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名称:“周鼎汤盘见蝌蚪”铭文织金砚<br>年代:民国28年(1939年)<br>产地:贵州织金县<br>规格:11.8 x11.8 x3.3厘米<br>说明:此砚正方形带盖,金晶墨玉所制,为织金砚典型工艺与砚式,具有较高工艺与艺术水准。织金工艺使黑色砚体华贵而沉稳,金色铭文灿烂而古雅。行书笔法流畅生动,与“笔走龙蛇”的意象契合,形成了视觉与文本意涵的共鸣。整体构图简洁,聚焦于砚面,突出了铭文这一精神核心。<br> 铭文上款:“明轩大哥雅玩”;正文:“周鼎汤盘见蝌蚪,晋砖汉瓦吐龙蛇(东坡句集/廿八、九)”;下款:“如弟王永华于贵西织金持赠”。<br> 显然,这是一方抗战期间,王永华为赠“明轩大哥”而定制的织金砚。查1943年中央陆军学校第十八期学员中有王永华,织金人。与此砚上王永华的落款时间、地点有契合之处,很可能就是这位国军军官回故里探亲专门定制的馈赠上司、同僚或战友之砚。“明轩大哥”是谁,一时无考。<br> 这方织金砚制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艰难岁月。铭文“周鼎汤盘见蝌蚪”借商周青铜器铭文之古奥,暗喻中华文明源流不绝;“晋砖汉瓦吐龙蛇”则以秦汉魏晋文物上的纹样,象征文化精神如龙蛇般腾跃,挥洒自如。铭文彰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短短数语中,融汇金石、考古、典籍与书法等多重意象,构建了一个文化谱系。赠予“明轩大哥雅玩”,既是友情酬答,也体现了赠、受双方共享的价值世界——在动荡时局中,以文化传承与精神交融作为彼此的慰藉与砥砺。如果王永华真是那位国军军官,则也体现了这位抗日军人的文韬武略。<br> 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此铭文恰是知识分子对中华文脉的坚守——战火可毁城池,但金石文字承载的文明根脉永不断绝。这是一种文化坚守的无声宣言,赋予了这方大后方地方砚超越个体的时代使命。<br> “器以载道”。此砚在战乱背景下,成为了一则具象的文化宣言:以器物之永恒对抗时代之动荡,以金石之坚贞印证中华文明之不息。</h3> <h3> 西南大后方在抗战时期不仅是地理上的“避难所”,更是中华民族文化抗争与复兴的基石。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避免因战争导致文化断层及战后重建储备了智力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文化机构与知识人才的内迁,也促进了西南文化事业的发展。砚作为中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载体,这一时期西南的地方砚也迎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br> 根据相关史料,四川的蒲砚、白花石砚、雾山石砚,重庆的金音石砚,云南的石屏紫石砚、凤羽砚,贵州的思砚、织金砚等抗战时期的生产规模都较先前翻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还出现了重庆北泉石砚等一些西南新砚种。许多小砚种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制砚名家和名作坊。一批内迁的文化大家、艺术家和能工巧匠都参与了抗战时期砚文化的创作,大大提升了西南地方砚的生产工艺和艺术水准。织金砚出现了黄玉才、杨先圣等制砚名家,继承并发扬了黄乾昌的雕焊工艺,代表织金砚在1939年全国美展等重要赛事中斩获金奖,将织金砚推向大后方,并确立了全国名砚的地位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