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故事

初照

　　这张照片拍的是今年（马年）春节期间的一次同学聚会。这帮兴高彩烈的老头儿老太太小的七十二岁，大的七十三岁。他们的缘分从出生在同一座医院开始，后来进了同一所幼儿园，再后来进了同一所小学同一班级，同窗八年，比梁山伯祝英台还长。小学毕业那年，“史无前例”爆发，随着大潮的跌荡起伏，这些人星散四方，有人上山下乡，有人入伍参军，多数人进厂当了工人。如今这些爷爷奶奶都已退休多年，每年的春节，从北京，上海，深圳，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大家互致问候，在济南的就小聚一次。我们有个小群，经常闲聊，今年有位网红奶奶提议，把我们以前聊过的闲呱归集一下。这事派到我头上，那就试试吧？

第一个书包

从小学上到大学，用过两个书包。上中学时正逢文革高潮，上课就是背毛主席语录，语文学毛主席诗词，数学学到一元二次方程，体育跳忠字舞、语录操。一本合订的毛主席语录就够了，也沒记得有什么作业。所以，用不着书包。恢复高考上了大学，4年学了30多门课，这就用上书包了，而且好大。且不提了。这里说一下上小学的这个书包。这是一个深蓝色的小帆布包，类似于现在一些会议发的文件包，没有盖，两条带子较长斜挎在肩上。里面两本书---语文、算术，两个本子是写作业的。书里的内容现在沒印象了，记住的是印书的纸：又黑又厚挺粗糙，说是马粪纸吧，比它还黑但不吸水；麦杆的细梗清𥇦可见且能摸出来。亏得一年级课本字少又大，否则不知怎么辨认哪是纸哪是课文。作业本也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铅笔盒-----木板的，上面是一拉盖，往外一抽，里边两支铅笔（沒橡皮头），一支黄漆的木尺，一把小刀，一块橡皮。记得到四年级时，我爸爸去北京出差，才给买回一个铁皮的铅笔盒，上面印了一个笑话，叫糊涂虫。当时上课走神时就是盯着铅笔盒看。我估计这些东西加起来也不足一斤。看着现在小学生背着七八斤的大书包，觉得当时我们还很幸运的。

文革改变了命运的方向。

我小学时自认为是喜欢数学的，一是心算较快，至今集上买菜算账也比贩子快；二是任何算式都有多种算法，只要稍做变动，就比老师做的快，可以呈能；三是受过刺激---当年大明湖北极阁下有一卖荷花的残疾人，经常念念有词蒙人“三八两角七，让你一分，拿两角六”，屡试不爽。那时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是想工科的，当然要学好。文革一阵旋风昏天黑地，把大学都赶到乡下去了，断了一代人上大学的梦想。从此也就不好此门了。待到恢复高考，数学只得了30分，好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还可以，只有文科一途可选。于是误打误闯改变了人生轨迹。

同学、邻居、朋友。

我们的同学关系与当今放了学就被各自家长接走的孩子不同。大家无非是山医、附院、卫生厅的子女。这三个单位关系千丝万缕，父母们是同事、邻居和朋友，于是也派生到我们这一代。一提起某同学，父母们就会说：呵，是老X的儿子（闺女）。见到同学的父母，叫叔叔阿姨也很自然。那时父母一代正当壮年，对他们那些老八路、新四军、地下党，也沒觉得什么崇高神秘，对那些从国统区和国外投奔革命的教授专家，也没想过他们的千辛万苦。一概叔叔伯伯而论，不知还有官大官小，专家工人之分。山医的党委书记于勋忱同志有时还叫住我，小李，最近又学什么了？每当校工杨大爷敲响放学的铁钟，学生们三五成群穿过偌大的山医校园，到中心花园水池玩水，到北操场爬树偷杏，到实验动物园惹狗，然后到某一同学家集体做作业。各小楼前后窜松墙，打游击，几乎是每天例行的游戏。一旦闯下祸事，怨有头债有主，几乎沒有逃脱的可能！必有一位哭哭涕涕找上家门“金阿姨，曙光把我铅笔撅断了！”于是乎，关上门就是一顿教训。就像一个大家庭、小村落，谁家的开门钥匙藏哪儿，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田园一般的氛围，被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一扫而光！家长们一夜之间都变了牛鬼蛇神，我们的童年也结束了。

我在一年级印象最深的事。

六O年是挨饿的一年。我的爷爷奶奶因在威海老家农村饿的受不了，跑到济南投奔儿子。那时我家5囗人，弟弟妹妹在幼儿园，家里粮本上就是爸爸妈妈和我三人。机关干部的定量大概二十五六斤，我一小学生也就十几斤。三个人的口粮五个人吃，可想而知谁也吃不饱。这时各单位都搞自己的副食基地。我记得吃过湖里的笮草、榆树叶、豆腐渣之类的东西，家里还晒水养过小球藻，拧干了掺在窝窝里。家里偶尔有点好吃的，我奶奶必定用筷子夾到我爸爸碗里；我妈妈有时就又夾出来放到我碗里，说“你疼你儿，俺疼俺儿”一家人相视无语。当时每个学生班级都有一畦实验田，我们班种的是胡萝卜。一日课外活动，王老师领着我们间苗。干完活，王老师把间下的胡萝卜苗分给大家，我也得了一小把。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要别人的东西，公家的东西更不能拿。握着这把胡萝卜苗羞得无地自容，但是老师发的也不敢不要。回家拿给我妈，喜得我妈眼睛发亮，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肚子里，知道沒做错事。那天晚上的窝窝头里就添了新叶道。54年过去了，王老师分胡萝卜缨和我妈高兴的眼神，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讲点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班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的大跃进，现在被人们常记起的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其实大跃进是政治经济文化配合的一个体系，其中文化大跃进的内容之一便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扩招。我们这个年级三个班，一班是山医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三班是沒上幼儿园的孩子，我们这个二班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被跃进的洪流提前一年送进了小学。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王天霓老师是一位精干的女老师，现在我一闭眼就能想起她短发大眼，走路一阵风的样子。哄着一班不足岁的孩子，王老师把算数语文的课程编了许多朗朗上口的歌谣，如“宽”字，原来似乎下面还有一点，歌谣是“草字腰，宝盖头，一个见见踢皮球”。如此这般，经过一年多的调教，很快便与一班不相上下，而超过了三班。我们班的丁牧和杨秋云表演的“逛新城”也曾着实在全校火了一把。

讲个路队的故事。

附小就在山医院内，那时又沒有汽车，连家里有辆自行车都是奢侈的事------约等于现在开宝马，根本没有交通安全问题。𣎴知刘校长脑子转坏了哪根筋，放学各班要排路队。于是乎我们就有了长柏路队：陈琪、胡岩松、徐晓伟、贠建国、刘克嘉、管小玲、荆南松；青杨路队：孙岩、翟燕、任民、李鸿、张绍梅、陈宁和我；还有49号和南新街队。南村人少，东村太近，记不准是否也有路队。每天放学，班长整好队，大家鱼贯而出。开始大家还挺认真，时间长了，孩子顽皮，一出学校，就散了队。记得走到大饭厅南头，有个烧饼炉子，面案师傅姓孙，五十多岁了，浓眉深颧，颇有点俄罗斯形象，边打烧饼边唱小曲，好给小孩开玩笑。那时正在长身体，又逢三年困难时期，路队众生皆对焦酥放香的烧饼大感兴趣。于是经常围在烧饼炉边，犒劳一下鼻子。孙大爷这时就给孩子们编歌。记得一次是“小孙、小李和小陈，你们都是小爱人”。大家当时么也不懂，只是围着傻笑。五十年过去了，孙大爷的预言一点影也没有！

讲个偷杏的故事。 山医进了大门朝东，第一条路叫杏林路。我们小的时候，杏林路一直通到游泳池西边。那时路南西起依次是办公楼、小礼堂和教学六楼，路北是一片果园叫北操场。现在，游泳池没了，北操场没了，路边的杏树也没了。可当年是真有杏的杏林路啊！ 毛爷爷时代孩子是真馋，偷桃摸杏是男孩子的必备技能。没法子，家长只有去看病人，才会提一小篓苹果或香蕉，哪有给孩子买水果的？大家谁知道李鸿的老家是哪里？我知道！为什么？烟台市幸福人民公社一一产烟台大苹果的地方。李鸿大姑来济南，李鸿捧着大苹果一个人啃。所有的同学羡慕嫉妒恨呀！想吃，没有。怎么办？爬树去偷！从杏花刚落，小杏还没小指头尖大，杏林路就被山医附小全体同学盯上了。用弹弓的、用竹竿的、扔石头的，凡是人手够得到的高度的每一颗杏，在长到大拇指大小之前基本上被扫荡一空。那杏核还是一泡水呢，青杏酸的人呲牙咧嘴。明知又酸又涩还是止不住搜索每一颗可能漏网之杏。哪个附小学生敢说没干过？ 也有个别能长红成熟的杏宝宝，长在哪里？办公楼下！家长们在楼上办公，一眼看见，回家一顿胖揍是少不了的。我爸爸在二层北边的办公室正对着最高大的几棵杏树。我开始是有贼心没贼胆，后来在楼下反复观察，发现那窗里从无人抬头观望，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爬上了树！上了树，离红杏越来越近，甜杏的香味都闻得见了！这时就与二层窗台平行了，偷眼望去，我爸对桌的耿叔叔正在对我笑！啊呀，顿时魂飞胆散！不知怎么跳下树来一路鼠窜！ 提心吊胆挨到晚上回家，老爹竟没事一样。长出一口气，耿叔叔真够哥们！我从此一生都视耿叔为患难之交！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在杏林路偷杏！

谁还记得振海？

王振海是我小学和初中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振海白白的，圆脸大眼，身材壮实，且能歌善舞，是与丁牧安嵋李会英并列的文艺骨干。还有男生吗？胡岩松转学后，我沒想起一个来。振海身壮体健，唯有手小且六指，反差挺大。他的文艺细胞好像与生俱来。从小就活泼好动，凡是文艺体育活动沒有不行的。尤其是音乐天分表现在拉二胡上。别看他是六指，但拉起二胡来，与颜纪安纪平兄弟不相上下。文革中八个样板戏，只要他听过的，就拉的有板有眼，非常投入。1968年在八中上学时，只要附小杨大爷不开门，我们一起爬墙如履平地，家常便饭一般。

振海聪明伶俐，性格开朗随和。从6岁上小学到16岁进工厂，我们一起玩了10年，从未记的他发过脾气。别人有讥讽，他只当沒听见。1967年他爸爸当山医工人造反头头，放肆过分进了监狱。家庭一下陷入困境，振海作为老大，默默帮妈妈赵阿姨支撑着一家人。振海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叫王敏。王敏长大后参军去临沂当了特种兵，再也沒见过。

1970年我们初中毕业进厂做工。振海和六勤董秋凤去了塑料模具厂。那时厂子在芙蓉街上，我去找他们玩过。振海后来当了厂长。我想他一个工人孩子，无依无靠，也是全凭心灵手巧，人缘好吧！我们同学当厂长的还有十月绪谦和任民。以我8年工人生涯体会，他们亦是如此吧！

考上大学后，我离开了山医，渐渐地也沒了儿时伙伴的消息。直到一次见到六勤，才知道振海早已病逝，痛心不已。又是2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的他吗？

那两双大眼睛。

陈琪和赵绪谦是我们班最让我想起就笑的两个小伙伴。一白一黑，一胖一瘦，一大嘴一小嘴，就像上帝配对制造的宝贝儿。唯有一点共同的----就是都有一双毛茸茸的大眼晴。我自己眼小，就对人家双眼皮大眼睛不胜羡慕，以为那就是美。陈琪一着急，嘴就有点克巴；赵绪谦虽然个小，但是人家有哥哥，别看笑嘻嘻的，也是不要惹的主儿。陈琪家老人是和我家老人一起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部队转业来的，我妈妈和王阿姨是好朋友，退休以后还串门聊天。陈琪爸爸是老新四军，话不多，毛笔字写得极好。陈琪妈妈王阿姨是上海人，把两个儿子打扮的整齐干净，当年在同学中着实闪光夺目-------我们都还是裹着大棉袄圆滚滚的像土豆一般，陈琪笔挺的呢子外套，小皮鞋擦的黑又亮！哇，就像洋娃娃。我一直到结婚，才穿上第一双黑皮鞋。这就是上海妈妈与山东妈妈的儿子的对照。赵绪谦住在校外文化路的新楼上，安嵋也是，好像是文革前第一批搬进高楼的住户。院内住两层楼的的孩子们有多么羡慕，就像今天见了迪拜的高楼一样！那时中共济南市委的7层楼是全市最高的大楼。我和李鸿南松们骑在山医西墙上一眼就能看见。山医的数学8楼只有六层，每年国庆节之夜我们都爬上楼顶看焰火，大明湖解放阁英雄山青年公园的礼花尽收眼底，似乎陈琪这样的好孩子就享受不到这种快乐。而赵绪谦在自家阳台上就看好了，那用与我们一样担惊受怕呀！

想起了铁牛

在家封闭20多天了。毎日里临帖、做饭，听听歌。闲来遐想，不由想起了60多年来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其中，小学同学里第一个记起的就是刘铁牛。铁牛是山医附院院长的大儿子，他的弟弟叫五一。铁牛因儿时患大脑炎，脑子不太灵光，考试总是交白卷，于是就一级一级降到我们班。铁牛比我们大许多，站在队列里颇有羊群里跑骆驼的感觉。铁牛学习不好，身体却很棒，动作也灵巧。运动会上跳高，掷球，拔河样样离不了他。铁牛上课东张西望，做小动作，老师也当看不见。听着他瓮声瓮气的嗓音，我们也当乐事般 ，反而喜欢和他一起游戏。铁牛家住49号进门第一座小楼上，放学时和丁民同路。我们打酱油时，拐个小弯，找铁牛家玩玩，也是常有的事。后来，铁牛爸爸调青岛工作了，他们也随之转学，再也沒见过了。铁牛如健在，今年应该70岁了，不知那个茁壮高大的小男孩，如今是什么模样了？

除了铁牛，我们班半途进出的还有徐继元，董新水，党兆德，许琴，刘立生，

杨秋云。他们的样子历历在目。徐继元是附院张珍书记的孩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小元兄妹都是黑黑的圆头圆脸，小炮弹一般。文革前他报名去青海建设兵团了，文革中跑了回来。我们曾在附小操场桃树下，听穿着沒领章军装的小元讲青海兵团的蛮荒艰难，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一晃近60年了，也不知他到了何方？

董新水是我们班个子最小的男生，又黑又瘦，两只大眼瞪着。七八十年代曾见他在附院病房门外看自行车，相对无语。

党兆德是个瘦瘦的黄脸男孩，家住西门旧军门巷。党兆德心灵手巧，会自己刻个小手枪，弯弹弓。文革前他爸爸离开山医，他也随之返乡，从此天各一方。

杨秋云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子。和丁牧王振海是文艺活动骨干。逛新城，洗衣歌，曾在附小风光一时。杨秋云家住山医大门西的老楼里，也随父亲退休转学走了。记的前一阵群里有人说和她曾有联系，也忘了是谁说的了。

朴树有歌《那些花儿》中唱到，那些花儿随风飘落在天涯，他们在哪里呀，他们都老了吧？我现在才体会到那种茫然的心情。

@John. Xu

说到丁牧，他是我们班追求文艺最执着的人。小学四年级他就开始写诗，好像是学习雷锋。看他作文本上一页又一页的诗句，真是佩服。那时我写作文尚搜腸刮肚顶多写400字。人家竟然写上百行的诗了！文革中，山医孩子唯有丁牧丁宁闭门不出练习书法，好像是跟丁恬叔叔学《张猛龙》。有时我与宋岗去叫他出来玩，也坚辞不就。

小时我和丁牧脸黑的差不多，个头也差不多，山医有的大人分不清我俩。后来进厂做工，丁牧和晓伟在铁厂看大磅。1978年，我和晓伟考入山师，丁牧考入中戏，后来丁宁也考去了。寒假里，丁牧在南操场腰扎宽带，脚蹬灯笼裤，打飞脚，练空翻，很有武生派头。1980年代丁牧分在省柳子剧团，不找对象。聊起天来，说在中戏看的漂亮的多了，济南这些演员根本看不到眼里。后来，丁牧考上北电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又一厂长！还有树意陈琪）

丁牧妈妈与南松爸爸是山医微生物的创始人，我老婆的老师。仇阿姨退休后在北京为丁牧看孩子。因我老婆每年都看望老师，从仇阿姨那里经常听到丁牧的消息。

丁牧回济，十月设宴，我们都等着，也沒请来。仇阿姨去世后，丁宁陪老爹过，时常见面打个招呼。去年夏天在山医南门，遇到兄弟二人推着丁叔叔出门，打个招呼就此别过。

@十月

明天是十月的生日。这个月过生日的还有李鸿树意和孙岩。要说和我交集最多的，要数十月姐弟。

十月父母和我爸妈都是穿军装从纬九路(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出来的。我妈说，在纬九路时孩子少，就是十月的姐姐小秀和八斤，还有仲林济生和李秀。那时下了班就哄着这几个孩子玩。一直到老，说起纬九路的孩子来，都叫小名，亲如己出。小秀后来做了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八斤当过市少年宫的书记。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还时常与八斤打交道。十月的弟弟小红是我在省委近20年的同事。我们办公室在同一层楼上。我俩各主编一份刊物，隔三差五到一块聊聊。每次看到小红，就想起十月姥爷。小红走路姿态跟姥爷如出一辙。十月姥爷是老海军，长长的寿眉，一件海魂衫领着孩子们在南操场踢球！是山医大院仅有的能和孩子们玩到一起的快乐老头。一闭眼就能看见老头笑眯眯的样子。

说到十月，从60年至今同生同长。走上不同规迹，我觉得是从下乡开始。我们这一级同学阴差阳错成了文革中唯一不下乡的一届学生。可十月在此之前已随两个姐姐去日照插队了。等到返城，大家已各奔前程了。如不下乡，肯定是在济柴或济铁的大队之中。也可能是在厂子里当官太早，放弃了恢复高考的机会。当然，现在事业家庭都成功，与树意都成为优秀企业家，继续奋斗不止，为大家所羡慕。

现在十月在临沂办厂，难得一聚了。但是看到网上十月怼小玲，总是兴趣盎然，我想也是大家共同感受。好长时间没见十月上网了。十月，想你了！祝生日快乐！

端午见闻

端午假期，弟弟妹妹外出旅游了，我在山医家里陪老爹。每天早晚在山医院里散步，看着熟悉的院落和林荫路，无数感慨涌上心头。

先是觉得院子小了。过去附小放学要走路队。走过大饭厅，摘几片花椒叶，经过振海妈妈择菜的案子，经过孙大爷烤烧饼的炉子，走过东村小卖部和理发室，走了老半天才到陈琪家门口；接着走过孙岩家翟燕家任民家，才到南操场；爬一爬杠子，打几个秋千，坐在水池上喝两口自来水，又路过排球场蓝球场，看大学生热闹的上课；就如西天取经那么长的道路，要经多少考验才能走进青杨路家里！现在开步走来，几分钟就走完记忆中的漫漫长路。尤其是从长柏路现在的图书馆走过，充其量四五十步，这怎么可能？过去这里是山医花房，有四季花香的玻璃温室，有令人馋涎欲滴的葡萄架，高大的杏树和海棠果，是每一个附小学生心中的梦境和圣地。每次走过铁蒺蓠围墙，都要留意有没有新的豁口能钻进去，经常发现草丛中被人掀起来一个狗洞大小的口子。这是昨晚谁干的？那几个有名的调皮蛋名字迅速在心中排到一遍。葡萄还是酸的哪，就像那只著名的狐狸一样，羡慕嫉妒恨！。

再就是人们变老了。上小学的时候，我是成绩不错的学生，叔叔阿姨见到了经常夸奖两句，因此我也乐意给大人问好。现在院中行，不时遇到长辈，如张校长的先生康叔叔，丁牧的爸爸丁叔叔，图书馆的辛阿姨等等，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长辈们说：曙光没变样，今年多大了？答曰：六十五了，退休四年了！刚刚习惯了当爷爷奶奶，换个地方又成了孙子！

想起了剪子巷。

剪子巷是小时候经常走过的老街，位于趵突泉西侧，南接劝业场，北抵估衣市街。其实真正的剪子巷只是其中的北段，五路狮子口以南叫花墙子街。透过花墙砖空就看到三股水，听到轰隆隆喷泉声，青石铺就的路上汩汩泉水遍地流着，路西的泉池里拔着西瓜。那时的西瓜真大，白皮白瓤白子，二三十斤一个，不是现在的小花皮西瓜可比的。路东是大板桥小板桥，人们站在水里用棒槌敲打着洗衣，孩子们吆三喝四地打水仗玩。过了这路口向北，路两旁就是铁匠铺了，光着脊梁的铁匠们穿着皮围裙，叮叮当当地打锄头镐头之类的东西。大师傅小锤一点，徒弟的大锤跟着就砸上，三下两下有了形状，又扔到火里再烧，几次三番成了形，夾起放到水盆里，呲的一团水汽喷起！让我们惊羡不已。早晨起来铺子都下门板，晚上又一块一块地上上。一家一家的铁匠铺产品也各不相同，我记得有卖菜刀的、卖火钩子的、卖炉子、烟囱的，就是记不起哪家卖剪子。剪子巷北口是卖火车票的当时是济南相当有人气的所在。火车售票处两边都是卖旧皮袄旧车子的店铺。斜对过是两家有名的老店一一京文布店和北厚记酱菜店。这就出了剪子巷了，打住！

老院回望

五一在家陪老爹。为了看看医科院挂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牌子，晚饭后散步自西南门出，进山医南门。一医大的校牌看到了，黑字白底在那里挂着，就感觉在啪啪地抽山大的脸。进的南门，看到路侧立一校园介绍的牌子，大意是说这是原齐鲁大学校园，完整保留了当年主体，被确认为国家重点保护建筑群，是宜学宜游的校园，等等。

看罢介绍，一股冷意窜过脊背。且不说办公楼是烧后重建的，号院也是假古董，这个院子完全不是我们儿时生活的样子了。

我们家曾先后在长柏路9号，青杨路3号和柳荫路6号住过。那时每座小楼柏墙环绕，从路口拐进院来，有30米左右的花园小院，楼侧洋槐蔽日，楼后也是一片百草丛生的花园。天气好的时候，山师山艺学画画的学生坐在马扎上一排排地写生。青杨路3号有一棵五六十年的大树，每年农学院的学生要从泰安跑来看它。听他们的老师讲，山东全省就这一棵。青杨路3号的葡萄和洋姜，4号的杏，1号的核桃，长柏路4号王哲院里的草莓，是多少馋涎垂尺的孩子们的梦呵！那时克嘉和小玲后院有一径小路，柏墙上开满了牵牛花。秋天结籽，一球一球的，中药叫黑白丑。各家楼下一蓬一开着蜀葵，大红的，粉红的，白白的。花开过后长成一个个小馒头似的果子，经常被扒出吃掉。至于各处都有的碧桃树，毛桃并不好吃，可用于弹弓子弹。桃胶的用处更多了，用两根树枝缠呀缠呀，直到拉出长长的银絲………可以粘知了，也可粘在小条"我是小王八"贴在别人背上。晚上有螢火虫飞来飞去，小刺猬顺着墙根跑…………

突然来了“史无前例”，军工宣队占领大学，花园扒了种玉米，大树伐掉开农田。可怜老美苦心经营的花园，一遭灰飞烟灭。

现在，柳荫路小楼一座也没剩下，青杨路小楼在新楼之间一天天在腐朽。仅剩的长柏路小楼也面目全非。哪里还有百年校园的影子呢？

作为一个曾经营过大学的人，看到今昔巨变，百味杂陈。我在职时曾访问过美国大部分长青藤大学，到过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海德堡，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等数十座著名学校。从设计的理念看，当年齐鲁大学的失策在于把教学区和住宅区放在同一院里。一旦遭逢时局动荡，玉石俱焚。在济南，山师的创办构思就把两者截然分开，两下互不干扰，原貌就保持的完整些。

苦楝开花了

山医的苦楝开花了。浓郁的花香似丁香而更烈，飘洒的更远。苦楝花淡淡的紫色，一串一串也似丁香。但树干高大，路边矮的三四米，高的有五六层楼高。树冠上密密麻麻缀满花束，远远望去就像拂晓天边的云。风儿吹过，辟辟叭叭掉落一地黄色的果实，我们小时候叫它"臭豆子“。

臭豆子恐怕是最不讨人喜欢的果实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山医院内树上的果子，不论青涩与否，一概是孩子们的最爱。从青杏还同手指肚一般大，里面还是一泡水呢，到涩的伸不出舌头的软枣，豆粒大的葡萄，青皮染手洗不掉的核桃，甚至月季的花蕾，酸掉牙的枸子等等，都要千方百计地尝尝，唯有臭豆子除外！连鸟儿都不吃它。

不受待见的臭豆子于是落满一地。马路上被踩得黄乎乎地一滩又一滩。要说用处，也就是晒干了当弹弓子。可它份量又轻，个头又小，打也打不远，打在人身上有点痛，打在玻璃上倒不用担心。

沒用的苦楝子，在中医那里却称可理气，止痛，清湿热，驱虫。当然，这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

邢台大地震那天

1966年3月22日是个阴天，下午课外活动我们班在山医大饭厅烟囱下煤渣堆里清理废铁。突然，脚下晃动一下，抬头看见大烟囱在揺。地震啦！因为在此之前邢台有地震报道，孩子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哗啦啦就跑散了。回头望去，烟囱还在摇！

这是我们经历的第一次大地震！三个月后，文革开始了！我们每人都和国家一起开启了新的一章！

走着走着人就少了

近来老是听到有人去世的消息。远的有李咏金庸，我们身边则是蔡爱华。

按说我们这个年纪，生生死死见的多了，爷爷奶奶辈不消说，父母一辈也仙逝了许多。人生路上，走着走着，熟悉的叔伯阿姨不见了，走着走着，家中长者一个一个也挽留不住。及至儿时伙伴，厂里师兄弟，机关里的同事也驾鹤西去，突然发现一一快轮到我们了！最近的一击是蔡爱华的病故。

初见蔡爱华是附小四年级的时候。从明湖路小学转来白白瘦瘦的一个小姑娘，文文静静的。她兄妹三人，国防，华华，莉莉。她家的房子原来是南松家，邻居是丁友伯伯，楼下是于勋忱书记家。国防高我们两级，莉莉则是我妹妹最好的朋友。她妈妈吴阿姨也是老革命，和我妈妈一个部门。老人离休后，我推着妈妈在中心花园晒太阳，经常遇到吴阿姨散步，身后跟着那条老黄狗。一年一年，老狗的尾巴都秃了，走起来也摇摇晃晃。两位老太太说一声:今天太阳真好。就并排坐着无言眺望。

蔡爱华是幸运的，文革后期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山医毕业后分配到省中医院放射科。在山医孩子们中是凤毛麟角。那时在院里碰到她们同学下课，一群女孩子背着书包，心中好不羡慕！！这么一个漂亮姑娘，不知哪个小子有幸娶回家去？但是后来夫妻成仇，闹的到要命的程度。也是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无可奈何。

听李鸿讲，蔡爱华去世时只有儿子和媳妇在身边。却有王老师和儿时姐妹送行，也是有福了！