎贡山、来凤山、固东江东山曾先后出土亚洲象化石。

腾冲地区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了在青铜文化时期，腾冲地区人类的活动已相当频繁，并与滇池地区有了密切的交往。腾冲的悠久历史，事实上早在青铜文化以前就已开始了。

公元前1世纪，滇越属西汉益州郡。公元69年，东汉置永昌郡，腾冲属永昌郡哀牢县地。在汉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同时，位于西南一隅的腾冲第一次进入了汉文化的视野之中。

据《腾越厅志》载，腾冲地处僻壤，道通诸夷。筑城凿池，尤为边防要务。当汉唐时，荒远无稽，元代亦建置靡定，至明正统间，始改筑之。腾冲在历史上先后建有西源城、腾冲土城、腾冲司城等。历经变迁，西山坝古城遗址、界头罗古城和罗密城遗址至今尚存。

西源城（南诏古城）

公元6世纪至10世纪初叶，腾冲属南诏，称软化府。公元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大理国时期改为腾充府。云南地方政局的相对稳定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处于中印陆路交通线要冲的腾冲，自然成为印度文明与华夏文明交流的重镇。时至今日，我们仍不难想见当日腾冲佛法弘扬、百业兴盛的盛况。

西山坝南诏古城，《腾越州志》称“西源城”，并载“相传为段氏所筑”。城址位于腾冲县城西北约3公里处的山麓缓坡地带，遗址分布范围约46万平方米。古城保存较好，分为内、外城。外城坐西向东，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36.8米，南北宽约583.8米，占地约371763.84平方米。内城位于外城内中部偏北位置处，北距外城北墙址约135米，东距外城东墙址约427米。内城位于外城正中偏西处，面积约47859平方米。内城与外城共用一道西墙，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27.9米，东西宽约210米。

该遗址应为南诏、大理国、元代时的“腾充城”，始建于南诏赞普钟时代，沿用约600余年。城址是云南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南诏时期的城址，对于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怒江以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宗教以及中原王朝与西南边疆的关系，中西方文化交流、佛教文化等均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城址内发现有明显建筑遗址，各建筑遗址布局均受中原文化影响，并散布大量具有中原唐、宋风格的建筑构件及印度佛教、西域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佛教造像遗存。2010年的调勘中，在城址内发现各类遗迹现象197处

腾冲出土南诏、大理国文物情况

南诏、大理国于公元726年至公元1254年间先后经略腾冲500余年，在腾冲境内留下了较多文化遗存。腾冲博物馆馆藏220余件以石器和陶器为主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物，主要出土于西山坝古城遗址的相关建筑遗址和来凤山及周边的火葬墓地。

西山坝古城遗址出土的柱础、瓦当、滴水等建筑构筑类文物，其上饰有字、符号、牡丹、葵花、法轮、兽面等纹饰，与巍山、大理等同期出土的遗物造型相同。

南诏、大理国笃信阿吒力教，该教为佛教密宗的一个分支，其崇尚火葬，认为焚烧可使死者精气血髓气化，帮助亡灵脱离轮回之苦，顺利转世。这种丧葬习俗在腾冲一直沿续至明代中期。腾冲境内分布着较多火葬墓群，其中以来凤山火葬墓群范围最大，主要出土器物为墓盖石、经幢、火葬罐、随葬品等。

罗古城遗址，位于界头乡东华村官家寨村外永昌至腾冲之驿道上，东距宝华寺4公里，西距东华村1公里左右。据史料记载为元末明初瓦甸刀姓长官司所在地，明正统年间为麓川叛夷所毁。城以夯土筑成方形，边长210米，面积约为44829平方米，城墙东、西、南、北各筑一门，门外有马面高台等军事防御设施，虽因居民长期居住和耕作破坏，但基本风貌尚存。200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罗密城遗址，位于界头乡新华村东北宝华山麓缓坡上。距永安街约500米。城墙为夯士筑成，略呈方形，总面积42000余平方米。有东、西、南、北四城门，东城墙长229米，南城墙长210米，西城墙长212米，北城墙长213米，墙残高2.6米。据地方志载，新华村一带历史上属少数民族聚居地。明初设瓦甸长官司，先后由傣族刀怕赖和彝族早贵充职镇守。由此推知，罗密城当属这一时期所建。

侯琎钟

口径140厘米，高165厘米，重1820千克。该钟体形硕大，线条流畅，纹饰古朴。明景泰元年（1450），腾冲军民指挥使司指挥史陈升铸造该大钟。为纪念侯琎在腾冲石城筑造中的功绩，以“侯琎钟”命名之。侯琎钟对外夷有警示震慑之意，对内则为地方百姓出入作息的鸣时器具。

1944年9月14日，中国远征军在美国盟军的支持下收复了腾冲。激战中，日军在侯琎钟腰部凿开直径为8厘米的射击口，藏身大钟腹内，以钟为掩体与远征军对抗。为消灭日军，远征军对钟体发起了猛烈攻击，致使钟面弹痕累累，受到了自铸造以来最为严重的损伤。而藏身大钟内的日军也被活活震死在大钟腹内，其身上虽未中一弹，却七窍流血而亡。

注入腾冲抗战历史的侯琎钟，结束了之前被人为设定特殊使命，成为了腾冲文物家族中的重要一员，是日军侵华罪行之物证。

八关九隘七十七碉

腾冲不仅是中国西南边陲的商贸重镇，亦为西南军事重镇，特别是明、清两朝，对腾冲的边防建设极为重视，故有八关九隘七十七碉之设。

万历十二年以后，缅甸洞吾王朝军队频繁活动于木邦、蛮莫、陇川之间。为遏制缅兵的不断侵扰，云南巡抚陈用宾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四年（1596）间在腾冲司地干崖（今德宏盈江县）、陇川（今德宏陇川县）与木邦（今缅甸腊戌北部之兴维）之间筑八关、九隘以资防御，其中八关是：神护、万仞、巨石、铜壁、铁壁、虎踞、天马、汉龙（后四关今已属缅甸）；九隘是（后增加一隘，实为十隘）：大塘隘、明光隘、坝竹隘、滇滩隘、古勇隘、止那隘、猛豹隘、杉木笼隘、石婆坡隘、茨竹隘。清道光三年，腾越知州胡启荣建沿边碉堡77座，分布于今腾冲猴桥镇、中和镇和盈江盏西一带。

云南自元代归入中央版图，结束了南诏、大理国600余年地方割据政权的统治后，不时发生羁縻郡土司的叛乱与地方官府及中央朝廷派军平叛的战争。在明清几次大的战争中，腾冲既是叛军内侵的首要目标，又是中央大军平叛的大本营。数百年之后，血雨腥风早已化为烟云，在毁灭与重生中，只留下英雄的名字在腾冲人的心中代代传颂。

三征麓川

三征麓川是明王朝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而实施的对边境分裂势力推行征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明朝初年以来，云南西部麓川一带的部落领主思氏父子多次发动叛乱，实行内侵，以达分裂国家、割据称雄的目的。

明正统六年（1441）正月，麓川领主思任发举兵内侵，占据大盈江及怒江上游地区，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并蒋贵等领兵十五万会师腾冲，大破麓川军于夹象石等地，思氏父子败退勐养，王骥等班师回朝。此为一征麓川。

正统八年（1443）五月，朝廷再命王骥、蒋贵二征麓川，大败思任发、思机发父子，直抵思氏巢穴。

正统十三年（1448），朝廷三命王骥等统兵十三万往征麓川。至次年，王骥率诸将自腾冲会师，渡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破思机发所设阵栅，继于思氏大战于鬼哭山，思机发、思卜发败走。王骥军威远震，诸部震慑，皆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真天威也”。后思机发部众复拥思任发少子思禄据勐养，王骥遂取安抚之策，许思禄为土目，授金牌，不与印。立石金沙江为界：“石烂江枯，尔乃得渡”。王师回朝，三征麓川胜利结束。

刘綖邓子龙平叛

明万历十年，云南边疆陇川宣抚司的记室（秘书）岳凤，在毒死宣抚使多士宁之后投靠缅甸洞吾王朝，受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与木邦土舍罕拔等人，依靠外力分裂国士，发动武装叛乱，占据三宣，窥视腾越。

万历十年（1582）冬，十一年（1583）春，叛军陷猛林寨（今龙陵镇安），犯姚关（今属施甸县），焚施甸，攻陷顺宁（今凤庆）。云南西南部边境“三宣六慰”相继失陷，腾越、永昌、大理等地危在旦夕，全滇震动。云南巡抚刘世曾一面调兵遣将御敌，一面请求朝廷往援，朝廷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干赴剿，并调诸土军应援”。

邓子龙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率军抵永昌，六月初率军到姚关设防。此时，耿马叛领罕虔和陇川叛领曩乌率数万象兵进犯姚关。邓子龙设下埋伏诱敌深入，用火箭、火铳，破象阵，姚关首战大捷。之后，邓子龙又在湾甸生擒罕虔。罕虔子招罕率余众逃回耿马，固守三尖山，伺机反扑，三尖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邓子龙调虎离山，智取三尖山。整个东线战场，历时一年，三战三捷，平息了罕虔等的武装叛乱。

刘綎在邓子龙抵姚关设防时，亦率军抵腾越，威慑西线之敌，岳凤请降。刘綎从腾越挥戈，收复三宣。

万历十二年（1584）二月十一日，刘綎集陇川等诸土司于蛮莫，歃血威远营，于蛮莫瑞亨山立“刘綎誓众碑”，受誓者有：孟养宣抚司、木邦宣抚司、孟密宣抚司、陇川宣抚司。碑中镌刻“威远营”三个大字，誓日：“六慰开拓，三宣恢复，诸夷革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鬼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叛乱平息后，邓子龙率军移驻腾越。万历二十一年（1593），州牧余懋学在今腾越镇满邑村邸塘为邓子龙建别墅“万华馆”。此馆后毁于战火。清光绪十四年（1888），腾越同知陈宗海在原址建关羽、邓子龙、刘綎“三忠祠”。清宣统二年（1910），邑人李根源等修葺之，仍名“万华馆”，合祀刘綎、邓子龙，故又称“刘、邓二公祠”。数百年来，万华馆均为腾冲人民纪念邓子龙、刘綎平息叛乱，建立丰功伟业的场所。

永历奔缅

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灭亡。

清顺治三年（1646），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立桂端王常瀛之子朱由榔为帝于肇庆，建号永历。顺治七年（1650）清兵入桂林，瞿式耜等被杀，永历帝急奔南宁，封占据滇黔的孙可望为秦王。九年（1652）二月，孙可望迎永历帝入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十三年（1656），李定国自粤经南宁至安隆所奉帝至云南。同年十月清兵入滇，永历帝仓皇出昆明，向滇西进发，十六年（1659），永历帝被清军追剿，正月初四日至永昌府，闰正月十八日，至腾越，二十五日至铁壁关，二十八日奔缅甸，从行人员4000余人，妃子窦氏病死腾越，葬叠水河边，称“娘娘坟”。永历帝入缅境后即被软禁，后被扮作缅人的清兵蒙骗背过河而俘虏，经腾越押往昆明被害于篦死坡。

傅恒征缅

清乾隆三十年（1765），雍孟驳执政，有扩张野心，据我麓川土司地，扰孟连、侵车里，边民一日数惊。次年，杨应琚任云南总督，因其贪大喜功，蔽于幕僚陈词，不知兵而弄兵，致使清军损兵折将。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命明瑞接任云南总督，并负责征缅事。明瑞征缅，先获大捷，缅人震惧，但在小猛育战斗中因援军不至，被缅军包围而自杀殉国。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廷复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舒赫德为参赞，鄂宁为云南总督，调吉林兵四千，热河火器营一千，荆州、成都兵各五千，合云南兵征缅。傅恒至云南，兵分三路，势如破竹，越过伊洛瓦底江，大败缅军，雍孟驳持书议和，傅恒乃班师。至此，边境平，国境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腾冲地处中国西南极边，又是通往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必经地之一，因此成为英国从西南入侵中国的通道。而腾冲人在此极边之地，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抵御外敌入侵。

辛亥九月初六日（公元1911年10月27日）张文光等发动的腾越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仰光总机关部直接指挥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云南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腾越则是云南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也是云南首义。

滇西抗战

1942年5月3日，日军攻陷畹町，4日进占芒市、龙陵。10日，日军292人长驱直入腾冲县城。原来驻守腾龙边区的行政监督龙绳武，于5月7日携带搜刮的大烟、财物，率领特务营启程赴省，腾冲县长邱天培于日夜携眷逃出县城，自卫队及警察随之出走三练，驻腾冲的护路营于同日晚撤至龙川山，县城居民全部逃散。日军占领腾城后，少数留驻城内，多数分驻城外的英国领事馆、新桥河、松园、龙光台、老草坡等处；并强派民夫，在道路要口构筑坚固防御工事。

日军侵占怒江以西后，中国抗日部队第11集团军奉命开赴保山，阻敌东进。总司令宋希濂一面派第71军沿怒江布防，一面派预备2师进入腾冲打游击。腾冲各界抗日志士在预备2师的支持下，先在曲石成立以刘楚湘为主任的临时县务委员会，后在界头成立了以张问德为县长的抗日县政府，组织民众，培训干部，配合预备2师，在高黎贡山、狼牙山麓、大盈江、龙川江、槟榔江畔开展游击战争，先后进行200多次战斗，歼灭日军二千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率53、54两军的5个师约6万人向腾冲实行总反攻。5月11日在栗柴坝、猛古渡、水井渡、康郎渡、缅夏渡、大沙坝、龙潭渡等渡口强渡怒江。渡江后，54军198师叶佩高部、36师李志鹏部、预备2师顾葆裕部为右翼，53军116师赵镇藩部、130师张玉廷、王理寰部为左翼，向高黎贡

1949年12月15日，腾冲和平解放。12月23日成立由11人组成的腾冲县临时解放委员会，寸树声任主任委员，刘福铭、刘绍和任副主任委员，张南溟、汪可竺、陆汗白、杨汝时、陈家安、谢式南、黄美和、李根瑄等8人为委员。下设秘书室、财政组、文教组、法制组、经建组、电话队。委员会分别接管了民国时期的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县政府。

1950年2月21日，腾冲县人民政府成立，委寸树声为县长。1950年4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1师122团进驻腾冲。之后，“边纵”36团调往保山。县长由随军南下的干部刘衍行担任。由此，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及建设工作。

远在2200年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就已行走在了我们今日称之为“蜀身毒道”的古道上，而古道上往来人们的驻足、停留与前行，造就了腾冲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