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教师过剩而是教育资源不公

李龙安文集

教育资源的天平倾斜，常被视为城乡差距的自然结果。然而，当我们审视一种愈发普遍的现象——城市学校教师“人满为患”，而乡村学校却在“一个完小只有四名老师”的窘境中挣扎时，便不得不思考，这已非简单的“差距”，而是一种更深层、更隐蔽的腐败。它无关个人贪渎，却关乎公共资源分配的失效、体制惰性的固化，以及一种对底层公平的集体性漠视。

城乡师资的鸿沟，触目惊心。一方是城市的“教师过剩”，某些学科教师甚至已现结构性冗员，职业内卷加剧；另一方，则是广袤乡村土地上，寥寥数名教师支撑起整个学校的运转，一周二十五节以上的课时是常态，他们疲于奔命，成了“全能”又“全疲”的教学机器。这种配置，哪里是“不均”，分明是资源分配的严重错位与浪费。它无声地宣告：同为共和国的新生代，在起点上便被人为地划出了“中心”与“边缘”。

然而，最令人痛心与愤懑的，是“调不动”背后的僵化逻辑。为何过剩的师资难以向匮乏之地流动？这背后盘根错节的，是“另一种腐败”。它可能是利益格局的固化：城市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条件、子女教育、发展机会，形成了隐形的既得利益舒适区，任何触及此区的“逆向”流动，都会遭遇强大的惯性阻力。它更是激励机制与责任体系的双重失灵：政策鼓励往往流于口号与短期支教，缺乏让优秀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刚性保障与长远规划；而问责的板子，很少真正打在“资源错配导致教育不公”这一核心责任上。当“调不动”成为心照不宣的常态，当制度无力或无意去纠正这种显而易见的畸形，这种不作为、难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对公共责任的背弃，对最需要资源群体的冷漠。

这种不公，正催生着可怕的恶性循环。乡村学校因师资薄弱而“人气”凋零，教育质量难以保障，令本就焦虑的家长彻底失望。于是，“拼命把孩子往城里送”成为唯一理性选择。这不仅仅掏空了农村家庭的积蓄，更深层地，它抽离了乡村的“未来”——最有活力与希望的孩子，连同他们背后家庭的关注与投入，一齐流向城市。乡村振兴，根基在于人才的振兴、文化的振兴。当乡村学校日益空心化，当孩子们对故乡的记忆只剩下破败的校舍与匆匆过客般的老师，我们拿什么去吸引人才回归？拿什么去培育乡土认同？这看似“个人选择”的洪流，恰恰是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道而驰的离心力，而它的重要源头之一，正是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配置的制度性不公。

破解此种“另类腐败”，需要的不仅是增加乡村校舍的拨款，或是偶尔的“送教下乡”。它需要一场深刻的资源再分配革命，其核心是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建立以公平为导向、以刚性约束为保障的师资动态调配与补偿机制。必须让教师资源的配置，与“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一根本目标严格挂钩，让“下不去”和“调不动”成为真正被问责的治理短板。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当这块基石因师资配置的“腐败”而松动、倾斜时，动摇的将是整个社会对正义的信心。城乡教育的天平日渐失衡，这不仅是乡村的悲哀，更是全社会的警示。毕竟，一个放任部分孩子因出身地域而注定接受薄弱教育的国度，其未来难言健康与光明。是满足于城市教育的“锦上添花”，还是勇于为乡村教育的“雪中送炭”动真格，这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更检验着一个社会的良心。腐败，从来不止于金钱的贪墨，更在于公平正义的流失。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我们流失得已经太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