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长春是“吉大”，我是半个“吉大”人

北湖愚公

有位微信群友从外地乘动车返回长春，他说车上返校的大学生很多，成为乘客中的“主力军”。

是呀，很多高校寒假结束之后，虽然在这段时间是“错锋”开学，但一般也是集中在3月初。因为学生们家庭距学校远近不同，所以看起来也是“扎堆儿”出现。

我们长春以“科教城”著称，大专院校有40多所，在校生总数超过60万人，蔚为大观。这一阶段，各种交通工具以“学生流”为主，正当其时。

仅以“六校合一”的吉林大学为例，目前有在校生7万多人，它有六个校区和七个校园，分布在市内不同区域，以至人们开玩笑说，半个长春是吉大。

标题的前半部分解读完了，那么后半部分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这“半个”吉大人莫非是人形机器人，只相当于半个人吗？非也。

现在有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叫“选择不对，努力白费”。我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证明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人生是“单行线”，好也罢，孬好罢，过去就是过去了——所谓“覆水难收”是也。

这事说来话长，可我也不想说太长的话，尽量长话短说。

这件事的直接起点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距终点——即我生命的终点，肯定会越来越近（我不可能再活半个世纪了）。

话说19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中断长达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彼时我正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听到此消息当然喜不自胜，比吃到那时罕见的猪肉炖粉条子还高兴。

不过我也是喜忧参半，因为我自知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从小学三年级就经历“文革”，中学毕业时社会仍处于“文革”末期。我在学校的那些年学得虽不能说一塌糊涂，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而下乡3年，让原本就学得不够扎实的那“半瓶子醋”，差不多都“晃荡”见底了。

要去参加高考，墨水不够，“醋”不足，那就得用“胆子”来凑了——本来我这人天生胆子较小，可面临这人生重大机遇，壮着胆子也得往前冲啊。

那时高考是大学与中专同时报名，只是填报的志愿不同而已。我所在的“集体户”（知青点）共有14人，但只有3人报名——我报的是本科，另两位“胆子”比我更小，都报了中专（其他人不是不想报，而是觉得更没把握，面对机会只能放弃）。

那时可供选择的报考学校和专业不多，尤其对我这种理科基础不好的人来说，文科可选择的“面”就更少。我咬咬牙，狠狠心，把第一志愿填写了我们省内的最高学府——吉林大学。

对于考生而言，考试之前的时间应该是最为宝贵的，可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却几乎成为“垃圾时间”，因为我不知要复习什么，也没有可供复习的资料，并且不敢回家——担心脱离“第一线”生产劳动会有什么“说道”。

就这么“一疙瘩一块儿”，我可着以前残存的那一星半点儿的“老底子”造吧，考上当然好，考不上还有明年呢——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高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录取线公布了，本科是180分，中专是140分。我荣幸地进入了本科录取线，我的一位小伙伴进入了中专录取线，另一位则“名落孙山”。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那位进了录取线的小伙伴，接到通知去相隔40里地（华里）的另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参加体检（我们所在公社较小，考生也较少，我们就被“转场”了）。

虽然我体检过关，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次的录取率，据后来的资料显示，是参加考试者的4.8%。至于进入录取线之后的最终升学率，我就不知道了。我的“然后”是怎么个“子午卯酉”，我还真就不知所以——那年考生的考试成绩都在农大“张榜公布”，但那时去农大不像现在交通这么便利，我就没去看，心想反正是没录取，明年再考呗。而我的那位小伙伴回城读了一所中专，毕业后成为“坐办公室的”（后来他就读的那所中专又升格为大专，相当于提升了他们的荣誉感）。

第二年我按既定计划又一次参加了高考，但成绩更不乐观，连录取线的“门槛”都没进去，因为那多半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既没有复习条件，也仍然不知复习些什么。

不知他人是什么情况，我本身是个矛盾体，一方面性格随和，另一方面又倔强执拗，就认准了非“目标定位”的学校不报，而本身的能力又不够，所以只能当个“名校落榜生”。

1978年10月，我回城进入工厂做了工人，也不再想参加高考。但我的“向学”之心未泯，恰好那时区里有个称为“业余工学院”的学校也在恢复招生，于是我去报考，在被录取的数以百计的考生中，竟然名列第14。

不过这“业余工学院”没有我“适配”的专业，加之后来赶上家里拆迁，我去同学家寄住，这个学业的“天赐良缘”在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我主动放弃了（我有3位同事坚持学到毕业，对他们的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有的人甚至因之改变了命运）。

那时各行各业人才奇缺，青黄不接。1979年，广播电视大学（简称“电大”）在我们的城市应运而生。首期的几个专业，全是理工科（这说明国家更急需的是这方面的人才），没有我“对口”的，所以我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

我所在的大约500人的企业中，当年有不到10人考上了“电大”（为免“对号入座”，我模糊一下这个数字）。据说主要是同事中有一位“文革”前的“老三届”卷子答得好，其他同事就“借光”了。

当时的政策是入学者学费由单位“报销”，上课期间工资照发，毕业后全部转为干部编制。不过这优厚的待遇都与我无关，因为非我所好。

后来那几位读了“电大”的同事，凭借一纸毕业证书，绝大多数都调转到比我们单位更好的地方去了。那位“带头大哥”，更成为一名光荣的教育工作者（他的具体工作单位我就不予透露了，反正有些“反讽”意味）。

第二年电大招生，有了中文专业，但招生条件变了，一是不允许用工作时间上课，二是学费由自己负责。后一条不算大事，只是让人心里不平衡，但前一条让我“动弹”不得，于是这个机会又在我眼前溜走。

1983年，我们国家推出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其中有中文和法律等我可学的文科。不过，我没学中文专业，而是选择法律专业，因为我想学一个我以前所生疏的专业（这就像我平时走路不喜欢走熟悉的道路，而更愿意找从未走过的路走一样——毕竟那时我的母语“中文”，已经使用了二十好几年）。

经过3年学习，首批自考生在1986年的上半年毕业了，但我还有少数考试没及格。假如我在考试时“活动活动心眼儿”，有可能首批就拿到毕业证书——我知道不论是那一期还是以后各期，通过在考场“动脑筋”而获得毕业证书者不乏其人，这也曾让“自考生”在社会上被人所诟病。但我还是希望以自己真实的成绩来获得这一纸证书，终于在当年的年末前成为第二批自考毕业生（那时，被一些考生视为“畏途”的《中国法制史》，由于我需要考试的科目已经较少，就在考前把教材读了N遍，考了个我所有14门课程中的最高分——距满分不远了）。

政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变就变。比如，首批自考生毕业时，按政策规定是全部“转干”。而我们这第二批毕业生仅差了半年，政策的“风向”又变了，在是否转干这一点上改为“可转可不转”。

我单位中有与领导关系好的与我同期毕业的自考者，既可“暗中”报销学费，也被转为干部编制（虽然其工作岗位没变，但“身份”变了）。由于我对领导一贯是“敬而远之”，所以这两件“好事”，都与我无关。

那时也有少数自考大专毕业的人选择继续攻读本科，但学习是件吃苦的事（如人们经常引用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就没再“深造”，因为作为如今所称的“牛马”，我身上也套有“夹板”。并且，我认为有一张大专文凭，可以“混社会”了。

过了近3年，我还是以自考毕业证书作为“敲门砖”，离开了工作11年的企业，被借调的一个机关工作。后来虽然我的人生经历过多次“转型”，但那本红色的毕业证书一直是我的“护身符”，伴随着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十年。而在我那本毕业证书上，除了盖有吉林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印章，还盖有吉林大学的印章——毕竟我不是吉大的全日制毕业生，所以只敢称自己是“半个”吉大人。

虽然上一句已经“扣题”了，但在此我还想画蛇添足插上几句题外话：后来某一年，我在我们当地报纸上，读到一位“成功人士”所写的文章，提到当年他也曾在农村插队。恢复高考那年，他选择了一个最容易考的学校（貌似是技校那类的）。他的目的是先回城，再“曲线”谋发展，后来他果然“一帆风顺”。而我由于志大才疏，好高骛远，力不从心，总是做出不适合形势的选择，人生可谓一路坎坷，与一个个机会擦肩而过——本文只是就我的求学经历而言，其他方面莫不如此。

（图片含AI生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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