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琪玖《毛边的底稿》

意水

普通人“活着”的史诗

——读王琪玖《毛边的底稿》

杨红利

我读完王琪玖《毛边的底稿》第一部分《春暖清明》的那个下午，老伴接了一个电话，说一位同事的母亲“走了”，灵堂设在农村老家，叫我记得提醒他隔日要去吊唁。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忽然想起文中那句：“现在农村人的房，都是给死人盖的。”这话从书中人物新红嘴里说出来时，带着关中汉子特有的直愣愣的劲儿，却像一把钝刀，割得人心口生疼。

《毛边的底稿》是一部奇书。说它奇，不是因为情节跌宕或技巧炫目，恰恰相反，它平淡得就像你我每日经过的街巷，琐碎得就像家族群里永远刷不完的语音消息。王琪玖选择以“非虚构纪实散文”的形式，记录一个普通退休教授家庭在一年四季中的所见所闻——春天的清明、夏天的端午、秋天的中秋、冬天的冬至。用四个节气，四段时间，串起的是一个人与一群人“活着”的全部真相。而那个诡异的梦境——右手握着价值百万的金沙，左手是鼓鼓囊囊的布袋，却惶惶然要找“牛尻子”藏起来——恰恰成了全书最精准的隐喻。金沙是什么？是欲望，是焦虑，是每个普通人梦里都不敢放下的重负。而“牛尻子”呢？那是童年捉迷藏时最荒唐的藏身处，象征着我们在现实困境中那些徒劳的、可笑的、却也无比真实的挣扎。

一、“金沙”的重量：被压弯的脊梁

王琪玖开篇就写梦，绝非偶然。那袋金沙，在现实中对应着什么？是儿子房子的贷款，是每月从退休金里扣除的数字，是“进了监狱，我的退休金就保不住了”的恐惧。一个退休教师，梦里的财富不过几百万，恰好够还清儿子的房贷。这数字精确得让人心酸——它不是一个暴发户的狂想，而是一个父亲用毕生积蓄加上退休金都填不满的缺口。

这种“金沙”的重量，贯穿全书。魏光明为什么执意要在农村翻盖大平房？因为他见过缑家村那个老汉的死——三个儿子互相推诿，没人愿意在家设灵堂，“要不是镇政府介入，老汉恐怕都要臭在家里呢”。他算的是一笔生死账：“你住在谁家，就是个难肠事。”两个儿子都在城里有房，可那是“三室两厅，客厅都没手心大”，怎么设灵堂？谁戴孝帽子？这世上“有争房争地的，就没有过争孝帽子的”。

文中二哥二嫂的故事更扎心。二嫂病了，二哥用三轮车拉到固市医院，排了半天队，却因为挂号窗口只收手机支付、不收现金，一气之下把人拉了回来。二哥有退休金，有两个女儿在渭南市工作，可他就是不打电话。他说“孝心是儿女给的，靠自觉哩，哪有父母开口要的。”这话说得硬气，却也说得凄凉。他攒钱给儿子办婚礼，可儿子领了证、生了娃，就因为彩礼和婚房谈不拢，媳妇就是“不得名正言顺地回到他家里来”。二哥一辈子争强好胜，唯独这事让他“心里不谄和”。

这就是《毛边的底稿》里反复出现的“金沙”——它不是具体的钱，而是每个普通人肩上扛着的责任、焦虑、尊严，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它们像梦里的金沙一样，看似闪闪发光，实则沉重无比，压得人半夜惊醒，满头大汗。

二、“牛尻子”的荒唐：无处可藏的困境

梦里那个荒唐的藏身处——“牛尻子”——恰恰是全书最精妙的意象。金沙太重，可藏到哪里都觉得不保险，最后想起小时候捉迷藏时有人说过，“只有藏在牛尻子里人就找不着”。这是儿童的思维，却也是成人的困境：当现实的压力无处安放时，人会本能地寻求一个最荒谬的避难所。

这种“牛尻子”式的困境，在书中比比皆是。

魏光明翻盖大平房，就是为了死后有个地方设灵堂。他把身后事提前规划到一砖一瓦，可这规划本身，不就是一个巨大的“牛尻子”吗？他试图用一座农村大平房，藏起对老无所依的恐惧。

三旺歪着脖子来找“我”，想借房子住。他年轻时盖房当小工从架板上栽下来，把脖子窝了，一辈子歪着。媳妇珍珠脑梗瘫在床上，片刻不能离人，出来一会儿珍珠就打电话说“尿呀”。他想回村盖房，为什么？因为“珍珠现在的样子，如果有一天走了，他在哪儿设灵堂”？三旺自己都六十多了，还得为这最后的事做打算。他想借“我”的房子住，因为对门他大哥家“不干净”——那院子里死过人，风水不好。可“我”娘娘说，三旺自己把村里的房子卖了，在县城住了二十多年，现在又要回来盖房，“真是能折腾”。这折腾，不也是在找一个“牛尻子”吗？

文中旺哥一家的遭遇，简直是一部浓缩的农村家庭悲剧史。旺哥两口子勤劳一辈子，把三儿一女供上大学，自己买下二层小楼，眼看日子美了，灾难却接踵而至：他嫂子打麻将时脑梗；三儿子突发脑梗无法工作；他嫂子去世不到两年，二儿子小平38岁突发脑出血离世；旺哥自己68岁那年，一碗饺子没吃完，心肌梗死死在医院病床上。旺哥大儿子平儿主事时，胡子拉茬，面容哀戚，但没有一滴眼泪，他说：“大大，我把眼泪流干了！我没眼泪，我，我恨这个地方！”

平儿把这院子无偿让给新红住，新红在里面养瘫妈、养牛、养鸡、养狗、养鹅，“弄得肮脏不堪”。后来村里人说这院子风水不好，尤其是那棵浑身长满尖刺的铁树，“克人哩”。可新红住进去却啥事没有。这院子里真的有鬼吗？还是说，那些看不见的“克”，本就藏在生活的褶皱里，藏在一个普通家庭无法预料的厄运里？

三、“活着”的韧性：冷热交织的生命状态

《毛边的底稿》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它写出了多少苦难，而是它在苦难中打捞出的那些微微的“温热”。

文中写道，老伴给她二嫂一千元现金时，二嫂不接。老伴说：“你再推辞就见外了，我考大学时，你不顾村里人说三道四，骑着车子给我送馍；我俩那年得病，你照料了一个多月，世上哪有嫂子对小姑子这样好的？”人情总是在这种具体的、琐碎的、日积月累的往来中一点点攒下的。二嫂最后接了钱，不是因为这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因为这钱里装着过往的情分。

文星姐姐的故事，也是一个“温热”的例子。她年轻时风风火火闯商海，挣下一份家业，却因为丈夫赌博输光了一切，离婚后回娘家照料卧病在床的父亲。“我”想把她介绍给魏光明，两个老人“取长补短走到一起，互相帮衬”。这事能不能成不知道，但“我”愿意牵这根线，就因为见过太多独居老人的难处。哪怕最后不成，“权当踏青哩嘛”。这种带着烟火气的善意，是这本书里最温暖的底色。

还有何演宏。一个退了休的老报人，自己花钱办社区研究院，不拿政府补贴，不接受企业赞助，所有支出都是退休金。参加评审会不问有没有车马费，冒着烈日安排讲课，自己悄悄站在边角。听说“我”需要《创业史》，立刻说他有，结果“我”收到的竟是他从网上订购的新书，还包着封衣。这样一个好人，63岁就因肺癌去世了。他走前留下遗言：不麻烦党政组织，不麻烦亲戚朋友，不收任何礼物，一切从简。“我”开车回家的路上，默默为他祈福：“如有来生，我们还做兄弟吧。”

这就是《毛边的底稿》里的“人”——他们普通得像地里的野苜蓿花，开不出绚丽的花朵，也没有诱人的清香，可他们实实在在地为这片土地贡献过自己的色彩。他们活着的时候相互帮衬，死了也不愿给人添麻烦。这种“活着”的姿态，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

四、“第一人称”的温度：我们都是亲历者

王琪玖在自序中解释了为什么选择第一人称：“最深切的普遍性，往往从最私人的体验中浮现。”我深以为然。

当“我”为了27元停车费跟门卫理论时，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斤斤计较，而是一代人对消费观念变迁的不适应；当“我”担忧孙女学习成绩时，写的是当代中国家庭普遍的教育焦虑；当“我”回乡参加老绵的葬礼时，写的是城乡差距、农村养老等社会问题。

这个“我”，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他和文中人物一样困惑、无力、寻求答案。他有“高血压、高血糖，搭了心脏支架”，他沉迷短视频又警惕短视频，他在梦里反复出现考试的焦虑。所有这些“我”的介入，不是为了凸显自我，恰恰是为了表明：观察者并非隔岸观火，他同样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他的视角同样受限，他的情绪同样需要安抚——“抽抽烟，平静平静心情”。

这种有限的、带体温的视角，让文字具有了可信性与亲和力。当“我”在文星父亲床前，看着这个曾经刚强的人被病魔折磨得“面色苍黄，耷拉着眼皮”，握住“我”的手却想坐起来时，“我”的酸楚也是读者的酸楚。当“我”在老绵灵前敬香，回望这个只长一岁却匆匆离世的同辈，“百感交集”时，读者的心里也会泛起自己的老绵。

更可贵的是，这个“我”从不回避自己的局限。面对二嫂的困境，“我”能做的不过是打个电话、给一千元现金。面对三旺借房的请求，“我”没有当场答应，只是叹了口气。面对何演宏的去世，“我”只能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默默祈福。这种“无力感”，恰恰是最真实的——我们都是普通人，能做的有限，但至少，我们还在场，还在看，还在记录，还在彼此慰藉。

五、“毛边的底稿”：未完成的叩问

书名《毛边的底稿》很有意思。“毛边”意味着未完成、未修饰，“底稿”意味着原始记录、第一手材料。王琪玖显然无意提供一份精雕细琢的“成品”，他更想呈现的，是生活本身那种毛茸茸的、带刺的、边角不齐的质感。

所以这本书没有标准答案。老绵死了，葬礼上“三三两两的孝男孝女坐在院子的板凳上闲聊”，这就是农村丧事的常态。二哥的问题没有解决，二嫂的病还要拖下去，萌萌的愤怒依然在电话那头。三旺想盖房，珍珠还得人伺候，“我”娘娘还在抱怨自来水有水垢。魏光明和文星姐姐的事，最后成没成？书里没写。何演宏的葬礼，协会送了花圈，“我”默默祈福，这就完了。

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吗？问题还在那里，寒风依旧凛冽，但日子总要过下去。婚礼总要参加，亲人总要团聚，清明总要上坟，中秋总要团圆。那些看似微微“温热”的瞬间——他老伴数药片时的细心，弟媳说“拾到篮篮都是菜”时的强笑，伟伟痛哭后的擦脸振作，大姐对便秘危险的严肃叮嘱，构成了我们对抗“凛冽”的全部武器。

王琪玖在自序最后写道：“即便终将被遗忘，我也曾写下：我们活过，痛过，彼此慰藉过。我们在风雨中相互看见，并继续前行。”

这让我想起《春暖清明》结尾那个细节：“我”老伴在岳母坟前磕完头，裤角上沾了一片枯树叶，怎么拍都拍不掉。“我”返身向坟作了个揖，说：“娘，你回去，我跟淑过些日子再来看你。”那片枯树叶，竟悄然落地了。

这不是迷信，这是中国人处理生死的方式——我们不相信灵魂，但我们相信情感。那些逝去的人，不是真的走了，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活在我们每一个祭奠的瞬间。他们会在清明时分，用一片枯树叶，告诉活着的儿女：收到了，回去吧，好好过日子。

这大概就是《毛边的底稿》想告诉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是一道有解的方程，它是一堆乱麻，是一地鸡毛，是梦里那袋无处可藏的金沙，是记忆中那个荒唐可笑的“牛尻子”。可正因为如此，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记录，被记住。

就像那些沐惠村的普通人——老绵、旺哥、三旺、二哥、二嫂、魏光明、文星姐姐、何演宏——他们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可他们在风雨中相互看见，彼此慰藉，这就够了。

.文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不能改变“冬至”的来临，但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空间，去凝视那凛冽，去触摸那温热，去理解彼此境遇中的共通性。当伟伟伏案痛哭时，“我”能做的不过是递上一杯蜂蜜水，然后把这个故事忠实地记录下来。这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不肯沉默的见证，一种充满温度的抵抗。

读完《毛边的底稿》，我想起同事电话里说的那个“走了”的老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没听过他的故事，但我忽然觉得，他或许也是某个人的“老绵”，某个人的“旺哥”，某个人的“三旺”。他也曾在某个春天的清晨，为儿子的房贷发愁；也曾在某个冬天的夜晚，琢磨着死后该在哪里设灵堂。

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毛边的底稿”——粗糙、未完成、边角不齐，可它是真实的，带着体温的，活过的证据。

这就够了。

202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